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社会主义吗(转载)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5 05:23:42

中国是社会主义吗

刘济齐

 

      在探讨这个问题之前,谨先探讨一下中国的社会主义。

      在八卷本的《毛**文集》里,提到有“社会主义”的地方:有1026处。在五卷本的《毛**选集》里,提到有“社会主义”的地方:有853处。在三卷本的《***文选》里,提到有“社会主义”的地方:有1163处。 将所有这些提到有“社会主义”的地方都汇总起来,进行一个总结,能对“中国”的“社会主义”下一个完整而准确的定义吗?答案是不能。

      读完马列主义理论,大概需要一段很长时间。读完毛**理论大概需要一年时间。读完***理论大概需要一月时间。读完“三个代表”理论大概需要一分钟时间。从马列主义理论中能弄明白什么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吗?读不完也读不全面当然也就弄不明白。读完“三个代表”理论呢。

      既然弄不明白什么是中国“社会主义”,那么什么不是中国“社会主义”能弄明白吗?大概可以说几点。请允许我大概说几点。

      一、 国有企业与社会主义

      讲中国的“社会主义”就必须讲中国的国有企业。抛开了国有企业不讲,中国还是“社会主”义吗?

      我们都知道,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要通过作为经济基础的生产关系这个中介才能从根本上决定上层建筑。直接决定上层建筑特别是它的核心(国家)的是生产关系。也就是说,社会的直接赖以存在的基础是生产关系。客观反映就是,这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直接决定了该社会上层建筑特别是政治上层建筑的性质。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国进行了全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然而随着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功,在中国取得上层建筑方面的一些胜利并推动了经济发展的情况下,也产生了一种错觉,似乎上层建筑是无所不能的,以至于把这种反作用夸大为决定作用。这就是上层建筑决定论。这种决定论也给中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造成了极大的损害。社会生产力也遭到了极大的破坏。

     “在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以后,多年来没有制定出为发展生产力创造良好条件的政策。社会生产力发展缓慢,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条件得不到理想的改善,国家也无法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这种情况,迫使我们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决定进行改革。”中国因此开始有了一个革命性的变革。

      改革开放开始了中国一场新的革命,是中国的又一次新生。“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把过去扭曲了的人性开始转变成正常人。“最文明的民族也同最不发达的民族一样,必须先保证自己有食物,然后才能照顾其他事情。”改革、开放、引进、建设,中国的面貌发生了举世公认的变化,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

      那么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变化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是什么呢?生产力?生产关系? 还是继续是上层建筑?因为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可以引发重大的政治问题,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这也由此产生了中国的“国有企业”问题。

     “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是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重大经济问题,也是关系到社会主义制度命运的重大政治问题。”***也指出: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就是坚持以公有制为基础,实行按劳分配原则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共产党领导,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十五”大报告说: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报告还说,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

      因此要讲“社会主义”,那就必须要讲要以公有制为主体。要讲以公有制为主体,那就必须要有反映和确立以公有制为主体的主体。国有企业也因此具有了这样一个双重主体。即是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的主体;也是实现政治效益“最大化”的主体。

      我们知道,中国国有企业所具有的这种“双重性”,决定了她所具有的即是一个政治主体同时也是一个经济主体这样一种双重的连体身份。遗憾的是,这个双重体,互为制约,也似乎相互予盾。重视一方,必然会不自觉的“忽略”另一方。为了服务政治,就必须动用国有企业的政治主体功能,当然也就必然会对经济主体功能产生影响和制约。改革开放前,国有企业的政治主体功能作用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为政治利益而牺牲经济利益是国有企业要做出的最大贡献。改革开放,树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奋斗目标。然而与农村改革不同的是,在城市改革中做为经济建设主体的国有企业,同时也继续成为了为上层建筑反映“社会主义”制度和性质的主体。也因此国有企业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不断深入的过程中,在对同居一身却又相互制约的两个都要为之服务的主体对象在经常发生矛盾与冲突的情况下,就显得六神无主,不能自己。即要实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又要实现政治效益的“最大化”。遗憾的是,鱼和熊掌可能不兼得。在追求一个目标实现“最大化”的同时、另一个目标最终可能是实现了“最小化”甚至是没有了。国有企业也因此不太可能做为中国“社会主义”的载体了。

     那么中国还是社会主义吗?这也就要看到底是谁在起作用了:生产力、生产关系还是继续是上层建筑。这也因此又引发了下面这个问题。

     二、国家与社会主义

     国有企业不是在有了社会主义国家后才出现。国有企业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出现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 但是最近,自从俾斯麦致力于国有化以来,出现了一种冒牌的社会主义,它有时甚至堕落为一种十足的奴才习气,直接了当地把任何一种国有化,甚至俾斯麦的国有化,都说成社会主义的。显然,如果烟草国营是社会主义的,那么拿破仑和梅特涅也应该算入社会主义创始人之列了。)然而随着近代“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也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凡是“国有”的也被赋予了最为特殊的历史任务和历史使命:用“国有”的去追求实现社会形态的“社会主义”。

