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满语里的吉林（一组）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5 17:47:58
满语里的吉林（一组）
作者：吕明光 提交日期：2009-9-1 7:50:00 访问：1589 回复：75
嘎拉哈
我听见一阵银铃般的欢笑声刮过来。那种只属于温柔内心的沉默坦荡，来自我童年故乡身边的东北女人们的中间。她们在玩一种满语里名为“chuǎ（动词）嘎拉哈”的游戏。我娘年轻的时候也爱玩。有了我和弟弟后，她还舍不得这个好玩的嘎拉哈，就和屯子里的老娘儿们、大姑娘们在一起玩。它是猪或羊后腿膝盖部位的一块独立的骨头。狍子的最好。把它们蒸煮弄干净后，打磨光亮后，可涂色，就可以玩了。嘎拉哈一般四面，也有不规则的。鼓起的面叫“背儿”，对着的凹陷面叫“坑儿”，其余两面无明显凸凹，略显凹的面叫“轮儿”，对着的较平的面叫“针儿”。叫法颇有不同，但东西定是嘎拉哈无疑。玩法更多，有弹，chuǎ，掷，捉，猜，夺等等，目的只有一个，谁赢，谁拿走。她们往空中抛起一个口袋，待落下时，迅速找到两个或更多的面相同的嘎拉哈，抓起，在空中接住口袋，嘎拉哈就属于这个赢家了。如果没有相同的面，可以在口袋落下之前，用手拨弄嘎拉哈，使它们呈现相同的面。如果抓的时候碰到不需要抓的嘎拉哈，或者没接到口袋，就坏了，就要暂时下去，让别人上来轮流玩。这东西，玩的好的人很多，一把抓个五六个的高手也有。我娘，我姥，年轻时应该玩的都不错。小时候，我还经常看见女孩们三五个聚在一起玩。她们不带我玩。我就去射我的弹弓看云去了。我就去摔我的泥泡听响去了。这是女孩儿们珍爱如命的事物，我见到她们随时揣在兜里，不玩的时候，拿出来互相鉴赏，说到谁的嘎拉哈好时，别人就都露出羡慕的神色。那个拥有它的女子自然就会心花怒放了。在东北的满族习俗里，它与冬季漫长的“猫冬”日子有关。男人们可以饮酒作乐，涉雪打猎，女人们又有不能在正月里动针线的禁忌，只好玩这种炕上的火热游戏。不光满族，考古发现，在北魏、辽金、明清的北方各族的墓中都有它璀璨玉石的身影。它是财富和吉祥的象征，也是欢乐的象征。后来，传到东北以外汉族的手中，它的名称也就变了。在东北，今天的女孩儿，有了手机电脑后，没有人玩它了。那些年岁已大的女人，是否会记得这个昔日年轻容颜时爱不释手的玩物。那时，我娘还年轻，我的姥姥还能再活上二十多年，我的后来嫁出去的二表姐还未出嫁，正是如花似玉、浑身散发着清新体香的年纪。在冷冷清清的炕上，我被她们的笑声惊醒，感到一种突然轰隆而至的、几度让我对这世界充满巨大感激之情的温暖，和幸福。我怀念嘎拉哈。
哈拉巴
小时候，街里时常会有一个无依无靠、孤苦伶仃的中年汉子出没在人群中行乞。乡里人都叫他周傻子。他经常赤膊，头发蓬乱，大夏天也是一身破旧窟窿眼的棉袄棉裤。大冬天，则不见人迹。与今日城市里伸手就要钱，或拿个音箱麦克风唱悲歌，或跪在一张白纸黑字、一地写满粉笔字的地砖前的乞丐不同，他乞讨的方式很特别。他打哈拉巴。哈拉巴是什么？满语里就是猪、牛、羊等动物的肩胛骨。有一道东北菜，就叫蒜泥哈拉巴。打哈拉巴，应该就是随身携带一块牛骨头，边敲打，边说着一种类似数来宝的诙谐幽默的一套话。但他不，他打自己的肩胛骨，嘴里也吆喝着，只是人们听不清是什么。在人群围成的一圈中，只见他脱光上身，嘴里“噗噗”地在两手吐上几口唾沫，就开始用力挥动地左右的手掌，击打左右两侧的肩胛骨。声音响亮，清脆，像一串鞭炮，噼噼啪啪地响个不停，一会儿，黑色的皮肤就变得通红，呈现疼痛的色泽，又像拔了一堆的罐子留在皮肤上的印记。直到人们满意地说，行了。他才住手。人们也就给他一些钱。拿了钱，他分开人群，也就走了。人们知道他去往街东头的一个空房子。好几次，我看见他奋力地拍打着自己，觉得心里不忍。可是人们都饶有兴趣地看着，乐呵着，我也就装出一副品鉴的表情，深怕人们看出我恻隐不安的心事。回到家，爸爸和弟弟都学着他的样子，拍打自己的哈拉巴。爸爸总对我俩说，你看周傻子多可怜啊，可人家活得快乐。长大后，我常想起我爸这句话，也就觉得周傻子不傻。傻的是我们这些旁观者。周傻子有了点钱，就会吃肉喝酒，一点都不亏待自己。后来，有一次，人们起了恶意的嘲弄，见到周傻子，问他，能吃屎吗？吃了地上这泡屎，给你二十块钱。周傻子就吃了。周傻子吃黄屎这件事，我是听说的，总能让我想象到一条狗在舔的香甜样子。周傻子到底傻不傻呢，我也糊涂了。再后来，周傻子老了，没有力气打哈拉巴了，其实，打也没人看了。他的身边没有人照顾他。一个冬天，他死了。他孤零零地离开这个苦难和快乐并存的世界。打哈拉巴，作为早期丐帮和二人转艺人的一种绝活，自此也就从乡间消失灭迹了。
哈士蟆
