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孝远专题1:中国文化中的真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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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北京大学
朱孝远,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美国俄勒冈大学荣誉教授,北京大学希腊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世界中世纪史学会副理事长。专业特长及近期研究方向为宗教改革,文艺复兴,中世纪思想文化史,世界中古史,欧洲史,历史学理论与方法,社会结构的变化与欧洲资本主义的兴起,欧洲、中国从中世纪向近代社会形态转变(过渡)问题研究。

连续三个周末,我都将在这里和大家一起度过,对于我自己来说,这是一种最宝贵的同时也是最愉快的经验,因为一个历史学家能够在北京大学受到这样的礼遇,那在国内也是寥寥无几的了。坦白地说,这使我想起《一千零一夜》中那位美丽的宰相的女儿,我记得她的名字是谢赫拉查达,为了终止国王对于女性的残暴报复,她主动来到国王的宫廷,每天为他讲一个听起来天真烂漫、实际上却浸透了公正和宽恕的故事。她每天以能够看到明天的太阳深感喜悦,她相信,一千零一个夜晚,会让国王学会对于女孩子的尊重。现在,我也以这样的情绪来向你们展开中西文明的画卷,我也盼望明天清晨看到那照射在未名湖畔花神庙上的阳光,至于是否能够实现这一理想,那就要看我今天所讲的是什么故事了。

文化就是这样把自己身上的东西,几乎是一滴一滴注入人的血管,把感情注入感情,把灵魂注入灵魂。除了生存之外,我们还有另一个星空。

要研究中国的文化,一定要从认识身边这样的小事开始。

我们人类从自然界脱胎,就进入到文化的孕育之中。自然人一旦成为文化人,就要比其他生物多出了几百倍的兴奋。我知道有一种候鸟,为了寻找适合于自己生活的夏天,每年都往返于北极和南极之间,行程超过三万五千公里。但是,我们人类却有感觉、直觉和知觉三套感官,在意志力的驱动下,每年的来往又何止于千万里。文化是一种高级的生存形式,它让本能和犯罪的时代离去,却又成百倍、成千倍地放大了人的能量。文化触发了人的好奇心,它唤醒瘫痪了的意志,揭开魔术师的咒语。人不再健康欠佳了,他具备了更加完备的生命力、更加深奥的想象力和更加集中的创造力。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故事,但人类最深刻的传奇就在这里展现了。20多年前,我在一家200多人的小厂干着非常危险、但又十分奇妙的焊接工作。我第一次察觉到的伟大精神就是在这家小工厂显现的。电火花不免要灼伤眼睛,眼睛灼伤后就出于恐惧去看医生。那时,我们的厂医不过是个时露微笑的可爱女孩,尽管她已勇敢地征服了生活,居然初为人母了。看着穿着坚硬工作服的我,她没说什么就进去了。出来后,她递给我一个小瓶,里面有透着她体温的奶水,可以当作药来医治眼睛。我简直大吃一惊,看着她湿润的衣服,我不知说什么才好。要知道,这样的做法完全出乎意料之外,她轻松自然,却把我隐密的内心世界完全照亮。我觉得这是一个弥撒的完成,自然之物通过特殊的浓缩和神秘的转换,完全变成圣洁之物,我总算有所领悟:文化就是这样把自己身上的东西,几乎是一滴一滴注入人的血管,把感情注入感情,把灵魂注入灵魂。我试图去理解这亮似水晶的情分,总觉得除了生存之外,我们还有另一个星空。在那里,梵8226;高的花朵在强烈颤动,贝多芬在用他的力与命运抗争,而齐白石画中的虾在悠游,朱自清的荷塘却在银白色月光下波光粼粼。这,是一个属于心灵的世界,它的出现,却把幸福向世界敞开,凡是人,都会感受她的魅力。

要研究中国的文化,我以为,一定要从认识身边这样的事情开始。因为对我来说,对生活真正产生决定意义的,都是身边这样的小事。这种小事里面有着非常清晰的脉络,直接解救每个沉沦的灵魂。中国文化中的每一种精华,其实,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听命于这样的朴素诗。

