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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建立了六十年，改革开放前后两重天
王伟
改革开放以前的
30年，是大搞所谓“阶级斗争”的
30年，是运动不断、折腾不歇的
30年：从批判马寅初的“人口论”，到讨伐电影《武训传》；从制造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小范围冤案，到把
50多万知识精英打成“右派分子”的大范围冤案；从“庐山会议”的“反右倾”，到文革前的大小“四清”，直至文革十年的登峰造极。是“人整人，整死人”的时代。搞得人人自危，个个恐惧，是一幅“万马齐喑”的局面。 改革开放后的
30年，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
30年。经过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回归：农民有了自己的承包土地和生产资料；商人有了自己的店铺；国有企业经过改制和重组，打破了“大锅饭”，增加了活力。多种经济成分的复苏和发展竞争，促进了全国的经济迅速增长。全国上下都是一心一意搞建设，解放思想谋发展，走上了一个正常的先进的国家发展道路。 改革开放以前的
30年，经济上是瞎指挥，乱折腾的
30年：农民个人的土地等生产资料经过“互助组、合作化、人民公社”的所谓“社会主义改造”，一下就变成了集体的（即只有政府和官员能作主）的生产资料。小商人，小业主的商店、作坊等生产资料，经过所谓“社会主义改造”，“公私合营”的折腾，一下就变成了所谓“集体的、国营的”，也就是只有政府和官员能作主的生产资料。农民种的不是自己的地，是集体的，——也就是领导能做主的地。商人不是自己能作买卖，而是在政府和官员的计划指令下打工作买卖。特别是所谓“三面红旗”的大折腾，“一平二调”的共产风，把老百姓拖入了饥饿、灾难的深渊。更有“十年浩劫”批判“唯生产力论”，把生活物资搞的极度匮乏，什么商品都要凭票限量供应。到了文革要结束的后期，国民经济已到了崩溃的边缘。 改革开放后的
30年，农民有了自己的承包土地，能够自主在承包土地里种庄稼；允许大搞副业，不会被“割资本主义尾巴”，生产力得到很大释放。职工也搞“按劳分配”，不允许“吃大锅饭”，生产效率也得到提高，职工收入也增加了。企业有了自主权，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生产力的提高，物资生活也丰富起来了。市场繁荣、要啥有啥。再也不会限量凭票供应了。农村基本上解决了温饱问题，部分农民正向小康迈进。如今“饿死人”的现象在农村已成“天方夜谭”。国营集体企业改制，虽然有下岗失业人员，但也有安家费和最低生活保障费，不至于象改革开放前有“饿肚皮”现象。特别变化大的是：很多国民都有属于自己产权的住房，有一部分人还有自己的汽车；家用电器普及，电视几乎家家都有，电话手机也飞入“寻常百姓家”。人民的物资生活与改革开放前是“天壤之别”。 改革开放以前的
30年，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也极度贫乏：八亿人民只看八个“样板戏”，百花齐放变成了“样板戏”的“一枝独臭”。文艺成了使人厌烦使人绷紧神经是宣传工具。出版事业也极度萎缩：经济科技文娱生活书籍则被批成“资产阶级思想”而遭禁锢。国家宪法所规定的“公民有言论出版发表”等自由权也没有真正实行过：因言获罪的人成千上万。公民就因为一句话、一段文字、一篇日记、一次讲话、一次收音机的收听……，轻则断章取义遭批判斗争；重则“上纲上线”遭逮捕判刑，甚至杀头。张志新、林昭、遇罗克的被残酷杀害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
改革开放后的30年，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也宽松丰富起来了：文艺上也逐步实行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人们喜闻乐见的娱乐作品也多了。言论也较宽松自由多了：可以在报纸和刊物上发表文章，参加讨论了。人们可以在扎堆的地方公开地评价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人；也可以对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进行公开评论了。特别是网络的兴起，更为民众搭起了言论开放的平台：人们可以在这里畅所欲言，发表对国内国际形势的看法，对历史人物的褒贬，对现行政策的尖锐评价。特别令人感到宽松的是：网监们能对赤裸裸宣扬文革成绩和好处的言论也泰然处之，把它们看成是精神病人和脑残病人也允许他们胡言乱语。这也是言论宽松自由的证明。
总而言之，新中国建立60年。年纪大的经历过那前30年代的人，都知道前30年的好坏；后30年的成绩有目共睹，不容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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