山下，稻田边上。六年的老屯生活悠远贫乐，优哉游哉，闭塞偏僻以致不知魏晋。夏天夜间，星光里轰隆着安然香甜的蛙声。秋日午后，遍地都泛流着黄金的灿烂强光。我在这里初次认识到什么是小蝌蚪。长大后，它们却各自变成了青蛙，癞蛤蟆，哈士蟆。这是三种不同的动物。读“哈士蟆”三个字时，后面有个要连读的尾音“子啊”。它来自满语，圣洁之意。在清代，焖哈士蟆，哈士蟆汤都是上等的宫廷菜系。春天，我经常站在稻田中开凿的渠水里，伸手一抓，就是一把蝌蚪。这些椭圆形的可爱幼体，有尾无头，活泼泼在水下游走着。到了夏季，我喜欢抓青蛙。有一阵子，我凶恶至极，拿根铁钎子，四处扎青蛙。但我害怕癞蛤蟆，这种学名为蟾蜍的粗糙表皮教我浑身起鸡皮疙瘩。起初，碰到不以为然，后来听父母说它有毒，渐渐也就怕了。有一回，我在水下捉青蛙，伸手一探，不好，黏手，抓了一把长癞的东西。吓得我赶紧丢掉，它挣脱游走，我也落荒而逃。上小学后，才听说长相丑陋的它浑身都是宝，尤其是那些鼓起的小毒包，可做紧缺的药材。小学时，学校的工会主席得癌症，发动我们小学生去抓癞蛤蟆。于是，下屯的小孩都认真地捉了来，但主席终究还是死了。开追悼会那天，下着朦胧清冷的小雨。我戴着帽子，被班主任发现，斥责我，叫我摘下来。话说得远。还是回头说说老屯的哈士蟆吧。人们也叫它中国林蛙，黑龙江、吉林两地的林中坡地居多。不同于青蛙和蟾蜍的两栖，哈士蟆主要是陆栖。我所见到的品种，细长，敏捷，呈土黄色，个头不及青蛙大。它是稀有珍贵的动物，它的药用和食疗价值超乎人们的想象。五岁左右，有一次，爸爸去门前的山上捉回了一袋子哈士蟆。在今天，这可以卖到大价钱。但在那个年代，都是自己抓着吃。爸爸爱吃，告诉我和弟弟这是珍品。我对吃的不感兴趣，但对满袋子的哈士蟆发生了莫大的兴趣。我和弟弟拿玩着它们，放开，再捕捉，再放开。现在想来，小孩子真是残忍的人，因为小孩子还没有生长一种对弱者的同情心。对于我，我是不爱吃哈士蟆的。虽然烤青蛙腿、麻雀腿的肉确实怪好吃的。长大了一点，我就不吃它们了。我连青蛙都不敢捉了。我还惧怕吃一种叫做泥鳅钻豆腐的东北菜。那年，爸爸拿回来的一袋子哈士蟆，后来竟然都一个个跳钻出了袋子，跳的满屋子的炕上地下、立柜炕琴中都是，密密麻麻地蹲着，蹦着，观察着，动静着。我和弟弟哪见过这场景，真是都高兴坏了。接着，我们爷仨儿手忙脚乱地收拾了这些哈士蟆。这些山林边的苦难、欢喜的岁月，在山高水长的日子里，溅了我们一身的泥水。我们难忍内心迸出的快乐，就都哈哈大笑起来。
陶赖昭
在满语里，或者说，在女真语里，陶赖是指兔子，昭是山冈之意。想象一下，一只兔子跑过山冈，白影的光阴如闲云野鹤般飘掠过，静谧，惬意，徜徉，让你想躺在这空旷的暖热草坡上睡个解乏的午觉。但是，在我童年的印象里，与之却产生了极大的黑白日月的反差。那时，我们全家去长春旅游，我爸爸带我到各地去看病，都会经过这里。往往，深夜在榆树县城的火车站上车时，我已经接近熟睡的梦境。午夜刚过，火车在黑红的灯夜里中抵达西边扶余县的陶赖昭镇。当年，无论北上，还是南下，人们都要在这里倒车。进站前长长的汽笛声，蒸汽机车的库库声，铁轨的咣当声，车厢的晃荡声，人们前后左右嘈杂的脚步声，先后混乱又有序地响动起来，涌流起来。我们被淹没在人流的轰响里。我不得不睁开双眼。下车时，我和弟弟被父母叫醒。爸爸伸手拉着我，有时背着我，我娘背着我弟弟。他们俩手里拿着行李。我不堪忍受如此折磨，在寒冷中直打哆嗦。我看不清四周事物的细部，只朦胧地觉得自己置身于世界的漩涡里。冷红的灯光，黑色的人群，冒着白气的火车，杂乱的建筑，拥挤的脚步，包裹着我，胁迫着我，我不由自主地跟着父母走，跟着人们走。疲倦的我，还未从美梦里清醒过来，迷糊着，衣衫正寒着，因之前透支了过度的兴奋，现在剩下虚空般的困乏，更让人深觉难过之意。接着，我们换了车。是慢车。如今仅仅个把小时的闪电路途，当时到长春还需要满长难熬的等待时间。换过火车，坐在座位上，我又沉沉睡去。又有了一阵兴奋，惊悸一样地在心底持续着。后来，我又路过这里一两次。每次回家，我都去跟姥姥说，火车站有出站口，有时需要倒车，倒车在哪儿呢？就在陶赖昭。我去跟小伙伴们说，带着因去过远方而自豪，而不愿让他们察觉这一点，就尽量平淡地对他们说，陶赖昭，你们去过吗？那里是倒车的地方，去外地，都要在那里倒车。今天，想起陶赖昭，和往日的感觉一样。我从没有见过它光天化日下的亮丽面貌。所以，它仍然是黑影白气的一团。仍然是拥挤的火车站，在午夜凌晨停了下来，突然变得纷扰躁动起来。鼻子里就闻到一股五味杂陈的气息，面包味、瓜子味、稀粥味、地瓜味等齐声吆喝的味道。我在极其疲乏的光影里，浑然昏然，凄凉无望，内心只盼着这一刻快点过去。当这一刻，在东经125，北纬144的地方，在这个第二松花江流过的地域，在这个东北腹地的交通要塞，翻天覆地地，星月散去地，枝头破晓地过去后，我已经到达了另外一个地方。回到家，就彻底舒服妥帖了。他日，交通可以直达，出门也就不必经过这里了。我就总想起它，想起我的姥姥坐在炕上听我诉说，还有一条条被遗失的苦乐车轨次第铺进我的四肢里，我的五脏六腑里，我的七情六欲里，我的十地九天里。就像想念我姥姥一样。我想念陶赖昭。
舒兰
从炕上，从屯子里任何一块黏稠的黑土上，它在我抬起的望眼欲穿里，就是一簇蓝黑黯淡的破旧山影。我不知道，它的母语是满语，它就是“果实”。我只知道，步行走过门前这座山，一出去，再走几步，不远就是舒兰县城了。两岁那年，家里丢过一口猪，我娘就曾和同屯的女人翻夜进山，险些迷路不归。我爸还曾到舒兰县城的肉铺里挨个找寻，结果无功而返。猪后来找到了，不在山那边的舒兰，而在山这边敬老院的猪圈里。猪和舒兰本来无关，但后来我总是把它和这口猪联系在一起。我爸还曾带我去过一次舒兰。在平房遍布、尘烟弥散的县城里，我们走着，走到一片黄昏下的市场口，身后是一排排的铺子，我看见人们在暮色里渐渐消失的发尖。我们走到一个电话亭附近，前面是一家电影院。我爸问我看电影吗？我说不看了。然后我们俩去哪里我就不记得了。多年后，我在求学的路途中，会经常路过这个县城。四年里，我熟悉它的长途客车站，它的那条通往吉林市的大道，以及它的大道两边的建筑物景。我来往于此，它是我人生的中转站，它是我生命时光的一个渡口。在舒兰，我一次次拿着行李，背着书包，出发着，一次次归去来兮着。直到有一天，我彻底走向远方，穿过陆路的山海关，三年五载也难得回来。我也就要快忘记这个小城了。这是一个人口疏落的地方，几条交叉的宽阔长街上，走动着人们早已习惯忍耐世事的轻重步履。