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青海省省长孙作宾同志右派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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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省长孙作宾“右派”之迷
景元
孙作宾，陕西省西安市灞桥区人，
一、 武装斗争、地下斗争、奋不顾身、九死一生。
孙作宾少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经历中共同国民党斗争最激烈、最残酷的年代。面对在力量上强大无数倍的敌人，参与、组织和开展各种形势的武装斗争和地下斗争无数，其突出者如： 1932年5月参加中共靖远起义(任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四支队司令兼政委)、1933年参加组织兵变和起义，建立西北抗日义勇军(任特委军委书记)、1933年6月至1936年底在白色恐怖中三次组建中共陕西临时省委(任临时省委负责人和中共中央交通员)、 1937年至1939年期间在甘肃地区秘密开展中共工作(任中共甘肃工委书记)等等，解放后50年代曾任最高法院副院长的高克林回忆道：孙作宾与西北军著名爱国亲共将领孙蔚如有亲族关系，陕西地下党最困难、最危险的工作都是孙作宾去做，工作顺利万事大吉，一旦被国民党军警抓住，孙作宾亮出同孙蔚如将军的关系，由孙蔚如搭救，又逢凶化吉。虽是如此，孙作宾经历的危险非常人可以想象，特别是几次刑场之危，包括陪法场等，其中最危险的一次，国民党军警在黑夜里挖好土坑，把装在麻袋里的孙作宾拉到坑边准备活埋，孙作宾在麻袋中听到蝉鸣蛙叫，闻出腐叶青草的味道，知道不妙，所幸嘴巴没有被堵住，就开始破口大骂，参与行动的国民党军警听到孙蔚如将军的名字，心里有怯，只得上前询问，孙作宾得以虎口逃生。
1949年11月到1952年5月，在甘肃回族聚居区的临夏、平凉和阿木去乎等地，都先后发生武装叛乱，被裹胁和受害群众达二、三十万人，当时主管民族、宗教、统战工作的省委副书记孙作宾多次亲临叛乱地区，深入调查，精心指导，争取民族上层人士，教育广大人民群众，慎重处理这些事件。特别是孙作宾由民族上层人士马震武陪同孤身闯入西吉滩，用党的宽大政策招降了匪首马国瑗，带动其他大小匪首纷纷投降，演出了现代版的“单刀赴会”，孙作宾拼命干革命的精神再见一斑。
二、二渡苦海，经历奇特。
如果说孙作宾在对敌斗争中九死一生，那么孙作宾在中共党内斗争中的经历更使人扼腕而叹。一九四三年，延安整风时，康生首先以甘肃地下党组织为重点，制造了“甘肃红旗党”案，把孙作宾、李铁轮、郑重远、刘杰(
1952年12月，任甘肃省委副书记，主管组织和民族统战工作的孙作宾向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于毅夫口头汇报了甘肃的民族统战工作，于毅夫认为很好，很重要。即按统战部的要求写出书面报告。孙作宾把这个报告交给于毅夫后，让夫人刘杰把报告稿带回兰州，送交当时甘肃省委负责人张德生并省委审批。省委会议上讨论此报告时，有人认为右了，而张德生和陈成义、王世泰等则认为报告符合实际，表示同意并要求呈报讨论意见。但此时毛泽东主席在该报告上已写下如下批语并转发下来；
各中央局、分局并转各省、市、区党委：
甘肃省委副书记兼统一战线部长孙作宾同志这个报告很有用，发给各同志参考。
毛泽东
这使孙作宾感到十分意外，想不到于毅夫会把这个报告送交毛泽东主席，更想不到毛主席会亲自批示。很快，中央调孙作宾任西北局统战部副部长，张德生与部分甘肃省委常委送行时说：“作宾同志在甘肃工作时间长，经验多，特别在民族统战问题上，对党的政策和毛泽东思想学习体会的深。”