    “国家本质上是一个阶级概念,政治范畴,它是阶级统治的政治组织,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暴力工具。”

    “国家从阶级矛盾中产生后,便成为‘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获得了控制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

    “但是,无论转化为股份公司,还是转化为国有财产,都没有消除生产力的资本属性。”“现代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它愈是把更多的生产力据为己有,就愈是成为真正的总资本家,愈是剥削更多的公民。工人仍然是雇佣劳动者,无产者。资本关系并没有被消灭,反而被推到了顶点。”   

    “随着社主义制度的建立,国家就会自行解体和消失。既然国家只是在斗争中、在革命中用来对敌人实行暴力镇压的一种暂时的机关,那么,说自由的人民国家,就纯粹是一种无稽之谈了:当无产阶级还需要国家的时候,它之所以需要国家,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一到有可能谈自由的时候,国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

    “实际上恩格斯在这里所讲的是以无产阶级革命来‘消灭’资产阶级的国家,而他讲的自行消亡是指社会主义革命以后无产阶级国家制度残余。……在这个革命以后,自行消亡的是无产阶级的国家或半国家。”

    “社会主义将导致阶级消灭,从而也导致国家消灭。”

    “国家是整个社会的正式代表,是社会在一个有形的组织中的集中表现,但是,说国家是这样的,这仅仅是说,它是当时独自代表整个社会的那个阶级的国家……当国家终于真正成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时,它就使自己成为多余的了。当不再有需要加以镇压的社会阶级的时候,当阶级统治和根源于至今的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生产斗争已被消除,而由此产生的冲突和极端行动也随着被消除了的时候,就不再有什么需要镇压了,也就不再需要国家这种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了。”

    “国家真正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即剥夺生产资料以利于整个社会,同时也是它作为国家所采取的最后一个独立行动。那时,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预将先后在各个领域中成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来。那时,对人的管理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调节所代替。国家不是‘被废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以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为基础来组织生产的社会,将把国家机器放到它应该去的地方,即放到古物陈列馆去,同纺车和青铜斧陈列在一起。”

     目前的国有企业已经不可能继续去实现“社会主义”的“最大化”了。中国理论界一个“最大化”的失误,就是把“国有”的同社会制度扯在了一起。以至于把“社会主义”逼到了“只有国有企业才能救社会主义”的绝无仅有的地步。当“国有企业”无法挽救“社会主义”的时候,也就是说无法继续用“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去决定“上层建筑”的时候,“上层建筑”又做出了一个捅破天的决定,用“公有制”去充当“国有”的表现形式。“上层建筑”恐怕比任何人都明白国有企业是不可能去挽救中国的“社会主义”了,“上层建筑”就这样通过“公有制”把“国有”的(也即“上层建筑”的)同“经济基础”划上了等号。这样做的结果是,也由此根本就不需要由谁来决定“上层建筑”是什么性质的“主义”了。中国之所以是“社会主义”是因为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上层建筑决定着经济基础、决定着生产关系甚至也决定着生产力。确立和反映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和制度,自然继续由“上层建筑”去做决定。也由此“国家”(“上层建筑”)这个暴力工具,这个照例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又在继续使用它的“暴力”手段来决定“社会主义”了,从而重新获得了控制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

    “这种历史情况也决定了社会主义创始人的观点。不成熟的理论,是和不成熟的……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还隐藏在不发达的经济关系中,所以只有从头脑中产生出来”。“于是就需要发明一套新的更完善的社会制度,并且通过宣传,可能时通过典型示范,把它从外面强加于社会。这种新的社会制度是一开始就注定要成为空想的,它愈是制定得详尽周密,就愈是要陷入纯粹的幻想。”也因此一直到5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也还是在继续用从头脑中产生出来的社会制度,来继续发明和巩固着这个“社会主义”国家。

     中国为什么一直要坚持“社会主义”呢?