他们的喜怒哀乐，和所有人一样，和你我一样。此地的山，盛产山珍野果，清代是禁山，只有进贡给朝廷。说它是果实集中之地，一点没错。今日，它的物华天宝，它的煤炭、粘土等各种矿物质海内闻名。它的山珍野菜，有食疗和药材价值。它还是国家唯一命名的林蛙种苗培育基地。它水土丰饶，粮食不必多说。东北最不缺的就是最好的粮食。我家门前的山，一半属于舒兰，一半属于榆树。有一天，勘探队来到这里，看了看，就走了。多年后，这里来了一个年轻的和尚，打算在此建立寺庙。今晚，打电话，娘说，东北今年干旱严重，山上的蕨菜、蘑菇都不长了，哈士蟆子也少了。这座山，也属于果实集中之地。小时候山里万物生意的时代已经烟云般远逝。因为旱灾，今年的果园荒芜了，果实干瘪了。这个果实就叫做“舒兰”。我在果实饱满的年代里长大。
炕琴
它搁在我的童年里。夜里睡觉时，我不喜欢左右都有人，挤挺慌。我在炕梢睡，一翻身，碰到炕琴，腿就抬上去“梆梆”地撞几下。靠着炕琴睡，舒服。在每户人家里，它都放在炕梢。这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父母结婚时新打的喜庆家当。它是满族家庭的遗风之一，满语里，炕琴不是“炕上的乐器”，而是“炕上的柜子”。我家不是满族，但跟所有东北人一样，家里都有这个东西。我记得，早年，它是鲜艳的红，后来就变成黑深厚泥的油红。拿我家的来说，它分为上下两层的独立的两个柜子，上层高一些，放被褥，下层矮一些，放衣物。上下共四扇拉门。在炕琴正面镶进玻璃的长方体上，在拉门上，都有手绘的各种花鸟和山水图案。我还记得，下面的拉门有一些立方体的小格子，有几只青翠欲滴的孔雀，有一幅悠远浩淼的山水画。画的左上方有一小块陆地，右边有一个微渺岛屿，岛上有风中的凉亭，还有一架深入水面的栈桥，大部分是天空，是柳树的风声，是通向苍茫未知的水面的无尽表达。一叶扁舟，像一朵水花在水面上隐现着，浮动着。我长年日久地盯着这幅画，发着现代和远古的呆，心里充满美感的温暖，膨胀着因美感而带来的无穷无限的喜爱。它的空白的、给人极大想象空间的宋元画风，那种美，让我晕眩，沉醉，痴迷，不可自拔。炕琴上面则绘着各种鸟禽的图案。它们或展开翅膀，飞翔于空中；或收拢羽翼，栖在枝头上。它们五彩缤纷的颜色，在那些贫苦暗黑的年代里，摩擦着时间的光亮，使屋内响着悦耳光明的旋律。平时，我娘把我们每个人的衣物都整理好，放进去。晚上，睡觉前，在炕上站起身，把上面的拉门打开，取出被褥，枕头，铺好被，我们一家四口，加上我姥姥，就准备歇息了。早上，起得最晚的那个人要叠被，收被，放回去。我们这样过了多少的苦乐时日，多久的甜蜜年代啊！一种生命的反复、持久和坚韧，就体现在这不断打开关上炕琴的两个简单的动作上。我问过娘，炕琴是谁打的，画是谁画的。娘说，是下屯一个有手艺的木匠画的，附近人家打炕琴都找他。是吗？我心里有点疑问。看看那上乘的工艺，出色的描绘和着色，我为下屯有这么厉害的人感到吃惊。这件事，直到我长大后，才明白卧虎藏龙之处，往往就在不起眼的地方。也才发觉民间默默无闻、远离功名者不在少数。现在，我信服娘的话和属于那人的独特手艺。长大后，家里买了一套崭新锃亮的家具，搁在地下。但炕琴没仍，它还是有用处的。我离乡求学多年，有一天回家，发现炕琴没有了。我问娘，娘说，太旧了，没人用了，给人了。娘还说，现在新盖房子买家具的，都买现成的，没有人再去找人打炕琴了。听了娘的话，我有点伤感。现代的家具没有美感，都是整齐洁亮、毫无个性的木头器物。我相信，有着厚重满民风俗的炕琴是有生命的，是有灵魂的。我们无话不谈。我曾对它倾吐过无数隐秘的话语，它则给了我一个独立自由的美的世界。它给了我一种亘古永恒的飞翔。
嘎瘩
走在落寞的东北中部，风流粗犷的吉林的多情天空下。见了面，互相就问了，你是哪嘎瘩的？对方就会回答，我是那哪儿那嘎瘩的。嘎瘩，满语里是“地方”的意思。北方方言里有“旮旯胡同”这样的词，也来自满蒙语言铁蹄下的占领影响。它们是有血缘关系的词。我无比熟悉这句话，它是我最初老屯的亲切母语之一。有了这个词，我才能呼吸自如，才能睁开双眼指认事物，也才能存活并走动在这个生命的世界上。比如，人找不见了，就会问，去哪嘎瘩了？东西找不着了，也问，在哪嘎瘩呢？有了问题，就会有回答。有了回答，我们每个流浪在人间的魂魄也就能随时回到白山黑水的语言故乡。这两个字，是我们的护身符。前些年，东北有首歌很流行，叫《大姑娘美，大姑娘浪》，是一首颇有东北风情的歌。里面有一句“郎呀郎，你在哪嘎瘩藏？”，唱得火辣、豪放和热烈。还有一首《东北人都是活雷锋》，雪村唱道，“俺们那嘎儿猪肉炖粉条儿，俺们那嘎儿都是活雷锋。”。唱得戏谑幽默，自嘲可爱。嘎儿，就是嘎瘩的简化加上儿化的音。然而，在东北方言里，“嘎儿”的音不一定就专指“地方”。小嘎儿，老嘎瘩，宝贝嘎瘩，这几个词也有“小孩子”和“老孩子”的意思，而且是众多兄弟中最小的男孩子。我有个弟弟。别人叫他“小二”，“小嘎儿”，或“老嘎瘩”都可以。这个词来自蒙古语。蒙古语与满语关系密切，源远流长。满语里也这么叫。1978年，我娘生我。1979年，我奶生了她和我爷爷的最后一个男孩。这就是我老叔。为这事，娘委屈得不行，觉得丢脸，哭了好几回。想一想，我奶有了我爸，我老姑，我二叔、三叔和四叔，实在没必要再生下个老叔。我娘正处人生芳龄，生孩子是大好事。我奶呢，让人想到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除了干点男女的事儿，就没别的事儿了。这在当年的乡间成为一个大笑谈。