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吃掉狮子的兔子” 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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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吃掉狮子的兔子”

丁伟志


  1994年4月末的一天,正在住院的胡绳同志,到同住一个医院的夏衍同志的病房里探视。夏老一见,立即便说:“神童来了!”当时在场的陪同者,都感受到了两位老人间友谊的悠久、深厚、亲密,当然一时也并没有弄明白夏老何以会径呼胡老为“神童”。
  如今《童稚集》的出版,终于给我们这些后来人解开了那个“神童”的称呼之谜。
  
  是“神童”,还是“童稚”?
  
  《童稚集》,是胡绳身后,由他多年的秘书白小麦整理编纂成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原本一直企盼着能探头看看新世纪的胡绳,遗憾地未能看到这本书的问世。可是此书的策划,却是胡绳亲手所做。他不仅提供了他人无从知晓的许多文章的线索,而且从选编宗旨、编辑体例,到文字处理,他都一一提出了明确要求;书名也是他几经推敲后确定的。1999年初,他还在病中坚持审阅了当时编成的初稿。可惜的是,他旋即病重,不能再亲自编成此书。有幸的是,忠实勤恳的白小麦,不辞辛劳,把这桩胡绳的未竟之业出色地完成了。

 
  把早年的文章结集出版,原本不是胡绳的初衷。编辑《胡绳全书》时,收入的20岁以前写的文章很少。他不愿意把早年的文章,做很高的估价。可是后来看到别人一些文章中引用他早年文章时出了许多错,为了防止老这么以讹传讹下去,他才下决心把那些文章搜罗起来,出一本较为完整的集子。不过他仍然把原先确定的书名《童年集》,改作《童稚集》,向读者强调自己这些早岁著述的不成熟性,提醒人们注意这些作品所存在的幼稚之处。胡绳对早年的自我估价,与夏衍的戏称,恰恰构成了悬殊的反差,真叫人觉得妙趣横生。


  夏衍目胡绳为“神童”,当然不是说当年胡绳具有什么特异功能,而无疑是从文事的角度对胡绳当年表现所作的评估。30年代的左翼文化人士,从阅读到的胡绳发表的文章中,惊喜地发现进步文化营垒里冉冉升起了一颗新星。他们发现,这个具有强烈的爱国热情和革命精神的年轻人,不仅意气风发,思想活跃,目光敏锐,文字清新,而且有着良好的文化功底和对于现实重大问题的深刻观察能力,尤其难得的是他迅速地掌握起马克思主义的武器,写出了大量具有哲理深度的文章,在读者中特别是在青年人中,越来越发挥出启蒙解惑的作用。正在进行着艰苦斗争的进步文化界,看到这样一位不单文化早慧,而且政治上和理论上超常成熟起来的年轻战友的出现,自然情不自尽地要欢呼出现了“神童”。


  胡绳晚年对自己60年前所写文章的检阅,反思当年,却得出大不相同的印象。他觉得自己“童”时,不仅算不上“神”,而且稚嫩得很。这评估容或有谦虚的成分,但更明显的是,这显然是从晚年达到的成熟老练的高度来衡量少时旧作,与夏衍重提60年前的观感,所取自非同一标准。


