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记者同省委书记的交往

    《跟着锦涛书记跑乡下》是张善炬同学的遗作。至今重读，依然感动。我的同学有评价：“既见善炬文笔，亦见小胡风范”，此言极是。

    张善炬：上海人。早年随父母支内到贵州。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读书时，曾仿李斯《谏逐客书》，写下《谏拆墙书》。大学毕业分配至《贵州日报》，短短几年即任该报总编室主任、编委。后任该报多个子报主笔之职，如《贵州都市报》副总编、《西部开发报》总编等。张善炬得癌症多年，努力抗争。最近几年，在家专心照看孙女，处世心态良好。

    1985年夏，奉社长刘学洙之命，随新任省委书记胡锦涛同志下乡考察调研，约半月。秋收时，又一次随行采访半月。两次共去了贵州东、南、北20多个县。那时路况极差，颠簸不说，还事故频发，出行时，我见只有一辆面包车和一辆警车，这让我大为惊异。出发当天途中，不出我所料，开道的警车传来话，与一辆拖拉机发生碰撞，我看到锦涛同志正在笑谈的脸顿时沉下来，我以为，他要责怪司机或询问事故情况，没想到他只问了一句:“老乡受没受伤？”听到答复就无话了。我们赶上前去知道只是点轻微擦碰，而且不是我们的车。情况是:警车按惯例鸣笛喊话清道，拖拉机避让过急，撞上了路边慢行的一辆牛车。这时锦涛又只说了一句话:“开慢点，不急。”遇到这类情况，极讲工作效率的锦涛同志的确不急。从乌江渡到遵义市途中，恰逢三合镇赶场，背筐携篮的农民和路边摊早已挤占了半边公路，两头车流则互不相让谁也挪不动。锦涛见状，制止住了还在鸣笛喊话的警车，让他们协助疏理交通。自己则下车饶有兴致地挤在人群里看看这家店问问那个摊，和卖猪卖菜卖干辣椒的老农话收成问物价……路终于疏通时，锦涛同志也差不多走通了整个乡场。

    为这路上的两件小事我很有些感动，却还说不清为什么。一周后、半月后、直至第二次随行后，我好像才渐渐明白。但现在回想起来，留下的仍然只是一些场景，一些细节:

    ——桐梓娄山关。与一大群重庆技校学生在忆秦娥诗碑下相遇，他们认出了这位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还不知他调到了贵州），欢呼着围上前问长问短问这问那，我被学生隔在外面挤不进去。越急越听不清他们说些什么，只听得不时地阵阵欢笑甚至哄堂大笑，那真是些发自内心的快乐。我在怨自己这个记者失职的同时，莫名又生出了许多感动。
    ——黄平县政府三干会饭堂，约百张桌上千人同时就餐，每桌一锅一筐几大碗。锅内沸腾的红油酸汤煮的是没刮鳞也没破肚的活鲤鱼活鲫鱼，筐里是蔬菜，碗里是味精盐巴辣椒面。这就是黄平原汁原味的苗家酸汤鱼。刚为“三干”们作完报告的锦涛同志，也和县乡村干部们一道围桌而坐（这一桌唯一的“特殊”处是有四根长条凳，其余人大多站着吃或蹲着吃），吃得津津有味赞不绝口。桌上话题就是贵州美食。我吃过酸汤鱼，但从没吃过不破膛的鱼，别人说内脏比鱼肉好吃，我仍迟迟不敢下筷。瞟眼望去，锦涛同志的筷间正夹着一段鱼肠……我心头又一热。　
    ——玉屏箫笛厂。当天气温可能高达40多度，车间里更闷热。走马观花溜一圈回头，发现锦涛书记还在和做笛子的老师傅相谈甚欢。凑上去听了听，是关于如何种选竹材的话题。谈着谈着，锦涛把手中拿的那支短笛凑到唇边，一下子吹出了音，接着吹出了调。当然，那技巧在我这个乐盲听来也还不敢恭维。但我却又生出了感动。尽管当时现场没人鼓掌，我已在心里为他鼓掌。
    ——瓮安县城。晚饭后，锦涛喊住我，“善炬，出去溜达一下？”我说好，连忙回寝室掏本摸笔，随他出门。一路上就是闲聊天。大概也谈了点正事，都忘了。记得清楚的是，在他询问下我滔滔不绝讲了我怎么从上海来，以及下乡、当兵、读书、家庭等等个人琐事。他静静地听我说，时而插问几句，突然我觉得不好意思了，忙转话题，就说:“我毕业实习就在甘肃日报，去过刘家峡、盐锅峡。”他笑了，说:“我在这些工地干过活，记得有一顿一口气吃了8个大馒头。”接着他也兴致勃勃地给我讲了他的家乡，他的经历，乃至他的家庭、孩子，还提到他的生日是圣诞节。我说:“呀！巧了！跟我爱人同一天！” 他笑说:“你好呀，回家有老婆做饭，我回去只好吃食堂。”我说:“那哪是食堂，是高级厨师的小灶吧？”他说:“再怎么也没家里饭菜香呀，我想自己做，大师傅不让。”我诧异:“你还会做饭？”他笑:“我还会木匠活儿，家里的沙发都是我自己打的。”就这样无拘无束地散着步，聊到天色黑尽。乘凉的路人很多，没人认出这是位省里的“大官”。走到一家店铺门口，迎面碰上一帮警卫和当地公安，那位满头大汗的处长说:“锦涛同志，你到哪里去了？没说一声，害得大家满城找！”锦涛抱歉地:“哎呀，忘了忘了！”——这是唯一的一次我终于发现锦涛同志竟也有疏忽时。但那晚我又感动许久，不为别的，为我这个当记者的在散步中竟然也忘了两件事，忘了旁边这位是省委书记，更忘了采访写稿之类的那些从不曾忘的“任务”。

