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该向韩国人学习什么_《中国人的性格历程》节选[中国人真的应该看看]

                      作者： 张宏杰    http://book.qq.com/s/book/0/12/12687/index.shtml                                                    ————[从狼性到羊性：中国人的性格历程]节选 　中国变革与韩国发展的差距，简单说，有以下几点：

　　一是韩国的发展是从根本入手，目光远大，政策坚定。韩国对教育极其重视，对科技极其重视，对环境极其重视。而中国的社会发展到现在为止仍然是一种急功近利的发展，吃土地和重工业积累的老本，以牺牲教育、环境和资源为代价，在发展中，不断破坏着国家发展的潜力和后劲。

　　仅以教育为例。韩国把提高人的素质作为发展的基础，立国之初就提出"教育先行"，勒着肚皮抓教育，教育一直超前发展。长期以来，在发展中国家里，韩国政府的教育投入比例一直是最高的国家之一。而中国人均教育投入在世界上长期居落后水平，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甚至在发展中国家里，中国的政府教育投资比例也是最少的几个国家之一，甚至连穷国乌干达都比不上。据BBC驻联合国记者2003年9月20日报道，联合国官员对中国的教育状况进行了严厉批评，指出中国不仅是世界上公共教育经费最低的国家之一，而且在教育问题上还歧视贫困人口，向他们收取他们无力承担的高额学费。

　　中国和韩国发展现代教育的起点相同。1945年，韩国的文盲率为78%，与中国不相上下。而在51年后的1996年，韩国人口中的大学生比例达37%，超过了美国和澳大利亚，上升为世界第一，一跃成为世界上教育最发达的国家之一。而中国的这一数字不到5%，居世界排名下游，依然是世界上教育最落后的国家之一。韩国较高的国民素质在其经济发展中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造就了"汉江奇迹"，并使韩国成为摆脱亚洲金融危机最快的国家。韩国在知识经济领域取得了越来越大的优势，韩国人均专利数在世界上仅次于日本，而我国越来越多的低学历人口给就业造成越来越大的压力。韩国已经普及了高中教育，而2001年，我国初中毕业生升学率仅为52%，就是说，在一半左右的初中生将直接参与就业竞争或者在家待业。年复一年的低素质人口积累，将给现在发展很快的中国经济戴上越来越重的枷锁。

　　造成这种差别的根本原因在于我们社会发展中的急功近利、目光短浅。投资于工程建设收效立竿见影，而投资于教育则须多年之后才见成效。发展GDP可以立刻换来政绩，而教育则不是考核官员成绩的主要标准，这就是我们地方政府不肯投资于教育的原因。

　　二是韩国政府在社会发展中有明确的规划和强有力的手段，对出现的社会问题，如贫富差距，农村问题，及时采取雷厉风行的措施，扭转了发展的偏差。而中国的发展是"摸石头过河"的，是拖延和积累问题的，因为政治纪律的松懈，造成了大量社会问题，并且积重难返。

　　中国在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总是积累到了极其严重，不得不管的程度，才开始着手弥补。三农问题如此，治理腐败如此，金融改革也如此。

　　韩国人则缺乏中国人的耐心和从容。以农村问题为例。2002年中国城乡收入差距首次突破3∶1，扩大到3?1∶1，远高于多数国家的1?5∶1的比例。农村基础设施严重落后，农民在教育、医疗和其他公共物品占有上，受到严重不公平的待遇。但到现在为止，我们在解决三农问题上依然拿不出强有力的措施。

　　韩国也曾遇到农村问题。朴正熙上台后，工业发展一直大大快于农业。1962年，韩国农民平均收入是城市居民的71%，到1970年，降到了城市居民的61%。当时，韩国农村也面临着农村基础设施落后，农民居住条件恶劣问题。当然，与中国目前状况相比，韩国当时的农村问题不过是小巫见大巫。

　　由于受"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儒家思想影响，韩国社会对社会不公正现象非常敏感。朴正熙采取了韩国特色的搞"新村运动"的方式，下大力气来解决农村问题。"新村运动"一言以蔽之，就是政府把从工业上挣到的钱，投到农村去，切下一部分城市居民的收入，分配给农民。从1972年到1978年，政府开支中农业所占的比例由4%上升到38%。当然，政府把从城市砍下来的钱投到农村时并不是平均分配的，而是采用鼓励先进、惩戒落后的方式，来引导农民们思想观念、精神面貌的改变。这是新村运动的精髓所在。由于历史上一直被压在社会最底层，韩国农民容易屈从现实，保守懦弱，听天由命。他们在社会发展中缺乏主动性，被动地听从政权的调遣,不懂得自己的权利，缺乏公民意识。这是农村发展的最大障碍。因此，"新村运动"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农村启蒙"。朴正熙指出，村民们的实际参与、自力更生、合作、友谊和勤奋等精神是取得运动成功的保证。因此，政府在分配津贴时，一定要特别强调村民们改造村庄的信心和积极主动性。

　　"新村运动"有力地支持了农村的发展，1965-1969年间，城市居民平均收入增长为14?6%，而农户则为3?5%；而在1970-1976年间，这种情况颠倒过来了，城市居民平均年收入增长为4.6%，而农户为9.5%。韩国的城乡差距被大大缩小了。城市文化因素迅速渗入农村，有力地影响着农民的心理、观念和态度。韩国农民的落后、保守、愚昧逐渐被现代公民意识所取代。"由国家行政机构领导的种种‘新村‘工程以及各种出口目标的实现，在改变人民思想方式上起了一种决定的作用。"

