神马文学网“科技”因何泛滥？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19 10:56:51
“科技”因何泛滥？
作者简介：黄礼强，男，1980年生，北京邮电大学通信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
关键词：科技 科学 技术
“科技”这个词在中国是屡见不鲜的，这一词汇可称得上是极具中国特色的一大发明创造，但是这个词本身却隐含着许多不妥之处。时下，已经有不少学者著文从各个层面剖析科学与技术的区别，其旨在扭转用“科技”来混谈科学与技术的局面。对于科学与技术的异同及联系，本文不再赘述，下面仅就为什么“科技”这个词能在中国大地上存在的原因进行一些分析。
试想，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即便不懂得科学与技术的异同，如果能看一遍类似邹承鲁先生他们所写分辨二者的文章①，很容易就能理解科学与技术有着如此之大的不同。然而，自从“科技”出现以来即在各种场合开始流行，现在更是可以堪称泛滥成灾。
众所周知，“科技”一词是无法翻译成单个英语词汇，勉强能翻译为“Science and Technology”。可是如果让一个西方人来看这样的翻译，不免会觉得怪异，就象看到把爱因斯坦和爱迪生并举一样，虽然二者在各自领域都是翘楚，但是一同列举终归不妥。在英文中，Science和Technology是泾渭分明，不能随意糅合的。
开始论述之前，先在世界最大的互联网搜索引擎Google上看一看相关的搜索结果：
搜索关键字
结果数目
科技
10,100,000
技术
8,590,000
科学
2,570,000
科学 (and) 技术
1,790,000
这样的一个统计虽然并不精确，但是亦能从中窥见“科技”的泛滥程度，也不难揣测“科技”这种思维到底是偏向了科学还是偏向了技术。
要想知道为什么“科技”能如此大行其道，首先需要溯源一下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在中国哲学中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一直提倡“经世致用”，这种实用主义的精神已经在几千年的文化传承中渗透进了几乎每一种行当，潜移默化了几乎每一个人的思维。要证明这一点很简单，只需要看看中国古代最能引以为傲的“科技”成果的代表——四大发明，就知道受实用主义的影响有多么深重了。火药、造纸术、指南针、印刷术没有一样能称得上是科学的突破，全部都是工匠技术的结晶，“工匠传统”的根深蒂固早已拒绝了基础科学的萌芽。
中国历来是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古代社会阶层的大致划分依次为：士、农、工、商。作为统治阶级的地主从自身利益出发，视“农”远高于“工”，即便是创造了辉煌“科技”的工匠，也并没有获得相应的社会地位，技术发明创造往往被谑称为“奇技淫巧”。这种由封建意识形态灌输形成的歧视态度，为日后技术本身的发展也蒙上了阴影，不能不说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可悲之处。
遍观中国古代能称得上科学家的人多半是出自“士”阶层，诸如沈括、祖冲之、张衡等等，这些人或多或少都有一官半职，可以让他们在搞科学研究之余没有求温饱的后顾之忧。但是在封建社会里，“士”毕竟只能占总人口的很少部分，由此也注定了科学家数量的极其有限，更遑论科学精神的建立和继承了。在这个问题上，儒家文化在教育思想，以及人才选拔模式上所形成的桎梏向来为人所诟病。
1840年，英国人靠船坚炮利野蛮地敲开中国大门以后，夜郎自大了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不得不开始笨拙而慌张地学习“科学”，那时的当务之急是富国强兵，要急速地实现这一切，需要的是能生产机器和制造枪炮的直接技术，具有代表意义的洋务运动提出的口号也是“师夷长技以制夷”。虽然科学的精神开始传入，一些科学译作开始登陆中国，但是没有任何机会可以等待科学在中国的慢慢成长。可见，科学在进入中国之初就开始了畸形的发展。此后又经历多年的战乱，科学在中国的生长更是举步维艰。
