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广州网 - 60年,广州人均居住面积增十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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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广州人均居住面积增十倍

www.guangzhou.gov.cn2009年8月24日 10:31:07来源: 广州日报



  房产证从上世纪50年代的一张黄皮纸,到上世纪80年代的精致小本本,现在每十年换一代,越来越精致,防伪功能越来越强。

房产证从上世纪50年代的一张黄皮纸,到上世纪80年代的精致小本本,现在每十年换一代,越来越精致,防伪功能越来越强。

房产证从上世纪50年代的一张黄皮纸,到上世纪80年代的精致小本本,现在每十年换一代,越来越精致,防伪功能越来越强。

  中国的一切变化,离不开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广州住房条件的改善,同样来源于改革开放的这一缕春风。也是从那时起,广州的城市建设加快,住宅建设发生了根本变化,居民住宅从低层向多层和多功能方向发展,居住条件有了显著改善。从1950年到1988年底,广州全市房屋总建筑面积共增加了5443.94万平方米,为1949年解放时房屋总面积的4.42倍。其中住宅面积增加2685.78万平方米,为解放时住宅总面积的3.44倍。人均住宅面积从1949年的4.5平方米增加到1988年的7.29平方米,一般的家庭都住进了单位公房。

  然而,在人人排队等着房子的年代,分房成为一件特别为难的事情,按级别、按工作年限、按家庭住房困难程度、按关系……有要房者为了房子早结婚,有分房者为平衡关系牺牲自己……

  口述:单位建房、福利分房时代

  新中国成立后的二三十年中,新生的孩子都长大了,孩子又生了孩子,而且基本都是五六个;上山下乡的知青开始回城了,开始结婚生子;运动中被赶走的“走资派”、“右派”也陆续回来了,拖儿带女……挤在拥挤的城市中,大家最大的梦想是住进宽敞一点的房里。在当年,承担这个历史使命的是单位。

  古志英,广州某大型国企老总,当年分管经济工作,从1973年开始,“除了生产,我的主要精力就是抓住房,几乎把所有能搞到的钱都用来搞住房。”

  盖房的第一笔钱,还是向当年的资本家借的28万。而职工们除了工作,下班之后纷纷加入盖房行列。终于,第一栋7层楼盖起来了,40多户职工住进了新房。

  然而,住房远远不够。年轻人刚进单位的三四年住集体宿舍都没问题,但是五年后一般都结婚了,集体宿舍不行,怎么办?古老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至今仍让人记忆犹新。在单位的大礼堂中,中间留出一条小道,两边用木板隔出一个个12~16平方米的小单间,新婚的夫妇都被安置进了这些“婚房”。当年有二三十户新婚夫妇都在那里渡过了自己的蜜月时期。然而,薄薄的一块木板如何隔音,小两口要亲热的时候也是颇多不便。无奈之下,有些小两口是将音乐开得老大,而不少小孩可能就在这些音乐中诞生了。

  为了尽早解决职工们的住房问题,古老是绞尽脑汁。单位大院的地皮用完了,平房成了高楼,他又到外面买旧厂房、旧宿舍。

  到了1997年,他足足盖了18000平方米的住房,改善了500多户职工的住房问题,在这期间,有人搬了一次家,有人搬了两次甚至三次,从几户人挤在一起的筒子楼,搬进了小套间,到最后,不管职工、领导几乎都有了人均十多平方米的房子。

  总体来说,在那个年代的原则是论资排辈,哪个人级别高、职务高,早到单位、早结婚,就早分到房,房子就大。

  要房者个个使出了十八般武艺,分房者也不容易,虽然一般情况下总是能近水楼台先得月,但是如何平衡各方的关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为了堵住员工的嘴,古老自己一直没有分房,5口人在20多平方米的房子里住了20多年,一直守到最后一批单位房建设好,才拿到新房。

  经过多年战乱,广州的房屋破坏严重,加上占有的不合理,新中国成立前广州全市12万多居民住在2万多间低矮、阴暗、破烂的小木屋和茅棚里。还有约1.5万户、约7万水上居民祖祖辈辈长期漂泊在珠江河面上的小艇中。