　　韩国在治理腐败方面同样表现了韩国人果断刚毅的特点。

　　由于民族气质的原因，韩国人做事缺少温良恭俭让，缺少投鼠忌器，前瞻后顾，四平八稳，"稳步推进"。每一位总统上任之初都无一例外地掀起一次反腐败的社会运动。众所周知，对付腐败，最有效的措施之一就是财产公开制度。金泳三以巨大的勇气在韩国拉开了这个潘多拉魔盒。他于1993年2月20日将自己和直系亲属的全部财产公开，于同年5月20日向临时国会提交并通过了以高级公务员财产公开为主要内容的《公职人员伦理法》修正案。此法于同年7月11日生效。

　　这枚重磅反腐炸弹的拉响，首先伤及了金泳三政权自身。

　　在高级公务员第一次财产公开后，金泳三政权的两个部长和汉城市市长即因为无法解释自己的财产来源而被迫辞职。同时，执政党议员与在野党议员在富裕程度上的明显差距被一目了然地揭示出来。执政党议员平均财产为25亿韩元，而在野党议员则为14亿。拥有100亿韩元以上财产的议员有8名，比在野党多了6名。

　　这一结果引起了声势浩大的调查，执政党内设立了财产公开真相了解特别委员会。调查的结果是执政党的一位议长和两位议员辞职，一名议长和一名议员被开除出党，多名议员被公开警告。在政府中，5名高级官员被免职，10人受到其他处分，执政党在民众中声望大跌。

　　虽然付出了如此惨重的代价，但阳光法案的实施确实对韩国政坛的腐败特别是高层腐败起到了釜底抽薪的作用。

　　金泳三的反腐举措在韩国前无古人，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受伤害最重的是他自己。虽然金泳三在反腐中强调"清理上水"，即强调"上梁正"，并且他本人也确实做到了清正廉洁，生活非常简朴，但是他却终还是被韩国根深蒂固的腐败病所击倒：他的亲信和儿子都因腐败而被拘留，这对他的声望造成了毁灭性打击。金泳三的悲剧有力地证明韩国社会的腐败是何等难以根治。

　　好在韩国人是以意志坚强闻名的，在金泳三因反腐伤及自身之后，继任的金大中并没有因此而稍停反腐的脚步。他继续在制度性反腐建设上投入巨大努力。他倡导制定了《防止腐败法案》，进一步扩大了财产登记及公开者的范围，加强了对财产公开的审查，增强了司法机构的独立性。他创造性地把市民团体纳入反腐败力量之中，鼓励市民对反腐的参与程度，一定数量的市民可以联名向上级机关申请监察。他强调中下级公务员腐败的清除，而不是只把眼光盯在高级官员，因为事实证明，中下级官员的腐败比高层腐败更严重、更普遍、对社会危害更大。

　　金大中的反腐措施收效显著。1999年9月至2000年6月，共搜查了2246名腐败嫌犯，拘留810名。美国商务部在2000年发布的一份关于评价各国履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防止贿赂议定书》的状况的报告中，高度评价韩国政府为反腐败所作的努力，并介绍说，韩国是模范成员国之一。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韩国总统的反腐成果最终总是在自己身上体现出来。虽然金大中本人是清廉的，并且他把前总统金泳三的儿子送进监狱，但是他的三个儿子中有两个同样因为腐败而锒铛入狱。次子金弘业受贿48亿韩元和逃税，被判入狱2年；三子金弘杰被控受贿35亿韩元，也被判入狱2年。头发斑白的金大中在执政的末尾为儿子的丑闻，五次向国民公开道歉。唯一令人口服心服的是，他们都是在金大中执政期间被指控被判刑。      事实又一次证明韩国人要走的反腐之路是漫长的，不过韩国人也又一次证明了自己的不屈服的意志。据《检查日报》报道，韩国总统府青瓦台高级官员于2003年3月2日透露，为了防止卢武铉总统的亲属圈与腐败现象在染，有关方面将对总统的所有远近亲属实施24小时的监控措施。

　　这位官员称，从现在开始，来自总统反腐委员会等部门的官员将与警方组成一个永久性的合作监督机制，共同完成任务。另外，总统府还将成立一个独立的机构，负责监督总统亲属及高级官员，避免他们出现腐败行为。

　　几位反腐韩国总统的道德勇气实在令人钦佩。他们能跳出集团的利益和党派的利益，真正以民族国家为己任，勇于从最困难最富于挑战性的问题（公职人员财产公示制、金融实名制）下手，敢于擒贼擒王挽弓挽强，虽然最终严重伤及了自己党派的利益（如金泳三），甚至在政治爆炸中炸掉自己的儿子（金泳三和金大中），也在所不惜。韩国领导人的这种自我牺牲精神，成为韩国社会进步的最要因素。

　　三是由于强大的儒家传统，韩国社会发展中极其强调社会伦理价值，强调社会风气的纯洁，强调爱国主义，强调人的精神面貌。而中国则由改革开放前的极其强调变为忽视放弃，由此造成人们信仰空虚，道德失范，拜金主义和GDP成为唯一信仰。