但是，1957年12月至1958年2月的中共甘肃省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有人提出毛泽东批示的“很有用’’是“反面意思”、“是整孙作宾 ‘很有用’”，形成批孙的七十天高潮，接着于
因言获罪，是中国历史，也是中共历史上常见之事，但孙氏因一个工作报告却遇到如此之命运，却实在使笔者至今仍有百思而不得其解之处，使我们不得不将孙氏之报告研讨一番，看看毛泽东主席对孙氏汇报的真实态度。
孙氏在报告中回顾甘肃省，实则可视为回顾中国西北地区民族历史和民族问题产生的原因，针对当时甘肃省实际，在该报告中有如下主要观点：
民族问题在甘肃就象一把锁子，民族政策，就是开这把锁子的钥匙。在这个问题上，汉族与少数民族程度虽有差别，但必须包括在内。在处理各项问题上，必须加以注意和适当照顾，否则就会引起当地汉族人民的不满。这就是说，民族问题和统战问题，在甘肃不仅分不开，而且是密切关联的问题。因此民族工作和统战工作在甘肃，就显得特别重要。
甘肃各族人民，由于反动统治者挑拨、仇杀的结果，使民族矛盾掩盖了阶级矛盾，造成了“回汉世仇”的错觉。于是反动统治者，便以汉治回，以回治汉，又以回治回，以汉治汉，以回治回汉行不通，以汉治汉回也行不通，只有外来统治者统治。以上这些事实，就形成了甘肃人民的民族性、地方性，错综复杂而又密切关联的心理状态。经验证明；在甘肃工作，必须认识甘肃的民族性、地方性的特点。凡事必须争取主动，如果稍有被动，就会出毛病，出岔子。在少数民族问题上是这样，在汉族问题上也是这样。因此，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必须纠正某些干部，把统战政策和阶级斗争对立起来的思想与作法。必须对甘肃各民族、各部落、各教派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社会心理、历史情况及领袖代表人物，作周密的调查研究。这是非常重要的，以便更好地结合甘肃实际情况。
少数民族自治区问题，是团结教育提高少数民族最有效的措施。
积极发展少数民族地区交通，是发展少数民族生产，繁荣经济，改善少数民族生活，提高文化的重要条件，因此是刻不容缓的事情。
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及汉族地方干部，是作好甘肃工作的关键。
在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及协商委员会问题上，必须纠正某些干部重视不够和形式主义的思想和作法。
在宗教改革问题上，必须纠正某些干部促使和尚、道士、尼姑、修女还俗的思想和作法。 ．
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在对待资产阶级问题上，必须教育干部，要坚持团结斗争又团结的方针。过早的社会主义化的思想，反而是有害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建设进展的。
总起来说，在少数民族地区，必须要作的是：民族区域自治，发展交通，领导群众生产，发展财经贸易、医药卫生、文化教育等问题。这些问题，也就是在少数民族地区执行民族政策的具体内容。
另一方面，在我们工作中容易被疏忽大意而发生问题，致被反革命特务分子利用借以进行煽动破坏的是：各少数民族的宗教问题，风俗习惯问题，婚姻问题，清真寺、拱北、道堂、喇嘛庙的土地问题。在这些方面，我们切忌触犯(老虎屁股不能摸)，以免发生问题。
当然，我们在工作过程中，必须防止民族主义与地方主义的错误。
