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毛泽东誉为福尔摩斯的情报奇才----陈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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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至解放战争期间,中共中央社会部二室治安科科长陈龙(重庆谈判其间曾43个昼夜陈龙寸步不离毛泽东,“三龙护驾”的主角之一)、总政锄奸部侦察科长钱益民、边区保卫部部长陈泊是延安情报界、保卫界的三大侦察专才。

 

而这三大侦察专才之一的陈泊,是一位独臂侦查英雄,被毛泽东称赞为“延安的福尔摩斯”。

 

陈泊又叫布鲁,原名卢茂焕,海南岛人,青年时代加入了中共琼海地下党组织,担任过交通员、侦查员,多次出色地完成任务。1928年5月,海南的地下党受挫,陈泊被迫逃亡海外,先去了新加坡,后又转到马来西亚,与地下党组织接上了头,担任了马来西亚总工会纠察总队的总队长。

 

东南亚的革命斗争也很残酷。新加坡区委书记李锦标不幸被捕,他经不起酷刑讯问,成了可耻的叛徒,先后出卖党内同志上百人,新加坡地下党组织遭受到毁灭性的打击。1932年秋,陈泊受马共中央的指令,参与诛除大叛徒李锦标的行动。陈泊他们本想用自制的炸弹将李锦标炸死在酒店。不幸的是,在做炸弹试验时突然发生爆炸。等他醒来的时候,人已经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左手已被炸飞一截。为保住他的生命,医院给做了高位截肢手术。警方人员见他苏醒过来,在病房里进行了审讯。机警的陈泊知道警方还不了解他们自制炸弹的背景,也找不到这方面的证据,便一口咬定自己是“爆炸的无辜受害者”,要求警方查清作案人,赔偿他的医疗费和损失。警方审来审去,拖了将近一年,没有任何结果,只得把他连同一批政治犯驱逐出马来西亚。陈泊回到海南,不久来到广东,与我地下党组织接上了联系。中共广东省委的情报部门决定让他奔赴延安。陈泊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长途跋涉从广东到达了延安。中共中央组织部根据陈泊的特长,安排他在延安边区政府保卫处担任侦察科长,他从此开始了为我党屡建奇功的情报工作生涯。

  

           毛泽东盛赞:这个布鲁,真是我们延安的“福尔摩斯”!

 

陈泊搞情报工作很有一套。他几次独自到距延安数百里的边境情报点去检查工作,颇多斩获,每次都能带回很有价值的情报。

 

一次,陈泊从内部特情提供的情报中获悉,西安国民党中统机关将在近期派遣一名特务进入边区,公开身份是《中央日报》记者,其任务是检查边区各县国民党党部执行“溶共”、“防共”、“反共”方针的情况。经过请示,陈泊果断布网,很快抓获了这个所谓的《中央日报》记者。陈泊连夜进行审讯,这个特务坦白交待了全部计划。陈泊决定自己取而代之,化装成此特务,到几个县去摸摸国民党潜伏特务的老底。

 

事不宜迟。第二天,陈泊穿上被捕特务的衣服出发了。他首先来到延长县,手持《中央日报》的记者证,来到国民党县党部,开口就指名要见书记长。已接到上峰通知的书记长,对他不敢怠慢,热情相迎,上茶献烟。在外设军警岗哨、内有暗探把守的县党部,陈泊大大咧咧地翘起二郎腿,听取书记长和官员们的报告。这些人将他们收集到的我方情报,向这位“钦差大臣”一一汇报。陈泊又记又问,还要看材料。他特别注意每一项情报的来源,包括每一个秘密情报点的具体人员。听完了汇报,还要郑重其事地“指示下一步的工作”,以国民党官场的一套,对这些人大加训斥。他回到延安后对侦察员们得意地说:“这一次真是骂得痛快!什么‘饭桶、熊包、笨蛋’,连珠炮一样喷出来。”

 

在延长县得手后,陈泊又接连到延川、清涧等6个县,对这些地方的国民党内部,进行了探查。回来后,他详细整理了各个县的材料,向保卫部门下达密令,各县公安局按图索骥,捕捉暗藏的特务。

 

首战告捷,陈泊旗开得胜。这次捕捉活动抓获了特务40多人,大大削弱了国民党潜伏在延安边区的特务力量。同时,我党将这些县的国民党党部反共的罪恶活动加以公布,使国民党西安当局在政治上非常被动,灰头土脸。因为当时是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的这些破坏合作的见不得人的勾当,遭到了国人的唾骂。