新中国建立以后，百废待兴的局面终于为科学研究带来了一丝希望。可是一穷二白之下的首要任务依旧是温饱，急功近利的全国性政治运动也一而再，再而三地让“脱离实际的”科学研究多次被迫中断。科学，它不具有时效性的先天特点，似乎已经成为它在中国无法正常发展的最大障碍。本来就起步甚晚的自然科学研究所遭受的排挤，可以说跨越了意识形态和政权历次更迭，或许恰恰反映了历史文化传统的沉重束缚。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逐渐对基础性的自然科学研究给予了重视，但是相比之下仍然显得单薄，在科学研究领域追名逐利，甚至把科研当作一种“政治任务”的人大有所在。曾经为媒体所炒做的“中国人何时能获得诺贝尔奖？”，正是这种畸形心态的真实写照。然而，只有深厚、广泛并且持续的基础研究才能孕育出异军突起的技术革命，从而以此为基础建立起自己的支柱产业。在科学研究上的急功近利和心浮气燥，都是对科学精神的践踏，自然更不能指望有所建树。
即便是当科学的重要性被意识到以后，却也由于宣传科学的方法不当，导致了一般民众对科学并没有形成一个清楚的认识。此时的科学已经被人为地赋予了过多的意义，以异样的色彩辉映着意识形态的需要，科学变得更加象是一个文化符号，象征着“知识”，象征着“革命”，也象征着“与时俱进”。在层层光环笼罩之下，科学似乎距离它的本质越来越远了。
中国科学院院士邹珍鲁曾在美国《科学》周刊撰文时指出，中国有一个词叫“科技”（当时用英文表示的是“SciTech”），这个不伦不类的词主要——甚至全部是指技术，很少指科学。既然“科技”是指技术而非科学，那为什么在应该提到技术的时候人们总是要以“科技”来代替呢？
既然技术在本应该单独出现的时候总爱拉上科学，说明技术在人们的心目中存在着某种缺陷，为了掩饰这种缺陷，想说技术的人就开始用已经变得“时髦的”科学来为其遮羞，这或许就是科技一词如此泛滥的原因所在。这种需要被掩饰的缺陷，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长期以来对工匠技术的歧视态度所造成的，在这个意义上，缺陷更应该被理解作存在于人们的思想之中，而并不在于技术本身。
“神州五号”的成功发射是中国航天技术的历史性突破，每一个中国人都会为之而自豪，这样的技术又何必遮羞？“神州五号”的成功，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也是由一点点的技术积累而成。诚然，没有任何一个单一的技术能如“神州五号”这般壮丽辉煌，但是作为一项单一的技术成果在向外宣传的时候为什么总是要妄自菲薄，认为“技术”的称呼会被人所看低，难道技术就是低俗的代名词，不足为道？
前面已经说过，“科学”在大众之中更象是一个文化符号，什么事物如果能和科学搭上边，似乎就笼罩在层层光环之下，意味着“进步”和“时髦”。而技术在人们心中的概念还常常停留在工厂的车间和工人师傅的手工活，仿佛只是代表着简单体力劳动。就算有一部分人表面上承认技术的重要性，也不免在心底嘀咕一句“无他，唯手熟耳”，骨子里依然没有摆脱对技术的歧视心理。由此看来，人们对技术的心理歧视直接导致了技术在出现的时候总是要强行拉上科学来给自己贴一点金，似乎一定要称自己为“科技”才能证明自己也是有知识含量的。技术的自卑心理既贻害了技术本身，也深深地殃及了科学。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本来就不够清晰的科学概念经“科技”一混淆，变得越发难以甄别了。
此外，时下的某些政府官员为了自己的仕途顺利，往往看重在任期间的政绩，这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现实的成果来证明，因而对技术的重视远远超过了无法产生现实效果的科学研究。但是，他们也为了顺应潮流，凸现自己并不是“唯手熟耳”，对外宣传也就是“科技”了，这样的事例在中国举不盛举，在街头报刊和视听新闻中随处可寻，早已司空见惯。
而且根据从众效应可以预见，在“科技”已经被滥用的今天，就算某人知道自己要说的是技术，为了让外人能接受，恐怕也只有改称“科技”了。“科技”的滥用已经积重难返，继续泛滥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了。
最后再提一件事情，“李约瑟难题”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启迪了关于中国古代科学发展的思索，但是李约瑟先生的巨著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英文原名，直译应是《中国的科学与文明》），在书架上我们看到的名字却是《中国科学技术史》，去掉“文明”而加上“技术”，然后还在书中探询中国科学落后的原因，这本身岂不是就是莫大的讽刺么？！
参考文献：
