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结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19 06:24:32

 

 

中国结

                                            赵向中

 

一.汇聚国力已解开了的中国结

 

瓷器,丝绸,四大发明;长城,运河,全木结构;汉字,中医,太极八卦;儒家,道家,孙子兵法;围棋,书法,水墨国画;唐诗,宋词,明清小说……拥有五千年文明史,曾倍受周边各国推崇向往的礼仪之邦——中央帝国,龙的传人,时至近代,面对迅速崛起的欧美工业文明,却屡遭屈辱,日见没落了。

落后,首先要承认落后,才有可能进步;进步,又是如此的艰难漫长,于是就凝成了一个一个的情节。

灾难深重,自强不息的中华民族,一旦挣出了饥寒灭种的民族困境,一旦争得了独立自主的国家权利,一个个充满了各种美好的憧憬与向往的民族情节就又试探着开始闪烁跃动了。

 

中国人拼力解开了的第一个结就是其首枚原子弹的爆炸成功。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在新疆罗布泊上空,中国人第一次将原子核裂变的巨大火球和蘑菇云升上了戈壁荒漠,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此举一出,全国上下,一片欢腾,国际舆论,一片哗然。

正如官方所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成功,“是全国大力协同的成果”,是“中国人勒紧裤腰带”研制出来的。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国还远是一个科技弱国,其科技总体水平与西方各有核国家差得不在一档两档,而前苏联又撤走了全部专家图纸,国内更正处于经济极度困难时期,广大科技工作人员,乃是在每天忍饥挨饿、拖着浮肿身体的情况下,靠着落后的工具设备,硬是创造出了一个“与国力不相称”的人类奇迹!

之后,以原子弹为契机,氢弹,人造卫星,电子对撞,载人航天,宇航员出舱……中国人依旧在不断地创造着奇迹,这奇迹似乎已经司空见惯了,那情节也似乎不再是一个结,但“全国大力协同”的路子于此并没有改变,照此下去,航空母舰,大飞机,月球行走也用不了多久了吧?

 

中国人拼力解开了的第二个结就是其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1971年10月25日晚近10时,位于纽约东河河畔的联合国会议大厅响起了阵阵暴风雨般的掌声,第二十六届联大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了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国的提案,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国民党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所属的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这是在共和国外交史上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胜利。

这个胜利,是“由于广大亚非拉国家大力支持”,“是第三世界国家把我们抬进去的”。那么,广大亚非拉国家为什么要大力支持,抬着中国进联合国呢?——国际上“没有永恒的敌人,也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起作用的是一穷二白的中国,一饥半饱的中国人勒紧裤带,慷慨向外抛撒的几百亿美元的无私援助!

联合国席位恢复以后,邓小平复出,中国人的援外热情开始有所收敛,许多曾获得过中国人大量人财物力援助,也曾经给中国提供过大力政治支持的弱小国家,与中国的同志兄弟情谊也日渐疏远了,有的甚至还反目成仇,兵戎相见……

 

中国人拼力解开了的第三个结就是其越做越大的奥运梦。建国之初,新中国不能被国际社会接纳,但体育事业并未因此停顿。1952年毛泽东主席发出“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伟大号召,设置以国务院副总理贺龙元帅为首的体育运动委员会,有力地推动了全国群众性体育运动的蓬勃开展。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又提出奥运战略,就是汇聚设施物力,选拔体育尖子,集中培养,专业训练,拼搏冲金,为国争光。于此,1984年7月29日,在第23届奥运会开幕第一天,中国射手许海峰,以60发566环的成绩,为中国实现了奥运金牌“零的突破”;此后中国又连续参加五届夏季奥运会,共夺金112枚;2001年7月13日,中国申办第29届奥运会成功;2008年,波澜壮阔的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中国代表团再夺51金。在此期间,2001年底成功加入世贸组织,2002年底上海2010年世博会申办成功,名目繁多的各种“峰会”接连在中国举办……振奋人心,彰显国力的大事一件接着一件,中国大地,举世瞩目!

 

于是人们似乎已经得出了一个结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就在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难道不是吗?国家力量想往哪里集中就往哪里集中,你资本主义制度能吗?老百姓不拖后腿吗?议会舆论不反对吗?彰显国力的大事,难道不同样也是令我们中国人扬眉吐气的喜事吗?哈哈,怪不得前些年全国各地,楼堂馆所,铺张浪费,屡禁不止——形象工程啊,装潢门面哪,论政绩就是看这个!

