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报 >>人物周刊>>第178期

朱天池 自求多福是祖训

作者: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张欢 发自湖南邵阳 2009-09-15 17:01:50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朱镕基的堂兄说，家族里没有谁沾过他的光

朱天池是从电视新闻里得知堂弟出书的消息。

对于一名83岁的退休老人来说，这条新闻让他感到一丝振奋。他的堂弟就是前总理朱镕基。

外界一直报道这位老人曾经写作过堂弟的传记，这也是目前所知道的关于朱镕基最早的一本传记——1992年，朱天池就已经完成了4卷本近百万字的著作《长沙棠坡朱氏与朱镕基》，当时朱已经是副总理，并开始成为中国经济掌舵者。

不过，这本书并没有得到当事人的同意，因而未能出版。

关于这名前总理的传记类作品，事实上已经出版了很多，据《凤凰周刊》报道：仅名为《朱镕基传》的书籍就有台湾新新闻文化出版社、台北时报文化出版社、香港明报出版社等多个版本。香港出版的有关朱镕基的书籍还包括《朱镕基——雄才伟略》、《朱镕基大战走私集团》、《朱镕基之逆境推销术》等。美国、日本、新加坡也都有关于这位极富个人魅力的前中国政要传记出版。

朱天池说自己的书去年已经送到了朱镕基的手里，现在还在审阅中。

朱天池　图/张欢

光绪二十七年（1901）辛丑春，朱氏全家福

家族传承

朱天池从一个美国航空信封里拿出了《本堂族谱》，这是他在美国的哥哥朱镕坚编纂的。仅从这本《本堂族谱》上，就可以查阅到朱镕基的伯父有5位，镕字辈的堂哥们多达16位。

棠坡朱氏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直系后裔，属于朱元璋第18个儿子岷庄王这一支，镕字辈是岷藩第17世孙。

朱氏家族从明至清，辗转播迁至长沙棠坡时，已不复前朝王族风采，后在朱镕基曾伯祖父朱昌琳（雨田公）这里得以发迹。

清道光二十八年（公元1848年），粮食丰收，谷贱伤农，达到了千钱3石的低价，朱昌琳倾其所有，并借钱大举买入，次年天灾，粮价飞涨十多倍，朱家从此“起富不愁衣食”。并开始广购田产，在城乡筑室置房。

自此，朱昌琳完成了原始积累。随后因战事连绵，清朝盐业制度改革，朱家拿到了盐业专利权，垄断了湖南五分之一的用盐量。

在左宗棠平定西北过程中，朱昌琳亦为之奔走筹划，被左大帅称赞是“君杰士也，审矣”。借助左的势力，朱昌琳的茶叶生意甚至发展到俄罗斯。

鼎盛时，朱氏家族生意遍及华中及全国各地，田产、铺面不可计数，并投资了湖南最早的近代工业，堪称湖南首富。

朱氏家族在长沙为人所称道的不只是庞大家产，据《长沙市志》的记载，朱昌琳富裕之后，乐善好施，在长沙设保节堂、育婴堂、施药局、麻痘局，置义山、办义学，并疏浚新河、赈济灾民，方志中评价，他是“长沙近代慈善事业的开创者”。

尤为令人称道的是朱昌琳捐资13万之巨，将湘江、碧浪湖和浏阳河凿通，历时10年竣工，这就是今天的新河。也因此善举，朱昌琳获三品卿衔，并被朝廷授予内阁学士衔。

这本来是一个令人称羡的大家族，但朱镕基的童年却并不十分如意。他的父亲朱宽澎排名老幺，尚未出生时父亲就已经过世，更令人唏嘘的是遗腹子的命运还传承到了自己独子朱镕基的身上。

回首童年，朱天池感慨：“细满叔（朱宽澎）是遗腹子，没想到长弟（朱镕基字长庚）也是。”