  那么,站在今天的高度,重新阅读胡绳60多年前的著述,会有怎样的观感呢?是稚嫩,是成熟,还是超前?读过《童稚集》,当可对此做出明确回答。
  
  敢是敢非的赤子之心
  
  《童稚集》所收的是胡绳在1932年至1938年间所发表的作品71篇,计:在苏州读中学时写的作品10篇,在北大求学时的作品13篇,从北大退学后在上海闯荡世界时所写的引起舆论重视的作品32篇,1937年八、九月间转移到武汉后的作品16篇。也就是说,这是他14岁到20岁所写的部分作品。在这样年龄段上的作品,能不稚嫩吗?打开《童稚集》,我们恐怕还是应当实事求是地承认,童稚之气确实流露于许多篇章的字里行间。由于是初试身手,初露头角,免不了会在莽撞中捅点漏子,出点差错。举个例子说罢,他在《胡适论》提到胡适向溥仪“跪拜”的故事,就出了错。胡适应溥仪之约,去见过溥仪,并且称呼他“皇上”,可是并没有向溥仪磕过头。胡绳在这个情节上,没有细加考究,出了失实的毛病。细心的读者,大约不难在《童稚集》里挑出这类事实上的或者论点上的差错来。可是话说回来,如今翻出上个世纪30年代文化名流、学术大师、理论权威的著述,仔细看看,哪一个会是经过六、七十年的考验,仍然是百分之百的正确,而不存在任何差错呢?相对而言,倒是“年轻人犯错误”,是最值得原谅的。如是看来,《童稚集》里,因“童稚”而造成的某些缺点,完全是不必大惊小怪的。

 
  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带有童稚之气的文章,体现出纯真无邪的积极精神。翻开《童稚集》,人们会感受到,扑面而来的,是关心现实、追求真理的青少年无所畏惧的赤子之心。无论是面对着邪恶的统治势力,还是面对着名声显赫的文坛权威,作者都无所顾忌,无所避讳,坦诚放言,直抒胸臆,敢爱敢恨,敢是敢非。容或缺乏几分老练、几分心计,然而也许正是由于这些文章“天然去雕饰”,所以它才能够直接了当地说出别人不大敢说或不大肯说的一些问题的“真相”。他痛斥在当时流行的掩盖社会黑暗与罪恶的“忌讳学”和“遮羞术”,表示决心冒着“绅士先生们”的“深痛恶绝”,要“把那些布一重重扯开”,将那些“疮痕疤斑”揭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忌讳学”跟“遮羞术”》,以下凡引自《童稚集》者,均只注篇名)他讴歌“初生牛犊不畏虎的精神”,认为应当礼赞这样的天真和童心。他说,现今的青年身上值得重视的“天真”精神,已经不再是“想吃人的狮子”和“怕人吃的兔子”,“因为他们都早已变成了想吃掉狮子的兔子”。(《再论天真和童心》)称颂“想吃掉狮子的兔子”,自然绝非鼓吹蛇吞象般的狂妄无餍的野心,而是在称颂弱小者奋起消灭食人野兽的革命气概。有了这种精神,当然就可以无所畏惧地指点江山,一往直前。