但西方人却不给你看这个,人家论成就,搞得是民众社会生活的调查,要得是国家总体实力的数据。因此他们依旧看不起中国人,说中国人不诚实,急功近利,自私,懒惰,冷漠……

 

日本与德国并没有原子弹,并不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也都算不上是体育大国,他们甚至还曾发动过二战,侵害过别国,但他们的建设成就却依旧令世界向往,其国民总体素质,人民生活水准却依旧令世人称道。

局部勉强集中了的,全局自然就要空虚;尽关注了国家体面的大事,民众的精神素质与物质生活当然就会成为不屑一顾的小事;而其实,民众的精神素质与物质生活正是一个国家强大国力的最根本体现!所谓技术进步,所谓消费活力,所谓可持续发展,归根结底都在国民的素质消长上——拔苗助长不是发展,没有质变支持的量变只能是从头再来的量变。

西德与东德,历史上曾经是一国,二战后分属两大阵营,有柏林墙隔着,水泄不通了近半个世纪,但说到统一,三言两句话,就成了,而且是一国一制,双方不出一句怨言,彼此没留半分遗撼。为什么?

中国回收个小小的香港,有条约时间依据,本来顺理成章,但还得“一波三折”,针锋相对了几十轮,又付出了诸多的财政贸易投资优惠,最后才弄出个特别行政区,还“一国两制”,为什么?

中国想统一台湾,在政治军事经济贸易上早已给同胞许下了更多更大的优惠,在国际上又大把撒钱,拉关系孤立以迫其就范,但台湾还是要有人不识好歹闹独立,为什么?

 

二.汇聚国力也解不开的中国结

 

只要能集中起必要的力量来,那“大事”也往往的确就能办得成。这就好比婴儿吃奶,吸得往往比大人还来劲。当然中国毕竟是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比作婴儿到底是不恰当,那就比作病夫轮斧吧,支撑着就轮那么一下两下,往往还真不至于当下就努断了腰,而至于以后对他那一穷二白、一饥半饱的病体康复,到底将会留下多大的隐患,又有谁能算得清?

 

但中国还真的有集中起了再大的力量也还是办不成的事。

 

第一件就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末的“大跃进”。大跃进的起因,是中国想要在生产上五年内超过英国,十年内赶上美国,钢产量一年翻一番,两年翻两番——的确,既有6亿多血躯可以供我随心所欲,任他赴汤蹈火,那中国还有什么奇迹创不出来呢?朝鲜战争不是也打赢了吗?一五计划不是也顺利完成了吗?——“没有干不到的,只有想不到的”!

但是,中国人却并不明白,美国人不喜欢打血肉仗,在美国,只注重个人“胜利”荣誉而不珍惜士兵生命福利的军官,可以被送上军事法庭!越战后美越复交的主要条件之一,就是要求其归还美军的在越遗骸,并派人到越南各处搜寻,但中国呢?他们也不明白,美国人通过投入知识技术,可以用同样的铁砂,烧更少的煤炭,费更少的水源,动更少的劳力,排更少的废气,却可以炼出更高价值的钢材来;他们更不能明白,同样的材料,投之以最高的知识技术,完全可以生产出千万倍材料成本的五花八门的产品来!

于是乎,城市农村,妇女儿童,全国总动员,工业战线上垒土炉,烧木材,砸锅练钢;农业战线上大放卫星,“亩产万斤”,“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结果是烧出了几百万吨废铁,饿死了几千万条人命。

 

最令中国人失面子的,是其百年难解的诺贝尔情节。火药是中国人的四大发明之一,而诺贝尔他本人又是凭炸药的发明起家的,因此诺贝尔奖与中国人应该说是最有缘分吧?但百余年下来,中国人愣是没捞到半个奖,诺贝尔先生在天有灵,也一定会愧对先贤吧?

也有人说中国曾有与诺奖擦肩而过的,但成就与平庸其实隔得本来就是一张纸,高手下出了的棋,许多低手往往也能看明白,并大呼“好棋”,有时还“英雄所见略同”,但让他坐上去,能下得出一招好棋吗?

还有人给归结到了语言文化的障碍与意识形态的隔阂,但这“障碍”与“隔阂”的存在,又只可能于文学与和平这两个奖项有直接影响;然而失望之余,中国人还是有些愤怒,有点鄙视诺奖了,大言“科学奖才是诺奖的价值所在,那文学与和平奖,其实我们都不当它一回事!”

可是,中国人回避不了,许多同样存在着“语言文化障碍”与“意识形态隔阂”的国家,也早已拿到诺奖了;并且,除去欧美少数几个在诺奖设立之前就早已享誉世界了的文化科技大国以外,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先拿了文学与和平诺奖,社会文化健康,国家体制理顺了以后,才渐渐捧回科学诺奖的。

“医治精神的麻木更急于医治肉体的病弱”,要出高境界,“功夫在诗外”;马克思主义也认为,科学总结哲学,哲学指导科学;一个人的世界观从哪里来?——形成于生活,来源于社会;社会风气不正,急功近利,弄虚作假成风,中国人又怎么可能攀得上创新的顶峰,捧得回科学诺奖呢?

