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裔获诺贝尔奖之三大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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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奖设立百年以来共有6位华裔科学家获此殊荣,记者调查发现
诺贝尔奖:华裔获奖之三大特点

崔琦
诺贝尔奖伴随20世纪科技的发展已整整100年了。回顾诺贝尔奖的百年历史,先后有6位华裔科学家获得诺贝尔科学奖,从李政道、杨振宁开始,到丁肇中、崔琦、朱棣文等。他们获得诺贝尔奖有什么共性吗?是否能给我们提供一些借鉴?
■中西融合,造就了他们
近日,2000年度诺贝尔物理奖的获得者基尔比(Jack Kilby)来到北京,在清华大学演讲后接受了记者采访。当问及对中美教育的看法时,他说,我对中国的教育了解不多,但根据我与上海和北京的大学生交流,从总体上感到,中国的中学和小学教育非常成功,而大学教育,美国比较好一些。
在获得诺贝尔奖的华人科学家身上,都有一个明显的共同,就是他们都接受了中西教育。这在199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崔琦身上,体现得比较明显。1939年他生于中国河南省,50年代到香港接受教育,1957年在培正中学毕业,随后到美国继续深造,1967年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获物理学博士学位,此后到贝尔实验室工作,1982年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并从事科研至今。
1976年诺贝尔奖物理奖得主丁肇中教授在内地上小学,在台湾上中学,在美国上大学、研究生,对中西教育感受较深。与西方教育相比,丁肇中认为我们的现代教育要培养和尊重学生的个性。要启发诱导学生去独立思考,扩大他们对这个世界的兴趣,帮助他们做他们想做的事,而不是围着分数转。考试能拿第一并不代表一切,因为考试是解决别人解决了的问题,而科学研究是解决别人解决不了的问题。
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教授说,美国学生在学业上有广泛的兴趣、进行不规范的训练、精力充沛、有自信心,但是傲慢、自大;而中国学生限于狭窄的专业、进行扎实的操练、按部就班、安静、谦逊、沉静,但缺乏自信心。他认为,中国的教育体制更适应大多数人,而美国的教育体制则适于极少数的人,如比尔·盖茨等精英分子,两种教育应取长补短。杨振宁教授说,他的读书经验大部分在中国,研究经验大部分在美国,吸取了两种不同教育方式的好的地方。
■ 年轻,是他们的共性
1957年12月,瑞典皇家科学院将当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两位华裔科学家——杨振宁和李政道。李政道教授当时只有31岁,在历次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中,他是第二位最年轻的。杨振宁当时也不过36岁。中科院心理研究所王极盛教授说,我曾对中科院的学部委员(院士)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中年时期的创新能力比青年时期高。另外,对一般科技人员的测试表明,中年时期的创新能力比青年时期高。因此,一定要走出中年人创造力不行的误区,我们在大力发挥青年人的创新能力的基础上,不能忽视中年人的创造力。如果忽视中年人创造力的发挥,这是极大地浪费我国的创造力资源。
据统计,历史上重大科学发现和重大科学成果的发明者大多数是年龄在25岁至45岁,平均峰值是37岁。其他华裔诺贝尔奖得主的获奖年龄,丁肇中40岁,朱棣文49岁,崔琦59岁。
■ 创新,是他们的长处
1997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朱棣文说,创新一定要敢于想象,用新的方法思考问题。一旦你有了新的想法,你可以到某一方面的专家那里去请教,一起讨论是不是有可能,还有没有更好的方法来做到这一点。朱棣文说,他自己获得诺贝尔奖的工作,也不是现成的、能在课堂里学到的,而是从新的领域中重新开始探索学起的。
杨振宁教授则从思维方式上解释了什么叫“创新”。他说,当年在联大学的方法主体是推演法:是从数学推演到物理的方法。后来跟美国老师泰勒学到归纳法,渐渐了解到他的思考方法的好处,因为归纳法的起点是物理现象。从这个方向出发,不易陷入形式化的泥坑。
身为华人,朱棣文始终关注中国的发展。他说,对中国而言,未来的发展走向是很重要的事。“我认为目前很多方面的发展都在往正确的、好的方向走。对科学来说,创新精神是最重要的。中国的学校过多强调学生的书本知识和过于频繁地进行书面考试,而激励学生创新精神不足”。
王极盛教授从事创新思维研究二三十年,他在接受采访时说,“诺贝尔科学奖”靠实践,靠新理论、新方法、新成果。没有创新心理效应,没有产物,你就变成不了实际的东西,变不成新理论、新方法。“我认为中国人要得诺贝尔科学奖,根本条件要创新思维水平高、创新心理效应大”。

丁肇中

朱棣文

杨振宁

李政道
《北京青年报》 2001年6月0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