 

1942年春节前夕,陈泊接到密报:秘密哨所抓获一个来自国统区行动诡秘的男子,名叫陈兴林,这个陈兴林在审讯中供认负有国民党军统交办的重大使命,愿意弃暗投明,但只能向中共保卫部门的负责人谈具体情况。

 

陈泊感到这个人的价值重大,于是连夜秘密会见陈兴林,晓之以理,动之以情。陈兴林痛哭流涕地讲述了自己的经历,特别是交待了这次潜入边区的任务。陈泊听后,不由得大吃一惊。

 

原来,陈兴林是被迫加入军统的,他本是在西安读书的热血青年。1938年10月,他和几位同为热血青年的同学相约一同去延安,准备投身抗日救亡的洪流。谁知走到临潼时,落入了国民党军统特务之手,他们被强行送到西安郊外的一个训练基地。经过3个月的“洗脑”和强化训练,陈兴林以优异成绩被派到汉中特训班当教员,给学员们上课。

 

汉中特训班很绝密,是军统头子戴笠一手创办的特务组织。特训班学员都是被骗来的初中文化以上的青年男女,人员准进不准出,互相一律以代号相称,彼此不知道真实姓名。训练的内容除思想上的反共教育外,还有枪法、爆破、暗杀及如何窃取情报的技术等。这种训练3个月为一期,毕业后即伪装成进步青年,派往延安长期潜伏。但规定横向之间不可发生联系,也不同上级机关进行联络。国民党军统将这些人员称为“第五纵队”,给他们布置的任务是等候时机,配合国民党军队进攻延安,实施刺杀延安的党政军领导人,破坏军事设施等。

 

其时,汉中特训班已先后办了九期。陈兴林从第一期到第九期,始终是教官。1941年年底开始,国民党胡宗南部欲大举进攻延安,需要部署那些已经潜伏下来的特务,做里应外合的准备。可是由于这些人按要求长时间不与上峰联系,特务机关既不知道他们潜伏在延安的什么单位,也不知道这些人叫什么名字,惟一的办法就是选派一个熟悉这些特务的人,打入到延安去,从接触中逐个认识,布置任务。陈兴林被选中了,因为他是最合适的人选:从一期到九期的学员,他个个认识。

 

当陈兴林接受了任务装扮成一名小商贩,踏上了去往延安的路时,刚到界子河,就被我方的巡查人员抓获。

 

陈兴林之所以在审讯中流露出愿意向共产党投诚的思想,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经过多年的观察、思考,认为共产党的确是大大有别于国民党的政党,其一切行动表明,这个党完全是为国家为民族着想的。他听说八路军已经解放了他的家乡庆阳县,不由地分外思念老母亲和去年成婚的乡村妻子。

  

陈兴林向陈泊谈完这一切后,提出一个要求:让他自由地回老家庆阳三天,探望老母和去年才成婚的妻子后,再返回延安。

 

对于已经投诚的陈兴林提出的这一回乡看看的要求,边区政府保卫处内部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大部分人持反对态度,说这是军统特务惯用的伎俩,肯定是想借机逃走;有的人建议派便衣人员武装跟踪,或者将陈兴林母亲和妻子接到延安来。

  

沉稳冷静的陈泊与上述两种意见截然相反,他主张让陈兴林自由地回庆阳去。他的理由是充分的:一是庆阳已经成了八路军的天下,陈兴林能往哪儿跑呢?二是他即便逃了,其家室还在,陈兴林能不担心家人的安全吗?三是他既然主动交待了一切情况,就是诚心的,否则不怕我方公布他的材料么?

 

陈泊的意见,得到了中央社会部的肯定,陈兴林回乡看看的想法得到了批准。

   

陈兴林临行前,陈泊亲切地对他说:“你放心回去,我们决不会派人跟随你。”他还给了陈兴林一些边区的货币,让他买些衣物食品回去,并送给一只大烧鸡和几块布料,作为回家的见面礼。陈兴林简直不相信这是真的,感动得泪流满面。三天后,陈兴林如期回来了,见到陈泊就感动地讲起回家的感受,说共产党对老百姓真好,去年庆阳闹了旱灾,边区政府给农民发了救济粮和救济款,他家也得到了200斤细粮。在老家的所见所闻,更坚定了陈兴林跟着共产党走的信心。