    “……必须加以消灭的不仅是阶级特权,而且是阶级差别本身。苦修苦炼的,斯巴达式的共产主义,是这个新学说的第一个表现形式。后来出现了三个伟大的空想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所有这三个人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不是作为当时已经历史地产生的无产阶级的利益的代表出现的。他们和启蒙学者一样,并不是想解放某一个阶级,而是解放全人类……”。“这种见解本质上是英国和法国的一切社会主义者以及包括魏特林在内的第一批德国社会主义者的见解。对所有这些人来说,社会主义是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的表现,只要把它发现出来,它就能用自己的力量征服世界……。”然而一直到今天,“包括三个伟大的空想主义者”在内的所有这些人都还在中国这里存在着!这是中国为什么一直要坚持“社会主义”的原因之一。

    “马克思的学说在今天的遭遇,正如历史上被压迫阶级在解放斗争中的革命思想家和领袖的学说常有的遭遇一样。”……“在他们逝世以后,便试图把他们变为无害的神像,可以说是把他们偶像化,赋予他们的名字某种荣誉,以便‘安慰’和愚弄被压迫阶级,同时却阉割革命学说的内容,磨去它的革命锋芒,把它庸俗化。”只是所不同的是,在现代的中国,恐怕是还没有逝世,就已经开始这样做了!这是中国为什么一直敢坚持“社会主义”的原因之一。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就一直在进行着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一直至今。然而有一个有趣现象,就是中国始终要为自己的各种“社会主义”实践活动找到一个适合这个实践活动的理论依据。这种“不论对错”的实践活动也就在随后的要为这种实践活动是“正确的和合理的”而制造的理论依据那里找到这种实践活动的正确性和合理性。这种在打完的靶子上再画靶环的做法也就使得了在理论上恐怕是始终都不会偏离靶心。“理论成了检验实践的惟一标准”。而且所制造的理论依据也都是在为了证明这个理论的真理性而制造的另一个理论那里找到了这个理论依据的真理性。这就最终使得中国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活动处在了“现在有理、将来有理、永远有理”的“绝对”有理之中。这是中国为什么一直能坚持“社会主义”的原因之一。

     几十年的时间,中国完成了从“社会主义”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到“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再到“社会主义”的实践活动。也创造了从“理论”到“理论”再到“理论”的理论依据。

     今后要做的恐怕还是要继续去制造新的适合中国“社会主义”的理论依据。继续运用发展的眼光,继续与时俱进。继续转变人的观念。继续去阉割所信仰的学说。

 

 

      三、共产党和社会主义

“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

     1847年底写的“共产党宣言”之所以不能把它叫做社会主义宣言,是因为在1847年,社会主义是资产阶级的运动,而共产主义则是工人阶级的运动。1888年,恩格斯对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写序言:“很明显,对于社会主义文献所做的批判在今天看来是不完全的,因为这一批判只包括到1847年为止。”

     共产党所要批判的“社会主义”:“反动的社会主义:封建的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德国的‘真正的’社会主义”;“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主义”;“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

     批判“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他们在法国的原著下面写上自己的哲学胡说。这种把自己的哲学词句硬塞进法国理论的做法,他们称之为“行动的哲学”、“真正的社会主义”、“德国的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哲学论证”,等等。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文献就这样被完全阉割了。

     批判“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在资产阶级看来,它所统治的世界自然是最美好的世界。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把这种安慰人心的观念制成半套或整套的体系。它要求无产阶级实现它的体系,走进新的耶路撒冷,其实它不过是要求无产阶级停留在现今的社会里,……这种社会主义的另一种不够完善、但比较实际的形式,……是一些行政上的改良,这些改良是在这种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实现的,因而丝毫不会改变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至多只能减少资产阶级的统治费用和简化它的国家行政事物……。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只有在它变成纯粹的演说辞令的时候,才获得自己的适当的表现。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归结起来就是这样一个论断:资产者之为资产者,是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

     100多年以前所批判的所谓的“社会主义”的表现手法和形式,在今天的“社会主义”中国里,大行其道!

  “一九四九年的七月一日这一个日子表示,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二十八年了。像一个人一样,有他的幼年、青年、壮年和老年。中国共产党已经不是小孩子,也不是十几岁的年青小伙子,而是一个大人了。人到老年就要死亡,党也是这样。阶级消灭了,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的一切东西,政党和国家机器,将因其丧失作用,没有需要,逐步地衰亡下去,完结自己的历史使命,而走到更高级的人类社会。” ……“我们则公开声明,恰是为着促使这些东西的消灭而创设条件,而努力奋斗。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专政的国家权力,就是这样的条件。不承认这一条真理,就不是共产主义者。没有读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刚才进党的青年同志们,也许还不懂得这一条真理。他们必须懂得这一条真理,才有正确的宇宙观。他们必须懂得,消灭阶级,消灭国家权力,消灭党,全人类都要走这一条路的,问题只是时间和条件。”

     如果马克思、恩格斯还活着,他们会对今天中国的“社会主义”下一个什么定义呢?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还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是“科学的社会主义”、还是“真正的社会主义”。 很遗憾,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能活到今天。不知道对于今天的“社会主义”他们老人家会有什么看法。不过有一点敢肯定,如果他们能活到今天,一定会把“共产党宣言”不再叫做“共产党宣言”而一定会改称其它什么宣言了。因为他们一定会对共产党自己本身也要进行批判了。而今天的中国也应该是不仅要有发展的眼光,与时俱进的眼光,而且也应该还要有批判的眼光了。今天中国的“社会主义”恐怕是真的处在了“只有在它变成纯粹的演说辞令的时候,才获得自己的适当的表现”的地步了。

