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在世界尽头─传教士到亚洲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4 07:38:52
蔡筱颖／马赛正当梵蒂冈教廷与中国为建交条件难以妥协之际，以传教士一八六○到一九六○年在亚洲、大洋洲的传教为主题的「传教士在世界尽头」照片展陆续在法国马赛、英国伦敦和意大利的罗马展开，以观察传教士们在不同文化之间与传统社会的关系。
传教士的事业始于中世纪，其发展则是伴随着两波的殖民扩张：一是十六到十八世纪的西班牙、葡萄牙和荷兰，另一是十九世纪的英国和法国。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时期的殖民母国，其传教士总是与殖民者共同参与开发全球文明，作为第一次全球化的运作者，他们从未对殖民概念提出疑问，因为自认担负拯救被殖民者脱离苦难的角色，目标则是建立天主教文明社会。
传教殖民 双头并进
以法国传教士为例，若在传教当地发生事件，法国海军会立即介入，传教士也必须定期写报告呈报上级，此举虽极具官僚形式，但也有监督当地的意味，完全不同于一些英国的基督教会独立于政府的做法。不过法国在一九○五年实施政教分离政策后，政府就不介入传教士的活动了。
当然也有传教士批判殖民的形式，并与当地人民共同抵抗殖民者的剥削，毕竟殖民体制不符平等、博爱的教义，甚至，许多基督教的传教士支持当地的国族主义，并参与这些国家的独立运动，要以他们的方式建立新国家，而这其中也有着反抗天主教支配的意义。在第一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传教士们更反省了「西方是文明者」的概念。
「传教士在世界尽头」策展人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大洋洲研究员马朔苳（Francoise Dounaire-Marsaudon）指出，在亚洲，十六、十七世纪先有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天主教士，十八世纪末则有基督教士抵达，虽然人数递增并遍及亚洲各地，但因佛教及各类传统宗教渊源已久，亚洲的教会人口最后仅占总人口的三％。相对的，在大洋洲则有八○％的信徒，天主教和基督教的竞争在当地也分外激烈，十八世纪较具组织的英国基督教士取代了西班牙天主教士的地位，梵蒂冈教廷意识到基督教的进展，特别在大洋洲创立了宗座代牧主教制度。
当十九世纪中叶，满清政府开放口岸，开始招来各式各样的人士到台湾探险。普罗旺斯大学东南亚研究院副主任白尚德(Chantal Zheng)说明，基督教长老教会进驻台南和淡水后，深获民心，但天主教观察员抵达台湾后，还是决定将重心放在中国大陆，而直到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大陆易帜后，大量的天主教神职人员才抵台。
在法国《十字架报》记者马洛维克(DorianMalovic)撰写的「黄色主教」一书中，上海的金鲁贤神父就描述当时的教会状况，「许多人都逃往香港(新闻、网站)、台湾、菲律宾、欧洲或美国，所有人都弃离了中国和三百万的天主教徒…一些与蒋介石有密切关系的中国主教都逃了。」
两岸传教 不同境遇
留在中国的传教士原先和千千万万的中国民众一样，对毛泽东的建国论调无限憧憬，可惜好景不常，建国之初他们立刻就被列为反帝目标下的首要敌人，《人民日报》抹黑传教士设立的孤儿院残杀两千名中国孩童，法国、意大利、美国传教士被认为是帝国主义的间谍，纷纷入狱或被驱逐出境。
在一九四九年，中国大陆有二千五百位位外国传教士，一九五四年只剩六十一位，其中有廿一人下狱。而共产党的宣传是，他们并非要打击天主教，而是人民的敌人─反革命分子藏在教会里，或是教会的外籍兵团正在组织军事行动要陷国家于不安。
至于到台湾的天主教传教士，当初选择台湾的理由是语言相同、地利方便，而他们接受国民党政府，也使他们有别于之前在地生根的基督教传教士。白尚德强调天主教士的处境说：「传教士接受政台湾府指示要他们前往东部传教，但是政府又以每年必须更换居留证的措施，来限制他们对台湾社会的政治参与」，但值得欣慰的是台湾原住民社会对外国人的开放态度，加上神职人员带来物质和精神支柱，原住民因而成为台湾社会较早接受天主教的社群。
济弱扶贫 外界肯定