做为中共在西北地区的早期党员和长期领导人，孙氏对中国西部地区的人文、地理环境有深切体会，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孙氏就注意研究民族问题，发展少数民族党员，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特别是孙氏亲自收集资料，编写出几夲有关西北地区少数民族情况的书籍，用来教育和指导党的组织和党员尊重少数民族习俗，实属难能珍贵，孙氏对西北地区统战工作、少数民族工作多年的关注、心血和成果在这一汇报中完全体现出来。几十年后当我们重读孙氏的汇报，不可能不注意到，不少事实证明，孙氏在这一汇报里提出的观点与方针在当时中共党内领导层是完全认可的，试举一例；青海省处置项谦。（项谦的内容摘自青海省《尖扎县志》）
项谦(1904一1959)，男，藏族，清光绪三十年(1 904年)出生：今尖扎县王凸扯乡尖巴昂村藏族世袭干户家庭。27岁承袭其父兰宮太的千户之职，至解放时辖昂拉8庄57个自然村，1346户，6761人。
项谦继任千户后，曾组织属民抗税，马步芳曾三次攻打昂拉均不克，攻之不克则笼络，先一面坚持武力威胁，一面又许以物质利益，请藏族总千户华宝藏和活佛古嘉赛等前往疏通，后送枪支子弹，终将项谦请至西宁，并与其结为兄弟，委以省政府参议。从此，项谦与马步芳交往甚密。民国24年(1935年)
民国35年(1949年)9月初，人民解放军从循化渡河进至化隆县时，项谦即派人带着礼品向解放军致敬，表示欢迎解放。
青海解放前，项谦与马步芳的高级军官马老五、谭腾蛟、马全彪、马成贤、谭呈祥等，与循化县刚察部落土匪头子宗吾加洛结为至交。1949年12月至次年3月间发生的几次反革命武装叛乱，特别是谭呈祥、马成贤在化隆卡里岗发动的反革命武装叛乱，对项谦有很大影响。全省几次大规模反革命武装叛乱被平息之后，许多漏网的反革命头目潜伏昂拉地区，极力煽动和挑唆项谦对抗人民政府，发展反革命组织，诱使项谦任反革命组织“中国国民党西北革命委员会委员”、“反共救国军’’第二军军长。项谦囿于阶级局限和自身利益，自恃武装强悍，处地险要，利用反革命武装，攻打解放军驻地、人民政府武工队，蚕食巳建人民政权地区，失羁不遏，夜郎自大。
党中央、西北局对解决昂拉问题非常关注，做过多次具体指示，当时省委、省政府为了和平解决昂拉问题，曾广泛征求党內外人士和各民族代表人士的意见，为和平解决昂拉问题，从1 949年9月至1952年4月上旬，在长达两年时间，先后17次派出省府副主席等首长及青海各族各界著名人士共43人(次)前往昂拉地区晓以利害，劝告项谦与反革命划清界线，均被项谦拒绝。
在这种形势下，省委、省人民政府报请中央批准，
项谦及少数匪首脱逃。
争取青海省昂拉部落第十二代千户项谦归顺，是由习仲勋亲自过问和处理的，是习仲勋在西北地区解决众多民族问题中一个代表。事情妥当处理之后，毛泽东见到习仲勋时说：“仲勋，你真厉害，诸葛亮七擒孟获，你比诸葛亮还厉害。” 当时的人民日报等报刊对项谦归顺也给予了突出报道。 请读者注意，习仲勋处理项谦归顺最后的时间是1952年8月，毛泽东批复孙作宾报告是同年12月，多年后习仲勋为《孙作宾传》做序时也肯定的讲“他（孙作宾）一向对少数民族工作和统战工作很有研究，颇有建树。
如果说，孙作宾在“整风运动”中被“抢救”是康生所为，那么孙作宾“右派”之旅是甘肃、青海两个省委在1957年所做的 “错误决定”，这是《孙作宾传》编写作者的基本观点。然而，当本文作者采访过若干经历过此段历史的青海省老干部杨子蔚、杨峰、刘学良、刘安为、张贵德等后，对《孙作宾传》作者的第二个观点产生了某些难以理解的疑问：
一、孙作宾于1954年7月调任青海省王作，至1957年12月，已离开甘肃省三年半之久，对孙作宾的批判为什么从甘肃发起，而不是在青海，如此违背中共组织原则的事怎会发生并得到认可?
二、孙氏在西北地区工作多年，严以律己，宽以待人，被许多事所证实，被许多人所肯定，为什么一夜之间孙却被甘肃、青海两个省委罗列罪名，大加讨伐，形成“众怒’’的“群众运动’’呢?