①《科学与技术不可合二为一》 邹承鲁 王志珍，《科技日报》（2003）。
作者简介：黄礼强，男，1980年生，北京邮电大学通信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
关键词：科技 科学 技术
“科技”这个词在中国是屡见不鲜的，这一词汇可称得上是极具中国特色的一大发明创造，但是这个词本身却隐含着许多不妥之处。时下，已经有不少学者著文从各个层面剖析科学与技术的区别，其旨在扭转用“科技”来混谈科学与技术的局面。对于科学与技术的异同及联系，本文不再赘述，下面仅就为什么“科技”这个词能在中国大地上存在的原因进行一些分析。
试想，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即便不懂得科学与技术的异同，如果能看一遍类似邹承鲁先生他们所写分辨二者的文章①，很容易就能理解科学与技术有着如此之大的不同。然而，自从“科技”出现以来即在各种场合开始流行，现在更是可以堪称泛滥成灾。
众所周知，“科技”一词是无法翻译成单个英语词汇，勉强能翻译为“Science and Technology”。可是如果让一个西方人来看这样的翻译，不免会觉得怪异，就象看到把爱因斯坦和爱迪生并举一样，虽然二者在各自领域都是翘楚，但是一同列举终归不妥。在英文中，Science和Technology是泾渭分明，不能随意糅合的。
开始论述之前，先在世界最大的互联网搜索引擎Google上看一看相关的搜索结果：
搜索关键字
结果数目
科技
10,100,000
技术
8,590,000
科学
2,570,000
科学 (and) 技术
1,790,000
这样的一个统计虽然并不精确，但是亦能从中窥见“科技”的泛滥程度，也不难揣测“科技”这种思维到底是偏向了科学还是偏向了技术。
要想知道为什么“科技”能如此大行其道，首先需要溯源一下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在中国哲学中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一直提倡“经世致用”，这种实用主义的精神已经在几千年的文化传承中渗透进了几乎每一种行当，潜移默化了几乎每一个人的思维。要证明这一点很简单，只需要看看中国古代最能引以为傲的“科技”成果的代表——四大发明，就知道受实用主义的影响有多么深重了。火药、造纸术、指南针、印刷术没有一样能称得上是科学的突破，全部都是工匠技术的结晶，“工匠传统”的根深蒂固早已拒绝了基础科学的萌芽。
中国历来是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古代社会阶层的大致划分依次为：士、农、工、商。作为统治阶级的地主从自身利益出发，视“农”远高于“工”，即便是创造了辉煌“科技”的工匠，也并没有获得相应的社会地位，技术发明创造往往被谑称为“奇技淫巧”。这种由封建意识形态灌输形成的歧视态度，为日后技术本身的发展也蒙上了阴影，不能不说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可悲之处。
遍观中国古代能称得上科学家的人多半是出自“士”阶层，诸如沈括、祖冲之、张衡等等，这些人或多或少都有一官半职，可以让他们在搞科学研究之余没有求温饱的后顾之忧。但是在封建社会里，“士”毕竟只能占总人口的很少部分，由此也注定了科学家数量的极其有限，更遑论科学精神的建立和继承了。在这个问题上，儒家文化在教育思想，以及人才选拔模式上所形成的桎梏向来为人所诟病。
1840年，英国人靠船坚炮利野蛮地敲开中国大门以后，夜郎自大了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不得不开始笨拙而慌张地学习“科学”，那时的当务之急是富国强兵，要急速地实现这一切，需要的是能生产机器和制造枪炮的直接技术，具有代表意义的洋务运动提出的口号也是“师夷长技以制夷”。虽然科学的精神开始传入，一些科学译作开始登陆中国，但是没有任何机会可以等待科学在中国的慢慢成长。可见，科学在进入中国之初就开始了畸形的发展。此后又经历多年的战乱，科学在中国的生长更是举步维艰。