  解放初期,国家的经济力量有限,不可能拿出大量的资金用于住宅建设,只在旧工业区的周边和旧城区的边缘兴建一些简易平房。

  很多内部设施都非常简单,没有厨房,没有厕所,几户人家挤在一个套间,父母睡客厅,儿女睡阁楼,那是平常的事。

  那时还是英雄母亲的年代,人口增速大大快于住房建设的增速,广州的人均居住面积下降。从1949年一连下降了12年,人均居住面积从原本不宽敞的4.5平方米持续下降到2.76平方米的最低点。之后,随着各项工作的推进,人均住宅面积开始缓慢回升,到1978年,人均居住面积依然只有3.82平方米。

  这期间,广州住房最大的变化是,在周总理的指示下,国家专门拨款1200万元,解决了5万水上居民到岸上安置。

  口述:你是“厅长”我是“阁王”

  1945年出生的周汝铮对房子的最初记忆,是一间不到8平方米的砖瓦房。这是妈妈单位从民居那买来给员工住的房子,一家人挤住一间,单位每月从员工工资中扣除1元钱当房租。

  那时家家户户的经济条件都差不多,家里也没多余的家具,一块木板也就是一张床,家家户户都有“厅长”,家家户户都有“阁王”,日子也就这么简简单单、平平淡淡地过着。

  1960年,15岁的周汝铮参加了工作,在一家氮肥厂做学徒。他终于离开了拥挤的家,住进了集体宿舍,在远离父母的地方有了一张“属于自己的床”。这间10来平方米的宿舍中住着4个人,和现在中学生住宿条件差不多。因为都是年轻人,生活起居会更加方便,“条件比起家里,已经好很多了。”

  1968年,23岁的周汝铮要成家了。母亲托朋友帮他找了一间8平方米的平房,也是几家人共用厨房,没有独立的厕所,上厕所的话要走10分钟的路程,因此家家户户都备了马桶。这间房子以每个月2.8元的价格被周汝铮租下,这一住就是19年。

  1949~1978

  广州人均住宅面积仅有3平方米左右

  文/本报记者 蒋悦飞 实习生 颜英

  图/本报记者高鹤涛 实习生胡国球

  小小的一本房产证,承载着所有人的居住梦想。从薄薄的一张纸,到各式各样印着国徽的、具有防伪功能的红本本绿本本,唯一不变的是对家的期盼。新中国建立60年的风风雨雨中,广州从人均居住面积不过三四平方米,到如今的二十平方米;从三家之口挤在七八平方米空间的“鸟笼”,到如今厨卫齐全的舒适套房;从一辈子的房客到名正言顺的房东;从论资排辈才能等上的公房,到只要有钱谁都可以买卖的商品房;我们的家正在变得越来越宽敞、越来越温馨。而今在万元房价时代,新一代年轻人一边做房东一边当房奴,沉重的债务和家庭的甜蜜相纠葛,让人既爱又恨。

  1978~1988

  10年间人均居住面积增加近一倍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

  房改房时代和商品房兴起

  在上世纪80年代前,人们很少有自己产权的房子。在解放初期,私人共有和一般市民所有的房屋,仅有337.37万平方米,占城市所有房屋的37.88%。之后,房屋几乎都是公产,除了以前的私产,市民们住房,一般都是住在单位的房子,每月只需支付低廉的租金。而有自己私产的市民,其祖屋也可能被安排入住好多家庭,并不能独享自己的住房。

  从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房地产交易非常少。广州的房屋交易业务几度停办。直至1979年,广州才正式恢复“广州市房屋交易所”。

  而整个市场的活跃,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商品房的兴起以及房改房的改革才真正兴盛起来的,也是广州从福利分房走向住宅商品化的一个过程。

  1984年3月10日,广州首次接受私人购房登记,私人住房每平方米350元~500元。1989年1月,广州全面实施房改,规定当年建成的新房一律先卖后租,多卖少租,鼓励职工积极买房。东湖新村、江南新村、五羊新村等一个个小区建设起来。也是在这个过程中,大家不再是一辈子的“房客”,有了自己的房产,也有了保障自己住房产权的房产证,成为真正的房子的主人。

