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三感

这种感慨其实只是一种皮毛的，连浅斟低唱的资格都没有。此时听到“中国之声”的广播中说，造势已久的电影《建国大业》终于要正式播出了。于是就有了一些感想。

一、建国乎？建政乎？

我昨天看到高路先生的一篇文章，题目叫做《建国六十年应改名执政六十年》。这也是我常常在想的一个问题。

我的同辈中，名叫建国的不少。以建国来定义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的那件大事，大概是国人的通识与定论了。 不过“建国”之谓，应当细加区分。其实那一刻所建之“国”，并非“中国”，乃是“新中国”。

当年新中国的开国者们对此是头脑清醒的。有一首彼时传唱甚广的歌，原名叫《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周恩来听到后，将其歌名连带相应的歌词改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盖中国自古有之，据说有五千年之久，并非中共之创造也。中共所创造者，中国执政地位也，或者说，是中国政权与统治者的又一个改朝换代。因此，毛泽东在天安门上那气吞山河的宣言中说的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而非“中国成立”了。

2300多年前的孟轲老先生就明确指出，土地、人民、政事是构成一个国家的三个要素。按照现代政治理论，一个国家有国体、政体。国体是指一个国家的性质和类型，比如君主制、共和制等。政体是一个国家的政权组织形式，比如总统制、议会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那么在国体意义上说，如果从君主制转化为共和制，也可以说是建国，即建立了一个新国体的国家。

不过这个任务在中国，是由辛亥革命完成的。孙中山推翻清朝，建立中华民国，不但从形式上宣布了中国自秦以来数千年君主专制国体的结束，而且“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即恢复了我汉族的国脉。“中华民国”这个国名，起得很好，据说毛泽东建政时也有延续其名的想法。好事者后来说，如果中共真的延续这一国名，也就没有后来所谓两个中国之争了。你看，连国名都完全一致，那你们这些小岛上的残军败将，还搞什么搞？当然这只不过是一段趣闻罢了，作为改朝换代者说，起一个新的国名，是历史的必然。中国5000年文明史，殊无异者。

梁文道先生最近将其时事评论集取名为《常识》，并宣传说：“本书所集，卑之无甚高论，多为常识而已。若觉可怪，是因为此乃一个常识稀缺的时代。”所谓“建国”者，岂非一常识乎？

二、共和乎？威权乎？

当然严格说起来，辛亥革命也只完成了一小半。1905年8月20日，同盟会成立大会上，确定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16字纲领。1911年的辛亥革命，完成了这纲领中的前两句话：““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第三句“创立民国”，建设共和国体与民主政体，形式上虽有，实质上还差得多。至于“平均地权”，则没有完成。

我记得文革前和文革中每逢国庆在天安门游行时，天安门广场上除了要树起马恩列斯的画像外，也要树一块孙中山先生的画像，现场广播词对其的定位是“中国民主革命伟大的先行者”。从这句评价来看，中共是自比为孙中山先生事业的后来者与继承者的。在什么方面继承呢？我以为是在民主建设方面吧。

中共建政后，完成了辛亥革命未能完成的“平均地权”的任务，但是在建立民主政治方面，则一直艰难行进，收效不是很大。而国民党退至台湾后，经过近三十年，开始了民主政体的转换。

在庆祝新中国的六十华诞时，人们不妨想一想，我们伟大的祖国此刻真的是共和国么？我们在孙中山之后前行了多少呢？

即使是做了大刀阔斧的窜改，但《毛选》中关于民主的论述仍然是那样的响亮明确，震撼人心。即使是不愿重温，但《新华日报》和中共其他文件中关于民主的呼喊仍然是那样的让人荡气回肠，血脉贲张。可是在执政后，中国共产党过去说过的话，兑现了多少呢？