从这样的小事里面,我们感受到了独一无二的精神幸福。在这里,幸福是一种丰富、一种和谐、一种传染、一种令人一生都无法忘怀的感情传递。幸福使人和人走近,走到了一起,结成了一个家庭、一个部落、一个民族。幸福触动了人最底层的根基,于是就在适当的时候,最为深刻地表现出人性。在这个意义上,正如一位哲人所说:历史,无非就是人性的不断改变而已。
这样,中国文化的美就突显出来了。它的基调,就是和谐。和谐能使冷漠的心灵流动,和谐也使热爱自由的民族联盟。和谐造就了一种高情感的文化类型,它超越了个人,并使个人在公益的高峰体验中被赋予了关于自由的全部权利。

女娲用自己的生命开启了中国文化的大门,她成为一个奇妙的网,让人走到了一起,开始建造自己幸福家园的伟大事业。中华民族的每个分子都在向这面无私的旗帜靠拢。

人是有根基的,这个根基不属于自我而属于团体,在中国人那里,被称为文化的,往往是那种可向往又超自我的生活形态。

那是一个流传得非常久远的故事了。在远古的某一天,世界变得可怕,来势汹汹的洪水让每个人的心中都充满了绝望。一个勇敢的妇女挺身而出,她带领我们的先辈治理了泛滥的洪水。她精疲力竭,终于倒下,但是那倾泻罪恶的天眼也终于被她用生命堵上。她有一个美丽的、音乐般的名字女娲,这个名字之中蕴藏着一种巨大的力量,它是永恒的明镜,从此高悬在中华文化的头顶。中华民族从此开始了一种以精神生活为生活激情的生活方式,在女娲的自我解体中,被大水卷成混茫的人们开始清澈了。女娲用自己的生命开启了中国文化的大门,她成为一个奇妙的网,让人走到了一起,开始建造自己幸福家园的伟大事业。

中华民族的每个分子都在向这面无私的旗帜靠拢。一批又一批古代的工程学院院士,开始了与天奋斗的劳作。其中,大禹治水,后羿射日,愚公移山,精卫填海,共工怒触不周之山。就这样,一个远古的人类家园模模糊糊地呈现出来了。经过特殊的浓缩和提炼,这些富有创造力的科学家被奉为了中华民族的英雄。每一个这样的人物背后都有史诗,每一页这样的史诗之中都有精神的神秘转化。中华民族文化的空白就这样被佳酿填满了:人是有根基的,这个根基不属于自我而属于团体,在中国人那里被称为文化的,往往是那种可向往又超自我的生活形态。

这种精神经历了千万年,在风和雨的氛围中依然存在。20世纪,一位中国的哲人站立起来。他看了看代表中国文化一极的昆仑山,表现出很强烈的感情。他说:要是有一把倚天长剑多好啊,那就可以把你裁为三截:一截赠美,一截遗欧,一截还中国。太平世界,寰球同此凉热。

为什么在传统绘画里,中国人不画油画、不画人物肖像画?

绘画和诗歌都表现得那么抽象的中国人,为什么不肯放弃使用象形文字?