我奶是我爷的第二个媳妇儿。先前那个，据说是个知书达礼、温柔贤淑的女人，嫁给我爷没几年就得了病，不幸早早离世。所以，我爷很快又娶了我奶。我奶在嫁给我爷时，还是个大姑娘。谁知我奶却偏偏是个粗鲁不讲理的蛮横的下屯女人。她没少欺负我爷，我爸，我年轻软弱的娘。她生了的这个我老叔，并不是个聪明的孩子，从小念书就一直是班里第末儿。小时候，我学父母的叫法，也把老叔叫老孩子，老嘎瘩。老嘎瘩长大后，花钱找人，读了技校，毕业后在长春的一家工厂工作。他的智商没问题。前些年，爷爷家把房子卖给我三叔。原打算，爷爷去二叔家，奶奶去老叔家养老。为什么不到一起呢？是因为这老两口感情不好，互相视对方为自己一生最大的仇人。但是，奶奶没住多久，因为和老嘎瘩的媳妇儿关系不好，就一气之下回到老家。老家没有房子，就只好回到了我父母的家。现在，我爷我奶在我家养老。我娘和我弟弟心里别扭。过去，我奶骂我娘，打我弟弟，对我们全家不好。可是不在我家，又能去哪嘎瘩？谁都躲得远远的，不要这两位老人了。去年，我奶生了一场大病，险些从死神手里回不来。我娘和我爸，也就同意养着了。过去那些事儿，虽然想起来不是滋味，不算了吧，又能怎么样呢？如今，远近在长春郊区的老嘎瘩，吓得把楼房租了出去。老嘎瘩的用意一望便知，是怕我奶回去啊。我奶早年只对老嘎瘩好。现在看，也是白好了。
拨棱盖儿
往往，黑夜浮落前，那句话我是这样跟娘说的。娘，我的拨棱盖儿卡突露皮了。你们看，我真是个贪玩的孩子。它的意思是膝盖骨。在满语里，音为“tobgiya”，可读作“突波盖”。我摔倒了，膝盖蹭破了点皮，通红的一层血肉，一段时间才能好。无法隐瞒，只好开门就跟娘说出这件事儿，免得遭受太多的责骂。这句话很有难度，估计除了东北人，其他人很难明白它的准确含义。在此句中，“卡”是个动词，是我跌趴在地上，膝盖撞击地面的那一瞬间的指证，是膝盖骨上的一层皮随着与地面的刮蹭，肉皮沿着反方向脱落的皮开肉绽的控诉。我喜欢这句话。在远离家乡、母语渐远的他地，有时冷不丁冒出这句话，反倒觉得不那么自然了。在办公室里，如果在我们这些天南海北的同事们中间，都来说说自己的家乡话，我就会说出这句话。远离拨棱盖儿，也就远离了皮肉受伤的童年。小时候，说那么多的方言土语，却从来没有想过这些词的写法。上了小学，打开语文课本，满纸都是字正腔圆的语言，竟也忘了这些口语中的词为什么书本上没有。所以，我是在自然和学校的两个世界里生活着，长大着。我不喜欢人群，社会，我只喜欢呆在我孤独的私人空间里。我还是个孩子。我对语言不敏感，天生说的就是那些上辈的话，一切都是脱口而出。等我对语言敏感些，在控制语言的同时，我就被语言绑缚了，捆住了，难以逃脱了。愈深入语言，反倒离语言的内核愈远。在幼小的玩年里，我在满语中长大。拨棱盖儿破了几次皮，也没什么危险。我还是快乐的。当我长大，外出求学，独自往赴人群中时，我却失去了快乐。我险些被社会淹没，被人心的阴暗与冷漠杀死。我在学会保护自己的同时，失去了所有的纯真和美好。因为，我换了一个语境，换了一种用心灵说话的交往秩序。我沉默地等着别人来伤害我。我的拨棱盖儿轻易不再受伤。我的心灵却一直在疼痛。可是，我从没有想过要反抗这个世界。这是个让人失望、无奈和只好平凡地幸福着的世道。
吉林乌拉
吉林是这样的一个省。在马蹄形扬起黑尘的东北地势中间，它没有黑龙江那么旷冷，也没有辽宁那么拥暖。它是一处气候相对温和湿润的狭长地带。人口不如辽宁喧闹，但土地比辽宁富饶；土地不及黑龙江壮阔，但人口有一些热闹。它似乎就是中间的。所以，它应该算是东北的文化中心。东北菜被称为“吉菜”，二人转被叫做“吉剧”。这都占了个在中间的便宜。这是我的省。在吉林省的北边，靠近黑龙江五常的地方，有我白山黑水的长宽约三十里的童年和少年的时光故里。我看见多年之前的我还孤独地穿梭、作息在那里，没有长大过，离开过。同时，我看见晚年的我流落在他乡，面目模糊，满布疲倦。吉林也是这样的一个城。吉林省就是因为这个城才叫的吉林省。这个城就是栖息在群山环抱之中、松花江清流之畔的吉林市。在满语里，可读作“Girin ula”，汉语写为“吉林乌拉”，大意为“沿江的城”。吉林市原来也被叫做“船厂”。明清那阵子，它是中国最重要的城池之一。康熙15年（1676年），宁古塔将军由宁古塔移到吉林。康熙22年，改称吉林将军。乾隆12年（1747年）改设吉林厅。光绪8年（1882）升为吉林府。光绪33年（1907）设吉林省，吉林市为吉林省省会。1954年，省会迁到长春。如今，吉林市在国家里的地位，一直是作为准副省级城市的地级市存在的。距离吉林市35公里，有一个小镇，叫做乌拉街。此地有乌拉古城，是海西女真四部之一乌拉部的首府。当年，我三叔就是来到吉林市当的兵。我爸带我来这里看病，还看过三叔一次。翻开家里的相册，可以打捞起那时的黯淡时光。我站在北山的台阶上，紧闭着嘴唇，瘦弱，一脸的内向。我站在我爸和三叔中间，心中低徊着盎然燃烧的兴奋和紧张。我能想起那时的一些心灵的跳动。那里有几座香烟袅袅的寺庙，有一些摆摊的小贩，有来来往往的游人。这也是我二叔的城。我二叔早年从师范学校毕业后，到一所镇上教书。心眼颇高的他，后来辞职来到这里的一个国企工厂。多年后，工厂倒闭，二叔下岗，他便在这里找到一所中学，重新操起老师这个旧职业。1999年，我来到吉林市。我在这里娶到了我的媳妇儿。我忽然想起小时候一个流行于乡间的谜语。好多人给我出过，我也给别人出过。狗咬袖子，打一城市。答案，就是吉林。为什么呢？狗都要咬你了，还不赶紧急着“淋”开它。在我家乡的口语里，“淋”是个类似于“甩”的动词。这个谜语和吉林有关。在吉林，管猜谜语叫“破闷儿”。北方人应该都是这个叫法。它与谜语的蒙语“oensok”和满语“onokcun”的发音接近。