朱宽澎少有大志，而且聪明勤奋，但却正值青年时得了当时的不治之症——痨病，家里长辈为了给他“冲喜”，于是娶了一房媳妇张氏。

1928年的秋天，当朱镕基开始睁开眼睛看世界时，他的父亲已经离他远去，母亲也因感染肺病无法哺乳。

三伯父朱荣浚（朱天池的父亲）便把朱镕基接到自己家里，与刚刚出生的朱天池妹妹朱荔裳一起由妻子喂养。

此时的朱镕基与年长很多的堂兄朱经治（镕墨，朱荣浚第三子）关系最好。在朱经治90寿诞时，临近卸任的朱镕基给堂兄写了两幅寿联——“诚信传家经风雨；廉洁从公冶新人。”“儿孙满堂万事足；夫妻偕老百年欢。”

这是朱镕基唯一一次破例给家族人士题字，这名前总理素来以拒绝题字而闻名。

虽然是孤儿寡母相依为命，但好在朱氏家族还保持着兄友弟恭的良好家风，亲戚间的相互照顾让这对母子得以维持生活。也正是在幼年期间，受伯伯们热爱京剧的影响，朱镕基也开始喜欢上这门国粹，并持续至今，京剧成为他退休后生活的重要乐趣。

1933年，朱荣浚举家迁往江苏扬州，朱镕基由五伯父朱学方照顾，家中的田产也由其代管。等到抗战军兴，举国一片焦土，朱镕基的母亲也去世了。为维持生计，朱镕基家中田产也陆续被卖掉了，朱镕基读中学和大学都主要是靠奖学金度过，家里的照顾已经不多了。

也因为抗战全面爆发，遍及各地的朱氏子孙开始回到祖屋，从江苏回来的朱天池又和堂弟见面了，但没多久爆发了第一次湘北会战，兄弟们再度分别。

朱天池随父亲前往大后方重庆，朱镕基跟伯父朱学方一起留守长沙，并随后辗转湘西等地。镕字辈兄弟自此分别，再也没有大团聚的时刻，每个人从此走出了不同的人生道路。

朱镕基历经广益中学、国立八中、省立一中后，走出了湖南，并从清华开始进入到了一个更大的舞台。

自求才能多福

朱天池找过朱镕基办事。

这也是他们兄弟47年后的再一次见面。

1986年夏天，邵阳市水泥厂争取一个扩建工程， 派了朱天池等几名干部去北京“跑部”，此时朱镕基为国家经委副主任。

到北京后，朱天池找到了二姐夫刘观璧（在北京工作，当时已退休），再由刘陪同到朱镕基的寓所拜会，但事先没有通知朱镕基。

尽管已经有将近半个世纪的分别，朱镕基还是马上认出了堂弟，兄弟们开始聊起当年往事与今天的境况。

朱天池没有忘记此行的目的。当时湖南省上报的水泥厂扩建项目有两个，邵阳市水泥厂要和省内另外一家企业一起竞争唯一的指标。朱天池希望朱镕基能够帮忙打打招呼，却遭到了直接拒绝：“这么大的事情，一定要有关部门经过认真论证后慎重作出决定，哪家合适上哪家，要严格按科学程序办理。”

后来，经过公开评比，邵阳市水泥厂胜出，扩建工程被立项。朱镕基得知后非常高兴：“凭实力说话，人家才会信嘛！”

后来，为市水泥厂扩建工程的其他事项，朱天池又专门赴北京找过朱镕基一次。这一次朱镕基态度更加明确：“云哥，你来做客我很欢迎，但以后不要为地方上的事情找我，要通过正规的渠道办理。”

朱天池临走前，朱镕基特地叮嘱他：“我们家的兄弟姊妹很多，他们来求我帮忙，我不帮不好，可有些事情一帮又丧失了原则。请你跟亲戚朋友们讲一下，体谅一下我的难处。”

和朱镕基关系最好的堂哥朱经治也是一样，他的儿子朱匡宇（曾任上海纺织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现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从上海纺织系统一个普通工人干起，在朱镕基就任上海市长之前，已经是上海市纺织局党委副书记。朱镕基到上海后，对朱匡宇说：“匡宇，我在上海一天，你就不要想升官。”