这样的感情一旦渗透到文学和艺术之中,就有了中国的诗和中国的画。在这里,艺术美只有作为一种精神意境的寄托才有可能存在。第一个问题,为什么在传统绘画里,中国人不画油画、不画人物肖像画?可以综合回答如下:中国人的意念是这样的,一切世俗的劳绩,一切改善肉体生存的勤劳,都不那么值得写,至少不能通过描写个人来歌颂。因为那是众人的工作,是时代整体的工作,是集体的生存方式,因此,它不可能、也不可以归诸于一个人的身上。在追求整体和谐与完美的人眼里,那个代表时代精神的人格,也只能是属于集体性的。相反,对于风景的描绘却比单纯地描绘个人要广阔得多,在那里,人有想象的空间,有经久不衰的精神。为了集体,身上的东西都可以慷慨地给出,而且也不值得一提,但想象的意境、哲理的神思就另当别论了。艺术家们告诉我们,中国人早就拥有了画油画的才具,并非他们不会画,而是不愿画,因为油画的颜色太突出,形象太逼真,因此反而无法表现诗画中的意境。一首诗,必须要写得短,因此词不如诗,七绝不如五绝,否则无法表现简约和不俗。一幅画,必须兼有势态、情境和意境,否则无法表现高尚。这些风格之中其实大有深意,它体现了一个艺术理念:只有浓缩了的精华才能揭示强烈的、集中的、抽象的表现,因此,中国的画和中国的诗,都不是再现而是表现:在这个集中的浓缩点中,就像那透过了聚光镜的光线,天、地、人高度统一了。一个更为绝对的理解进入了艺术表现之中,从而加强了艺术表现力的广度和深度。

接下来的问题是绘画和诗歌都表现得那么抽象的中国人,为什么不肯放弃使用象形文字?我并不认为这是出于中国人不会使用字母,或者是中国人不能理解抽象事物。善于和惯于用诗画表现抽象精神的中国人不使用字母文字,正说明那完全是一种理性选择的结果。在这个问题上,我的答案令人惊异:那完全是为了传递感情的需要。中国人最重情重义,因此就要用画图来表达感情,以便表达善意。与符号文字相比,象形文字更直接、更生动、更形象,因此用来进行感情沟通,也要比用符号来传递快得多、生动和丰富得多。这样的感觉是可以入诗的,例如素手破新橙,情和意都到场了,即使不吃,那心里也会是甜甜的。在这里,符号是一个间接的无情之物,只有知觉才能理解,而方块字则是感觉和直觉就能理解的友情。只有这样,我们一使用方块字就有回家的感觉,我们就像听到了一首思念故乡的歌曲,就像是进入了老朋友的房间。方块字让我们记起了许多感触良多的东西。所以,西方人有幸从符号的机器里得到一付数字和抽象的头脑,而我们中国人却在方块字的诗情画意里,找到了家和亲人的乐趣,它用理解来说明问题,比机械的技术要高明得多。

诗性生存成为中国人的力量,就是不俗。这种不俗的本质,就是到位。

山水画至少要有两个目的:揭示天命并且揭示那个最高的存在。

诗和画放到了一起,这就有了诗情画意这句话。这里,诗是言情的,诗的言情甚至要比词的言情更加来得深刻、透明,更加具有力度。在中国人的性格里,有一种东西叫做宽厚的坚定性,因为中国人非常注意诗性动力和理性动力的差异。诗性的动力是理想主义的,非常具有创造性。理性的动力是功利主义,非常具有实用性。在西方,功利主义对于理想主义的胜利,曾使得凯撒的罗马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帝国,然而却失去了其内在的活力。而诗性动力对理性动力的胜利,则表现在中国人对人格美的推崇之中,它使中华文明经久不衰,表现出因和谐而结成的民族凝聚力。在中国,拥有诗情画意的人往往十分容易与人接近,因为他从不显示自己,也因为他从来都赞美别人、批评自己。但是,这样的人却是想大事不想小事的,因而在他们诗的世界里,或者在他们的诗性生存里,一切都表现得那么纯粹、干净。追求发展并且永不满足,这样也就使他们显得那么有力。