作者：吕明光 提交日期：2009-9-1 7:50:00 访问：1589 回复：75
嘎拉哈
我听见一阵银铃般的欢笑声刮过来。那种只属于温柔内心的沉默坦荡，来自我童年故乡身边的东北女人们的中间。她们在玩一种满语里名为“chuǎ（动词）嘎拉哈”的游戏。我娘年轻的时候也爱玩。有了我和弟弟后，她还舍不得这个好玩的嘎拉哈，就和屯子里的老娘儿们、大姑娘们在一起玩。它是猪或羊后腿膝盖部位的一块独立的骨头。狍子的最好。把它们蒸煮弄干净后，打磨光亮后，可涂色，就可以玩了。嘎拉哈一般四面，也有不规则的。鼓起的面叫“背儿”，对着的凹陷面叫“坑儿”，其余两面无明显凸凹，略显凹的面叫“轮儿”，对着的较平的面叫“针儿”。叫法颇有不同，但东西定是嘎拉哈无疑。玩法更多，有弹，chuǎ，掷，捉，猜，夺等等，目的只有一个，谁赢，谁拿走。她们往空中抛起一个口袋，待落下时，迅速找到两个或更多的面相同的嘎拉哈，抓起，在空中接住口袋，嘎拉哈就属于这个赢家了。如果没有相同的面，可以在口袋落下之前，用手拨弄嘎拉哈，使它们呈现相同的面。如果抓的时候碰到不需要抓的嘎拉哈，或者没接到口袋，就坏了，就要暂时下去，让别人上来轮流玩。这东西，玩的好的人很多，一把抓个五六个的高手也有。我娘，我姥，年轻时应该玩的都不错。小时候，我还经常看见女孩们三五个聚在一起玩。她们不带我玩。我就去射我的弹弓看云去了。我就去摔我的泥泡听响去了。这是女孩儿们珍爱如命的事物，我见到她们随时揣在兜里，不玩的时候，拿出来互相鉴赏，说到谁的嘎拉哈好时，别人就都露出羡慕的神色。那个拥有它的女子自然就会心花怒放了。在东北的满族习俗里，它与冬季漫长的“猫冬”日子有关。男人们可以饮酒作乐，涉雪打猎，女人们又有不能在正月里动针线的禁忌，只好玩这种炕上的火热游戏。不光满族，考古发现，在北魏、辽金、明清的北方各族的墓中都有它璀璨玉石的身影。它是财富和吉祥的象征，也是欢乐的象征。后来，传到东北以外汉族的手中，它的名称也就变了。在东北，今天的女孩儿，有了手机电脑后，没有人玩它了。那些年岁已大的女人，是否会记得这个昔日年轻容颜时爱不释手的玩物。那时，我娘还年轻，我的姥姥还能再活上二十多年，我的后来嫁出去的二表姐还未出嫁，正是如花似玉、浑身散发着清新体香的年纪。在冷冷清清的炕上，我被她们的笑声惊醒，感到一种突然轰隆而至的、几度让我对这世界充满巨大感激之情的温暖，和幸福。我怀念嘎拉哈。
哈拉巴
小时候，街里时常会有一个无依无靠、孤苦伶仃的中年汉子出没在人群中行乞。乡里人都叫他周傻子。他经常赤膊，头发蓬乱，大夏天也是一身破旧窟窿眼的棉袄棉裤。大冬天，则不见人迹。与今日城市里伸手就要钱，或拿个音箱麦克风唱悲歌，或跪在一张白纸黑字、一地写满粉笔字的地砖前的乞丐不同，他乞讨的方式很特别。他打哈拉巴。哈拉巴是什么？满语里就是猪、牛、羊等动物的肩胛骨。有一道东北菜，就叫蒜泥哈拉巴。打哈拉巴，应该就是随身携带一块牛骨头，边敲打，边说着一种类似数来宝的诙谐幽默的一套话。但他不，他打自己的肩胛骨，嘴里也吆喝着，只是人们听不清是什么。在人群围成的一圈中，只见他脱光上身，嘴里“噗噗”地在两手吐上几口唾沫，就开始用力挥动地左右的手掌，击打左右两侧的肩胛骨。声音响亮，清脆，像一串鞭炮，噼噼啪啪地响个不停，一会儿，黑色的皮肤就变得通红，呈现疼痛的色泽，又像拔了一堆的罐子留在皮肤上的印记。直到人们满意地说，行了。他才住手。人们也就给他一些钱。拿了钱，他分开人群，也就走了。人们知道他去往街东头的一个空房子。好几次，我看见他奋力地拍打着自己，觉得心里不忍。可是人们都饶有兴趣地看着，乐呵着，我也就装出一副品鉴的表情，深怕人们看出我恻隐不安的心事。回到家，爸爸和弟弟都学着他的样子，拍打自己的哈拉巴。爸爸总对我俩说，你看周傻子多可怜啊，可人家活得快乐。长大后，我常想起我爸这句话，也就觉得周傻子不傻。傻的是我们这些旁观者。周傻子有了点钱，就会吃肉喝酒，一点都不亏待自己。后来，有一次，人们起了恶意的嘲弄，见到周傻子，问他，能吃屎吗？吃了地上这泡屎，给你二十块钱。周傻子就吃了。周傻子吃黄屎这件事，我是听说的，总能让我想象到一条狗在舔的香甜样子。周傻子到底傻不傻呢，我也糊涂了。再后来，周傻子老了，没有力气打哈拉巴了，其实，打也没人看了。他的身边没有人照顾他。一个冬天，他死了。他孤零零地离开这个苦难和快乐并存的世界。打哈拉巴，作为早期丐帮和二人转艺人的一种绝活，自此也就从乡间消失灭迹了。
哈士蟆
山下，稻田边上。六年的老屯生活悠远贫乐，优哉游哉，闭塞偏僻以致不知魏晋。夏天夜间，星光里轰隆着安然香甜的蛙声。秋日午后，遍地都泛流着黄金的灿烂强光。我在这里初次认识到什么是小蝌蚪。长大后，它们却各自变成了青蛙，癞蛤蟆，哈士蟆。这是三种不同的动物。读“哈士蟆”三个字时，后面有个要连读的尾音“子啊”。它来自满语，圣洁之意。在清代，焖哈士蟆，哈士蟆汤都是上等的宫廷菜系。春天，我经常站在稻田中开凿的渠水里，伸手一抓，就是一把蝌蚪。这些椭圆形的可爱幼体，有尾无头，活泼泼在水下游走着。到了夏季，我喜欢抓青蛙。有一阵子，我凶恶至极，拿根铁钎子，四处扎青蛙。但我害怕癞蛤蟆，这种学名为蟾蜍的粗糙表皮教我浑身起鸡皮疙瘩。起初，碰到不以为然，后来听父母说它有毒，渐渐也就怕了。有一回，我在水下捉青蛙，伸手一探，不好，黏手，抓了一把长癞的东西。吓得我赶紧丢掉，它挣脱游走，我也落荒而逃。上小学后，才听说长相丑陋的它浑身都是宝，尤其是那些鼓起的小毒包，可做紧缺的药材。