  有了这样的“天真”精神,不但可以藐视凶残而强大的敌人,而且也可以摆脱对那些有着炫目光环的各种权威的盲目崇拜,解放思想,勇敢创新。和许多青少年一样,胡绳从读中学的时候起,便喜爱文学,尝试着写诗写散文。步入文坛之初,他也特别关心文学界状况,写了一些关于文学创作和文艺思想的评论。正是在文学领域里初试身手之际,少年胡绳充分表现出了不惧权威的“天真”精神。他的第一篇文学评论,是1932年所写的评论郭沫若和徐志摩的新诗。十四岁的少年,居然大胆议论起两位红极一时的大诗人的长短,是不是有点自不量力呢?且看文章如何。《郭沫若与徐志摩》一文,是当时喜欢新诗并写过一些新诗的胡绳抒发对中国新诗创作的总体观感。一开篇,他便以大手笔的气派,写出了对整个新诗界状况的总评估。他写道:“翻开过去文学革命后新诗的成绩细看一下,固然有点失望,但失望中仍然有着欢喜,毕竟在短短的十几年间,也有了一点成绩,尽管它是丑陋的;也听到了一点声音,尽管它是微弱的;新诗人也有了不少,新诗集也出了不少。……毕竟大部是在努力着的。”这样的总评估,可不是信口开河,接着便作出具体剖析。他从胡适的新诗说起,说“实在从胡适起,到沈玄庐、刘大白、刘复、康白情、俞平伯……(民国六年到九年),他们所作的新诗,只是对于旧诗的破坏,努力摆脱旧诗的镣铐,而真正新诗的建设,尚未做到。”他把新诗建设的功劳,归于民国十一年以后郭沫若为代表的创造社和徐志摩为代表的新月社。他备极推崇郭徐两大家对新诗建设的成就,他说:“郭沫若使诗得到充分的解放,有了一个活跃的生命,新诗在他手里,飞了,跳了;徐志摩则给诗以新鲜的韵律,使诗得到音乐的特性。从前者,我们看到力,从后者,我们看到美丽。”于是他便展开对郭徐二家新诗的不同风格与各自具有的长短,进行比较和评论。他在对郭徐二家的成就倍加赞赏的同时,也不加文饰地指出了他们各自的短处,并且说了一些只有天真少年才会说出口的无忌“童言”。他称赞过郭沫若新诗体现的“浓郁情感”和“力的伟大”之后,接着就说:“他所做到的,只是在拙劣的形式中,加入了一点力,一点热情,让诗从内部沸腾起来。”他甚至直白地说,郭沫若身上养成了“一种飘浪汉的气质”,经过革命的洗礼,“得到了力,得到了浓厚的情绪”,把这“放进了诗”,才使得诗成为活跃的。可是他的诗,也就此沾染了“标语气”,缺少了韵律,遂“成为单纯的呼叫,一发而不可遏的呼喊,字句不由便显得过于生硬。——这是他的缺点。”他认为徐志摩的新诗,恰好克服了郭诗的弱点,在技巧方面取得了成功。他说:“和郭沫若的诗中看到的雄伟内蓄力相反,在志摩诗中看到的是字句的华丽与韵律的铿锵。我们读他的诗,感到清新,感到美丽,感到一种甜蜜的忧郁。”他指出,徐志摩的诗,好处是美丽,但又存在着“赢弱虚空”的病态。“如同诗在郭沫若手里,易流入标语气一样,诗到新月诗人手里,也会在技巧方面得到畸形的发展。”“使诗成为纤巧、细弱、做作气,成为海上恍惚的迷宫,成为冰凉的维纳斯石像。”胡绳也诚恳地表示了对这两位“新诗坛上的健将,两颗朗朗明星”的敬意与赞美,同时又坦然地表示了对他们新诗创作上存在的弱点的惋惜,并且由衷地说出自己的希望:“把力从沫若诗中提炼出来,把美丽从志摩诗中剥脱下来,让力与美丽融化在一起,或者我们可以得到最圆满的诗篇了。”


  通过少年胡绳对郭徐二家新诗的评论,可以看出他对权威名家的评估,并非是由于无知而造成的放纵与张狂,更没有沾染某些年轻人患有的那种想靠着骂倒名人以攫取大名的邪念。他对权威的评论是严肃的,是经过认真学习和思考之后做出来的,而且致力于进行恰如其分的分析的。况且,不管他少年时期所作的那些文学评论,观点上是否有值得商榷之处,评判的分寸上是否完全适当,但其态度的纯真、诚恳、与人为善,是不容置疑的。此后,他对于叶圣陶、郁达夫、茅盾、张天翼、老舍等当时已具盛名的作家的某种观点或某个作品,提出的直率而尖锐的批评;对于当时已经崭露头角的作家,如艾芜、欧阳山、陈白尘、许杰、臧克家、何家槐等人的一些作品,给予很好的评价和热情的推荐。所有这些,都无不体现着坦荡诚挚的求真精神。当然随着思想的进展和理论的提高,特别是当着他从北京回到上海之后,他所写的文学评论逐步具有更高的水准。除了语言文字和美学的鉴赏品评之外,他开始更加注重对作品思想的考察,尤其看重作品对于社会生活理解的程度和对现实的社会本质刻划的深度。他越来越明确地反对空虚的充满幻想的“无病呻吟”的作品,越来越自觉地提倡作家到工农和市民中去,深入生活。他希望作家们能够以“忠实于生活,忠实于创作”的态度,“把握现实的全面及其本质”,“如实地具体把那一时代客观的真实描画出来”,写出代表一个时代大多数人、呼喊出“他们的悲喜和要求”的伟大作品。(《作家与创作》、《论文学的永久性》、《批评家与读者》)