诗性生存成为中国人的力量,就是不俗。这种不俗的本质,就是到位。到位是一种纯洁而又清醒的智慧,它一旦变成某个人的根基,就会使那人像范仲淹那样,在布衣时是名士,在州县是干吏,在边疆是名将,在朝廷是重臣。这样的人,当然也是一位诗人,但是他并非海德格尔所说的诗人,即诗之道就是对现实闭上眼睛。海德格尔是这么说的:诗人不行动,而是做梦。诗人所制,想象而已。海德格尔的问题是:人的安居本来就被设定为诗和诗意的吗?这只能由那种人做出确实的断言并且承担过来:那种人站在现实旁边,不忍目睹社会学家称之为集体的当今人类历史——社会生活的存在境况。在中国,诗人的本质是诗人的诗性生存,诗人越富有诗性,其言行也就越到位。中国的诗人是自我约束、自我节制又自我开放的,他不过多地获得,他的给予远要高过他的索取。在中国,诗的本质是人群融入诗中,诗是充盈在每一棵树根基中的一种养料,诗一旦到场,人就获得了自己的个性。同时,这种个性又让人处在了有根状态

中国人因此就要用那纯洁而清醒的意识来作山水画。山水之画既然是诗的写意,因此也须以崇高和神圣的心态来探索那深远莫测的神秘性。山水画至少要有两个目的:揭示天命并且揭示那个最高的存在。山水画家画天,他所要揭示的不是天空而是天命,同时,又因为那天命是无法真正揭示的,所以就只能以一种陶渊明的方式,来抚弄无弦之琴以寄其意。中国人对于天永远充满敬意,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的房子只造到九百九十九间,而不造一千间的缘故。然而,中国人距天又非常近,所以中国人老能够让天来为自己办具体的事情。中国人对于天的敬意,只是九百九十九对一千的敬意,而非一对亿万的敬意。至于揭示那个最高的存在,那也是有目共睹的,那就是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在中国的山水画里,理想的成分要高过现实的成分,永恒的时间要高过现存的时间,当情、势、高尚进入山水时,那么天、地、人也就交融。这时,和谐的主体出现了:当中国的英雄互相告别时,常常会义薄云天地说:青山绿水,后会有期!”
真这个词在中国文化里,象征的含义要高过现实的含义。

在中国人那里,善也是一种标准,指的是一种通过高情感凝结而成的高度和谐。

在这样的诗情画意里,有一个字就突出了,那就是。真这个词在中国文化里,象征的含义要高过现实的含义。在这里,当真一词显然是一种假设,其后面是一个君临一切的框架,大可以作为检验万物的标准。真不是英语中true real的含义,它显然指向一种更高的存在。中国人所说的真,不是事物表面呈现出来的真,也不是西方的罗宾汉所说的那种真性情,真血性,而是指在真实的背后、但对真实起到重要作用的那个更高存在。中国人是懂得、承认并且认识这个背后的存在的,所以就有认真较真这一说。从真的字形里,可以看出这是一棵从根基里长出来的树,真在这里的意思,就既是一种梦想,又是一种结果;既是一种可能,又是一种现实。因此,真的意思,就是那个梦想成真的刹那,也就只有在这个刹那之中,真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领域。然而,在中国文化里,真是历时性而非共时性的,就是说,那个真,是一种逐渐长成的东西,而当它长成之时,真也就与时俱进、提高标准了。

求真的理念使中国人对一切虚情假意表示出愤恨。认真而不认假,信实而不信空,使得中国的信达之士不会在意别人的甜言蜜语、挑拨是非。那样的例子在西方人那里是太多了:一部《荷马史诗》,大多是众神们挑拨是非、恩宠笼络的结果。人一有私欲,一想争强好斗,就会受到甜言蜜语的侵蚀。此时,人也走到了万分危险的堕落边缘。中国的高雅之人意志坚强,能够做到忠不忠看行动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完全是一副勇者无惧的大无畏派头。中国的好男儿都是这样的,他们心灵高尚、成熟理性、无私为他、敢负责任,主要的原因就是没有私欲。没有私欲的感情是最伟大的,因为他只求给予、不求接受,要比那些一见美丽就要摘采的人高尚得多。具有这样高尚情操的人完全不是银样蜡枪头,因为他们根本就是些饱满的人,尽管他们大丈夫何患无妻,却总有真心爱他们的女孩让他们善有善报。这就是爱情的辩证法。