　　韩国社会保留了大量的旧传统。韩国是世界上保留了按古礼祭祀孔子的国家，长幼尊卑秩序在韩国社会上表现得很明显。"仁义忠孝"这些传统道德信条仍然被韩国人所信守。韩国人认为人的素质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知识水平，一个是伦理道德水平。韩国的社会风气、社会成员的道德水平远高于中国。爱国和民族主义成为韩国人最突出的民族特点。一个广为人知的例子是东亚金融危机的时候韩国人的献金运动。一个民间团体号召韩国人把家里的黄金出售给国家，以帮助国家渡过金融危机。在韩币大幅度贬值的情况下，卖掉黄金当然要承担绝大的风险，况且国家规定得一个月后才能取款。然而，有人登高一呼，韩国的银行里就天天排满了来出售黄金的人们。这里面有刚刚结婚的夫妇，也有失业的工人，有政府公务员，也有寺庙里的和尚。一位年近七旬的老人来到住宅银行，把坎肩上的金纽扣拆下来，交给营业员，以表自己的微薄心愿。一个两岁的小孩子被大人抱来，向国家捐献自己的金项圈，这是长辈送给他的生日礼物。

　　而当下的中国正处于意识形态缺失阶段。计划经济时代的意识形态已经丧失了号召力，因而也就不再具有整合人心的功能。而孔孟之道、"温良恭俭让"经过一百多年来历次政治运动的有力摧毁，也只剩下了碎砖片瓦。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失去了信仰的中国人的道德良知也在迅速流失，整个社会遭遇空前的道德危机。除了"物质主义"、"金钱崇拜"之外，人们在精神上十分空虚。在缺乏民族主义粘合的情况下，中国社会就如同一个乱七八糟的家庭。家庭成员间缺乏彼此的关心照顾也缺乏对家庭的忠诚。这样的家庭能真正兴旺发达吗？

　　当然，韩国也有一系列不如人意之处。而且，韩国的不如人意之处，也往往与中国有着高度的相似性：韩国也有造假，而且造得惊世骇俗。韩国也发生过桥梁倒塌事故，一样震惊世界。韩国的腐败也是世界闻名，难以根治。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这些不如人意之处的产生，与中韩两国共同的文化土壤有关。这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韩国经验和韩国教训对我们的宝贵性。

　　当然，最为中国人敏感的就是韩国人对中国人的"歧视"，这种"歧视"既有韩国人心直口快，口无遮拦的原因，又有一种"暴发户"对落后于他的邻居的歧视。从深层次看，这也是中韩两国共同拥有的东方文化中缺乏宽容所致。如果因为这种"歧视"，影响我们向韩国学习，那么无疑只能反映出我们自己的不智。

　　二中国人比韩国人少了点什么

　　自行车

　　（一）　一个留日的中国人写的《我认识的鬼子兵》成了畅销书之后，书摊上雨后春笋般地冒出了许多写"鬼子兵"的书，像什么《鬼子兵的兽行》、《军妓血泪》之类。翻开来一看，竟然从头到尾都是地摊文学式的粗俗描写，那些追求感官刺激的标题和细节描写分明透露着写它的人和读它的人某种不见天日的欲念。

　　没有什么东西是中国人不能糟蹋的。这是一个性格里缺乏庄严气质的民族。

　　没听见谁为此而义愤填膺。中国人都是实用主义者，这个民族经历了几千年的风风雨雨，什么事都见过了，她已经没了火气，什么事都能容忍什么事都能接受。是啊，这个民族可以争夺从自己的民族英雄身上剐下来的肉，因为据说这种肉可以治病；可以忍受那么残暴的征服和统治，只要能勉强活下去。那么，拿自己祖宗的痛楚和耻辱来卖钱，又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

　　（二）

　　那一次回老家，和老一辈在土炕上闲扯，就聊到了自行车。族叔说，村里的第一台自行车是你远房二爷从县城骑回来的。骑回来那天全屯子都哄嚷动了，过节似的围着看。

　　我问：我二爷是干什么的？

　　翻译官。

　　翻译官？给谁？

　　日本人呗，那时候还有谁？

　　我大吃一惊：那不是汉奸吗？

　　族叔撇撇嘴表示不以为然：拿现在说是叫汉奸，那时候可正经风光过一阵，也没干过什么坏事。老百姓管给什么人办事，谁在上头给谁当差呗，什么时候不是混饭吃！

　　我的心扑腾一下。这满炕的黝黑淳朴的庄家汉的面孔一瞬间在我眼前有点变形。

　　我仿佛头一次想起，1945年以前，也就是老人们所说的"事变"以前，我故乡的这片土地，叫做"满洲国"。

　　我的爷爷奶奶叔叔大爷，都曾经是日本人的顺民。就在我身边，这间房子的老式窗子上，就拴着一枚陈旧得乌黑发亮的满洲国硬币做划挡。

　　话题从日本人身上蔓延开去，老人们纷纷谈起日本人是什么模样，曾经某某因为什么事被拉到县上，灌过辣椒水，灌得顺着头发根往外渗血。谈起日本人强迫农民种鸦片，谈起日本人投降撤退时，全屯子人都到路边去看汽车。

　　我回过很多次老家，听过那么多的民间故事，听过那么多的"讲古"，听过那么多四里八村的奇闻怪事，可还是头一回听到老人们讲起日本人。如果不是由自行车引起的话题，他们似乎已经把日本人忘了。

　　为什么呢？

　　也许是因为乡亲们都是些普普通通的过日子的人，日本人已经走了，看不着了，也不再回来了，还想着他干什么呢？这些老百姓，他们的生存似乎只是为了生存，只要能生存下去，他们不在乎别的什么。几千年来，一直是这样。