朱镕基在上海4年，朱匡宇始终没有动过位置。

朱天池说，家族里没有谁沾过朱镕基的光，他退休前曾经是邵阳市水泥厂高级统计师，家里非常普通，唯一显眼的是一台液晶电视机，这是孙子结婚时购置的，现在一家四代同堂，住在一套远离市区的公寓楼里。

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国有企业大刀阔斧改革中，水泥厂被改制收购，朱天池现在每个月有千余元的收入，家族里还有好几位镕字辈亲人都先后下岗、失业。

尽管有总理这名显赫的亲戚，但朱氏家族并没有因此再度发迹，朱镕基、朱天池的祖父朱访绪（荷生公）给本堂起名“多福堂”，告诫子孙“唯有自求才能多福”。

“这是我们的家训，朱镕基也一样遵守。”说这话时，朱天池已经83岁了，年轻时他曾经参加中国远征军，担任过少尉军官，后来回到家乡进入了人民革命大学，毕业后分配至邵阳工作至今。

在夏日燥热空气里，从老人眉眼间依稀能看出那位著名堂弟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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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镕基答记者问》出版始末

作者: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陈磊 2009-09-15 17:23:14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一个81岁高龄老人没有自己写一句话，全是当年旧闻，他的书何以热销至此？

退休6年后，朱镕基以“答记者问”的形式，再次走入公众视野——9月2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朱镕基答记者问》（下称“《答记者问》”）一书，在全国各大书店公开发售。

这让很多人想起了1998年3月朱镕基始任总理时的情形——“这次，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对我委以重任，我感到任务艰巨，怕辜负人民对我的期望。但是，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直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那时，70岁的朱镕基，刚刚出任国家总理两天。亿万民众注视中的他，干练、沉着，话语却又铿锵有力、掷地有声。

11年过去，当有媒体在北京街头随机访问，依然有无数民众记得他当年这番带有悲情意味的慷慨陈词。

于是，《答记者问》甫一推出，民众就表示出了热情——人民出版社社长黄书元表示，在公开发售的第一天，这本书就登上了当当、卓越、西单图书大厦、王府井图书大厦等排行榜的第一名。

2002年3月15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九届人大五次会议结束后的记者招待会上表示，自己从不吓唬老百姓，只吓唬贪官污吏　图/毛建军

2003年3月5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5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作政府工作报告，赢得代表长时间的掌声　图/毛建军

而在福建、海南、宁夏、江苏等地，读者都要排队购买《答记者问》一书，几近脱销。

一个81岁高龄老人没有自己写一句话，全是当年旧闻，他的书何以热销至此？

低调的退休总理

与在任时的频出妙语不同，2003年3月从总理任上退下来后的朱镕基保持了一种刻意的低调。

他仅有的几次公开露面包括：2004年8月，人民大会堂举行的邓小平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2004年12月，北京凯宾斯基饭店，德国中小企业联盟授予他“欧洲中小企业奖”的仪式。

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上，朱镕基都没出现。

2006年4月，在参观福州林则徐纪念馆过程中，微服出游的朱镕基被民众发现，他神情严肃沉静、白发霜染，人群中不断有人要求与其合影，他均未拒绝。

走出纪念馆大门，久候门外的人群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有人高呼“向总理挥挥手”，霎时人群齐刷刷地挥起手来。朱镕基难拒盛情，绕着座车一圈，挥手致意，但并未发表任何讲话。

另一件能说明朱镕基保持低调的事情是，他在清华的同班同学欧阳鹤喜欢诗词，曾在2003年5月写了一首长诗《镕基赞》发表，后由另一位同班同学宣祥鎏誊写，在同年9月中国常德诗人节期间，在未告知朱镕基的情况下，刻上了诗墙，供与会诗人和群众参观。这一年的11月，朱镕基得知此事后，当晚就给湖南省委书记杨正午打电话，要求将碑刻撤下墙。他专门为此事写下一段语重心长的话：“诗书并茂，情意两真；赞誉之甚，其实难符；只知办事，唯愿利民；不求非分，祈勿流传。”