小学时，学校的工会主席得癌症，发动我们小学生去抓癞蛤蟆。于是，下屯的小孩都认真地捉了来，但主席终究还是死了。开追悼会那天，下着朦胧清冷的小雨。我戴着帽子，被班主任发现，斥责我，叫我摘下来。话说得远。还是回头说说老屯的哈士蟆吧。人们也叫它中国林蛙，黑龙江、吉林两地的林中坡地居多。不同于青蛙和蟾蜍的两栖，哈士蟆主要是陆栖。我所见到的品种，细长，敏捷，呈土黄色，个头不及青蛙大。它是稀有珍贵的动物，它的药用和食疗价值超乎人们的想象。五岁左右，有一次，爸爸去门前的山上捉回了一袋子哈士蟆。在今天，这可以卖到大价钱。但在那个年代，都是自己抓着吃。爸爸爱吃，告诉我和弟弟这是珍品。我对吃的不感兴趣，但对满袋子的哈士蟆发生了莫大的兴趣。我和弟弟拿玩着它们，放开，再捕捉，再放开。现在想来，小孩子真是残忍的人，因为小孩子还没有生长一种对弱者的同情心。对于我，我是不爱吃哈士蟆的。虽然烤青蛙腿、麻雀腿的肉确实怪好吃的。长大了一点，我就不吃它们了。我连青蛙都不敢捉了。我还惧怕吃一种叫做泥鳅钻豆腐的东北菜。那年，爸爸拿回来的一袋子哈士蟆，后来竟然都一个个跳钻出了袋子，跳的满屋子的炕上地下、立柜炕琴中都是，密密麻麻地蹲着，蹦着，观察着，动静着。我和弟弟哪见过这场景，真是都高兴坏了。接着，我们爷仨儿手忙脚乱地收拾了这些哈士蟆。这些山林边的苦难、欢喜的岁月，在山高水长的日子里，溅了我们一身的泥水。我们难忍内心迸出的快乐，就都哈哈大笑起来。
陶赖昭
在满语里，或者说，在女真语里，陶赖是指兔子，昭是山冈之意。想象一下，一只兔子跑过山冈，白影的光阴如闲云野鹤般飘掠过，静谧，惬意，徜徉，让你想躺在这空旷的暖热草坡上睡个解乏的午觉。但是，在我童年的印象里，与之却产生了极大的黑白日月的反差。那时，我们全家去长春旅游，我爸爸带我到各地去看病，都会经过这里。往往，深夜在榆树县城的火车站上车时，我已经接近熟睡的梦境。午夜刚过，火车在黑红的灯夜里中抵达西边扶余县的陶赖昭镇。当年，无论北上，还是南下，人们都要在这里倒车。进站前长长的汽笛声，蒸汽机车的库库声，铁轨的咣当声，车厢的晃荡声，人们前后左右嘈杂的脚步声，先后混乱又有序地响动起来，涌流起来。我们被淹没在人流的轰响里。我不得不睁开双眼。下车时，我和弟弟被父母叫醒。爸爸伸手拉着我，有时背着我，我娘背着我弟弟。他们俩手里拿着行李。我不堪忍受如此折磨，在寒冷中直打哆嗦。我看不清四周事物的细部，只朦胧地觉得自己置身于世界的漩涡里。冷红的灯光，黑色的人群，冒着白气的火车，杂乱的建筑，拥挤的脚步，包裹着我，胁迫着我，我不由自主地跟着父母走，跟着人们走。疲倦的我，还未从美梦里清醒过来，迷糊着，衣衫正寒着，因之前透支了过度的兴奋，现在剩下虚空般的困乏，更让人深觉难过之意。接着，我们换了车。是慢车。如今仅仅个把小时的闪电路途，当时到长春还需要满长难熬的等待时间。换过火车，坐在座位上，我又沉沉睡去。又有了一阵兴奋，惊悸一样地在心底持续着。后来，我又路过这里一两次。每次回家，我都去跟姥姥说，火车站有出站口，有时需要倒车，倒车在哪儿呢？就在陶赖昭。我去跟小伙伴们说，带着因去过远方而自豪，而不愿让他们察觉这一点，就尽量平淡地对他们说，陶赖昭，你们去过吗？那里是倒车的地方，去外地，都要在那里倒车。今天，想起陶赖昭，和往日的感觉一样。我从没有见过它光天化日下的亮丽面貌。所以，它仍然是黑影白气的一团。仍然是拥挤的火车站，在午夜凌晨停了下来，突然变得纷扰躁动起来。鼻子里就闻到一股五味杂陈的气息，面包味、瓜子味、稀粥味、地瓜味等齐声吆喝的味道。我在极其疲乏的光影里，浑然昏然，凄凉无望，内心只盼着这一刻快点过去。当这一刻，在东经125，北纬144的地方，在这个第二松花江流过的地域，在这个东北腹地的交通要塞，翻天覆地地，星月散去地，枝头破晓地过去后，我已经到达了另外一个地方。回到家，就彻底舒服妥帖了。他日，交通可以直达，出门也就不必经过这里了。我就总想起它，想起我的姥姥坐在炕上听我诉说，还有一条条被遗失的苦乐车轨次第铺进我的四肢里，我的五脏六腑里，我的七情六欲里，我的十地九天里。就像想念我姥姥一样。我想念陶赖昭。
舒兰
从炕上，从屯子里任何一块黏稠的黑土上，它在我抬起的望眼欲穿里，就是一簇蓝黑黯淡的破旧山影。我不知道，它的母语是满语，它就是“果实”。我只知道，步行走过门前这座山，一出去，再走几步，不远就是舒兰县城了。两岁那年，家里丢过一口猪，我娘就曾和同屯的女人翻夜进山，险些迷路不归。我爸还曾到舒兰县城的肉铺里挨个找寻，结果无功而返。猪后来找到了，不在山那边的舒兰，而在山这边敬老院的猪圈里。猪和舒兰本来无关，但后来我总是把它和这口猪联系在一起。我爸还曾带我去过一次舒兰。在平房遍布、尘烟弥散的县城里，我们走着，走到一片黄昏下的市场口，身后是一排排的铺子，我看见人们在暮色里渐渐消失的发尖。我们走到一个电话亭附近，前面是一家电影院。我爸问我看电影吗？我说不看了。然后我们俩去哪里我就不记得了。多年后，我在求学的路途中，会经常路过这个县城。四年里，我熟悉它的长途客车站，它的那条通往吉林市的大道，以及它的大道两边的建筑物景。我来往于此，它是我人生的中转站，它是我生命时光的一个渡口。在舒兰，我一次次拿着行李，背着书包，出发着，一次次归去来兮着。直到有一天，我彻底走向远方，穿过陆路的山海关，三年五载也难得回来。我也就要快忘记这个小城了。这是一个人口疏落的地方，几条交叉的宽阔长街上，走动着人们早已习惯忍耐世事的轻重步履。他们的喜怒哀乐，和所有人一样，和你我一样。此地的山，盛产山珍野果，清代是禁山，只有进贡给朝廷。说它是果实集中之地，一点没错。今日，它的物华天宝，它的煤炭、粘土等各种矿物质海内闻名。它的山珍野菜，有食疗和药材价值。它还是国家唯一命名的林蛙种苗培育基地。它水土丰饶，粮食不必多说。东北最不缺的就是最好的粮食。我家门前的山，一半属于舒兰，一半属于榆树。有一天，勘探队来到这里，看了看，就走了。多年后，这里来了一个年轻的和尚，打算在此建立寺庙。今晚，打电话，娘说，东北今年干旱严重，山上的蕨菜、蘑菇都不长了，哈士蟆子也少了。这座山，也属于果实集中之地。小时候山里万物生意的时代已经烟云般远逝。因为旱灾，今年的果园荒芜了，果实干瘪了。这个果实就叫做“舒兰”。我在果实饱满的年代里长大。