国家体制没得变,社会风气难得变,那么,再使使手腕,集中力量,汇聚国力如何呢?中国也不是没曾选拔天才,办过科大少年班,但简单推挡了几下,到底是使不上劲,于是只得悄悄作罢了。

看来诺贝尔奖真的要成为永系中国人心头的一个死结了。

 

当然,对于社会风气的转变,在国家的指导下,中国人也还是投下了许多精力的。

中央文明办,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文联,残联,学联;科协,作协,记协;爱国卫生委员会,关心下一代协会,中华美学学会;学雷锋树新风,五讲四美三热爱,八荣八耻;为重点建设献青春,祖国在我心中,重走长征路;希望工程,跨世纪青年人才工程,百千万人才工程;五一劳动者,新长征突击手,十大杰出青年;东方红,红旗颂,长征组歌;人民网,求是杂志,中国之声;科技下乡,文化下乡,青年星火带头人;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社团不可谓不全,范围不可谓不广,活动不可谓不火。这还不包括轰轰烈烈,“耽误了一代人”的“文化大革命”。

然而,宣传鼓动都是论嘴的,是空的,组织实施才是上手的,实的;而组织实施又都是一时的,是“大风起兮云飞扬”,国家制度才是长远的,才叫好雨润物细无声。

既要“代表先进生产力”,那它与落后生产力如何鉴别,怎样给以扶持以及怎样合理淘汰?既要“代表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那平等自由、人权博爱算不算是先进文化?若说不是,提它个更先进的出来看看?既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那代表了国家、地方荣誉的面子工程、形象工程是不是就应该放一放,缓一缓?既然“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既要落实“科学发展观”,那高耗费高污染,以及不谋技术质量,尽算销量利润的,是否就应该说是畸形的、病态的、不科学的?

 

三.力大难解大国结

   

大跃进、十年浩劫的泪道未干,诺贝尔奖的余怒未消,中国人又洋洋做起了赶超美国,影响世界的大国之梦。

其实,原子弹点响,世界第五;坐进联合国,就成了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之一;奥运会夺金,世界第一;GDP总量,世界第四,今年还可能上到第三——中国人从很早以前就一直在做着这个大国之梦。

难道不应该吗?历史上中国的强大,文明,传承,现如今中国的人口,疆域,资源。试想,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5倍,如果中国的GDP能赶超美国,如果中国人夺得的诺贝尔奖也能赶超美国人……

 

以2007年计,中国的GDP总量占到了世界的6%,但同时一次能源却以26.5亿吨标煤的消耗而占到世界的16.8%,钢材也以5.19亿吨的消耗而占到世界的40%。照此下去,如果中国的GDP要达到美国的总量,那消耗也乘以4.2,标煤一年就得耗掉111亿吨,钢材就得耗掉21.8亿吨;如果中国的人均GDP也要赶上美国,那消耗再乘以5,标煤一年就得耗掉600多亿吨,钢材就得耗掉100多亿吨!但中国煤炭、石油、天然气的剩余可采储量全部换算成标煤,也不足1000亿吨,铁矿石一下子都采出来,全炼成钢也不足200亿吨,两头都不够用二年……再加上耗水,到那时单靠南水北调,长江水恐怕也要被调干了,于是只好再搞昆仑山、喜马拉雅山冰雪熔化工程,太平洋海水淡化工程,好在太平洋水位若是下降,那大西洋、印度洋的水自己就会给咱们补回——水源的问题终于可以彻底解决了。

也许有人会说,你这不是存心制造恐慌,杞人忧天吗?上世纪世界石油闹危机,我们的近邻日本,能源铁矿都是纯进口,有人也曾给算过,说是经济要增长多少,那能源也就得多耗多少,还精确到了小数点后几位,但结果怎样?日本人先是推行“教育立国”,然后又是“科技立国”,十几年下来,那经济自然是翻了番,可能源的消耗反而不是下降了?咱中国人难道还比不过他小日本?不是后来居上,要两个文明一起抓,教育科技两不误,也提出“科教兴国战略”,要落实科学发展观吗?

 

然而,然而!我在这里还得再说说国人这“精精明明裤子拉”的然而!

 

从2000年到2007年,中国经济从占世界的3.4%上升到了6%,产量尽管增了9成,但其能源的消耗却从13亿吨到26.5亿吨而翻了一番多,钢材的消耗更从1.4亿吨到5.19亿吨而翻了近两番——请大家看看,这就叫科教兴国,科学发展?