任总理时，朱镕基在湖南长沙老家的乡亲们都盼望他回去，退休后，他老家的干部更是盛情力邀，但朱镕基最终没有返乡——熟悉他的人说，在位时，他担心家乡拿他旗号行事；下来后，他担心家乡拿他包装搞旅游。

朱镕基的堂兄朱天池，曾经为朱镕基写过传记一本，主要讲述朱氏家族和朱镕基的奋斗历程，长达六七十万字，朱镕基一度拒绝阅读，更遑论同意出版。

2003年冬，在广东避寒的朱镕基夫妇曾经参观华南植物园，朱镕基“要求当地媒体不得报道行踪”。

后来，朱镕基再去其他地方参观或游览，比如，去湖南郴州曾经囚禁张学良的地方苏仙岭参观，2007年10月再次赴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座谈，几乎不为外界所知。

应该留下点什么

在任总理的时候，朱镕基曾经表示，关于他有种种传闻，或者说传奇，但是，他都没有时间去看，“究竟说了一些什么，我不知道，我也不想去看这些东西。”

可是，退下来后，关心的人们还是觉得他应该留下点什么。

欧阳鹤说，早在2005年他们清华大学同学的聚会上，他们班的一些同学就劝过朱镕基，让他把当年的一些亲身经历给写出来，朱镕基不置可否。另一位同学说，后来，他们抬出了周恩来的例子。

“周恩来总理做出了那么大的贡献，经历了那么多事情，可是，随着他撒手西去，没有留下任何东西，那些最为真实、宝贵的资料都没了，很遗憾。你不能再这样，所以，你应该留下点什么。”朱的这位同学劝朱镕基。

无法得知，是在周围人的劝说下，抑或朱镕基自感，也应该对他经历过的那段历史有一个交代，以示后人。事实上，朱镕基自己口风逐渐松动——大约2006年前后，他告诉与他关系较近的一位老同学：“我出书时，你帮我看看。”

朱的这位同学告诉本刊记者，刚看到《答记者问》这本书的时候，觉得有些突然，但后来一想，出这本书确实挺好的。

“为什么呢？因为，这些都是历史的真实情况，并不是他（朱镕基）自己写的，都是原来与记者的问答，他不用担任何责任。而且，这样的书，他也不可能有任何的吹嘘成分。”朱的这位同学说。

欧阳鹤分析，《答记者问》这本书应该是朱镕基应别人要求而出的，并不是他自己主动要求的结果。欧阳鹤的理由是，《答记者问》公开发售的前一天，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播出了这条消息，而且“播得还不短”，那“中央有关部门肯定是同意”，“应该不是个人的意思”。

“他自己肯定看过，这没问题。”欧阳鹤说。经过和几个大学同学沟通后，他们一致的看法是，他们也都觉得书出得好，因为，记者们的提问很有挑战性，而“朱镕基的回答更是精彩，举重若轻，有人情味，还让记者没话说。”

“凤凰卫视的阮次山说，答得这么好的总理，全世界也不多的。”欧阳鹤说，他很为自己的这位老同学骄傲。

老百姓愿意听，也喜欢听

那为什么朱镕基回归公众视野，选择了“答记者问”这个切入口呢？要知道，5年总理、7年副总理，朱镕基工作牵涉到中国的方方面面，几乎每个方面都可以谈，而很多分析人士更是指出，《答记者问》“是朱镕基第一本真正意义上的个人著作”。

为什么？

回看历史，朱镕基的成名大致有两个原因：一是其为政风格的强硬、亲民，以及他执政给中国经济带来了极大的变革，影响深远；二是，朱本人富有魅力的语言通过媒体放大后，给民众留下深刻印象。

香港凤凰卫视的主持人吴小莉，曾因被朱镕基两次点名而一度成为海内外传媒的焦点人物。她觉得，朱镕基很乐于和媒体交往——“他知道这是你工作的一部分，非常尊重你的工作。他那么忙碌，但是都会注意到我们的存在，给我们以帮助。他会把我们当作平等的人来对话。”