  与其说少年胡绳就能够敏锐地观察世事、辨别是非,是出自“禀赋聪颖”加“牛犊精神”,毋宁说是由于他能够积极主动地接受先进思想的启蒙。也就是说,读者今天从《童稚集》里看到的,最主要的不是童稚,而是觉醒————用他早年的话来说,就是“理性的觉醒”。这是一个好学深思的青少年的理性的觉醒。
  
  理性的觉醒
  
  从《童稚集》所收入的头两篇文章,便可以大致窥见少年胡绳理性觉醒的起步。


  第一篇《代一个车夫记的日记》,是设身处地的从受欺凌欺压的劳动者的境遇,声讨社会的不平。这无疑是转换立场的觉醒,即改变自己原本的非劳动者的立场,转而站到劳动人民的立场上来重新观察社会现实的觉醒。第二篇《眼镜的故事》,是借托配眼镜的情节,隐喻自己终于下决心不再因循于昏庸模糊的不清醒状态,“爽新地戴上眼镜”,去“大胆地窥测人类的丑恶,精密地观察人类之善美,拿你所看到的善美,改正你所见到的丑恶”。这无疑是提高认识能力的觉醒,即决心用新颖的知识、先进的理论把头脑武装起来的觉醒。简要说来,转变阶级立场和提高理论水平,大致就是少年胡绳“理性觉醒”的两块基石。


  由此出发,胡绳青少年时期的作品,表现出两个鲜明的特色,一是密切关注重大的现实社会问题、政治问题、国家民族的命运问题,二是热心探讨文化问题、理论问题、思想问题。这两个特色,决定着他成长的道路,也影响了他的一生。或者可以说,正是由于对文化问题和理论研究抱着高度的热情,所以他才考入北京大学攻读哲学;正是由于对现实问题和政治问题极为关切,所以他才在一年之后,又自动放弃了在北大这样名牌大学学习的良机,毫不迟疑地踏上职业革命家的人生道路。当然,当着他把注意力转向现实问题时,并没有放弃或削弱文化上的和理论上的追求。


  值得注意的是,胡绳青少年时期的理性觉醒,是在深重的民族苦难的时代背景下形成的。当他发表《童稚集》里那些文章的时候,举国上下,都已经明白,中华民族果真是“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就是少年胡绳所面对的严酷的现实。这不能不使他的理性觉醒,打上了深深的民族觉醒的烙印。他在14岁时所写的《日落之歌》中,便倾诉了他对于处在危难中的伟大祖国的无限热爱;凭借对“将落的太阳”所代表着的“不息的伟大精灵”的讴歌,寄托他对祖国未来的无限企望。少年胡绳写出了饱沾着血泪的悲壮诗篇:


  “歌颂啊,为你将落的太阳,
  啊,你不息的伟大的精灵啊!”
  
  “然你仍不甘于自己的死亡,
  仍从你没落处,地平线的下方,
  撒出来无限金黄的光芒;
  镶入了云堆,射上了山岭,
  融化在晚风,投入了水浪,
  像是安慰着这一切的生灵:
  ‘莫颓丧,我还有我的新生!’”
  
  “我们仍然有着力,有着希望,
  虽然黑夜将偷来袭围我们,
  尽它是如此黑暗如此冷;
  但在又一天的清晨,
  从东方将又推出一轮,
  在你无限的热情中,我们
  又来了温暖,又来了光明;
  …………
  啊,你不息的伟大的精灵啊!
  你将得到永生,得到永生!”


  空前的民族灾难,唤起了空前的民族觉醒;民族的大觉醒,正是胡绳他们那一代青年早早成熟起来,具有了“理性觉醒”的时代背景。恰如胡绳当年已经认识到的:“当前的动乱的社会是最好的肥料,把些青年都培植得早熟”。(《再论天真或童心》)正是身处这样的社会环境中,胡绳才在14岁的小小年纪,便不仅具有了满腔的爱国忧愤,而且经过深思熟虑形成了相当成熟的救国见解。他反对一些人只是空喊“救国、救民、救民族、救世界”的大道理,不肯把理想变成行动。(《吃与谈话》、《精神文明》)他认识到,凶残的敌人,逼迫得中国人只能遵照“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老实的“原始道德”,去实践“血债血还”,而绝不能听信政府当局“以文明对野蛮”的“不抵抗主义”的滥调。(《报复》)他热血沸腾地呼吁青年朋友们,投身到救国的实际行动中去,为着祖国的自由与平等,宁肯流尽最后一滴血,也要与敌人血战到底。胡绳认定,中国只有一条出路,这就是为了自由与平等而战。(《战为了争自由与平等》)从《童稚集》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投身救亡运动,是当时胡绳全部活动、全部写作的主题;也正是在积极参与救亡运动中,胡绳从一个聪颖的少年迅速成长为一个勇敢的爱国战士,一个坚定的革命者。