新中国建立以后，百废待兴的局面终于为科学研究带来了一丝希望。可是一穷二白之下的首要任务依旧是温饱，急功近利的全国性政治运动也一而再，再而三地让“脱离实际的”科学研究多次被迫中断。科学，它不具有时效性的先天特点，似乎已经成为它在中国无法正常发展的最大障碍。本来就起步甚晚的自然科学研究所遭受的排挤，可以说跨越了意识形态和政权历次更迭，或许恰恰反映了历史文化传统的沉重束缚。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逐渐对基础性的自然科学研究给予了重视，但是相比之下仍然显得单薄，在科学研究领域追名逐利，甚至把科研当作一种“政治任务”的人大有所在。曾经为媒体所炒做的“中国人何时能获得诺贝尔奖？”，正是这种畸形心态的真实写照。然而，只有深厚、广泛并且持续的基础研究才能孕育出异军突起的技术革命，从而以此为基础建立起自己的支柱产业。在科学研究上的急功近利和心浮气燥，都是对科学精神的践踏，自然更不能指望有所建树。
即便是当科学的重要性被意识到以后，却也由于宣传科学的方法不当，导致了一般民众对科学并没有形成一个清楚的认识。此时的科学已经被人为地赋予了过多的意义，以异样的色彩辉映着意识形态的需要，科学变得更加象是一个文化符号，象征着“知识”，象征着“革命”，也象征着“与时俱进”。在层层光环笼罩之下，科学似乎距离它的本质越来越远了。
中国科学院院士邹珍鲁曾在美国《科学》周刊撰文时指出，中国有一个词叫“科技”（当时用英文表示的是“SciTech”），这个不伦不类的词主要——甚至全部是指技术，很少指科学。既然“科技”是指技术而非科学，那为什么在应该提到技术的时候人们总是要以“科技”来代替呢？
既然技术在本应该单独出现的时候总爱拉上科学，说明技术在人们的心目中存在着某种缺陷，为了掩饰这种缺陷，想说技术的人就开始用已经变得“时髦的”科学来为其遮羞，这或许就是科技一词如此泛滥的原因所在。这种需要被掩饰的缺陷，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长期以来对工匠技术的歧视态度所造成的，在这个意义上，缺陷更应该被理解作存在于人们的思想之中，而并不在于技术本身。
“神州五号”的成功发射是中国航天技术的历史性突破，每一个中国人都会为之而自豪，这样的技术又何必遮羞？“神州五号”的成功，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也是由一点点的技术积累而成。诚然，没有任何一个单一的技术能如“神州五号”这般壮丽辉煌，但是作为一项单一的技术成果在向外宣传的时候为什么总是要妄自菲薄，认为“技术”的称呼会被人所看低，难道技术就是低俗的代名词，不足为道？
前面已经说过，“科学”在大众之中更象是一个文化符号，什么事物如果能和科学搭上边，似乎就笼罩在层层光环之下，意味着“进步”和“时髦”。而技术在人们心中的概念还常常停留在工厂的车间和工人师傅的手工活，仿佛只是代表着简单体力劳动。就算有一部分人表面上承认技术的重要性，也不免在心底嘀咕一句“无他，唯手熟耳”，骨子里依然没有摆脱对技术的歧视心理。由此看来，人们对技术的心理歧视直接导致了技术在出现的时候总是要强行拉上科学来给自己贴一点金，似乎一定要称自己为“科技”才能证明自己也是有知识含量的。技术的自卑心理既贻害了技术本身，也深深地殃及了科学。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本来就不够清晰的科学概念经“科技”一混淆，变得越发难以甄别了。
此外，时下的某些政府官员为了自己的仕途顺利，往往看重在任期间的政绩，这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现实的成果来证明，因而对技术的重视远远超过了无法产生现实效果的科学研究。但是，他们也为了顺应潮流，凸现自己并不是“唯手熟耳”，对外宣传也就是“科技”了，这样的事例在中国举不盛举，在街头报刊和视听新闻中随处可寻，早已司空见惯。
而且根据从众效应可以预见，在“科技”已经被滥用的今天，就算某人知道自己要说的是技术，为了让外人能接受，恐怕也只有改称“科技”了。“科技”的滥用已经积重难返，继续泛滥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了。
最后再提一件事情，“李约瑟难题”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启迪了关于中国古代科学发展的思索，但是李约瑟先生的巨著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英文原名，直译应是《中国的科学与文明》），在书架上我们看到的名字却是《中国科学技术史》，去掉“文明”而加上“技术”，然后还在书中探询中国科学落后的原因，这本身岂不是就是莫大的讽刺么？！
参考文献：
①《科学与技术不可合二为一》 邹承鲁 王志珍，《科技日报》（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