原中央电视台记者贺永强，以随行记者的身份，完整记录和见证了朱镕基当总理的5年。他在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道：5年来，我粗略地统计了一下，我们拍摄到的总理活动新闻与中央电视台播发的总理活动新闻的比例是3：1，也就是说，有60％多的总理活动我们拍下来后只是留作了历史资料，并未公开报道。

“对于《新闻联播》播发自己的时政活动报道，总理有严格的要求。除非重大或重要的时政活动，一般的外事会见，他都要求不上电视。总理曾开玩笑说自己：‘一个丑老头，老在电视里出现，人家会说，他在干嘛呀？’”贺永强说。

事实上，朱镕基是一个深谙新闻规律的执政者，他对媒体的游戏规则极为熟稔。

1999年4月，接受美国《华尔街日报》发行人康比德夫妇采访时，朱镕基开门见山来交心——“你们提出了一些问题，我的秘书班子起草了回答你们这些问题的答案，所以我也不把这个答案交给你们了。我认为还是由你们直接向我提出问题，我即席回答，可能更符合你们的要求……”。

在美国七团体的晚餐会上，他谈到了如何应对记者：“Corner（逼到墙角）这个词我本来不知道，是我在达拉斯的一位朋友告诉我的，非常确切。1990年我来时，他们（指记者）问我的问题老是‘天安门事件’。今天他们问我的问题尽是‘科索沃事件’。有朋友告诉我，记者corner你的时候你要跳出来，可是我怎么也跳不出来。”

“在我们看来，广大民众对朱镕基印象不错，主要是他当年记者招待会上说的话，还有一些媒体的报道，老百姓愿意听，也喜欢听。这是《答记者问》最先作为其个人著作出版的原因。”参与《答记者问》一书编辑工作的一位专家说。

“我的名字小一点”

《答记者问》一书没有责任编辑，人民出版社的说法是，“精心挑选出30多名资深编辑，是集体合作的功劳，不宜署某一位编辑的名字。”

这还仅是人民出版社方面的工作。

本刊获悉，早在3年前，《答记者问》就成立了自己专门的编辑队伍，阵容强大，其总协调人李炳军，在朱任总理时，作为朱镕基办公室的主任，跟随其多年。

在这个编辑组内，还有多名专家，如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谢明干、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原常务副院长林兆木等。尤其是1934年出生的著名经济学家谢明干，在朱镕基任职国家经委时，就是朱的智囊，后来朱出任总理，谢更是经常作为经济政策拟定者之一出现，对朱的政策思路极为熟悉。

编辑组内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告诉本刊，在定下了先出版“答记者问”这一大方向后，他们开始寻找素材，先是朱镕基的5次全国人大政府记者招待会，再就是接受国外媒体记者的采访，“要照顾到方方面面，不能仅是美日这些大国”。

人民出版社社长黄书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答记者问》一书仅收录“部分”演讲和答记者问，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对朱镕基的“答记者问”材料的收集整理，是首次，“尽管材料的来源渠道比较宽泛，但难免会有遗漏。”

《答记者问》编辑组专家对此予以了证实：“时隔多年，很多资料都已经找不到了。既然找不到全部，那我们只能在这有限的部分内进行选择。”

“但即便在这有限的部分内，也是困难重重。比如，一些图片资料，现在再要求外交部、驻外的大使馆来提供，他们人都换了好几拨了，这个要求不太现实。”

“举个例子，我们知道，朱镕基到国外访问时，是几乎从不和其他国家的领导人拥抱的，但有一次例外，那就是访问俄罗斯时，和叶利钦，而且叶利钦还特地把朱镕基的手拉到自己的胸口，让他感受自己的心跳，以示真诚。但照片找不到了。没有办法。”

“还有朱镕基访问日本的时候，也有很多有趣的东西，但找不到原始资料，我们也没办法。”

人民出版社负责协调《答记者问》一书的负责人陈亚明，告诉了本刊一个细节，在出版社拿出最后的封面设计样后，朱镕基审阅时提出，封面上他的名字太过醒目，而书的主角应该是记者。