      四、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

     “《资本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对无产阶级的作用:这种活动怎样把每一个人变成一台巨型机器中的齿轮,就连家庭生活也纳入其中。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会把我们所有人变成生活富裕但精神痛苦的工资奴隶。”

     “一部分农村居民的被剥夺和被驱逐出农村,不仅为工业资本‘解放出’工人及其生活资料和劳动工具,而且也建立了国內市场。” …… “而农村居民的贫困和破产,又在为资本造成劳动后备军方面起了作用。在任何资本主义国家中,‘一部分农村居民因此经常处在转变为城市居民或工场手工业者(即非农业居民)的过渡状态。相对过剩人口的这一泉源,是流不断的…… 农业工人的工资被压到最低限度,他经常有一只脚陷在赤贫的泥潭里’。”

“工业在资本主义基础上的迅速发展,使劳动群众的贫穷和困苦成了社会的生存条件。…… 商业日益变成欺诈。革命的箴言‘博爱’在竞争的诡计和嫉妒中获得了实现。贿赂代替了暴力压迫,金钱代替了刀剑,成为社会权力的第一杠杆。”

……

     100多年以前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现象,成了在今天的“社会主义”中国的最真实写照!

     “也许,资本主义‘不可避免地’崩溃终将发生,尽管目前还没有什么迹象。太多的工人已经完全陷入资本主义制度——吸引他们的东西包括股票、与工作表现相关的薪水及其奖金——他们不会在近期破坏这个制度。”这样的资本主义会被战胜吗?

     “我们的目的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制度将给所有(有能力)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给所有的人提供充分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给所有的人提供充分的真正的自由。”这样的社会主义会实现吗?

      看到一篇文章。“著名经济学家、‘休克疗法’的创始人杰弗里·萨克斯,对北欧国家一直极力推崇。他在为美国《新闻周刊》撰写的封面文章中,将北欧国家称为‘世界上最好的国家’。他在文章中称,在美国这样的大国只顾炫耀他们的成就时,北欧国家正在悄悄地发展着,并且这种发展是平衡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同步进行。如果全面地考察一下人均国民收入、国民健康状况、经济竞争力、民主制度、环保意识以至诚信建设,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萨克斯会把北欧国家称作世界上最好的国家。”北欧国家:芬兰、瑞典、挪威、丹麦等。

      从欧州一体化进程能看到“孕育”的“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的进程吗?!

     “国家”会不会弱化它的功能呢?会不会“自行消亡”呢?会不会渐渐地淡出历史舞台呢?

      五、后话

      现在的中国人民恐怕都有这样一个无比深厚的感觉:凡是中国的就是社会主义的;凡是共产党领导的就是社会主义的。

     “社会主义是在早春的寒冷中颤抖,资本主义是在夕阳的余辉中燃烧。” 这是改革开放以后从报纸上看到的一句话。现在我们的感觉似乎是越来越热了。这是因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已经进入了温暖的春夏?还是“资本主义”燃烧到了中国?

     现在我们经常说到和经常听到的一个词是:跟国际接轨。我们能不能从另一个角度认为:跟国际接轨就是跟资本主义接轨。两股道上跑的车,会汇成一股吗?!

     在当今的中国社会里,有哪一些“工作”是我们的共产党和政府必须要做的;有哪一些“工作”是应该要做的;又有哪一些“工作”是做了以后可以去值得称颂的。有哪一些“工作”做了之后是要向人民道歉的。不至于也不应该把必须要做的工作和应该要做的工作都拿出来去进行称颂。不应该把过去的失误在今天的改正也要进行大力称颂一番。已经进入二十一世纪的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不应该把给“弱势群体” 送上一点慰问品也要算做是先进性的表现。难道所做的工作沦落到了只有自己去歌功颂德一番自己后才心理踏实才觉得会被人们理解和承认的地步了吗?在担心什么呢? 社会的稳定?政权的巩固 ?…… 用下面的话从另一个侧面去做一个说明吧。

      10年前的一本书。原日本国驻中国特命全权大使中江要介在他的“中国的走向”一书中这样写道:中国人表面上的言行多是顺从其体制的。因而体制变了也要装作顺应它,这确是一种造作。据说,口是心非,这亦是中国平民百姓处世哲学之一。中国人本来就是个人主义。总之,其根源在于,他们认为,唯有自己能保护自己。因而大部分人认为,国家当不了靠山,因而无须去考虑国家的未来。

      让我们重读一下“皇帝的新装”这个故事吧。为什么首先叫出声来的是天真无知的小孩。中国的大人们,你们是怎么想的呢 ……

     “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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