同期日本的GDP增长持续低迷,其在25-64岁人群中,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高达48 %,尽管由于人口老化,07年应届大学毕业生只有50万,但仍占到了总人口的0.4%;中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不足5 %,07年应届大学毕业生450万,但只占总人口的0.3%。

然而在日本,大学生就业却一直是卖方市场,“皇帝的女儿不愁嫁”,并大量进口中韩技术人员,高呼“人才紧缺”。据日本厚生劳动省07年5月的调查数据,截至该年4月1日,日本07年3月毕业的大学生就业率为96.3%,比去年上升了1个百分点;大专毕业生的就业率为94.3%;中专毕业生的就业率为98.8%;大中专毕业生的平均就业率为96.3%,比去年提高了1.5个百分点。

反观中国呢,经济尽管一直是两位数增长,大学生就业形势却还是年年过严冬,愈来愈严峻。每年除去少数尖子生出国效力和父辈有关系有能耐的以外,多数大学生毕业不是曲就苦力,委身非人,就是臭成了当街的大白菜!前年由于压力太大,除了推出优惠政策鼓励自主创业以外,又推出个“大学生当村官”,说是“支援新农村建设”,但毕竟容量有限,普通人家的子弟根本轮不上,今年就有许多农家孩子,认清了自家的社会地位,珍惜了父母的血汗积蓄,高中一毕业,就自动放弃高考,趁早远走打工,闯荡谋生去了。

请大家说说,这就叫科教兴国,科学发展?

 

尽凭子孙资源的疯狂透支,尽凭民族劳力的卑贱血汗,尽凭国家环境的无知恶化,请问,这种以牺牲国家民族的长远利益换来的经济增长,究竟能挺得多久,走得多远?

 

四.回头再解体制结

 

可是,按你这么说,既不愿多耗资源,又怕污染了环境,那国民经济难道就宁可不要增长了?政府总不能定指标,下任务,硬要求企业看门扛麻袋也聘用大学生吧?

的确,苏东剧变以来,中国的国际环境并不舒坦,国内的贪污腐败,又积重难返,现在双手就抓了个“经济中心”,还算有所凭籍,若是经济增长再放慢了,甚至不增长,那不是等于举手交白卷吗?

经济自然是任谁都希望增长的,但增长也得讲求一种方式,一种效率。捧着大量美金无所作为,疲软了就扩大投资规模保增长,过热了就增加基建投入拉内需,这是一种简单粗放的,早已落后了的政府调控模式。

政府诚不能给企业招工定指标,下任务,但政府难道连市场商品的技术质量也都没权过问,无能为力了吗?前些时三聚氰氨闹出来的臭事,决不是单一的,行业的,偶然的。

 

解放后政府在山西接收过一座水泥厂,日本人建的,粉碎原料用的一种钢珠,拳头大小,用原日本产的,磨损报费要用一个月,后来又进口前苏联的,三天就得报费!这就是技术质量。该厂一直安有日本人留下的一套灯管,规格倒是老笨,但连灯管带架子,从来就没坏过,也没有人拆过,直到本世纪初厂房重建才算最终报费,这种质量寿命的产品,在现今的中国,能造得出吗?能找得到吗?

前几年报道说质监局工商局检查浙江的一家鞋厂,那皮鞋都是看样货,一扯就乱,业主还振振有词,说若是做得结实了,人们二年穿不乱一双,那鞋子还卖给谁去?厂子凭什么维持,工人凭什么开支?媒体也黯然表示同情,再也没了下文——难道人们有钱就不能多买几双,各式各样调替着穿吗?

日本近年来的本土经济,的确是增长缓慢,但其高耗费、高污染的劳力密集型产业统统迁往海外,产销规模已直追本土;但其本土所留的,除去补足因产业淘汰出迁所落下的巨大空缺以外,在人口老化,劳动力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反而仍能不断增长,其所能凭借依托的,只有知识的全面投入,技术的不断更新,产品的持续升级。

 

那么,日本企业又是如何构建起以质量信誉、知识技术为根本的企业文化来的呢?并且是那样的持续与稳固,那样的积极与坚决?