如果威权统治能够保证人民的幸福，也可以。但是这60年，难道都是那么的伟大、光荣、正确么？都是那么的辉煌光明么？

更严重的问题是在当下。如果六十年大庆是在一种剑拔弩张的森严中进行，那么，人们难免要问：这个国家怎么了？

我的老父亲是1938年参加革命的，老母亲是1946年参加革命的。这两个时间都挺有代表性：一是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一个是中国面临两个命运抉择的时候。

前不久，我问我的母亲，如果她预见到中国的今天，当年她是否还会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她说会，因为她家吃不饱饭，只有跟着共产党革命才能吃饱饭。

这个说法让我感慨。有饭吃，这是当年中国劳苦大众跟着中国共产党走的一个最根本的理由。当然，当时中国中上层人民投身中国共产党之中或者认同共产党执政的理由，还包括民族独立和国家民主。让全体中国人民吃饱饭，这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后的一个伟大的功绩。由此可以领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是一个多么英明的决定。

但是人的需求不仅仅是得到温饱。在温饱解决后，他们还追求社会的公平。而公平的根本保证是制度合理。如果共产党的领导人在某一时期可以把人民的生存权利和政治权利分开的话，那么，在领导中国经济发展取得相当成绩、基本解决人民的温饱后，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的任务，就是政治体制改革，就是民主建设。

中国共产党正在召开十七届四中全会，主题是党建。政治体制改革，不但关乎到国运，而且关乎到党运。

现在有一句话，叫做公信力。上上下都承认，党和政府公信力差。什么叫公信力差？就是人民和我们有点儿离心离德了。离心离德的原因，是党在许多时候脱离了人民。但是根本的原因，是人民不能当家作主。

建立了中华民国的孙中山先生，痛感辛亥革命的失败，生前最后的岁月都在进行二次革命，可惜天不假年，壮志未酬。他在遗嘱中大呼：“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共和国的儿女们，同样面临革命尚未成功的局势，仍需加以持续的努力。

三、庄严乎？荒诞乎？

再回过头来说电影《建国大业》。这部主旋律的献礼片由于使用了数十位外国籍的华裔明星，而饱受争议。

其实人们对于这些明星弃国而去又回来挣中国人民的钱不应有太多的批评。我们不用说个人权利、个人自由这些理由，也不用说这些人中50多岁的那些人经历了共和国的种种苦难，因而有“我爱这个国家，这个国家不爱我”的感慨与选择（想想当年白桦的电影《苦恋》），我们只看现下中国的官员们，有多少把自己的家人和财产送往国外，自己则在中国裸身当官，当然揣着多本护照，准备随时外逃，就可以明白明星们是巫之小者。

不过即使如此，我们也要对《建国大业》进行批评：太不讲政治了。难道离开这些所谓明星就拍不出《建国大业》？这岂不是给新中国抹黑？

不过制片人兼导演韩三平先生坦率地说：他关心的只是票房。他欣喜地估计《建国大业》的收入可达3亿元。

这就让我们哑然了。你在讲政治，人家在讲经济，你要庄严，人家不过是在玩游戏。文人无行，夫复何言。

我感到，中国现在缺少一种精神，一种昂扬向上精神，一种质朴真实精神，一种认真不苟精神。京奥开幕式上的假唱和假缶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建国大业》再次证明这一点。

春秋时有吴公子季札观乐评乐的故事，因为“声音之道，与政通矣”。如果国家的盛典都有了这种荒诞，再联想北京新地标央视大楼的色情含义，不由慨叹：难道中国国运真的到了这种地步？

中国其实有与其国格尊严和思想厚度相一致的文艺作品。我这两天在家里看下载的电视剧《走向共和》，心绪颇不平静。我不明白为什么它会被禁止重播。其实中国当下的人民和执政党，正应该在走向共和的历史道路中，继续前辈们未竟的使命，肩负我们的时代责任，完成中国的历史任务。如果我们要真正认真起来，就应该在国庆时重看《走向共和》，而不是去为韩三平荒诞剧的票房做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