炕琴
它搁在我的童年里。夜里睡觉时，我不喜欢左右都有人，挤挺慌。我在炕梢睡，一翻身，碰到炕琴，腿就抬上去“梆梆”地撞几下。靠着炕琴睡，舒服。在每户人家里，它都放在炕梢。这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父母结婚时新打的喜庆家当。它是满族家庭的遗风之一，满语里，炕琴不是“炕上的乐器”，而是“炕上的柜子”。我家不是满族，但跟所有东北人一样，家里都有这个东西。我记得，早年，它是鲜艳的红，后来就变成黑深厚泥的油红。拿我家的来说，它分为上下两层的独立的两个柜子，上层高一些，放被褥，下层矮一些，放衣物。上下共四扇拉门。在炕琴正面镶进玻璃的长方体上，在拉门上，都有手绘的各种花鸟和山水图案。我还记得，下面的拉门有一些立方体的小格子，有几只青翠欲滴的孔雀，有一幅悠远浩淼的山水画。画的左上方有一小块陆地，右边有一个微渺岛屿，岛上有风中的凉亭，还有一架深入水面的栈桥，大部分是天空，是柳树的风声，是通向苍茫未知的水面的无尽表达。一叶扁舟，像一朵水花在水面上隐现着，浮动着。我长年日久地盯着这幅画，发着现代和远古的呆，心里充满美感的温暖，膨胀着因美感而带来的无穷无限的喜爱。它的空白的、给人极大想象空间的宋元画风，那种美，让我晕眩，沉醉，痴迷，不可自拔。炕琴上面则绘着各种鸟禽的图案。它们或展开翅膀，飞翔于空中；或收拢羽翼，栖在枝头上。它们五彩缤纷的颜色，在那些贫苦暗黑的年代里，摩擦着时间的光亮，使屋内响着悦耳光明的旋律。平时，我娘把我们每个人的衣物都整理好，放进去。晚上，睡觉前，在炕上站起身，把上面的拉门打开，取出被褥，枕头，铺好被，我们一家四口，加上我姥姥，就准备歇息了。早上，起得最晚的那个人要叠被，收被，放回去。我们这样过了多少的苦乐时日，多久的甜蜜年代啊！一种生命的反复、持久和坚韧，就体现在这不断打开关上炕琴的两个简单的动作上。我问过娘，炕琴是谁打的，画是谁画的。娘说，是下屯一个有手艺的木匠画的，附近人家打炕琴都找他。是吗？我心里有点疑问。看看那上乘的工艺，出色的描绘和着色，我为下屯有这么厉害的人感到吃惊。这件事，直到我长大后，才明白卧虎藏龙之处，往往就在不起眼的地方。也才发觉民间默默无闻、远离功名者不在少数。现在，我信服娘的话和属于那人的独特手艺。长大后，家里买了一套崭新锃亮的家具，搁在地下。但炕琴没仍，它还是有用处的。我离乡求学多年，有一天回家，发现炕琴没有了。我问娘，娘说，太旧了，没人用了，给人了。娘还说，现在新盖房子买家具的，都买现成的，没有人再去找人打炕琴了。听了娘的话，我有点伤感。现代的家具没有美感，都是整齐洁亮、毫无个性的木头器物。我相信，有着厚重满民风俗的炕琴是有生命的，是有灵魂的。我们无话不谈。我曾对它倾吐过无数隐秘的话语，它则给了我一个独立自由的美的世界。它给了我一种亘古永恒的飞翔。
嘎瘩
走在落寞的东北中部，风流粗犷的吉林的多情天空下。见了面，互相就问了，你是哪嘎瘩的？对方就会回答，我是那哪儿那嘎瘩的。嘎瘩，满语里是“地方”的意思。北方方言里有“旮旯胡同”这样的词，也来自满蒙语言铁蹄下的占领影响。它们是有血缘关系的词。我无比熟悉这句话，它是我最初老屯的亲切母语之一。有了这个词，我才能呼吸自如，才能睁开双眼指认事物，也才能存活并走动在这个生命的世界上。比如，人找不见了，就会问，去哪嘎瘩了？东西找不着了，也问，在哪嘎瘩呢？有了问题，就会有回答。有了回答，我们每个流浪在人间的魂魄也就能随时回到白山黑水的语言故乡。这两个字，是我们的护身符。前些年，东北有首歌很流行，叫《大姑娘美，大姑娘浪》，是一首颇有东北风情的歌。里面有一句“郎呀郎，你在哪嘎瘩藏？”，唱得火辣、豪放和热烈。还有一首《东北人都是活雷锋》，雪村唱道，“俺们那嘎儿猪肉炖粉条儿，俺们那嘎儿都是活雷锋。”。唱得戏谑幽默，自嘲可爱。嘎儿，就是嘎瘩的简化加上儿化的音。然而，在东北方言里，“嘎儿”的音不一定就专指“地方”。小嘎儿，老嘎瘩，宝贝嘎瘩，这几个词也有“小孩子”和“老孩子”的意思，而且是众多兄弟中最小的男孩子。我有个弟弟。别人叫他“小二”，“小嘎儿”，或“老嘎瘩”都可以。这个词来自蒙古语。蒙古语与满语关系密切，源远流长。满语里也这么叫。1978年，我娘生我。1979年，我奶生了她和我爷爷的最后一个男孩。这就是我老叔。为这事，娘委屈得不行，觉得丢脸，哭了好几回。想一想，我奶有了我爸，我老姑，我二叔、三叔和四叔，实在没必要再生下个老叔。我娘正处人生芳龄，生孩子是大好事。我奶呢，让人想到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除了干点男女的事儿，就没别的事儿了。这在当年的乡间成为一个大笑谈。我奶是我爷的第二个媳妇儿。先前那个，据说是个知书达礼、温柔贤淑的女人，嫁给我爷没几年就得了病，不幸早早离世。所以，我爷很快又娶了我奶。我奶在嫁给我爷时，还是个大姑娘。谁知我奶却偏偏是个粗鲁不讲理的蛮横的下屯女人。