  

“五四”青年节很快就到了,延安举行了盛大的庆祝集会。陈泊带上陈兴林和十几名挑选出来的保卫干部,便衣武装隐蔽在会场入口处的彩门两侧。从9时起,延安各单位的队伍打着写有纪念“五四”字样的旗帜,唱着歌列队进场。作了伪装的陈兴林睁大眼睛望着。从人员入场到大会结束,陈兴林指认出特务36名。会后,保卫部门进行逮捕,又加以突审,这些潜伏特务大多数招供,其后再经过这些人指认,相继抓获同党20多人,总共60多人的潜伏特务被一网打尽。令中央社会部和中央军委保卫部震惊的是,这些特务的潜伏范围之广,潜伏程度之深,是无法想象的。从中央党政机关到延安的地方政权,从高校到群众团体乃至一些兵站,无所不在,还有少量的钻进了高度机密的中央机要交通部门!这么多的“卧底”,如不是这次及时抓出来,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国民党军统“汉中训练班”大案被一举破获的情况上报到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后,中央领导人都感到十分振奋。毛泽东还特地找来中央社会部的负责人康生,询问此大案侦破的具体情况。毛泽东听了汇报后,不禁赞叹:“当为奇功!奇功!”接着又问:“是何人具有如此的神通?”

  

康生说:“这是布鲁同志一手操办的。”

 

布鲁就是陈泊的另一个名字。

  

“这个布鲁,真是我们延安的‘福尔摩斯’!”毛泽东风趣地说完,又问了陈泊的简历,慨然道:“可惜我们只有一个布鲁,再来10个布鲁就好了。要用布鲁这样的人保卫延安!”

 

陈泊被毛泽东誉为延安“福尔摩斯”的事,很快在延安保卫战线和情报部门传开了,大伙见面都叫他“福尔摩斯”同志。

 

不久,陈泊被任命为延安边区政府保卫处处长。

  

中央社会部吸收陈泊参加,认真研究,决定对这次抓获的60多名特务,一个也不判刑,而且对认罪好的释放出去,让他们走自新之路。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样做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些对于共产党有着重新认识的特务人员,释放后没有一个人重回国民党军统,大多数人成了拥护抗日救国的革命者。陈兴林本人呢,两年后也光荣地成为了共产党员。

  

                   慧眼识破前来谋害毛泽东的假新四军旅长

  

破获“汉中训练班”大案的一年后,陈泊以其杰出的谍报才干,在情报战线再建奇功,那就是及时地洞察出军统特务企图借机刺杀毛泽东的阴谋。

  

1943年6月上旬,八路军延安留守兵团驻吴旗长官庙的警七旅补充团的一个警戒哨,于一天凌晨发现有人偷越山口,立即调集部队进行围歼,共打死武装特务7人,但没有留下一个活口。为此,留守兵团肖劲光司令员对补充团作了严厉批评。

 

相隔数日,在富县的边境,又发生半夜绕越哨口的事件。哨所的八路军战士开枪射击,二人被打死,一人重伤被俘,不久就死去。三人均着便装,学生模样打扮。

  

边区接连发生的两起武装特务偷越事件,无疑是个极其危险的信号,引起了陈泊的高度警觉。他向中央军委保卫部部长钱益民汇报了自己的想法。第二天,由中央军委保卫部牵头,召开了留守兵团、延安边区政府保卫处、延安公安局等单位的联席会议,作出了加强延安的防特反特,特别是保卫中央领导人安全的决定,具体措施是在边区搜索武装特务、严密监视“抢救运动”中有特嫌的人员等。

 

陈泊每天要保卫处的有关人员,从中央军委和中央办公厅,抄来中央主要领导日常活动的安排计划,认真阅看。这天,他从安排计划中看到这么一项内容:6月22日上午10时,毛泽东接见新四军第三师八旅旅长田守尧。在笔记本上记下田守尧的名字后,陈泊当下来到中央军委,向钱部长询问情况。参谋人员拿出田守尧报到的材料,上面写道:田是今年3月上旬从华中出发,经渤海、冀东、平西进入

 

晋西北,从那儿进入边区的。他抵达晋西北时有电报发给中央军委,但所持的中共华中局的介绍信在渡海战斗中丢失。

  

陈泊看完材料,向钱益民提出:能否向晋西北的两个兵站去电,查证田旅长是否从那儿经过?