　　我的这些质朴而又健忘的父兄啊！他们对伤害过他们的人是那样的大度，过去就过去了。他们只顾眼前的日子。

　　智慧有许多种，据说最高一级的智慧是老子发明的，叫做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夫唯不争，故无尤。"水从来不坚持什么，它可以适应任何环境，可以被挤压成任何形状，可以接纳任何污秽，可以消磨任何棱角，所以它的生命力最顽强。

　　据说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聪明的民族之一，因为中国人的性格像水。

　　（三）

　　可是就在我们身边，却有人牢牢记着日本人的罪行。他们说：可以宽恕，但不会忘记。

　　韩国国会数年前通过一项决议，决定禁止所有参加过侵韩战争的日本老兵入境（不管身上带着多少金额的支票或现款），以此作为对日本拒不反省其战争罪行并发表不当言辞的反应措施。韩国国会并且向中国人大发出建议，希望中国也采取同样措施。

　　2004年4月，日本又一次因为教科书问题激怒了中韩等国。中国政府通过发言人表示了例行的愤慨和遗憾，而韩国却断然召回了驻日大使，愤怒的韩国人焚毁了日本国旗，许多城市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日示威。40多个社会团体呼吁人们抵制日本文化和日本商品。    直到今天，普通韩国人提起日本人当年的暴行依然咬牙切齿，日据时期耻辱的痛苦记忆渗透在韩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各个角落，浸透了韩国社会肌体的每一个细胞。耻辱感几十年来时时刻刻像烈火一样烧灼着每个韩国人。现代韩国人建设韩国的成功努力背后，隐藏着这样一个集体潜意识：为了证明韩国人绝不是劣等民族。举一个例子，在东亚足球圈里，韩国队和日本队每一次相遇，都必定是一次针尖对麦芒的剧烈碰撞，非要撞个你死我活。韩国队可以输给世界上任何一支球队，就是不能输给日本队，输给日本队，全国人都不答应。过去，他们没能在战场上挡住日本人，现在，他们把球场当作战场的延续，他们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向日本人证明自己决不是懦夫！

　　上一次东亚十强赛日韩之战前，在韩国国内电脑网"千里眼"中的《大家谈》栏目中，韩国球迷纷纷发表意见：

　　"韩国队一定要取胜，才能对得起祖先。可恶的日本人夺去了我爷爷的命。"

　　"日本人到现在还没有就侵略朝鲜一事进行过正式道歉，我们应该在球场上好好教训一下日本人。"

　　这真是一个睚眦必报血性十足的民族。他们没有那么多的宽容，那么多的大度，那么多复杂的智慧。他们的国旗虽然用的是老子的八卦图案，但他们的性格却一点也不像水，而是像岩石，寸步不让。

　　在中国东北的许多城市里，都矗立着一些日式建筑，这是1945年前日本人的遗物。由于施工精良，大多数到现在还保存完好，还在继续发挥着余热，给城市的街头平添一些异国情调，有时甚至构成了城市一景。

　　而在韩国，这个做了三十多年日本殖民地的国家里，你却很少看到这样尖顶修身的日式建筑，不是没有过，而是都被韩国人拆了，就像为了抹去身体上的疤痕。有选择再留下几座，是作为国耻纪念馆。

　　意外的韩国

　　（一）

　　韩国原是东亚各国中的小兄弟。几千年来它就默默无闻地依偎在亚洲大陆的东北角，不声不响，很容易被人忽略。

　　是啊，乍一看去，这个小国没什么特点，平庸而不显眼。由于汉文化的巨大辐射力，这个小国被熏染得和中国那样相似，它的独特之处被相似淹没了。清代结束以前，中国官员到朝鲜，不用带翻译，因为汉字是朝鲜的官方语言。就是在今天，韩国已废除汉字，但是韩国最大的报纸《朝鲜日报》和著名的大企业集团"现代"集团等的正式名称，都是用汉字书写的。韩国的民族服装，有着明显的唐宋遗风。韩国人的姓名也完全因袭中国。在世界各国中，中国人在韩国感受到的文化差异是最小的。

　　可是这些表面上的相似，却掩盖了中韩民族性格的巨大差异。

　　在漫长的过去，山高水长交通不便阻碍了人们发现这一差异。中国典籍中对朝鲜的记载不多，历代为数不多的造访过朝鲜的中国人只是注意到了这个小国的贫弱。

　　清光绪年间，聂士成在他访朝后的笔记中记叙了这样的情景：

　　"朝鲜民居，大都四合房屋，进门即席地坐。男子性惰，女子服役极苦。"

　　"朝鲜人尚知求地利，但官民性习偷惰，恐难勤奋，可忧也。"（清：聂士成《东游纪程》）

　　清朝末年，天朝大国的属国一个接一个地丧失，最后剩下一个朝鲜又被日本虎视眈眈，必欲吞之而后快。在这种情况下，李鸿章居然提出这样一个设想：把朝鲜收为中国的一个省，置于中国的完全保护之下，以绝日人之念。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保护这个孱弱的民族。

　　且不说这样的设想是多么缺乏现代外交常识，多么缺乏战略可行性。通过这个想法，就可以看出，人们对韩族是多么缺乏了解，对他们的性格是多么缺乏深刻的认识。在历史上，中国曾数次想吞并朝鲜。在中华帝国最为强大的隋唐盛世，隋炀帝和唐太宗这两个雄心勃勃的皇帝都曾提举国之兵东征朝鲜，结果都在这个海东小国的边城之下惨败而归。李鸿章好像忘了这一点，日本人也忘了这一点。      
　　这是一个不会被征服的民族。