  难能可贵的是,胡绳的觉醒没有仅仅停留在被民族苦难激起的爱国感情的冲动上,而是非常自觉地刻苦读书,寻求知识,寻求理论,努力使自己对于现实的认识提升到更高的理性阶段,以求更清醒更深刻更准确地观察和分析面临的风云变幻着国内和国际的复杂局势。有意思的是,1932年9月,他在刚刚写了《战为了自由与平等》,热血沸腾地呼喊:“朋友,上马提刀杀向那无边的沙场,饮尔利刃以敌人的热血!”五天以后就又发表了《买书》的短文,诉说自己难以自制地为着寻求新知识,顾不得囊中羞涩,倾其所有购买新书的痴迷。要走兼革命者和学者两重身份于一身的人生之路,似乎从他还是一个高中生的时候就已经定了下来。


  胡绳认识到,人们仅仅靠着一腔热血、“原始的感情”,是不能肩负起抗日救亡的大业的。他承认热情的重要,但是他分析了把感情和理智对立起来的错误,强调必须重视理智与感情的和协,提倡接受“历史和时代给我们以理智的武装”,“要用理智说服我们的浮浅的、过于奔放的感情”,“要用理性来思考一切问题”。(《论青年思想的独立》,1937年,见《胡绳全书》第一卷上,第23页)他多次阐述了“理性主义”的含义和价值,并且以“理性主义”为题写过论文。他从与“直觉主义”、“独断主义”相对立的角度,阐明“理性主义”的内涵,指出理性主义的特征,从“消极方面”说,就是“反封建、反独断、反神秘主义和反迷信”,从“积极方面”说,就是“民主主义、自然科学的建立”,而且在当前中国的环境下,理性主义者又都会“站到爱国主义的旗帜下来”。(《理性主义》,1937年,见《胡绳全书》第一卷上,第59——62页)胡绳强调说明,为着获得对于现实的理性的认识能力,一方面必须争取“思想自由”的权力,保持“独立思考”,另一方面又必须自觉地学习知识,学习理论,在“不要依傍传统和权威”的同时,必须自觉地接受“历史和时代给我们”的“理智的武装”,“接受人类的思想在漫长的历史中发展到今天的最后的总结”。(《论青年思想的独立》)正是本着这样的认识,胡绳着力向青年说明,通过刻苦读书,掌握知识、掌握理论的重要性。正当1937年春天,救亡运动已经进入最紧迫的关头之时,胡绳不仅没有放下学习的话题,反而更加提倡起读书来。他陆续发表了《怎样养成读书的兴趣》、《为什么要读书》两篇文章,批驳了在民族危机的关头顾不得再强调读书的看法,明确指出:“事实上恰恰相反,一个不能接受前人奋斗经验,不能充分把握生存的理论的人,是没有能力应付一切困难的实际问题,担负一切实际的救国工作的。轻贱理论,轻贱读书,对救国是有害的。”他所提倡的不是“为读书而读书”,而是为着更好实现救亡图存的大业而用功读书。他说,在这号召全国人民群起救国的时候,固然有着大量的实际工作需要人们去做,但是不仅不能因此而忽视读书的事,相反地为了更好地解决实践中的复杂而艰巨的问题,更加需要用功读书,从中寻求指导我们正确行动的理论。从来“没有一个伟大的实践家不曾勤恳地读书的。因为书是人类几千年生活的实践中得到的知识的储藏处。当这些知识压缩了藏在书中间之后,虽然变成了一般性的理论,但是一个会读书的人一定能根据此时此地的特殊环境来活泼地运用这些理论。假如脱离了理论而空说实践,结果只是盲目行动而已。”他强调说,当此救国运动的高潮,极为需要“一个比五四运动更广泛、更深入的新思想运动”,即新的启蒙运动。正是为着救国的实践,“我们要提高我们的理论水准!我们不能再停留在肤浅的知识和公式主义的认识上面。我们要配合实践的需要,深入地研究一切方面的理论,我们还要跟踪人类的知识和思想在历史上发展的经过,特别要注意过去的人类在为求解放的事业中间怎样拿知识做自己的武器。”


