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庆芳：经济增长应注重效益的增长

朱庆芳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以每年9.4%的速度增长，近年来虽处于通货紧缩状态，1998-2002年年均增速仍高达7.6%，其中2002年达到8%。在当前世界经济普遍不景气的情况下，我国仍能保持7%以上的高速度，的确是举世瞩目的，但国内外也有不少人对此高速度表示怀疑，认为有水分，或认为数据不准确而提出了种种看法和理由，为此统计部门的领导数次出来解释，表明中国的宏观统计数据是完全可信的，核算方法己与国际标准基本接轨，并加大了统计执法力度等等。
笔者认为，GDP的增长经过统计部门的逐级审核、挤压水分，虚数己不会太多，基本属实。问题是GDP是各部门生产的总量，即从事生产活动所创造的增加值，至于在生产过程中效益如何？产品能否销得出去？报废、积压、损失多少？真正能用于扩大再生产和提高人民生活的那部分有效产品增长多少？GDP是体现不出来的。人们在现实生活中除了感觉到高速度带来的种种好处外，还看到了许多值得忧虑的问题，如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城市失业率上升，下岗职工越来越多，弱势群体队伍庞大，城乡收入差距、贫富差距和地区差距均呈扩大趋势，社会保障得不到保证，连年巨额的财政赤字，社会稳定存在隐患等等。现将经济高速增长下存在的成本、效益、消费环节中的主要问题作简要的分析，这些问题如不引起足够重和采取对策，将会影响今后宏观经济的持续稳定和协调发展。
首先，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出发，必须保持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环境资本不枯竭为前提，才能保证经济的持续发展，GDP中应扣除由于生态破坏、环境污染、自然灾害等造成的损失，也即绿色GDP。据中科院可持续发展战略课题组牛文元教授的计算，中国从1985-2000年GDP的高速增长中是用生态赤字换取的，这期间真实创造的国民财富中约有21.8%是通过“损失成本”和“借用成本”获取的，也就是说，在GDP中扣除这部分损失后，纯GDP只有78%。比日本在人均GDP一千多美元时生态损失占GDP14%的比例要高得多。中科院课题组还计算出我国由于自然条件恶劣和生态环境的破坏，社会成本较高，世界平均成本一美元可办到的事，在我国需花1.25美元，我国的平均社会成本比世界高25%。由于我国社会成本过高，人均财富增长很慢、很低，如世界银行根据自然资本、产出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计算的人均财富中国仅为6600美元，居192个国家的161位，其中自然资本只有530美元，居168位。我国的人均财富只及世界平均8.6万美元的7.7%，仅为澳大利亚83.5万美元的0.8%，差距实在太大了。
其次，生产效益较低，有的呈下降趋势。如反映全社会劳动效益的社会劳动生产率，1978-2002年24年平均年增长率为6.6%，慢于同期GDP9.4%的增长率，反映工业企业投入产出的综合指标总资产贡献率，由1978年的24%降为2001年的8.9%，23年间下降了63%，年均递减4.2%。,
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消费，由于产品结构调整缓慢，新产品、新品种少、货不对路或不重视产品质量，满足不了消费者的需要，加上假冒伪劣产品充斥市场，使相当一部分产品成为冷背残次商品积压在仓库里。据国家统计局主办的《中国信息报》2002年9月16日报导，历年累计积压的库存（包括生产和流通领域）已高达4万亿元，相当于GDP的41% ，此比例大大超过了国际公认的5%的比例。近年来通货紧缩，销售不畅，库存有增无减。试想，产品不能转化为有用的商品，那么就意味着有相当一部分速度是没有效益的速度。
由于生产效益低下，库存积压，无效产品占的比重过大，社会成本和生产成本升高，反映在国民经济还未进入良性循环，问题不少。如城镇实际失业率居高不下，由1978年的5.3%上升到2002年的7%左右（包括国企下岗未就业者），城镇今后每年新增劳力1030万人，企业富余人员还有三分之一，近期内失业率将呈上升趋势，城镇贫困人口约有3000万人，其中获得最低生活保障线的就有2054万人。农民人均纯收入1995-2002年年均仅增长4.7%，慢于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2%的速度，城乡差距和贫富差距逐年扩大，目前农村剩余劳力约有1.5-2亿人，常年流动进城打工的农民约有1.2亿人，今后农民工仍将涌向城镇，城乡就业问题将日益严峻。以上几方面均制约了内需的扩大，表现在商品供过于求、通货紧缩、消费率的下降，以消费品零售额占GDP计算的消费率由1978年的43%降为2002年的40%。