三、青海省这些经历过此段历史的老干部一致认定，孙氏之所以成“右派”，与当时的青海省委无关．有人并回忆说，他是在听传达中央领导讲话时听到“修正主义分子孙作宾”这一提法，使他感到“突然”。
四、孙氏之所以成“右派”，最根本，最关键的“事例”，乃是1952年12月的工作报告，对于这一报告的评价是孙氏右派之旅的关键和核心。《孙作宾传》的作者认定，对这一报告的评价，是“有人臆造了一个弥天大谎”。本文作者对此难以理解，难以想象。50年代，毛泽东主席在党内外的威望如日中天，甘肃省委或某个人、某些人竟敢随意理解和解释“最高指示”，臆造弥天大谎?更何况，从笔者所知的情况看，毛泽东主席在50代的几次讲话中，都有“批孙”的内容，从根本上就否定了这一观点。1962年中共中央领导层曾对“右派’’之事做过纠正，某些与孙氏同样严重的“右派”(如河南潘复生案)得到正确解决，但孙氏“右派”的实质性解决却难度很大，也从另一角度反驳了《孙作宾传》作者的观点，虽然该传记作者 “用心良苦”。
五、如果本文作者的第四个观点成立，那么是什么事、或什么人使毛泽东主席在1957年底，时隔五年，想起并对孙作宾的工作报告做出了“补充解释’’呢? 使的孙作宾“右派之旅’’成谜呢? 夲文作者对此探索时注意到两件事；
第一，孙作宾在1957年成为“右派” ，不是孤立的。中共历22年艰苦斗争解放中国，产生了毛泽东等有日月光辉的领袖，也产生出群星闪烁的一大批干部。但因各类原因，党内不论在思想上还是在组织上对民主和集中的相互作用不能得到正确的理解和执行，将“民主”作为“手段” ，而将“集中” 作为“目的” 。因“民主也是目的”没有得到肯定，更强调集中，领袖戓上级一句话，下属连辨解的机会都没有。1949年后因各种指责，中共已有一些干部无端受到处分，有些指责很奇特，如山东向明等。在1957年反右时，党内有一批高级别干部受到处分，人数已不少，但从所担任的正省级职务讲，孙氏是其中最突出的几人，只是后续运动一个接一个，人们的注意力不断转移，又以不能对历次运动搞翻案为理由，使1957年的这批中共右派领导人遭受到最长期的磨难。
第二，笔者认为，孙作宾在延安整风运动中“被安排的身份” 与其成为右派似平有着一定的联系。延安整风运动康生以中共社会部部长的身份抛出“红旗党” 问题，大抓特务，决非孤立事件，实是该运动最关键布署之一。从选中的地区、人物、使用的手段都是精心策化的。以“反特”为名，打击党内想打击的人，实为最简单，最方便，最有理由，最神密没测并能堵他人之嘴，最有效而事后又可最无责任之事，从“反AB团”到文化大革命，“反特”可谓战无不胜的法宝，延安整风运动也不例外。制造“红旗党”一案，“抡救失足者”，在延安整风运动初期即形成肃杀气氛，延安整风运动的发起者和控制者收获了一石数鸟之功。更为整风运动的必要性、迫切性提供了最合理的注释。几年后孙作宾等人“被安排的身份”已完成其“历史使命”，毛泽东主席以最大度，最无可挑剔，又最留有余地的口气讲：“现在东北快解放了，需要大批干部，让他们到前线去自己做结论吧。是共产党人，一定留在共产党内，是国民党人，让他们跑到国民党去，怕什么呀!”这样，在1945年“八一五”以后，关押了长达两年半之久的孙作宾等才得以获释。
人总是有些情结的，延安整风运动是红太阳升起的时候，可谓是毛泽东主席一生最大的情结，毛泽东主席是决不容对此有任何质疑的。彭德怀元帅在庐山的悲惨经历多年后可谓人人同情，但薄一波仍讲彭总不应在会上提到某些历史，薄虽没讲明是那些历史，伹细读党内历史旳人应该清楚，最关键的历史是延安整风运动中的“华北工作座谈会”，此次会议彭德怀的人格都受到攻击，有人以彭德怀年幼时家中曾给他起名彭得华为根据，攻击彭有野心，想“得中华”，彭徳怀形容为“操了四十天娘”并不过分，但渉及延安整凤运动这一最大情结，毛泽东主席怎肯让歩？文化大革命中的二月逆流，江青等向毛泽东告状，开始毛以笑面之，但一讲到陈毅元帅的这几句话：“在延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还有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这些人，还不是拥护毛泽东思想最起劲！他们没有反过毛主席，他们根本没有见过毛主席！反毛主席，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总理不是挨整吗？