她没少欺负我爷，我爸，我年轻软弱的娘。她生了的这个我老叔，并不是个聪明的孩子，从小念书就一直是班里第末儿。小时候，我学父母的叫法，也把老叔叫老孩子，老嘎瘩。老嘎瘩长大后，花钱找人，读了技校，毕业后在长春的一家工厂工作。他的智商没问题。前些年，爷爷家把房子卖给我三叔。原打算，爷爷去二叔家，奶奶去老叔家养老。为什么不到一起呢？是因为这老两口感情不好，互相视对方为自己一生最大的仇人。但是，奶奶没住多久，因为和老嘎瘩的媳妇儿关系不好，就一气之下回到老家。老家没有房子，就只好回到了我父母的家。现在，我爷我奶在我家养老。我娘和我弟弟心里别扭。过去，我奶骂我娘，打我弟弟，对我们全家不好。可是不在我家，又能去哪嘎瘩？谁都躲得远远的，不要这两位老人了。去年，我奶生了一场大病，险些从死神手里回不来。我娘和我爸，也就同意养着了。过去那些事儿，虽然想起来不是滋味，不算了吧，又能怎么样呢？如今，远近在长春郊区的老嘎瘩，吓得把楼房租了出去。老嘎瘩的用意一望便知，是怕我奶回去啊。我奶早年只对老嘎瘩好。现在看，也是白好了。
拨棱盖儿
往往，黑夜浮落前，那句话我是这样跟娘说的。娘，我的拨棱盖儿卡突露皮了。你们看，我真是个贪玩的孩子。它的意思是膝盖骨。在满语里，音为“tobgiya”，可读作“突波盖”。我摔倒了，膝盖蹭破了点皮，通红的一层血肉，一段时间才能好。无法隐瞒，只好开门就跟娘说出这件事儿，免得遭受太多的责骂。这句话很有难度，估计除了东北人，其他人很难明白它的准确含义。在此句中，“卡”是个动词，是我跌趴在地上，膝盖撞击地面的那一瞬间的指证，是膝盖骨上的一层皮随着与地面的刮蹭，肉皮沿着反方向脱落的皮开肉绽的控诉。我喜欢这句话。在远离家乡、母语渐远的他地，有时冷不丁冒出这句话，反倒觉得不那么自然了。在办公室里，如果在我们这些天南海北的同事们中间，都来说说自己的家乡话，我就会说出这句话。远离拨棱盖儿，也就远离了皮肉受伤的童年。小时候，说那么多的方言土语，却从来没有想过这些词的写法。上了小学，打开语文课本，满纸都是字正腔圆的语言，竟也忘了这些口语中的词为什么书本上没有。所以，我是在自然和学校的两个世界里生活着，长大着。我不喜欢人群，社会，我只喜欢呆在我孤独的私人空间里。我还是个孩子。我对语言不敏感，天生说的就是那些上辈的话，一切都是脱口而出。等我对语言敏感些，在控制语言的同时，我就被语言绑缚了，捆住了，难以逃脱了。愈深入语言，反倒离语言的内核愈远。在幼小的玩年里，我在满语中长大。拨棱盖儿破了几次皮，也没什么危险。我还是快乐的。当我长大，外出求学，独自往赴人群中时，我却失去了快乐。我险些被社会淹没，被人心的阴暗与冷漠杀死。我在学会保护自己的同时，失去了所有的纯真和美好。因为，我换了一个语境，换了一种用心灵说话的交往秩序。我沉默地等着别人来伤害我。我的拨棱盖儿轻易不再受伤。我的心灵却一直在疼痛。可是，我从没有想过要反抗这个世界。这是个让人失望、无奈和只好平凡地幸福着的世道。
吉林乌拉
吉林是这样的一个省。在马蹄形扬起黑尘的东北地势中间，它没有黑龙江那么旷冷，也没有辽宁那么拥暖。它是一处气候相对温和湿润的狭长地带。人口不如辽宁喧闹，但土地比辽宁富饶；土地不及黑龙江壮阔，但人口有一些热闹。它似乎就是中间的。所以，它应该算是东北的文化中心。东北菜被称为“吉菜”，二人转被叫做“吉剧”。这都占了个在中间的便宜。这是我的省。在吉林省的北边，靠近黑龙江五常的地方，有我白山黑水的长宽约三十里的童年和少年的时光故里。我看见多年之前的我还孤独地穿梭、作息在那里，没有长大过，离开过。同时，我看见晚年的我流落在他乡，面目模糊，满布疲倦。吉林也是这样的一个城。吉林省就是因为这个城才叫的吉林省。这个城就是栖息在群山环抱之中、松花江清流之畔的吉林市。在满语里，可读作“Girin ula”，汉语写为“吉林乌拉”，大意为“沿江的城”。吉林市原来也被叫做“船厂”。明清那阵子，它是中国最重要的城池之一。康熙15年（1676年），宁古塔将军由宁古塔移到吉林。康熙22年，改称吉林将军。乾隆12年（1747年）改设吉林厅。光绪8年（1882）升为吉林府。光绪33年（1907）设吉林省，吉林市为吉林省省会。1954年，省会迁到长春。如今，吉林市在国家里的地位，一直是作为准副省级城市的地级市存在的。距离吉林市35公里，有一个小镇，叫做乌拉街。此地有乌拉古城，是海西女真四部之一乌拉部的首府。当年，我三叔就是来到吉林市当的兵。我爸带我来这里看病，还看过三叔一次。翻开家里的相册，可以打捞起那时的黯淡时光。我站在北山的台阶上，紧闭着嘴唇，瘦弱，一脸的内向。我站在我爸和三叔中间，心中低徊着盎然燃烧的兴奋和紧张。我能想起那时的一些心灵的跳动。那里有几座香烟袅袅的寺庙，有一些摆摊的小贩，有来来往往的游人。这也是我二叔的城。我二叔早年从师范学校毕业后，到一所镇上教书。心眼颇高的他，后来辞职来到这里的一个国企工厂。多年后，工厂倒闭，二叔下岗，他便在这里找到一所中学，重新操起老师这个旧职业。1999年，我来到吉林市。我在这里娶到了我的媳妇儿。我忽然想起小时候一个流行于乡间的谜语。好多人给我出过，我也给别人出过。狗咬袖子，打一城市。答案，就是吉林。为什么呢？狗都要咬你了，还不赶紧急着“淋”开它。在我家乡的口语里，“淋”是个类似于“甩”的动词。这个谜语和吉林有关。在吉林，管猜谜语叫“破闷儿”。北方人应该都是这个叫法。它与谜语的蒙语“oensok”和满语“onokcun”的发音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