  如果说胡绳从少年起,既十分重视现实问题,又十分重视书本知识这两件事的话;那么应当说,到了七七事变前夕,他已经能够妥当地辩证地分析和解决生活知识和书本知识、实际经验和理论认识之间的关系。他指出,“这一个时代要求我们奋不顾身,为生存而努力,同时也要求我们刻苦地‘用功读书’。我们的读书和生存不是两件事而是一件事——用读书而得的理论来指导我们求生存的实践,用实践中的经验来充实我们的理论。”“我们要开展一个广泛的与生活实践配合起来的读书运动!”(《为什么要读书》)这时,他懂得了“理论和实践的统一”的重要意义,特别强调“要从实践中学习理论,锻炼思想”。(《论青年思想的独立》)
  
  接受一种进步理论做我们行动的指针
  
  胡绳是以著名历史学家名世的,但是他一生经营的学问事业,涉及社会科学的众多领域,尤其在文、史、哲三方面投入了更多的精力。从《童稚集》所收的文章看,胡绳少年时首先是把兴趣集中在文学方面,到了从北大退学后,把主要的精力投放到了哲学方面。虽然那时他也从民族危机的现状出发,认识到学习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重要,但是还没有来得及花大力去研究历史;以历史学为治学的主业,那是40年代的事。


  30年代,胡绳之所以把主要精力放到研究哲学上,是为着寻觅一种能够剖析复杂的现实问题的理论武器。他说:“要坚持着生活和斗争直到最后的胜利,就不能不接受一种历史中的进步理论做我们的行动指针。”(《执着》)他不肯再在大学里读哲学,并不是对理论丧失了兴趣,而是由于他急迫地寻求一种能够指导实际行动的理论,而远离现实的“大学哲学”无法满足他的这一要求。(《大学哲学》)他回到上海之后,在参加革命的实践中,通过刻苦的自学,终于找到了这种“历史中的进步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可以说,以一个青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身份,活跃于30年代的进步文化论坛上,是胡绳青年时期“理性觉醒”的最鲜明标志。


  从1935年夏至1938年夏的这三年中,胡绳的哲学类著述在他发表的作品中占的比例最大。现在收入《胡绳全书》第四卷《新哲学的人生观》、《哲学漫谈》、《辩证法唯物论入门》都是这个时期所写,此外还有在报刊上为“自修大学”开辟的哲学专栏,以及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分析现实、分析人生、分析各种思想文化问题的大量文章。用心之专注,劳作之辛勤,见解之精辟,都是令人惊叹的。


  这一时期胡绳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述的特色是非常鲜明的。正如他多次解释过的,他所提倡的哲学,不是纯思维游戏,不是学院派哲学,而是指导人类实践的理论,是指导人们不仅能够去正确地认识世界,而且能够去积极地改造世界的理论。这也就是胡绳在《辩证法唯物论入门》中所着力阐述的,辩证唯物论是先进阶级用以进行社会斗争和思想斗争的武器。而在中国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它便是“服务于摧毁日寇的侵略势力,建立独立的和平幸福的民主共和国”这一伟大使命的理论武器。正是服从于这样的宗旨,胡绳这时的哲学论述具有相互联系着的两个鲜明特色:一是注重通俗宣传,二是注重实际运用。