    （这事还有后话，顺记于此:当年12月25日，圣诞节，好像是星期天。那时中国人还不兴过洋节。这天下午我和爱人刘世芳郑重其事地去了难得一进的电影院看了场电影。算为她过了生日。看完电影还早，我们就闲逛，无意中逛到省委门口。我忽然想起，对世芳说:“今天也是锦涛同志的生日嘞！”她犹豫了一下:“进去看看？”“看看！”“买个蛋糕不？”“不用，也不太好吧？”按响17号门铃，通报后进去。锦涛在家，他穿双黑布鞋，显得很休闲。但一大幢房子就他和一个小战士两人，很是冷清。楼上楼下各一张行军床，屋里干净，却极简陋。介绍后，我爱人笑道:“我们专门来祝您生日快乐的，还想蹭点蛋糕吃！”锦涛笑说:“世芳同志，我也祝你生日快乐！可惜我没买蛋糕。早上跟食堂师傅说过想吃条鱼，中午没见鱼，大师傅说买菜的昨晚就回家，食堂没鱼了。”我们正奇怪，省委书记想吃鱼竟会吃不成？锦涛看出我们的疑惑，笑道:我呀，肚皮没人家大，车子没人家小嘛，当然得听人家的咯。我爱人差点把刚喝进嘴的茶水笑喷了出来。轻松的气氛中，锦涛询问了世芳的工作、老人孩子情况等。然后抱怨道，我想在贵州安个家，可两个孩子在读书，爱人有她的工作也很忙，她们都想来，可都来不了，孩子的姥姥也不放她们来。只好羡慕你们啦，两口子在一个单位，都当记者，真好。约半小时过去了，没谈一句工作，全是这些家长里短。我们感觉到，他真诚地欢迎我们这两个不速之客，但还是不便打扰太久，便起身告辞。锦涛亲自送我们出17号院。握别时，我觉得像平时朋友串门一样自在，直后悔没听老婆的买个蛋糕提上。） 　　
    再说那次随行，还有两次感动是在学校。一次在赤水一中。学校放假，教室锁门了，锦涛非要扒着破旧的落满灰尘的木格窗户，看黑洞洞的里边，随即他让同行的梁书记也凑上去。我也好奇地探望，好半天才看清，教室里的课桌凳破烂不堪，桌子只有长条凳宽，上面还补丁摞着补丁。梁明德是赤水人，他吃惊地感叹，解放初他在这个学校读书时就是这些桌凳……此刻，我发现锦涛和这位遵义地委书记的眼角同时涌出了泪光。　　
    另一次在桐梓一中，锦涛同志与迎候的校领导交谈了几句，其中问到教师宿舍的情况，然后突然离群。大家都以为他去“方便”了，就在操场等。谁知锦涛竟独自走进了操场边一户教师家，那门矮得弯下腰才能进。校领导见状忙小跑过去，小屋拥进了七八个人，我落后几步没挤进。约半小时他们才出来。那家主人，一位女教师泪流满面，紧紧拉住锦涛同志的手道谢。锦涛说:“这是我们的责任，我的工作没做好，要向你道歉。”我见他的眼圈也有点红了。　　
    上述两个场景，被我写进了随行记第一篇《要为教育办实事》中，登在省报上了。虽然随行采访第一批的7篇通讯被锦涛同志“枪毙”了4篇，亲笔修改了3篇发表，但我已十分庆幸。庆幸的还有，终于保留住了这两个细节。我曾打算把这篇放最后发，因为当时旱情严重，有一篇是关于抗旱及农业出路的，我以为更重要。谁料锦涛同志嘱咐，把这篇教育的先发。（我至今还保留着锦涛亲笔修改的一张大样。那时报纸还是铅印，大样是类似草纸的黄色粗纤维纸，浸湿后覆在排好的铅版上拓印下来的，皱皱巴巴、坑坑凹凹，毛笔还好写，钢笔极难书写。但锦涛同志用钢笔仔细修改了我前后送审的五六篇这样的都长约两三千字的大样稿。）　　
   《要为教育办实事》这篇稿子的反响是，没几时，听说赤水一中开学后，学生们就用上了新的课桌椅，后来又听说，桐梓一中的教职工宿舍已经得到了改善。我以为，是这两个细节的力量打动了当地有关部门领导。这是我写稿时就预料到了的。　　
    我没料到的是，20年后的今天，我慕名去一个老中医处看病，那天排了4个小时才轮上，他一见我病历上的名字就说:“哦，贵州日报的吧，写过不少大文章哩。”我忙道，其实没写什么，早就不写了。他说:“你那年写的总书记落泪，我到现在还记得。”我诧异，从没采访过总书记呀。　　
    回过神后我在心里说，是的，他是总书记了！今天，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正率领着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沿着小平同志开创的道路，继续改革开放大业。我和我的家庭与亿万家庭一道也在继续受益。更荣幸的是，我这个小小的省报记者在业务进步上，曾直接得益于锦涛同志的指教。我应坦白，所谓的那几篇“大文章”中，除5篇随行记外，后来至少还有两篇是锦涛同志直接点题、授意思路采写的。那是1987年的《罗甸早菜之战》和《荔波土花布走向新天地》，发表后均引起较大反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