　　而现在，韩国人有了充分的理由让世界重新认识他们。

　　（二）

　　我对韩国的一点点了解，源于足球。

　　源于中国足球的"恐韩症"。

　　作为一个拥有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泱泱大国，它的国家队几十年来却能安然接受总是在亚洲的二流球队中混日子的现实。数十年来，中国人在这项体育运动上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可是进步始终就是那样若有若无。

　　在所有的体育运动中，足球最能代表一个国家的民族性格。巴西人华丽，法国人浪漫，英国人骠悍，泰国人顽强。足球场上，反映出了中国人什么性格呢？

　　那十一条代表中国足球最高水平的汉子，在韩国人充满霸气的冲击之下，看上去总有些脚底发飘，心里发毛，领先一个球就患得患失，不思进取，一味龟缩防守，不管场面多难看，死乞白赖想要保住这个球拉倒。落后时同样提不起神，毫无斗志，一点也不着急，似乎输嬴与他们无关。

　　输了一次，两次，三次，直到十二次。

　　差在哪呢？听听那个富态的韩国老头崔殷泽的解释吧，对中国和韩国足球都有比较深的感受的这位前韩国国家队教练说，中国队什么都不缺，缺的就是他所说的"精神力"。他说，韩国运动员是为荣誉而踢球，职业球员把足球当成了自己的生命，为了赢球死在球场上都可以。而中国队缺乏的就是必胜的信念和坚持到底的决心。

　　在球场上，虽然我们倾尽全力，也能打出些像样的配合，也能在某些局部形成优势。可是，每场比赛，总是要一不留神几下，总是要失误几回。保持90分钟的注意力，似乎是个不可能达到的目标。

　　这位韩国老头对此感慨良多。他说，中国运动员的身体素质、技术基础在亚洲都是一流的。他就是不明白他们在训练中为什么不愿意全心全意投入，在比赛场上为什么那么不思进取。他们不是职业球员吗？

　　这个韩国老头不明白，他们是职业球员不假，可中国的职业球员不会为一场球去拼命。在中国人眼里，足球毕竟是足球，值得为之拼命吗？

　　中国人为了什么能拼命呢？

　　就像这个韩国老头一样，所有的韩国人和中国人相比，好像都有点不通达，不世故，有点天真。

　　好死不如赖活着，这是中国人几千年来对生命的独特总结，是中国人独特的生存智慧。

　　相比之下，韩国人显得太认死理，钻牛角尖，事事较真儿。这是我们这个社会中最不受欢迎的性格，有这样一个人，周围的人都觉得不舒服。一个中国运动员输了球，也会难过（其中包括对奖金的惋惜），但是一宿过去，就想开了，就平静了。谁没输过球呢？巴西队也照样输过球嘛！这样一想，心里就平衡了。

　　可韩国人会睡不着觉，因为羞耻而流泪。

　　就是因此，这个人口只有中国三十分之一，土地仅有中国一百分之一的小国在球场上一次次击败中国队。

　　不仅仅是足球。这个不起眼的小国在奥运会、冬奥会乃至各项锦标赛上的表现常常令人刮目相看。它可以算得上是名副其实的体育大国。韩国选手的韧劲和顽强的拼搏精神常常会给他们的对手留下深刻的印象。在亚洲，在几乎所有体育项目上，这个国民身体素质并不突出的小国却都能和中国相抗衡。

　　这里面，有一种精神。

　　六十年代的一次世界杯预选赛，韩国队飞赴日本进行比赛。临行前，韩国总统亲自接见了全体队员，总统简短地讲了一番话，结尾说："如果输掉了，你们就不要再过大韩海峡（即日本海峡）了！"

　　那意思就是说，如果输掉了你们就全部蹈海自杀以谢国人吧！

　　中国人绝不会这样做。真是太气盛了，太不周密了，太不稳重了，太不老成了，何苦呢？真是不够智慧，不够高明。一个堂堂国家领导人，值得为一个足球这样一种游戏这样小题大做吗？脑子里国际关系世界影响国家大局那去了？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高风格不讲了吗？虽然那时日韩两队之间韩国队实力占优，但足球是圆的，万一韩国队真输了呢？

     事实上，这位总统在说这番话的时候，根本没想到韩国队会输，尤其是会在日本输球。这个民族就是有这么一股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倔劲，这个民族就是这样视荣誉重于生命，所以才有那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一条道走到黑的拼劲。这个民族身体里，流淌着的是年轻而热烈的未受污染的血液。

　　（三）

　　摆脱了日本人的榨取，韩国人在战后的废墟上，开始了他们的经济建设。1967年，衣不遮体的韩国人要在稻田上建立自己的汽车工业。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本彻听说了现代集团的这一设想说：现代集团如果能造出汽车，我将用手指把腊烛点着。二十年后的今天，本彻的话言犹在耳，现代集团已傲然成为世界汽车业的巨头。

　　短短几十年间，几千年来一直积贫积弱被人漠视的旧朝鲜不见了，人均国民收入92美元转眼成为过去。韩国已经化蛹为蝶，到处是挺拔林立的大厦和滚滚不息的车流，用金属的色泽和霓虹的闪烁向世界强烈地显示自己的存在。

　　中国人大概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接触到韩国这个国家。渐渐地，现代、大宇开始奔跑在中国大中城市的街头，南韩料的服装陈列在店铺商场，韩国料理的霓虹开始在中国城市的夜空闪烁。韩国在现代化的路上做了中国的榜样。