  胡绳十分自觉地认识到,他所提倡的哲学既然是为着向千百万人民大众提供进行现实斗争的理论武器,他就得努力摆脱哲学历来蒙着的神秘面纱,尽量用简明易懂的语言,把辩证唯物论的原理,及各种相关的哲学概念和范畴,介绍给大众。同时,他特别致力于阐明哲学与实践的联系,阐明哲学与现实斗争的联系。一方面,在阐释哲学原理时,他尽量列举现实的例证,证明辩证唯物论不是高深莫测的玄学,而是与现实生活息息相关的,可以用于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是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另一方面,在评论政治、时局、战争以及思想文化问题时,他又尽量运用哲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独立的剖析,让人们通过这些具有哲理高度的分析,澄清许多认识上的困惑,辨识各种复杂的现实问题。这些分析现实问题的文章,给人们提供了运用辩证唯物论于实践斗争的范例。


  从《童稚集》所收的部分文章中,也足以看出,胡绳青年时运用辩证唯物论于剖析现实问题,做出的成绩是很出色的。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不久,胡绳便写了《怎样观察当前的局势》,非常及时地运用辩证唯物论的观点剖析中国面临的严峻局势。他运用存在决定思维的原理,论证了决定和推动中国整个民族战争的主体,不是个别人物的意志,而是“围绕着人的意志的客观条件”。他进一步分析说,要想正确认识面临的客观现实,就必须深入分析现实中包含着多样的矛盾,包含着的多样性。他指出,有些人之所以或者对局势盲目的乐观,或者对局势盲目的悲观,一个认识上的原因,就是由于把现实看得过分单纯化,不懂得必须“从矛盾的统一律来观察这多方面的相互联系”。看到汉奸的气焰嚣张,就消极悲观;看到抗日力量的兴起,就盲目乐观。人们应该消除认识上的片面性,看清楚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抗日的和亲日的“这两种力量是在斗争与统一中相互地纠结着的,而且相互地影响着的”,从而形成了矛盾统一的复杂局面。他指出,只有运用矛盾的法则,去观察民族战争的全局,制定出正确的战略和策略,才能争取胜利。


  胡绳运用哲学对抗战时局所做的剖析,充分显示出辩证唯物论所具有的科学预见能力。他在《抗战时期的哲学研究》一文中,十分清醒地对中国抗战的特征,做出了概括,他说:“第一,这个抗战是长期的,八个月来的连续抗战还不过是一个发端,它将坚持地继续到底,决不会匆匆结束;第二,民族将在这一次抗战中奠定建国的基础,在抗战的进行中相当地准备好建立抗战以后的新中国的条件。”在抗战刚刚开始8个月的时候,胡绳对于中国抗战的前途,居然不仅认识到这是一场持久的战争,而且又认识到这场抗战将为建立新中国奠定基础。这就是说,他既看到了抗日战争的长期性和艰苦性,同时也看到了抗日战争在中国历史进程中所具有的积极意义,所担负的历史使命。面对极其复杂的形势,一个年轻的哲学家竟能考虑得如此周密而长远,他的预见又如此深刻而准确,这是多么不容易啊!在这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洞察力,应当说是尽显风光了。