 

市场的原则是,商品升级,消费也跟着升级,商品不升级,消费就等着你升级,直到磨损报费。在个体上生产升级快的获利最大,升级慢的获利最小,甚至被淘汰;消费跟得紧的获利最大,跟得缓的获利最小,甚至也遭到淘汰。反映到总体上,产品升级的快慢,市场消费的信心,就成为经济体自身的发展活力。而经济体内在的发展活力与外部的人力、物力与市场的客观增长相结合,共同构成了社会经济增速的消长。

在一定的社会市场内,如果产品升级滞后,消费已丧失信心,生产却继续扩张而任由市场进一步饱和,到了一定的程度,失去了平衡,那就会导致社会在总体上的经济崩溃。由于科学发现,技术创新以及其在生产上的应用,在总体上是一浪一浪,具有一定的阶段性,所以那经济危机也相应地具有“周期性”。而一旦危机到来,内中个体当然也有注重技术质量,积极进取的,但依旧不能左右经济在总体上的衰退大势,同受其害。

然而,衰退时虽说同受其害,不分彼此,可当经济复苏的时候,却到底还是内在质量信誉稳,知识技术新的个体与地区最早冲出重围,兴旺发达,然后再带动和帮助那些相对落后与迟缓的个体与地区,走出一条共同富裕的总体振兴之路。而那些知识技术守得旧,存心靠骗人过日子的个体与地区,却只能永远地被淘汰与长期地萧条下去了。

西方发达国家普遍经历过经济危机的恐慌,他们国家的企业也大多经受过危机淘汰的阵痛与品尝过复苏起飞的甜头,大风大浪的没少见识过,因此往往都能自发地形成一种重质量重信誉,大力开发甚至储备技术的企业文化,以企轻松规避与应对经济危机。

而广大发展中国家,由于其本身的落后,市场潜力大,生产的增长又往往徘徊在一种低水平,因此即使经济有时也会有点起落,但到底影响不大,并不能促使其企业自发地转变增长模式。当然也有少数落后大国,仗着其资源富足,又不悯环境恶化,以国家的权力,大力增加资产的低质投放与基础设施的反复建设,代替民众甚至透支其子孙的生活消费,因此往往也能维持一种产消两旺的低质平衡,但却同样不能促使其企业自发地形成一种自我更新的健康机制。

 

在西方发达国家中,德国虽说贫油,但煤铁总还基本够用,日本在资源上却真真叫一穷二白,要甚没甚!国际上要有个什么三长两短,废铁回炉都没个烧的,地理位置也没把住咽喉要道,又与周边各国都有历史宿怨,国家生存与发达的前途只能凝结于其国民的集体智慧与耐力。因此,如果说西方各国企业的自我更新机制是为危机所迫,自发形成的话,那日本人则更表现为一种自觉——政府微观调控,积极引导督促的自觉。而这种政府对企业有目的,有秩序,强有力的引导与督促,既极大地提高了其民族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又客观上缓和与规避了其经济在总体上的衰退危机。

关于日本政府通过微观调控引导督促本国企业的具体内容、具体方法、以及其所能涉及的深度与广度,包括中国的在内,世界各国的专家学者已经研究得很多很多了。

其实也用不着做任何的繁琐研究,在直观上我们首先就能看出这样的两条:第一,对国民经济的调控只能是政府行为,中观微观的也不能例外;第二,微观调控比宏观调控更复杂,其所要涉及的利益关系将更为具体,更加深入;以上两条相结合,那就是说,微观调控比宏观调控要求政府必须具有更高更强的行为水准,素质效率。

比如,简单的说,审查高下优劣一关,弄虚作假,以权谋私的政府做不了;定夺优劣胜汰一关,利益纠缠,相互扯皮的政府做不了;执行扶优汰劣一关,阳奉阴违,三令五申的政府也做不了。中国现在的政府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还用说吗?

 

然而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是为马克思主义者所垢病的;而斯大林式的粗放扩张,低质平衡,又受着客观的限制,缺资源的行不通,不缺的也走不远;因此,社会主义的中国要想做大做强,又能服人,其国民经济的增长要想步入良性的,可持续的发展轨道,那就更需要,也只能在微观调控上做最大的功夫了。

 

五.不得不解的法治结

 

历史上的世界大国,其所以能成为大国,一是靠文明的影响,二是靠武功的征服,能长远的,更往往二者兼得。但是到了现代,原子弹发明以后,由于其城门失火,必殃池鱼的毁灭性,武功的存在就只剩下震慑与自卫的作用了。

文明从哪里来?客观的人物资源以外,日常秩序离不了法治的养护,长远后劲离不开文化的推动。

与动物的追求生命一样,人类也具有追求幸福的本性。但又由于人是不得不群居的,因此那个人幸福又只能是分工协作,在人群中求,在社会中求,这就使得个人幸福必然成为群体幸福、社会幸福中的一部分。个体在社会中,求怎样的幸福,怎样求幸福,才是于社会的运转与繁荣有益的?——法制规定你,文化引导你;个体在社会中,求怎样的幸福,怎样求幸福,将是于社会的运转与繁荣有害的?——法治惩戒你,文化谴责你。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要想凝成一个整体,如果连最根本的法治都运转不畅,文化都愚昧乏力,又怎么能谈得上文明灿烂呢?