与美和真一样,在中国人那里,善也是一种标准,指的是一种通过高情感凝结而成的高度和谐。和谐这个词和秩序不同,它的基础是美学而不是法律,是自愿而不是强迫,是个人意志加入善的海洋而不是群体意志对于个人自由的限制。善这个词在中国文化里是不可多说的,因为这个标准太高,多说了就容易导致轻浮。在这里,善不是好心的意思,也不是西文中所说的那种good, mercywonderful的意思。善只是一种自明,因为自明的人就是清楚的人,而这样的人,就是诸葛孔明所说的那种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的人。当然,善有善的举止和表现,那就是得体和过犹不及。中国人一贯认为,过头了就是俗气,例如戴一个戒指可以,戴上五十个戒指,就俗不可耐了。顺便说一下,在中国的校园里,我只看到戴戒指的女孩,而没有看到戴戒指的男孩,心里总不明白为什么天道如此之不公:那些小男孩们太有心计了,他们放纵了自己,却要剥夺所爱之人的自由。我以为,这就是一种不善的举止。假如我是一个女孩的话,我肯定是要他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当然,女孩子们心软,她们美丽、大方和慷慨,很具有女娲的遗风,那也真是我所料不及的。说到这里,我要指出:慷慨和大方也真是中国人的一种美德,因为在我们这里,一切美好之物都愿意与人分享。在这样的分享之中,我们不仅感受到了感觉的美,还感受到了直觉和知觉的美。这样的美,一经激发就要升华,一旦受到外部的刺激就会有所反应,那真是一种精神的美、内在的美、流动的美。这样的真、善、美,在我们这里是完全精神化了:在诗和画的抽象之中,在情与爱的分享之中,我们的美变得如此透明和清澈。光、美、爱、灵魂都交织在一起,把历时性的东西变成了共时性的东西,于是永垂不朽、高不可攀。

这样的精神就构成了中国人的真、善、美和高情感的文化类型,把人送到了一个地球主人的位置。在这里,人定胜天,文化作为一种亲和的凝聚力,把几万万人联结到了一起。据一个历史学家说:清代盛期的中国有三亿人口,占了世界九亿人口的三分之一。另一个数据也是惊人的:那时,朝廷要用三分之一的收入来治理黄河。这,就是中华文明永久持存的原因之一。在这个文化之中,个人是低调和不显示自己的,尽管同时群体和个人又共享一种更高的存在。当危险来临时,这样的群体能够聚集起来生出拯救之力,因此能够抗拒任何艰难险阻。中国这个文化的底座由此变得很大,况且它又每一分钟都在整合。所以,它既像诗篇一样充满诗意,又像海洋那样充满激情。只要有这样的呼唤存在,中国就会发展,而且总是让自己能够处在各种澄明之中。

西方人的文化是有特点的,这个特点就是竞争和个人英雄主义。

正因为这样,西方人就要永远忏悔,因为他们为了一时之快而让人类整体蒙受了灾难。

西方的文化因此也极其宝贵,它是人类用苦难换来的宝贵经验

海德格尔说:欧洲人和东方人也许居于完全不同的家中。他甚至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因此,两家的对话仍然近于不可能。我以为,他的第一句话像是历史学家,他的第二句话,则是从不留心,从不思量的西方诗人的话。真理在那的胡闹中退场,只因为他太过于沉思和忧郁,因此反而看不到躲在草地深处开放的鲜艳的玫瑰

西方人的文化是有特点的,这个特点就是竞争和个人英雄主义。首先,它是一种断裂性的发展,像是一个旋转的木马,文化一经转动就势不可收:先是希腊、罗马、日尔曼、基督教,后是人文主义、新教、理性、科学,再是现代和后现代。社会在作这样的变化时好像没有什么顾忌,尽管一个新形态与一个旧形态之间的冲突很是剧烈。西方人喜欢的那种极限冲击,往深处去想,往往是在积累性不是很强的时候进行的。他们喜欢炫耀武力,喜欢向外扩张,文化底座不大却要蹦极,去追求那个高精尖。中世纪的西方骑士就认为自己是没有国界的,所以常常要跨国家行事。法国作家大仲马笔下的三剑客都是一些国际性人物。在行事方面,西方人受到的阻力很小,常常是一有了念头就行动,好像冲动得很。冲动和行动,两者之间的刹车很是微弱。这个特点对西方人来说司空见惯,东方人却很不熟悉,往往感到受了威胁。