“他告诉我们，他的名字应该小一点。”陈亚明说，如果仔细看，在《答记者问》一书的61页，选用了全是记者的图片，“是特意选的”，就是为了向记者们表达敬意。

关于《答记者问》的封面图片，也有一个小故事。

内容定下来之后，人民出版社推荐用的封面图片是朱镕基握拳头和手指人讲话的两张，编辑组的一位专家认为不妥，因为，按照国外的惯例，手指人是不礼貌的行为，后来最终改为了现图。

“现在这张照片，显得朱镕基非常有信心，而且面目和善，不像讲‘地雷阵’时那样威严。”这位专家说，如果不出意外，还会有一些朱镕基的书出版，因为“看到这些书，是他有生之年的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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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记者问”中的朱镕基

作者: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陈磊 2009-09-15 17:14:23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朱镕基以“答记者问”的形式“回归”公众视野，再次将人们拉回那个属于他的年代

“一天到晚都头疼”

朱镕基总理的任期并不长，只有5年，就是这5年，让他走进了历史。观察家们分析，朱的成名源于之前中国政坛少有像他那样有鲜明个性的人物，比如，第一次以总理身份公开亮相，他“地雷阵”、“万丈深渊”等极富形象色彩的比喻，让公众兴奋、激动，同时也道出了中国改革的艰难现实和窘境。

朱镕基对改革是这么定义的，他说：“改革，是一场人们在思想上、组织上和社会生活方面的极大的变革，所以不能不产生矛盾，也不可能不遇到阻力，有时候，会引起一些并不很了解前景的人的一些不满。”

“比方说，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影响最大的时候，中国曾经有1000万国有企业职工下岗或者说失业。这当然引起了社会不稳定，一直到现在（2000年9月，接受日本媒体采访时说），这些下岗职工也不可能完全都能就业……”

“又比方说，由于我们采取的农业政策的成功，中国人解决了吃饭的问题，粮食不是不够，而是超过了需求。在供过于求的情况下，粮食价格不断下降，农民收入减少，引起了农民的不满。”

2002年3月，在全国人大记者招待会上，朱镕基坦陈了自己的忧虑：“我一天到晚都头疼，最厉害的，就目前来讲，主要是增加农民的收入。因为这4年里，国家的公务员差不多增加了一倍的工资……大多数大中型国有亏损企业在3年里面已经基本脱困，很多企业职工的工资也有很大的提高……但是比较起来，农民的收入增加得不快，个别地方还有下降……”

在1999年的记者招待会上，总理一年的他感慨异常：“过去的一年我感到非常难，这个困难超过了我预料的程度。第一，我原来没有估计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这么大；第二，我国发生的历史上罕见的特大的洪涝灾害也超出了我的预料……”

话锋一转，他又说：“我所不满意的，是我的工作没有做好。但是，我也感觉到，有个别部门和地区没有很好贯彻中央的方针政策……”

让人民来评价

朱还未卸任时，已经在不同场合多次表示，对本届政府的评价，“由人民和历史来做。”在很多问题的处理上，他也常从历史感角度出发。

针对美国迟迟不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待遇，朱镕基幽默地说：“克林顿总统说了这样一句话，如果现在不批准，恐怕要后悔20年。我可以加一句，不只是后悔20年，恐怕千百年以后，美国人民翻到这个历史的时候，也会要后悔，为什么当时犯这个错误，掩卷而长叹……”

针对人权问题的提问，朱镕基说：“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最近访问中国时，我告诉她一句话。我说：‘我参加争取和保障人权运动的历史比你早得多。’她说：‘是吗？’表示她不同意我的意见。我就说：‘不是吗？我比你大10岁，当我冒着生命危险同国民党政权作斗争，参加争取中国的民主、自由、人权运动的时候，你还在上中学呢！……中国几千年是封建社会，还有过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只有50年，50年怎么可能把所有问题都解决？”