你看上帝造人,算得一项最复杂最高级的伟大工程吧?但人体生理机能的维持,肢体脏腑之外,一离不了血的养护,二离不开气的推动。哪一项不足,都能说明这个人只是一个病人。

 

然而在中国,文化倒可说也曾兴旺过,法治社会却一直没能形成个传统。

在春秋战国时代,商鞅变法,韩非著书,道儒墨法,百家争鸣,到得秦灭六国,焚书坑儒,终于用事实证明了法的成功。但由于当时的法学,更表现为一种帝王用以御下制敌的权术手段,而不是一种国家用以理民治国的管理法度,再加上秦朝的短命,法家思想很快就又衰落下去了。以后的中国再没出现过国家长期分割,实力争雄的局面,短时的逐鹿,权谋家,军事家倒是出了不少,而长期的大一统,又只要有儒礼的稳定作用就够了,因此法的精神再也不曾上升到国家的主流。中国“国家大治”中的“治”,主要指得是相对于动乱的太平,而不是相对于衰落的繁荣。

儒礼讲求三刚五常,忠孝顺从,即使盛行一时的佛教也讲的是逆来顺受,追求来世,这些都是于国家的稳定极为有利的;而在古代的东方,中国长时独大,只要能维持天下太平,人口增殖,府库充实,国家就算强盛;因此儒礼统治中国的历史实在是太久了,扎根也太深了;国家要有个什么举措,百姓要有点什么疑难,总要先问“于礼合不合”,而不是“合不合法”。近代以来,中国虽一直受着列强的逼迫,急需图强自救,但满清是少数民族建国,胆心国家不稳,不敢放权;后世虽换了几代,但不善权谋的掌不得权,用惯了权的又信任权,因此中国始终没能建成一个法治国家。

 

所谓“分定止争”, 其实领袖们之所以放不下权,不能放权,还是由于分难定,争未止。像孙中山、毛泽东都属于教父级的人物,但还是要遭到下属的置疑与不满,逼宫与放逐,孙中山心慈面软,早早气死,毛泽东反戈一击,保权自存。

古代政府就管个土地农民,对领袖能力要求不高,因此立子以长,天说了算就行。近现代工业、农业、商业,金融、交通、能源,教育、科学、技术,分工越细,管理越杂,对领袖的领导决策能力也就要求越高,于是又搞民主选举,竞选计票,应该说是代表了民意吧?但还是要有不服的,暗杀袭击,政变弹劾,总之是有争斗,有掣肘,不稳定,并不是一个理想国。

其实一个人的领导决策能力,并不能表面地取决于他的演说能力,拉票能力,也决不能间接地取决于别人的狂热支持与示威反对;最直接、最客观的还是他以往在实际工作中所能取得的办事实绩——当然绝不能看“面子形象工程”,但经济增长,入学升学,财政就业,社会治安等等各项工作,则都是有数据能查可比的;只要预先明确了责任,划分了比例,能严明法治,不弄虚作假;到届当然就能按部就班,逐级提调,直达高层;这样既从根本上发挥了法的“兴功惧暴”精神,科学的理性实验精神,又使国家始终能由一个最适宜最有领导决策能力的人当政,谁还能心有不服,哪来的掣肘误国?

 

如此领袖的领导决策与国家的法律制度就自然会形成一种良性循环,相辅相成。试想,人都是只长着一颗脑袋两只手的,就是让他管理一个小县,若不依靠律令制度,那也还得去请千手观音去;因为法治毕竟是经常的,格式化了的社会秩序,刘邦虽工于谋略,善于将将,但要指挥千军万马,到底还得用韩信的军纪阵法。

当然,即使有了健康运转的法律制度,国家也还是离不了领袖的领导决策,否则美国人也不用选总统了。但法治的健康运转,却更是领袖个人能力的经常养护者与强劲支持者。请问,人的大脑每天都要休息,但血脉也曾休息过吗?血脉已经亏虚,神志还能正常吗?一条手臂若是血脉不通,废了,大脑还能指挥得了这条手臂去做事吗?