  口述:从房客岁月到房东年代

  1981年,全国第一个商品房广州东湖新村的兴建,轰动全国。当年的东湖新村出售非常严格,都要用港币。所以出售的对象都是要有港澳关系的,或者是香港的公司,还有就是国企购买给领导居住。首批150套房发售时1800人排队,一日售光。

  林伯,作为国企的一名高层,1983年由单位出钱购买有幸分到东湖新村一套八九十平方米的三房。当他家从竹丝岗四十平方米的一个单间搬到那儿的时候,不知有多高兴。

  当年的东湖新村是广州是最时髦的住宅小区,“除了东山的一些别墅,就轮到这里,其地位有点像今天的二沙岛。而里面居住的,可以说非富即贵,不少国企高层,还有很多歌星,都住在这里面。”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末,当祈福等楼盘兴起,才渐渐被淹没。

  真正拥有自己的住房,并不是林伯住进东湖新村的那一刻。“刚开始还是单位宿舍,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期,家里出了2万多元取得了部分产权。但是一旦我们离开单位的话,还是要补交钱。一直到90年代后期,房改房改革,我们又交了部分钱之后,房子才真正成为我们自己的,我们公家人也成了有产者。”

  1998年,国家宣布1999年12月31日后停止福利分房。为了赶上末班车,广州市房管局上演了连续加班112小时的辉煌历史,开创全国行政机关对外通宵办公的最高纪录。

  1999年福利分房最后一年,仅12月售房量就超过8万套,占全年售房总量52.4%。由于赶着结婚分房,广州越秀区男性初婚年龄急剧下降,从1995年的28岁下降为1998年的25岁。

  至今来看,房改房是最抵的房子。2000年时,周汝铮买下自己居住了十几年的房改房,三十多平方米的房子,不过8000多元。曾宝瑶老人100多平方米的房子不过四万多元。然而,话虽如此,不过在当年月工资不过几百元、几乎没有存款的年代,大家都是节衣缩食、东拼西凑才买下了房子。

  2003年开始

  房价快速上升时期

  历史车轮正式进入了商品房年代。刚开始那几年,房子并不那么贵。特别是在2003年非典时代,那是广州买房最便宜的年代,一平方米两三千的房子比比皆是,手中只要有了五万元,便可以买房。然而,好景不长,从2003年开始,房价开始上扬,在2006年之前,还只是温和上扬,到了2006年之后,就犹如坐上了直升机,一直到2007年10月上涨到了最高峰11574元/平方米。而如今,虽然遭遇金融危机重创,房产市场却先于金融危机恢复,市中心新房价格早已跨越了当年的最高峰,一万五的价格比比皆是。

  市场化的独轮车将一大部分的中低收入人群都远远抛在背后,以前是“做房奴难”,现在是“想当房奴都难”。于是,保障型住房政策重新浮出水面,廉租房、经适房还有限价房?

  口述:想当房奴也难

  一个个房奴的故事每天都在上演,房奴的典型的一代是“80后”和“70末”,他们的痛苦在于:我们还没能工作的时候,工作是分配的;我们可以工作的时候,撞得头破血流才勉强找份饿不死人的工作做;当我们不能挣钱的时候,房子是分配的;当我们能挣钱的时候,却发现房子已经买不起。

  如今广州全市一手房均价已经过万,在市中心一手房更是动辄过了一万五。如果以一个月薪三四千元的小白领来说,就是不吃不喝不花一分钱,也要三四个月才能买得起小小的一平方米。一般的小白领,想当房奴都不够格。

  在住房商品化的年代,还有一块小小的保障房。1998年,国家就很清晰地提出,住房将分三部分进行建设,包括商品房、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政府通过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帮助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其他人群则进入商品房市场。

  1998年,广州出台《广州市廉租房分配方案》,在全国35个大中城市中率先开展双特困户住房解困工作。2009年8月,广州推出首批经适房。在2012年底前,广州将基本解决2008年住房调查中统计在册的77177户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问题。对于“经适房不够穷”、“商品房不够富”的夹心阶层来说,2008年2月,广州推出首个限价房保利西子湾,然而僧多粥少,今年广州仅剩下200多套限价房,出现了5人抢一套的火爆场面,大部分符合条件的人也难以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