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何怀宏：港校与内地竞争是件好事(新京报 2006-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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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校与内地竞争是件好事
www.thebeijingnews.com · 2006-7-22 0:52:42 · 来源： 新京报
何怀宏
底线伦理
我还希望香港的名校因为招收的内地好学生越来越多，和内地的联系也更为紧密，尤其在人文社会科学的问题意识方面不仅面向世界，而且立足于中国。
最近一两年，香港一些大学扩大了在内地的招生，并有各种奖学金与灵活措施、日后诱人的深造与就业前景，一些顶尖的学子开始不再以北大、清华为不二选择，而流向了香港的大学，乃至在媒体引发了是否由此北大、清华将慢慢沦为“二流大学”的热烈讨论，包括有对北大、清华的严厉批评，而我相信许多人———包括从两校出来的人———对北大、清华的批评也是出自爱之深，因而望之切也责之切之故。
大学的竞争首先表现为生源的竞争，而其实，最优秀的大学最终也就体现为它能吸引最优秀的学生。
而现在出现香港大学与内地大学的这种竞争无疑是一件好事，甚至我们可以遗憾地说这种竞争还出现得稍迟了一点。首先，优秀的学生将由此有了更多的选择，而香港一些大学的国际化程度明显优于内地，它们对国际先进的敏感和追赶要超过内地，还有一个最容易看见的优点就是英语的优势，而未来的一个趋势，就是个人不一定要通过国家或大企业，就能直接介入全球化的人才竞争。其次，如果善加利用，这种竞争可以促进各方大学的改进，当然首先是内地名牌大学的改进。
过去北大、清华借助于多年积累起来的优势和名望，在国内整体上不容易有竞争对手。而这种一两家独大的现象，其实对北大、清华的发展是不利的。北大是如何“大”起来的？它是如何形成一种品牌传统的，虽然也有它一开始就作为京师大学堂的地位，但最重要的还是有一批先贤的草创和守成之功。他们开始并不能靠北大大，而只是奋力使北大大，虽然最后北大成了他们的纪念碑。所以，我以为蔡元培是北大永远的精神上的校长，他提出的“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是北大永远的校训，当然，作为大学，这必须是高水平的“兼容并包”。
正是这样一些最初并非是北大出身的人奠定了北大的精神基础，这种精神传统弥足珍贵，虽然在“文革”运动中受到摧残，但它已经成为一种精神品牌。而我们作为后来者，则无形中得了成为品牌的北大的许多好处。
曾有一个笑话，说是北大哪怕让自己的一个炊事员来以北大的名义办各种班，生源也会不错。但这种优势容易使我们丧失危机感，如果我们这些后来者只是不断地靠北大大，而不能不断地使北大更大，如果我们只是享有而不创造，支取而不增加，我们就会慢慢掏空这一宝贵的资源，北大就可能真的变得越来越小。
当然，一种传统一旦形成，也是不容易轻易丧失的，我以为北大和香港的大学比较，也还是有不少的优势不易撼动，尤其是在与思想和传统有关的方面，比如人文学术和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的一些学科。它的传统也已经具有了一种魅力，而这是与有魅力的人格和一定的时间及往事分不开的。
另外，我以为上述现象还不仅是对北大、清华两校的冲击，而且也是对内地教育体制的冲击，北大、清华不过是首当其冲罢了。香港各校都拥有自己相当大的教育自主权，可以灵活多样地招生和教学自不待言，甚至在扶助穷困学生的意向和措施方面也有让我们汗颜之处。
所以，为什么不是其他的内地名校，而是香港的名校开始了这种与北大、清华的竞争？因为它们和北大、清华是处在同样的教育体制之下，其他学校纵有能人闯将，也难于施展其赶超抱负。
我们想想内地学校、包括北大、清华要应付多少与真正赶超世界一流大学并没有多少关系的事情，诸如有些评估、检查，表格、会议、迎来送往及下派差事。我们的大学的行政机构臃肿，意识形态纠缠，尤其是越来越严重的“官本位”和学术行政化的现象，更是对大学的发展不利———虽然香港也有可能出现自己的问题：比如过分的“商本位”或者过于实用。曾任大学校长的中科院院士杨福家说他到剑桥大学访问时，剑桥校长告诉他，剑桥全年经费10%用于购买仪器设备和基础建设，90%用在提高教授、研究生的待遇，以从世界范围吸引最优秀的人才。而我们也可以检查我们大学的经费主要花在哪上面，花得值不值。
所以，如果这种竞争能够促进我们教育体制的改革，我以为是最有意义的。
中国一流大学中的第一梯队早就应该不只是北大、清华两所大学了，而应当多有一些，各具特色，并且不要集中在北京一地。而我还希望香港的名校因为招收的内地好学生越来越多，和内地的联系也更为紧密，尤其在人文社会科学的问题意识方面不仅面向世界，而且立足于中国。