效益的下降还反映在财政收支的不平衡，自1978年以来，收入的增长慢于支出的增长，财政赤字庞大。按现价计算，财政收入由1978年的1132亿元增至2002年的18914亿元，增长15.7倍，年均增长12.4%，慢于同期财政支出增长13.1%的速度，如按可比价格计算，财政收入24年年均增长6.6%，慢于同期GDP增长9.4%的速度。在24年中，只有1981、1985年两年收入略大于支出，其余22年均为赤字，赤字的金额由1979年的135亿元增至2001年的2517亿元，2002年又增至3098亿元，近四年平均为2463亿元，占GDP 2.7%，己接近3%的警戒线。巨额的财政赤字，虽换来了宏观经济的暂时稳定，从长期来看，却存在较大隐患和风险。赤字的背后，是由于国企效益下降，亏损增大，如1996-2000年五年平均，每年在财政支出中用于企业亏损补贴为320亿元。近年来生产的安全成本升高，据经贸委等单位的课题研究结果显示，近几年已进入安全事故频发高峰期，每年发生的各类安全事故所造成的直接损失接近1000亿元，加上间接损失则达2000亿元。政府的管理成本也不断升高，反映在财政支出中的行政管理费，从1978年的53亿元增至2001年的3512亿元，增长了65倍，占财政支出的比重由4.7%上升至18.6%，上升了13.9个百分点，同期机关团体的职工人数从430万人增至1088万人，增长了1.5倍，每一次精简都引起机构膨胀，人越减越多，工作效率并没有提高，目前机关加上事业单位吃皇粮的人数己高达4500万人，按全社会从业人员计算，平均16人要负担一人，此比例属世界最高水平，据财政部计算，2001年加一次工资，就需800亿元。另据一些人的保守估计，全国官员每年用于吃喝的公款有2000多亿元，以公款支出的小轿车及其开销每年也不少于2000亿元，还有官员的住宅、电话、电脑等装备也是巨额的财政负担。
最使人担忧的是，由于部分国企经营不善，国家为支持国企的持续发展，国有商业银行给国企不断补充贷款，对国企的劣质资源不断转移剥离，据人民银行金融研究局局长发表的文章中说，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己为四大银行剥离不良资产1.4万亿元，截至2001年年底，四大银行的不良资产还有1.76万亿元，占社会储蓄总量的24%，己超过了不良贷款率10%的常规界线的1.5倍，按照目前不良资产的处置情况，资产平均损失率己达44%。过高的不良资产比率，不仅制约了银行业的正常发展，也造成了国企的依赖性，而且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安全运行。此外，中国资本市场己经历10年，上市公司在股市上筹资己有9千亿元，而上市公司的效益却呈下降趋势，每股收益从1992年的0.419元降到2001年的0.136元，2002年预计为0.156元，比1992年下降了63%，有一些上市公司不讲效益，却千方百计通过增发股票圈钱，有的公司弄虚作假、搞黑幕、谋私利，操纵股市，使广大股民深受其害，影响了股市的再融资功能。
从以上的统计数字和简要分析，不难看出，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背后，还埋藏了许多影响持续发展的隐患，如果在九万多亿元的GDP中扣除上述生态和环境赤字，扣除自然灾害和安全事故造成的损失，扣除各种因效益不好或因管理不善而造成的损失、扣除因挥霍浪费、重复建设、盲目建设而浪费的资金，还有资金外逃、贪污腐化各种黑洞所造成的损失等等，真正能用于建设和提高人民生活的有效GDP还有多少？虽很难计算，但肯定会大打折扣的。因此，不应为高速度而沾沾自喜，更不应将高速度作为考核和奋斗的目标，应以清醒的头脑看到经济发展中还存在许多急待解决的问题，要吸取过去只重速度而不讲效益的惨痛教训，今后各部门都要强调经济发展应以提高效益为前提，把提高效益作为衡量和考核的标准，只有把提高效益摆在第一位，才能提高有效GDP的比例，保持社会经济持续稳定协调的发展，使经济步入良性运行，争取早日实现小康社会，使全国人民真正得到更多的实惠。为此，建议今后计划统计部门在公布宏观经济增长速度的同时，应相应公布宏观经济效益的重要指标，既要公布成绩，对内则不应回避问题，既报喜也要报忧，使决策者和全国人民能较全面地、真实地了解国民经济的运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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