　　现在，中国也正在满腔热情在奔向现代化。现代化是个多么诱人的字眼啊！现代化几乎等同于一次进化，从猿到人的那种。然而，在我们身边，现代化却似乎意味着从地球上抹去北京的四合院，江浙的白墙黑瓦的小镇，福建的土楼，云南的吊脚楼，而一律代之以城市的玻璃幕墙大厦；意味着餐桌上的稀饭小菜和茶换成麦当劳、汉堡包、可口可乐、冰淇淋……

　　当思绪缠绕在"中国"这个地理意义和人文意义的综合载体上时，我们总是要陷入迷惑。这个民族真是让人难以捉摸。就在不远的过去，她曾像一个固执的老人那样顽强地坚持自己的生活方式，甚至在亡国亡种的关头也不愿做丝毫改变，大有宁可亡国亡种不可亡文化的文化至上主义精神。而仅仅几十年后，她又变成了世界上对本国文化遗产最为漠视的国家之一，文化独特性在她似乎变成了落后和不合群的标志，她有意无意的总在尽量抹去，就像一个刚刚进城的农村妇女急着换下土气的乡下土布衣服一样。

　　在所有方面，我们一律以最积极最合作的态度向世界看齐，极其轻松地放弃自己的一切特点。在中国的大城市里，最热闹的节日是圣诞节，虽然不少人根本就不知道圣诞是怎么一回事；无数具有历史意义和文化意义的建筑被无声无息地废弃被拆毁无人过问；世界各国中数量最为浩瀚的古代典籍文物沉睡在中国的图书馆里，似是人们有意回避，好像那是些祖上留下的破鞋子烂袜子，不登大雅之堂。我们这个国家今天在世界上二等公民的地位，一个重要的原因似乎是这些无能的祖宗们的不争气，所以这些东西更显得无足轻重，甚至几乎是一块不光彩的疤痕，像阿Ｑ头上那种。

　　这实在不像是一个经历了几千年沧桑的民族应有的做法。

　　在现代化的韩国，你处处可以见到对历史的尊重和珍视。在大厦、大型企业、高速公路之间，还刻意保留着许多古老的东西--从建筑到生活方式。甚至历史上汉文化圈的某些独特的文化生态，现在还活生生地生存在韩国。最初知道这些的时候，我又惊讶又感动。

　　中国学者彭林在一篇访韩笔记中，记载了他访问韩国时在几位韩国学者家中见到的令他惊讶的情景。

　　彭林造访了对韩国传统文化造诣颇深的金兑仁家。这位中国学者他在笔记中有点惊讶地记叙到，金先生的家在庆尚南道一个叫"桂八"的偏僻山村，像古代的隐士一样，耕读为业，一个人亲自耕作六十亩农田。金府外屋门的上方，写着"小学世家"四个大字，原来金先生的祖上是韩国名儒，对中国小学颇有研究。旁边又有金先生亲自题写的"用因堂"一匾，这是取自《孝经》"用天因地"之义。      
主人用韩国风味的家宴招待了彭林先生。饭后，宾主谈起古代文化，甚为相得。金夫人专门为中国客人用古法吟唱了苏东坡的《赤壁怀古》，这种唱法在中国可能已经失传了吧，"歌声时而婉转，时而激越，有一泻千里之势，一气唱完，博得满堂彩。在国内我从没有听到过这样的吟唱。"接着，金夫人又吟唱了朱熹的《小学序》，而这位来自中国的学者，在这样的场合下，只能以一首中国民歌应付场面。

　　彭林先生拜访的另一位学者叫河有楫。这位先生在现代的韩国社会里还依照古礼生活，日常起居，交友待客，祭祖敬宗，无不如此。母亲去世时，他按古礼守孝三年。彭林到河氏府上时，正是中秋。中秋与端午、春节是韩国的三大节日，在韩非常受重视，也是绝大多数家庭祭祖的日子。祭祀前一天，河先生斋戒沐浴，次日清晨，只见家里上下一片忙碌，在河先生的主持下，全家人按辈分跪列在祖宗神位之前，祭祀的过程与向生人敬献酒食完全相同。他的长子顺序为祖先献酒荐饭，时间和生人吃饭所用时间相当，长达一个多小时。这就是孔子说的：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河有楫先生是知名的礼仪专家，每年春秋两季，韩国的一些书院举行传统的祭享时，都请他去指导。在那一天，他头戴儒冠，身穿黑色祭服，指挥若定。韩国学生在他的指挥下，毕恭毕敬，向孔孟像行礼。

　　在韩国，现在还有完全按传统方式教学的学院。比如京畿道南扬州市的"泰东古典研究所"。这个学校的课程以四书五经为主，学生必须像古时的书生那样在第一年内背诵"四书"，"四书"中孟子最长，可分两次背完，一次四小时左右，其他的都必须一次背完。这里的读书方式完全是古代的，背诵时，即用"诵"的方式来背，抑扬顿挫，有声有调。据说，只有这种方式才能保证学生扎实地掌握古典。

　　这里的学生必须具备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到这里来学习的，各个专业都有。比如有一位叫申承容的汉城大学经济系的学生，问他为什么来学古代典籍，他说："经济形势瞬息万变，极其复杂，而古代典籍含有很高深的哲理，可以提高我的洞察力。"

　　在韩国，至今的社会共同道德，仍然是中国宋代提出的"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韩国人重视家谱，中秋节全国放假三天，所有的人都要回家祭祖，感谢祖先带来丰收。