作者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www.thebeijingnews.com · 2006-7-22 0:52:42 · 来源： 新京报何怀宏
底线伦理
我还希望香港的名校因为招收的内地好学生越来越多，和内地的联系也更为紧密，尤其在人文社会科学的问题意识方面不仅面向世界，而且立足于中国。
最近一两年，香港一些大学扩大了在内地的招生，并有各种奖学金与灵活措施、日后诱人的深造与就业前景，一些顶尖的学子开始不再以北大、清华为不二选择，而流向了香港的大学，乃至在媒体引发了是否由此北大、清华将慢慢沦为“二流大学”的热烈讨论，包括有对北大、清华的严厉批评，而我相信许多人———包括从两校出来的人———对北大、清华的批评也是出自爱之深，因而望之切也责之切之故。
大学的竞争首先表现为生源的竞争，而其实，最优秀的大学最终也就体现为它能吸引最优秀的学生。
而现在出现香港大学与内地大学的这种竞争无疑是一件好事，甚至我们可以遗憾地说这种竞争还出现得稍迟了一点。首先，优秀的学生将由此有了更多的选择，而香港一些大学的国际化程度明显优于内地，它们对国际先进的敏感和追赶要超过内地，还有一个最容易看见的优点就是英语的优势，而未来的一个趋势，就是个人不一定要通过国家或大企业，就能直接介入全球化的人才竞争。其次，如果善加利用，这种竞争可以促进各方大学的改进，当然首先是内地名牌大学的改进。
过去北大、清华借助于多年积累起来的优势和名望，在国内整体上不容易有竞争对手。而这种一两家独大的现象，其实对北大、清华的发展是不利的。北大是如何“大”起来的？它是如何形成一种品牌传统的，虽然也有它一开始就作为京师大学堂的地位，但最重要的还是有一批先贤的草创和守成之功。他们开始并不能靠北大大，而只是奋力使北大大，虽然最后北大成了他们的纪念碑。所以，我以为蔡元培是北大永远的精神上的校长，他提出的“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是北大永远的校训，当然，作为大学，这必须是高水平的“兼容并包”。
正是这样一些最初并非是北大出身的人奠定了北大的精神基础，这种精神传统弥足珍贵，虽然在“文革”运动中受到摧残，但它已经成为一种精神品牌。而我们作为后来者，则无形中得了成为品牌的北大的许多好处。
曾有一个笑话，说是北大哪怕让自己的一个炊事员来以北大的名义办各种班，生源也会不错。但这种优势容易使我们丧失危机感，如果我们这些后来者只是不断地靠北大大，而不能不断地使北大更大，如果我们只是享有而不创造，支取而不增加，我们就会慢慢掏空这一宝贵的资源，北大就可能真的变得越来越小。
当然，一种传统一旦形成，也是不容易轻易丧失的，我以为北大和香港的大学比较，也还是有不少的优势不易撼动，尤其是在与思想和传统有关的方面，比如人文学术和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的一些学科。它的传统也已经具有了一种魅力，而这是与有魅力的人格和一定的时间及往事分不开的。
另外，我以为上述现象还不仅是对北大、清华两校的冲击，而且也是对内地教育体制的冲击，北大、清华不过是首当其冲罢了。香港各校都拥有自己相当大的教育自主权，可以灵活多样地招生和教学自不待言，甚至在扶助穷困学生的意向和措施方面也有让我们汗颜之处。
所以，为什么不是其他的内地名校，而是香港的名校开始了这种与北大、清华的竞争？因为它们和北大、清华是处在同样的教育体制之下，其他学校纵有能人闯将，也难于施展其赶超抱负。
我们想想内地学校、包括北大、清华要应付多少与真正赶超世界一流大学并没有多少关系的事情，诸如有些评估、检查，表格、会议、迎来送往及下派差事。我们的大学的行政机构臃肿，意识形态纠缠，尤其是越来越严重的“官本位”和学术行政化的现象，更是对大学的发展不利———虽然香港也有可能出现自己的问题：比如过分的“商本位”或者过于实用。曾任大学校长的中科院院士杨福家说他到剑桥大学访问时，剑桥校长告诉他，剑桥全年经费10%用于购买仪器设备和基础建设，90%用在提高教授、研究生的待遇，以从世界范围吸引最优秀的人才。而我们也可以检查我们大学的经费主要花在哪上面，花得值不值。
所以，如果这种竞争能够促进我们教育体制的改革，我以为是最有意义的。
中国一流大学中的第一梯队早就应该不只是北大、清华两所大学了，而应当多有一些，各具特色，并且不要集中在北京一地。而我还希望香港的名校因为招收的内地好学生越来越多，和内地的联系也更为紧密，尤其在人文社会科学的问题意识方面不仅面向世界，而且立足于中国。
作者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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