只是，在台湾社会，佛教的包容性信仰，让传教士必须积极处理排他性教义所面临的危机，另一方面，由帮助原住民扩大到外劳，传教士在社会工作的积极和济弱扶贫，使外界肯定他们的工作。毕生奉献台湾，已失去对自己国家认同的传教士，其传承也开始由当地人取代，传教士虽日渐凋零，却尽力要将他们在台湾的故事写到最后一页。
传教士的事业始于中世纪，其发展则是伴随着两波的殖民扩张：一是十六到十八世纪的西班牙、葡萄牙和荷兰，另一是十九世纪的英国和法国。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时期的殖民母国，其传教士总是与殖民者共同参与开发全球文明，作为第一次全球化的运作者，他们从未对殖民概念提出疑问，因为自认担负拯救被殖民者脱离苦难的角色，目标则是建立天主教文明社会。
传教殖民 双头并进
以法国传教士为例，若在传教当地发生事件，法国海军会立即介入，传教士也必须定期写报告呈报上级，此举虽极具官僚形式，但也有监督当地的意味，完全不同于一些英国的基督教会独立于政府的做法。不过法国在一九○五年实施政教分离政策后，政府就不介入传教士的活动了。
当然也有传教士批判殖民的形式，并与当地人民共同抵抗殖民者的剥削，毕竟殖民体制不符平等、博爱的教义，甚至，许多基督教的传教士支持当地的国族主义，并参与这些国家的独立运动，要以他们的方式建立新国家，而这其中也有着反抗天主教支配的意义。在第一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传教士们更反省了「西方是文明者」的概念。
「传教士在世界尽头」策展人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大洋洲研究员马朔苳（Francoise Dounaire-Marsaudon）指出，在亚洲，十六、十七世纪先有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天主教士，十八世纪末则有基督教士抵达，虽然人数递增并遍及亚洲各地，但因佛教及各类传统宗教渊源已久，亚洲的教会人口最后仅占总人口的三％。相对的，在大洋洲则有八○％的信徒，天主教和基督教的竞争在当地也分外激烈，十八世纪较具组织的英国基督教士取代了西班牙天主教士的地位，梵蒂冈教廷意识到基督教的进展，特别在大洋洲创立了宗座代牧主教制度。
当十九世纪中叶，满清政府开放口岸，开始招来各式各样的人士到台湾探险。普罗旺斯大学东南亚研究院副主任白尚德(Chantal Zheng)说明，基督教长老教会进驻台南和淡水后，深获民心，但天主教观察员抵达台湾后，还是决定将重心放在中国大陆，而直到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大陆易帜后，大量的天主教神职人员才抵台。
在法国《十字架报》记者马洛维克(DorianMalovic)撰写的「黄色主教」一书中，上海的金鲁贤神父就描述当时的教会状况，「许多人都逃往香港(新闻、网站)、台湾、菲律宾、欧洲或美国，所有人都弃离了中国和三百万的天主教徒…一些与蒋介石有密切关系的中国主教都逃了。」
两岸传教 不同境遇
留在中国的传教士原先和千千万万的中国民众一样，对毛泽东的建国论调无限憧憬，可惜好景不常，建国之初他们立刻就被列为反帝目标下的首要敌人，《人民日报》抹黑传教士设立的孤儿院残杀两千名中国孩童，法国、意大利、美国传教士被认为是帝国主义的间谍，纷纷入狱或被驱逐出境。
在一九四九年，中国大陆有二千五百位位外国传教士，一九五四年只剩六十一位，其中有廿一人下狱。而共产党的宣传是，他们并非要打击天主教，而是人民的敌人─反革命分子藏在教会里，或是教会的外籍兵团正在组织军事行动要陷国家于不安。
至于到台湾的天主教传教士，当初选择台湾的理由是语言相同、地利方便，而他们接受国民党政府，也使他们有别于之前在地生根的基督教传教士。白尚德强调天主教士的处境说：「传教士接受政台湾府指示要他们前往东部传教，但是政府又以每年必须更换居留证的措施，来限制他们对台湾社会的政治参与」，但值得欣慰的是台湾原住民社会对外国人的开放态度，加上神职人员带来物质和精神支柱，原住民因而成为台湾社会较早接受天主教的社群。
济弱扶贫 外界肯定
只是，在台湾社会，佛教的包容性信仰，让传教士必须积极处理排他性教义所面临的危机，另一方面，由帮助原住民扩大到外劳，传教士在社会工作的积极和济弱扶贫，使外界肯定他们的工作。毕生奉献台湾，已失去对自己国家认同的传教士，其传承也开始由当地人取代，传教士虽日渐凋零，却尽力要将他们在台湾的故事写到最后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