　　这些这并不是政府的有意提倡，而完全是一种自发的社会现象。

　　西方强势文化在当今世界无疑保持着压倒性的优势，它正以全盛之态横扫全球，把物质主义的世界观连同其副产品虚无主义一并输入不同肤色的人的大脑。在西方文化生机勃勃的挑战面前，其他的文化生态显得那么孱弱而不堪一击，如一丛丛残花败草迅速萎顿：这是否也是一种文化生态平衡的令人痛心的破坏？而韩国人在现代化过程中表现出的对本国文化的信任令人尊重。

　　韩国人并不是故作姿态，并不是出于文化叛逆心态的哗众取宠。这些韩国文化人的举动是因于对传统的深刻理解和自信，是因于他们性格中的天真质朴和坐言立行执著不移的行事作风。在参天大厦高速繁殖高速公路的触角四处蔓延的背景下，他们的坚持有着一种尊贵的意味。

　　在电视屏幕上看到日本天皇访问英国的新闻片断，在欢迎仪式上，主人用用古老的四轮马车载着来自东方的客人，皇家卫兵穿着传统的英格兰军服。在白金汉宫门前的换防仪式，几百年来保持不变。印度人在外交仪式上用自己独特的象群来欢迎客人，韩国人和日本人在传统节日都穿民族服装，印尼人出现在外交场合总是戴着那种黑色小筒帽，如果你在电视上看到非洲国家来访，他们大抵都穿着那种古怪的袍子……也许这些非洲人平时在自己的国家并不穿这些东西，可是出现在世界面前，他们却非要庄重地穿上不可，这里面，无非是要表现那么一种精神。

　　毛主席说过，人是要有点精神的。同样，一个民族，更是要有点精神的。　我们比韩国人少什么

　　（一）

　　韩国六十年代还遍地秃山，现在全部都已绿化。在韩国不论城市还是乡村，到处都是干干净净，极少见到乱扔垃圾的现象。

　　韩国人高度重视环保，饭店里用的是淀粉制造的绿色牙签，无论多豪华的宾馆都没有一次性牙刷、牙膏和拖鞋。在韩国购物，没有人会提供你塑料袋，你得自己购买纸袋。韩国人像爱护自己的客厅一样爱护国土。

　　在中国旅游，沿铁路公路你会看到一条白色垃圾带，塑料袋快餐盒迤逦不绝。中国北方道路两边，秃山多于青山。

　　中国人喜欢看美国大片，近年来韩国电影电视风靡中国。《泰坦尼克号》上演之际，在中国创了电影票价的历史纪录，这部电影比任何一部影片赚的钱都多。然而当时在韩国居然有成千上万的人抵制观看《泰坦尼克号》，理由很简单，如果有300万韩国人看这部电影，那么韩国大量的外汇储备都会流到美国去。电影学家还分析说："韩国人在一定程度上，相对于好莱坞和欧洲片，他们对本国影片更为偏好。"

　　不止是电影。韩国人提倡身土不二，以用国货为荣。而中国人则更喜欢进口货。

　　中国人从小教育孩子不要吃亏。在中国的大学食堂，打饭时学生们总是挤做一团。然而留学韩国的中国人却发现，韩国学生自动排队，饭票都是自己扔在盒子里，无人监视。到韩国生活的中国人发现，韩国公园里陌生的小朋友之间也会互相分给对方一些正在吃的零食，"初来时我有点不习惯，不敢让孩子接受。时间长了，我也慢慢教育自己的孩子分一些零食给其他小朋友吃。"

　　足球就不用比较了，可以对比一下球迷。韩日世界杯期间，韩国球迷的表现给全世界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们在场上服装统一、用具统一、口号统一，数万人掀起红色巨浪，高呼"大韩民国"，让人感觉到强烈的震撼。而中国球迷人数也不少，可是都是四五十人各自为战，从服装到口号，五花八门，形不成合力，只感到杂乱。比完赛，韩国球迷都要收拾好身边的杂物再走。可是中国球迷所到之处，垃圾遍地，其中竟有许许多多的小五星红旗！

　　（二）

　　觉得韩国存有古风。韩国人崇尚传统的道义文化，而所谓的道义文化的内容其实也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忠义和节气。中国社会曾是最提倡忠义节气的，但是很久以来，忠义节气似乎就已是改朝换代时个别孤臣义士血淋淋的专利，是对普通大众之浑浑噩噩的极端反弹，或者是评书演义中的故事传说，再或者退化成流氓无赖们在酒桌上虚张声势的誓言。普通老百姓早已自觉自愿地抛弃这种漂亮但是不实用的精神装饰品，一心一意为了那点口粮而投入全部努力。我总觉得，也许是中国人经历的沧桑太多，苦难太多，虚伪太多，欺骗太多。像一张纸，经过的揉搓太多，已经不再如当初的洁白挺括；像一条河，经历的地方太多，污染太多，渐渐辨不出原来的颜色。

　　写到这里，想起以前看过的一篇文章，文中说：

　　"看先秦故事，总觉得那时候的中国人活得豪放刚烈，特别像一个真正的人，便疑心东方文化曾有一种春秋精神，春秋人格。

　　"这人格的特点之一是：自尊、知耻、忘我、利他。

　　"这种精神在当代中国人那里已很少见了。"

　　文章的作者也提到了东南亚金融危机中韩国人的表现，最后他问：

　　"莫非春秋精神已然东渐乎？"