上文所说的弄虚作假,利益纠缠,阳奉阴违等等一干,其实都是血液的病,法治的病,但结果却往往使大脑的任何决策都要大打折扣,显得对也无用,错更无能了。

 

然而,正因为领袖与其所属的政府,在一个国家,在整个社会中,应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应起到一种什么样的作用,以及它与国家人力物力的关系,与社会法制文化的关系,中国人一直弄不清,撇不下,因此那人力物力,法治文化就统统被委屈下放,成为政府维持其统治的一种工具,使法治始终停留于说了不算,因人而异的法制。

                           

                         六.不解自解的文化结

 

其实,只要民族能够振兴,国家能够富强,那法治文化就是受点委曲寂寞,安心做一个奴仆犬马,又能有何不可?但是,一个人如果血亏血虚,那气也就失其所养,要运行涣散了,而一旦到了气血两亏,那脑袋就要失眠健忘,脏腑肢体也要凋敝乏力了。

文化不能自创,它只能受法治,包括宗教清规戒律的影响而形成与演变;法治也不能自创,它只能经学术,包括宗教教义的指导而编订与施行;但学术却是应运而生,完全由个人原创的。

 

然而,还是由于政府的控制,大一统的压制,中国人的学术活动却自古都得看统治者的眼色行事。而那眼色又是只准立牌坊颂圣,树榜样学习,决不容独立客观思考,批评以求进取的;否则若真搔到了疼处,那眼色就会变成颜色,说你是活得不耐烦,要文责自负了。

战国时倒曾出过一个墨家,要“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很有人格血性,在科学上也做到了难能的开拓,但到底穷困潦倒,不久就没落衰微,一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彻底灭绝了。

几千年来,由于中国的学术一直是尊卑贵贱,各守其礼,逆来顺受,各安天命的;因此中国的法制就自然成了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只管利益纠纷,不论精神人格了;因此中国的文化也只能成为帝王与奴隶的文化:溥天之下,莫非王土,任挥耗潇洒;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凭宰割随意。

 

古代的中国人普遍地是一种什么样的性格,有一种什么样的理念,以及其前后有什么样的变化,尽管历史也有记载,西方也有评价,中国文艺更不缺了描绘刻画,但当代人到底没曾亲身经见过,我们且不作为依据,不去管他;可是,改革开放前后,中国人的性格理念变化,大家都应该清楚,可以一说就明了吧?

 

在改革开放以前,毛泽东主政中国,那时一个县公安局,还比不上现在的城关派出所人多,法律虽不能说健全,但执法却是一点都不含糊。家乡曾有个土匪,临解放除炒豆爆疤自己的脸不说,还又远走到西藏出了家,但解放后还是被当地的警察查出来,押回原地正法了;那时候小学生上下学摸黑走路,中学生礼拜天回村返校,家里根本用不着胆心路上碰到坏人,想不到提醒他们机警小心;大跃进饿死了那么多人,吃糠也硬是全国没个骚乱闹事的,这第一当然是不敢,第二到底是大家都在吃糠。

改革开放以来,平常丢辆自行车,收张假一百,已经司空见惯了,最严重的是明抢硬赖的,连政府都没办法。大城市住别墅公寓的可能感觉不到,农村人养牛的丢牛,养车的丢车,种瓜的有瓜霸,种菜的有菜霸;曾有人下地回来,村中有人问:“今天你搬家,怎么不叫上我?”结果到家一看,连三轮带箱箱柜柜,大展门都空了!去年盛传有料子鬼抢小孩换烟的,家长学校一直紧张到了放假;前年乡政府为护林防火,安置了一批地方游闲,这下却使他们更有了依占,村民下地就不能牵牲口,否则稍一疏神牲口就被拉跑了:“来,破坏树木,罚款二百”!普通村民如果上头没个顶硬的亲戚,自己愣头愣脑的又没点坏,那抚持救济轮不上,摊派义务漏不了不说,就是地皮流氓也欺负得没个安身。

 

改革开放之初,政府想让群众放开手脚都富起来,开矿办厂虽还需一定过程,做点小买卖养猪养牛带动带动总行吧?群众没钱,政府给贷,但信用社乡政府硬是跑断了腿,说破了嘴,群众就是没人敢贷——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哪!到时万一还不起,上吊也怕绾不迭绳子。现在人们做生意还尽估赔不算赚吗?欠债的是爷爷,要帐的是孙子!再想贷款你就预备着请客送礼认回扣吧。

改革开放,南方沿海先走了一步,不久先富起来的就有到北方内地来开拓的,内地人那才叫呆哪,简直就是愣!买东西不懂得讲价钱,就手里那几个钱,看对了,要多少给多少,能买几件就买几件,这也叫做生意?简直就是铲票子!不仅是群众呆,政府干部也呆,在南方花一千块办不成的事,到了北方两条烟一准搞定,返过头还要神神密密地感激你!