在西方的文化中,有个东西叫原罪。原罪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罪,其本源是人放弃自己的责任,沉溺于懒惰和虚妄之中。根据《圣经》记载,人本来是在美好的伊甸园中生活,人类的始祖亚当非常有力量,可以同时管理四条河流,也完全可以承担起管理整个伊甸园的工作。但是,有那么一天,他变得懒惰和变得充满私欲了:他放弃了责任,只想着如何与夏娃一起去过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甜蜜小日子。上帝发现以后愤怒了,亚当夏娃都被赶出了伊甸园。以后洪水泛滥,要把一切都吞没。人类毁灭了,只有一个具有美德的人,就是诺亚,把地球上的物种都择优保留了一些。洪水过后,人类离开了方舟重新崛起。尽管这样,他们已经带有了原罪,并且要为此付出死亡的代价。

在这样的故事里,我们同样看到了洪水,看到了毁灭,但是在这里却没有女娲而有懒惰,没有填海而有逃跑。我以为西方的上帝是极其公正的,他无法容忍这样的因私弃公行为。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犯了渎职罪妨碍公务罪。水灾没有治理好,那么吃苦的当然也就是人自己。正因为这样,西方人就要永远忏悔,因为他们为了一时之快而让人类整体蒙受了灾难。洪水和惩罚导致了生产力的极度低下,但没有凝聚力的人们依然不能齐心合力,反而更加堕落成鸡鸣狗盗之辈。根据使徒保罗在《圣经8226;罗马书》中的描述,人类的行为已经非常令人担忧。他写道:他们逞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阴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这样,没有群体的人们就成了凭借武力进行抢夺的武士的牺牲品:当文化、理性和伦理都被抛弃了,强力就会成为生存的条件。西方的历史,在罗马帝国衰弱以后(大概在公元300)经历了一个长达千年的没有良好社会制度的阶段,黑暗的中世纪的称呼由此而来。正因为这样,1348年的黑死病瘟疫一来,欧洲是天灾人祸,五个人之中竟有两个人死亡。人文主义者起来了,他们呼唤知识就是力量,这样,政治统治和社会秩序才开始回来。文艺复兴运动因此是欧洲的再生运动,文化和科学开始兴起,同时,西方人也开始注重美德,市民文化在中世纪的废墟上,终于开出了鲜艳之花。

西方的文化因此也极其宝贵,它是人类用苦难换来的宝贵经验。因为西方历史上有很长一段武力统治的时期,因此,就出现了以掌握技术、提高竞争力为代表的个人英雄主义文化。我们可以断言,这种文化的特征就是高技艺。为了提高技术,在危险状态下生存的西方人就要发展高科技,就要追求高精尖,就要饮酒食肉,以保持基于高动物蛋白和高血脂之上的战斗力。追求优秀和成为榜样是西方人的人生哲理,他们因此发展了分析、逻辑、个性。在这竞争之中,生活的精度、广度、强度和深度在西方人那里变得非常重要,而单位制度、高情感、形象思维、集体性,反而显得拖泥带水。这样,西方文明就成就了自己真正的特点。它是一种智者的文化,与东方的人文精神,即高情感、高度和谐的仁者文化正好互相补充。我们看到了这样的可能:东方人正在向西方人学习,要学习他们的高科技,西方人也正在向东方人学习,学习我们的高情感。正是在这样的情况里,我们从高科技、高情感的文化里看到了未来文化的星光闪烁:在那里,我们的世界变得更加光明,在那里,人和人开始了更深层次的沟通。世界走向大同,人也正式开始真正诗意地栖居在这块土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