　　并非东渐，而是这种精神曾为中韩两国人民所共有，而在长白山南的几千年相对封闭的三千里清洁质朴的山河中保存下了本色。

　　中国人，你什么时候能恢复本色？

　　三 从韩国人的变化看如何改变国民性

　　中国人国民性格演变轨迹

　　（一）

　　都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不过，民族性格却不断变迁。翻开《春秋列国传》，你会发现，那时的中国人特别有血性。赵氏孤儿、七百壮士、聂政刺侠累、荆轲刺秦王，一个个动人心魄的故事，演绎了那个时代男人们的壮烈与决绝，告诉后代什么叫轻生重义、生死相许。      读春秋故事，你会惊异于他们的单纯和透明。春秋战国时的中国人，活得有声有色，死得爽快清白。在后人看来，他们也许有点稚拙，有点简单，但却像少年人一样让人感觉到生命的挺拔和亮丽。

　　在周边民族还处于沉睡中时，中国人已经开始了思想启蒙。那个时候的中国人思想活跃，智慧奔放。智者辈出，学说林立。进入思想青春期的他们充满了创造的冲动和诉说的欲望，在早期中国文明史的天空中喷发成一道道绚丽的朝霞。

　　可惜的是，好景不长。一个叫嬴政的外表孱弱内心冷酷的男子挥剑过早结束了中国的青春期。秦始皇的过错不在于他统一天下，也不在于他修长城，而在于他视天下人为自己的猎物。他的老师韩非子告诉他，人是一种本性卑劣的动物，他们渴望的只有利益而惧怕的只有暴力，所以，人不值得尊重也不能相信。统治天下的方法就是"执长鞭以御宇内"，用法、术、势来束缚和操纵，就像对待拴在车子前面的牲畜一样。

　　这个历来被中国人视为雄才大略的人确立了一整套暴力基础上的统治方法，把所有人都变成了为他驾车的牲畜。他"焚书坑儒"、"以吏为师"、"以愚黔首"，取消了民众的自尊和思想，终于达到"偶语者弃市，腹诽者诛，道路以目"的程度。中国人的群体人格第一次受到了粗暴摧残，不择手段的实用主义者开始更能适应这个严酷的社会。汉高祖刘邦就是一个典型代表。楚汉战争中，刘邦被杀得大败，带着一对儿女和谋士滕公坐着一辆大车逃跑。为了让车子跑得快点，刘邦好几次把两个孩子推下车，都被滕公又拉了上来，气得刘邦"欲斩之者十余"。项羽威胁刘邦要杀了他的父亲做肉酱，刘邦却一副嘻皮笑脸，告诉项羽做成了肉酱别忘了分他一杯尝尝。

　　古代朝鲜私塾图

　　史书记载，"高祖不修文学，而性明达，好谋，能听，自监门、戍卒，见之如旧。"他极富亲和力，看门的和大头兵与他都能一见如故，然而一转脸又能忘恩负义，刚刚坐定了天下就开始杀戮那些为自己卖过命的战友。这个满嘴粗话的地痞的胜利，宣告了中国人精神上的第一次劣化。他证明，项羽式的高贵、矜持、理想主义已经不适于秦始皇之后的中国。

　　好在秦王朝的寿命不长，崇尚黄老的汉王朝通过无为而治渐渐恢复民族的元气，得以驱逐匈奴，扬我大汉天威。中国被安置进一套日趋成熟的"王霸杂用"的统治制度中，中国人民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保留了上古社会一脉相传的质拙单纯。中华文明遥遥领先于四邻，中国人民充满了泱泱大国的自豪和自信。这种自信在盛唐时达到顶峰。

　　盛唐是中国人永远的回忆。那个时候，中国是全世界最富强的国家，中华文明的灿烂光华一直辐射到欧洲。中国的四邻纷纷向中国表示由衷的敬意，毫无保留地向中国学习。长安的大街上，陈列着欧亚大陆各国的货物，随处可见来自各国肤色各异的商人和求学者。那时候中国人的人格基调是阳刚、开放、乐观、健康、进取。他们还没有学会裹小脚、谈道学、立牌坊，没有发明出那么多莫名其妙的清规戒律。女子丧夫可以再嫁，夫妻不合可以离婚，文人用华美的辞赋公开歌颂性爱，诗人们用清新的诗歌表达生命的热情。中国历史上人格最健康的皇帝唐太宗出现在那个时候，他为人理智而又富于人情味，雄才大略又懂得尊重民众。最伟大的诗人李白也出现在盛唐，并且也只可能出现在盛唐，他飘逸豪放的诗风充分表达了那个时代的胸襟和气魄。

　　（二）

　　然而，多灾多难一直是中国的宿命。唐朝之后的一千年间，中国大地上政权不断更迭，外族屡次入侵，给中国人的心理和性格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改朝换代"这个词在中国人心中的意义也许和其他任何民族不同。中国道德的根基就是"忠"和"孝"。君存与存，君亡与亡，此乾坤之大义。一女不嫁二夫，一臣不事二主，改朝换代对每个人特别是每个士大夫来说都是一个考验。改朝换代就像一个巨大的刑具，每隔一二百年，中华民族就要被缚上去，生割活剥，从一个家族的权力骨架上剥下来，移植到另一具骨架上。虽然每一次都会有无数的人"投井"、"堕城"、"阖家自焚"，然而，大多数人最终还是得选择屈辱地活下来。这对大部分中国人来说，无疑是一个人格受挫和自我否定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