在很多人的脑海以及媒体的报道轮廓中，朱镕基是一位锐意进取的革新者，可他自己并不这么看——“我称不上改革的先锋，绝对不敢称自己是改革的旗手。这个旗手应该是邓小平先生，他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我在经济改革中所做的工作，是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下做一些具体的工作。当然，开创经济改革新局面这个工作是很艰难的，我做的一些具体工作还是比较轻松一点……”

朱镕基的“地雷阵”和“万丈深渊”等名言影响深远，很多人没有注意到，就这个“名言”，他也进行过澄清：“我在就任总理的时候，曾在记者招待会上面讲过这样的话：‘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我没有说我已经踩在‘地雷’上，没有。这是表示一种决心。”

就总理任期，他曾这么总结：“我在本届政府就职时提出的经济改革目标，现在（2001年10月）已经基本实现了。当然，我说的基本实现是指我提出的阶段性目标已经实现了，但整体的中国经济改革还没有完成，要走的路很远。”

“至于政治改革，我认为，在我的任期内，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也取得了很大进步——西方国家所认为的政治改革和我们理解的政治改革是不一样的……西方国家认为的政治改革的标准是，是否实行多党制，是否实行普选，是否实行‘三权分立’。按照这个标准来衡量中国的政治改革，他们当然感到失望。”

“现在，有一个现代化的工具叫Internet。Internet上骂我们的言论有的是，天天都可以看到骂我的话。（但是）我只希望，在我卸任以后，全国人民能说一句，他是一个清官，不是贪官，我就很满意了。如果他们再慷慨一点，说朱镕基还是办了一点实事，我就谢天谢地了。”

没什么困难不能克服

朱镕基对于个人经历，不是说“不值一谈”，就是讲“没什么可说的”，尤其不希望别人学习他，因为“没有什么优点，除了埋头苦干以外，不希望别人学习”。

“关于我，有种种传闻，或者说传奇。我知道目前为止（2000年10月），至少有11本关于我的书，我没有时间去看。它们究竟说了一些什么，我不知道，我也不想去看这些东西。关于这个问题，我觉得不值一谈。”朱镕基说。

在《答记者问》中，他罕见地几次谈到自己的个人经历。

在接受韩国中央日报社会长采访时，他说：“我出生后就未见过自己的父亲，很小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那时又正值日本侵略中国，所以那段日子是很艰苦的。就像孟子讲的那样：‘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也许是这种挫折与磨炼有助于自己的成长。我不管受到什么挫折和磨炼，从加入中国共产党那天起，就立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也许没有小时候那些挫折和磨炼，我今天就当不上总理，就不会有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的机会了。”

1999年4月2日，接受加拿大《环球邮报》发行人采访时，朱也谈到幼年经历：“我是靠我自己个人的努力，才能够受到教育的。也许这培养了我一种性格，就是没有什么困难是不能克服的。”

在2000年的全国人大记者招待会上，针对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针对台湾问题的提问，他动情地回忆：“抗战全面爆发时，我只有9岁，救亡的歌曲，现在我还记得清清楚楚。每逢唱这些救亡歌曲的时候，我的眼泪就要流出来，我就充满了要为祖国慷慨赴死的豪情。今天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我们能够允许自古就属于中国领土的台湾从祖国分裂出去吗？绝对不能！”

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演讲时，他描述了青年时代的情形：“我1947年在清华大学学习的时候，清华被称为‘中国的MIT’，我所学习的教科书大部分是从MIT来的，当然，不是从美国来的原本，是在中国影印的……我当时就憧憬有一天能够到MIT来学习，而且拿一个学位。”

2000年10月14日接受东京广播公司采访时，他回顾了自己的一生：“我吃了很多亏。我的一生中经受过很多的挫折，你很难想象。”

这种青年时代的远大抱负，这种经百难而不回的勇气，让朱镕基为政时多了许多坚忍，少了一份中庸。上任伊始，他喊出了“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惊人之语；在中美关系最敏感的时候，在美国媒体将其照片用得“像个死人”的情况下，他依然前行，“因为，既然你们（美国部分议员）有气，我就要去给你们消消气。”