到了现在,就是买点小东西,人家上帝们也要踩个通街,拦腰砍,调毛病,要包装,能做成一笔,真不知得陪多少笑脸,磨多少嘴皮子;还有那些当公仆的,你就是送沓票子,人家也必定要一边推挡,一边先揣了厚度,这才决定值不值得收。

 

刚改革开放那几年,县里办起家玻璃厂,一个老书记从公社调来当了厂长。霍!还是以前那套老作风,自己不吃不占,你别人也别想着从厂里拿走半块乱玻璃,大学生轮不上他厂,但中专生能来的也欢迎,给你个团委书记,安下心好好地干;县里头想报点差旅油料,不给,县里头想安插个家属子弟,不要;结果弄得县里也使绊子,给小鞋,没人说好,厂里中层副职更是挖墙脚,放冷枪,吵吵闹闹;厂子办得再好能有什么用?没二年还不是调到科协喝凉水?再过半年,癌症!

现在中国还能有那样的领导干部吗?说话不看听话的是谁,办事不看利害在哪,平时抓典型挨整的对象,怎么能走得上领导岗位呢?

其实在他那个年代当领导的,就是胆大开明的也没弄下多少钱,退休后再看到后辈们的胆量作为,他们可真成了清正廉洁的,于是虽享受着国家的老干部待遇,嘴里一边喝着烧酒,一边也要骂政治腐败,社会败坏——看不惯哪,后悔哪!

县里上次要提一个名贪当副县长,这帮老头子又不服了,说这人到了哪个厂子,哪个厂子就一准跨,提遍了别人也决不能提他,还革命化,知识化什么的,说得头头是道,书记实在是没办法,最后只得亮出上级领导写下的条子来,这才封住了他们的嘴。

 

世道变,人心也跟着变,这才叫做识时务,叫做赶得上时代潮流,叫做精英俊杰;世道已变,人心还守着不肯变,那就叫老迂老腐,叫时代的弃儿;既是自己硬要跟自己过不去,那世道就只能逼着他变,直到让他尝够了滋味,碰破了头,伤透了心,只要不是傻瓜,到那时他即使还不变奸变圆,也起码能学得精,学得乖。

 

                           七.结束

 

翻开中国的历史,帝王将相,兴衰变换,功名利禄,风水流转,五千余年的中华文明,竟然就是如何把自己的荣耀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之上,并且还要使那受苦的人理得,荣耀的人心安——荣耀到访华藩王,不愿就国,痛苦到留洋学子,报国无门——这是多么肮脏的一种人类罪恶哪!

但中国人却不知是脏,不知是罪,还以为这就是本事能耐,并美其名曰谋略智慧,于是乎上下彼此,争先恐后,推崇向往,模仿学习,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定规则的不是守规则的,守规则的不是推规则的,推规则的又都是乱规则的,乱规则的还都是定规则的!

——无私奉献的不是凭劳而获的,凭劳而获的是不能兴旺发达的,兴旺发达的都是不劳而获的,不劳而获的还都是无私奉献的!

庄子曰:盗亦有道。张养浩说: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真理!信然!

 

难道受苦受压的人们真的都能安于“天命”,永远就没点反抗了?——有的!“均贫富,等贵贱”,要“世界大同”!并且此起彼伏,屡败屡战!直到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这才给中国人民推翻了死死压在他们头上的三座大山,建起了人民共和国。

但是,没有自由的平等,只能是极端的平均,忽视与抹杀了个体劳能差异的极端平均,尽管能满足一些革命救世者的美好愿望,但同时却也无端压制了人的积极性,主动性,能动性,三十年的平均主义眼看就越走越僵,眼看要越走越死了。

真真是越左的越革命,越右的越现实,越革命的越僵化,越现实的越糜乱。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的确是解放了人的积极性,主动性,能动性,解放了生产力;但同时却又良莠不择,手段不论,放得人们的行为也太自由了;又三十年了,坑蒙拐骗,贪污腐败,任谁想怎么富就怎么富,要怎么发就怎么发,有什么手段就放什么手段,有什么空子就钻什么空子,一概不管;当年曾勇跃参军,大力支前的中国百姓,又要重抗那无比沉重的三座大山了!群情激愤的群众又回过头,要反抗那曾全心全意地解放了他们的政权与主义了!

 

革命先烈的血,流了那么多,难道就是为了这个?血还有没流尽的,现在还有活着的,问问他们,这就是他们当年抛头颅,撒热血,为之前仆后继的理想吗?

 

找不到出路,只能摸索;摆明的是路,难道还非要瞎摸乱碰的显英雄吗?

 

西方各国早已革命成功,早已繁荣富强了,中国与人家的差距以世纪计,难道到了现在还“还需努力”,真的得再出几批“革命同志”与“革命后烈”吗?

 

中国,已经禁不起折腾,已经不堪重负了。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吉祥结,如意结,同心结;蝴蝶结,鲤鱼结,凤凰结……

 

                                                     2008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