  

当天下午,陈泊接到通知:晋西北八路军兵站回电,今年5月下旬,并无新四军旅长田守尧从那儿路过。

  

陈泊火速来到钱益民部长的办公室,斩钉截铁地说:“我建议马上审查那个田守尧,再决定毛主席是否接见。”

 

钱益民问他有何怀疑的证据。

 

陈泊回答:“我认为吴旗、富县发生的几起特务越境事件,表明国民党特务企图混入延安。而在延安,装扮成军人是不容易发现的。这个田守尧,从3月份就离开华中,到现在3个多月了,这中间可能发生很多的变化。为什么田守尧在材料上填写路过晋西北,而兵站回电没有这样一个人,这里面有问题!”

 

一语惊醒梦中人。钱益民觉得陈泊说的很有道理,于是把审查田的任务交给了陈泊,让其尽快把事情弄清楚。经陈泊整整两昼两夜的艰辛审查,真相终于大白了,这个“田守尧旅长”果然是军统派来刺杀毛泽东的高级特务!

 

原来,新四军第三师八旅旅长田守尧,于今年3月初与该旅参谋长彭雄等人,从山东出海绕赴延安来参加会议。他们在渤海的连云港与巡逻的日军遭遇,所有人员无一生还。日军不知道这次海战中击毙的是什么人,但军统特务很快查清楚死者中有八路军旅长田守尧,并将这一绝密情报电告重庆军统总部。在戴笠的亲自策划之下,军统派出数批特务潜入延安,包括这个精心选出来的“田旅长”。这名高级特务在中央军委招待所住了5天,没有人对他的身份表示怀疑,眼看还有两天就要受到毛泽东的接见,没想到在这节骨眼上却没能逃过陈泊的火眼金睛。功亏一篑,戴笠的阴谋再一次破产了。

  

6月29日上午,刘少奇同志在延安对记者发表讲话,揭露国民党派遣特务进入延安扰乱并企图刺杀中共领导人的事实,一时舆论哗然,国民党方面狼狈不堪,再一次担负上破坏国共合作的恶名。

  

陈泊在情报战线又打了漂亮的一仗,保卫了毛泽东的安全。他因此而受到中央社会部的内部表彰,这位延安“福尔摩斯”更出名了,成了军统特务的克星。

 

解放战争时期,陈泊及其妻子吕璜都奔赴到东北前线。陈泊任中共松江省委常委、社会部长,兼哈尔滨市公安局长。吕璜任滨县公安局长。

 

其时,刚从国民党手中夺回一个多月的哈尔滨,社会环境极为复杂。日伪军和警宪特务、土匪四出破坏。白昼黑夜,市区郊外,枪声不绝于耳。陈泊从被抓获的一般特务身上入手,派人打进去充作内线,破获了潜伏在哈尔滨的国民党地下党部,抓捕特务、反动官吏近300人。接着,在解放军驻军的配合下,陈泊指挥了几场搜剿战斗,将蒋介石新近任命的“冀东挺进军上将总指挥”、新编第二十七军军长姜鹏飞及其“军部”机关一网打尽。这两记重拳的出击,基本上肃清了国民党在哈尔滨潜伏的敌特力量。

 

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陈泊与吕璜一路南下,出任广州市公安局的首任局长。把他放到这一重要位置上,是叶剑英专门向中央要求的。陈泊不负叶剑英的厚望,从地方和部队调进大批人员,充实公安队伍,又从国民党警察局挑选接收了近千名警员,以强大的力量频频出击,搜捕隐藏于各个角落的敌特警宪,仅用1年左右的时间,就迅速肃清广州市的潜伏敌特力量。

 

1951年1月24日深夜,陈泊与广州市公安局副局长陈坤同时蒙冤入狱。公安部派出的办案部门宣称,陈泊是“英国特务”,是港英当局特务的重要成员,并以陈泊“丧失革命立场,包庇反革命、特务”的罪名,判处其有期徒刑1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10年监狱生活过去之后,他仍然得不到释放,又被押送到湖北沙洋劳改农场监督劳动,又在劳改农场又苦熬了11年。1972年2月25日,陈泊终因疾病的折磨,在农场医院含冤去世,终年63岁。

 

改革开放以后,经过拨乱反正,陈泊蒙受的冤屈终于得以平反昭雪。(刘继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