这些称号不接受

但朱又是一个较真的人，对于外界有人给他的“卖国贼”、“赤字总理”称号，他一概不予接受：

“我当上海市长时，主张在上海设立AIG分公司，有人说我‘卖国’。可惜我当时作为上海市长还没权力批准AIG在上海设分公司。直到我1991年到北京任副总理之后才批准。”

“大前年（1997年），我跟乔治·费舍尔先生谈，请他的柯达公司来中国合作的时候，我曾经被某人第二次当成‘卖国贼’。但是经过这两年，柯达公司进入了中国，大量地投资，促进了中国胶片工业的发展。因此，那位叫我‘卖国贼’的人，最近在春节活动的时候来对我讲：‘我以前讲错了。’”

“我相信，今后我不会第三次被称做‘卖国贼’了。”

“对于外界称我为‘中国的戈尔巴乔夫’、‘经济沙皇’等，我都不高兴。”

“香港有一份报纸，送给我一个‘荣誉’称号，叫‘赤字总理’。我从来不接受荣誉称号或者荣誉学位，因此，对这个问题我需要解释几句。我查了手头的资料，我只查了二十几个国家。2000年，19个国家都有赤字，包括一些发达的大国。所以，问题不在于财政有没有赤字，而是这个赤字的水平是否在承受能力范围以内，特别是这个赤字是用在什么地方、‘赤’在什么地方……

“所以，对不起，我不能接受‘赤字总理’这个‘荣誉称号’，奉送回去。”

“我不孤独”

在很多媒体乃至传记的描述中，朱镕基都是以一个带有几分孤独意味的改革者身份出现，但《答记者问》这本书告诉我们的是，朱镕基对此并不认可——“我一点也不孤独。”2000年9月21日，接受日本经济学家和NHK的采访时，朱镕基说。

“每天要看无数的人民来信，每天有无数的人打电话要来见我，我不能全看，也不能都见。我一年所批出去的文件包括人民来信接近一万件。差不多每天都有人，在我的办公室等着我一个一个地见他们。”

那么，作为一个总理，朱镕基的业余生活是怎样的呢？

“我每天工作12个小时以上，睡觉的时间都不充足，根本没有时间从事体育运动和文娱活动。几年以前，我偶尔还打打网球，现在没时间了。”

“欢迎外国的政府首脑也好、元首也好，最多也就是参加会谈和宴请，从来不参加文艺活动。不是我不喜欢文艺活动，实在是没有时间。我在国内参加文艺活动，一年也就是一两次，最多也就是3次。”

“平时，我就是在自己的院子里散步，转圈。院子太小，转起圈来头晕，但我必须保证每天散步一个小时。我爱好文学，也爱好音乐，但现在既没有时间读小说，也没有时间听音乐。所以，我的生活很简单。”

“为了让脑子休息一下，我近两年发明了一个办法，就是与我的夫人散步时，一起去背颂过去所念过的中国古诗，最近（2000年6月份）我们在背《长恨歌》，描写的是唐玄宗和杨贵妃的故事，现在可以全部背下来了。”

这怎么能说是业余生活呢？

可这确实是一个总理的真实状态——“每天不断地开会，不断地批文件，工作非常枯燥”。可朱镕基“丝毫不知疲倦”地在进行他所担负的政府的工作。因为，他已经失去了太多——“经过差不多20年的挫折（1958年，朱镕基被打成右派，开除党籍，经历许多坎坷，1978年调入中国社科院，方恢复党籍）。”

朱镕基的大学同学告诉本刊，退休后，朱镕基的生活变得清闲起来，冬天，他会到南方避寒，气候适宜的时候，会到各地走走，每天爬一个小时香山，下午散步一个小时，再就是拉拉胡琴，和夫人劳安来上一段京剧。

当然，《答记者问》这本书还告诉读者一个小秘密：“我在家里是完全听我夫人的。我的口袋里连一分钱也没有，全部上缴给她了。”

（本文的朱镕基引文取自《朱镕基答记者问》一书，向编辑该书的人民出版社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