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吗？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毛泽东主席便脸色变了，随后用康生的话来讲，是“发无产阶级雷霆之怒” 。对于延安整风的经历，孙作宾是大度的，有一位在边区保安处工作过的青年同志，在“抢救”中曾动手打过孙作宾。甄别平反后，他又被分配在孙作宾的直接领导下工作，思想负担很重。作宾知道他的心思后，诚恳而风趣地劝他说：“你奉命打我为革命，我为革命挨打，咱们的目标是一致的，都不能计较。”作宾又进一步比喻说：“你知道春秋第一霸主齐桓公吗?他不计管仲一箭之仇；当了齐国国君后，仍用管仲为相，史称用贤不避敌，何况我们是革命同志呢?你就放胆工作吧!” 孙作宾豁达大度的宽阔襟怀，使这位同志很受感动，一时被传为佳话。但70年代末，师哲在北京同孙氏相遇，想同孙作宾交换意见，但孙作宾不谈，满脸的愤怒和睥睨。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师哲作为社会部的负责人之一延安整风运动中亲自对孙氏施以酷刑，历经多年不幸，孙氏对师哲这样，是孙氏梗直性格的自然流露，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由此可见，若干年后，只要有人有事，有意无意，使孙氏其人其事触动毛泽东主席延安整风运动这一情结，毛泽东主席将“很有用”发挥为“整孙作宾很有用”，完全是顺理成章之事。
三、高风亮节，得以长寿。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1936年4月，孙作宾和高克林商定将陕西地下党的工作安排后赴陕北苏区向党中央汇报工作，6月底临行前，著名爱国人士杜斌丞先生特地转告孙作宾说，杨虎城和孙蔚如都要求你们给共产党中央传话，说他们的部队愿意同红军互不侵犯，联合抗日。孙作宾即找孙蔚如将军面谈，确定了上述情况，孙作宾到陕北后，见了叶剑英、李维汉、并由李克农安排向毛泽东、周恩来详细汇报了杨虎城和孙蔚如的政治态度及中共陕西地下党情况，毛泽东主席亲自写了一封给孙蔚如的信，在信中毛泽东明确肯定了杨虎城、孙蔚如的爱国热忱，表明红军对双方联合的热情和具体做法，周恩来则对中共陕西地下党当时的工作做出了明确指示。孙作宾不仅以中共陕西地下党负责人的身份、中共中央联络员的身份，而且以孙蔚如的亲族身份参与中共中央同西北军不打内战、联合抗日的沟通，联系工作，对于随后发生的“西安事变”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这个作用又确是其他人代替不了的，对于这一段历史及其他革命经历，孙氏长期从不向人提及，高风亮节由此可见。
中国革命的道路非常艰难，处于中国西部陕西省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在红军革命时期能够建立和保住中国北方唯一的革命根据地一一陕甘宁苏区，在抗日战争前期又在争取和促进红军同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联合抗日的行动中做出特殊贡献，是各种历史、地理、社会因素的产物，但同孙作宾等忠诚的共产党员的无私奉献是分不开的。孙作宾顺利时，不显功，不争官，逆境时不放弃原则，不怨天尤人，对于错误整己的人不计仇、不计恨，宽宏大量。当他8 O多岁时，有人提及他一生的坎坷经历，孙作宾坦然笑答：“我加入共产党时，就已将命交给了党，命都不要了，受些委屈算什么。”本文作者著文于此，眼前又显现出处于右派之身的孙作宾习字养性的身影。孙作宾长期处于逆境，却能享年长寿，真天理也．。
主要参考资料
《孙作宾传》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 陕西人民出版社1 9 9 9年出版：
作者 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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