  运用矛盾律分析民族救亡大业,是胡绳当时做出的最重要的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尝试,也是他当时取得的最大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成果。这时胡绳已经十分清楚地认识到,在分析时局大势时识别并把握主导矛盾和主导矛盾的主导方面的重要性。正是依据这样的方法,他紧紧把握住当时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这一主导矛盾,突出论述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大意义。他具体分析了这种统一战线与西班牙那种人民阵线性质上的不同,“中国的统一战线是全民族一致对外的斗争,所以它和人民阵线之为对内部的法西斯的斗争不同。”因此,在现阶段上,“中国革命的全部重心”是摆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这一任务上,“不需要进行一般的反封建的斗争”——固然在反帝的斗争中也还需要在一定程度、一定分寸上与封建势力做必要的斗争。既然在现阶段上最主要的矛盾是中国人民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那就不能再把日本帝国主义以外的其他势力也看作主要敌人;而是应当致力于团结一切抗日的力量,包括那些“不能自觉其阶级利益”、“不能自觉其民族利益”的许多农民、小商人、小市民。对于统一战线中的动摇者,当然得进行必要的斗争,但“对于同盟者的斗争和对于敌人的斗争,在性质上,显然是完全不同的”,它“当在诚恳的说服,善意的批评,积极的督促中来执行”。他指出,在民族统一战线中在反对右倾和左倾错误的斗争时,要着重反对左倾的错误,因为“在今天,在执行统一战线的过程中间,‘左’倾是个更普遍的‘病’。”(《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下的斗争》)他特别强调说明,“在今天,处理怎样应付人的问题,有一个最高原则,那便是统一战线。”统一战线的意义,“就是动员、团结一切的人力来从事抗战建国的神圣事业。”因而“就不能放弃每一个可能参加这一事业的人”。不能排斥各种不同出身的人,也不能拒绝“带着自身的生活传统所赋予的种种弱点而来参加救亡工作”的人。他说,“在抗战的实际工作中间,吸收并教育一切落后的阶层中的人,这正是为了扩大抗日统一战线的必要措施。而要吸收、教育他们,首先就必须理解他们,尊重他们。轻视并且拒绝——即使是在无意中的——落后的群众,这种作风是早已应该悬为禁例的了。”(《怎样对待人》)胡绳响亮地提出了“使一切愿意、而且能够参加抗战建国工作的人都作我们的朋友”的口号。青年胡绳对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意义,能够有如此深刻的理解和充分的论述,足可以证明,他晚年所着力论述在中国近代革命史上“中间势力”的重要性的见解,早在抗日战争初期便已具雏形。


  正是出自争取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参加到民族解放运动的行列中来,壮大抗战力量的这一考虑,胡绳特别关注帮助人们,尤其是青年人解决各种思想问题,建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他在这方面,表现出了年轻人少有的细致和耐心,循循善诱地帮助他的同代人,分析他们遇到的形形色色的思想障碍,帮助他们寻求解决面临的各种苦恼。胡绳对待青年的思想问题,采取的是平等、耐心而且积极的态度。他在《新哲学的人生观》和一些短篇文章中,帮助青年解决思想问题时,最主要的着眼点,是启发他们把个人置于国家民族所处的时代大背景中,投身到民族救亡的大事业,以求摆脱和解决个人生活中所遇到的种种忧愁与苦闷。胡绳之所以对朱光潜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1937年)提出严肃的批评,就是由于朱光潜向青年所做的说教,既脱离了下层民众饥寒交迫的现实,更脱离了中国面临的严重的民族危机的现实。胡绳认为,中国青年不但不能回避现实,而且必须勇敢地面对严酷的现实,积极投身到现实的斗争中,并在这场伟大的斗争中建立健全的新人生观、新价值观。胡绳强调,应当把个人的问题放到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这样的角度来考虑来处理。他说:“此刻,在我们的眼前,正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是中华民族的‘生’和‘死’的具体的关头。”正因此,人们不应该再把个人问题“限制在个人圈子里,忘记了社会和民族”,而是应该用积极的态度适宜地处理好自己的私生活问题,以便“在更大的战场上做一个勇往直前的勇敢的斗士”。(《谈谈私生活的处理》)胡绳着重说明中华民族面临的苦难是严重的,斗争是艰苦的,但是它的前景是光明的,而且这是一个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命运的伟大历史时代,因此中国的青年理应消除一切悲观消极的思想情绪,在现实斗争的熔炉中锻炼成长,承担起时代赋予的庄严使命。


  今天我们重读胡绳在《童稚集》里的那些谈论建立新的人生观的文章,禁不住会觉得像是看到了他们那一代大步踏上抗日的前线和敌后,去英勇奋斗青年的身影。让我们更加理解和更加亲切地感受了,他们是经过怎样的人生奋斗的道路而成长为创建新中国的栋梁。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60多年后阅读《童稚集》里的那些文章,我们耳边响起的是,从苦难的中国奋起建设新中国的一代青年革命者的心声。这一事业的后继者们,不能不为之感到由衷的敬佩和深切的缅怀,不能不由之受到它所表现的清醒的理性主义、执着的民主主义、纯真的爱国主义和无所畏惧的斗争精神的激励和鞭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