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经济评论>中国改革三十年——评价与展望1

　　
　　1月12日举行的“中国改革三十年——评价与展望”，届时，厉以宁、吴敬琏、茅于轼、樊纲、林毅夫、周其仁、钱颖一、陈志武、张维迎等多位最具影响的中国经济学家将对中国经济改革30年的成败得失与未来改革的方向进行探讨。
　　
   三十年前，中国经济处于崩溃的边沿，邓小平发起了举世瞩目的改革开放。三十年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中国经济成为全球关注的话题。但中国经济改革在取得巨大进步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引起了全社会范围的反思和探讨。

　　
   如何评价中国30年改革的成败得失？未来改革的道路应该怎么走？厉以宁、吴敬琏等多位对中国改革做出重要贡献的重量级经济学家同台探讨这些问题。
　　
　  由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举办的 “光华新年论坛”创办于1998年，至今已经成功举办九届，是中国经济管理学界最有影响力的论坛之一。每届论坛主题紧紧扣住中国社会的发展脉搏，是中国学术界、企业界、政府部门之间沟通的重要平台。过去九届论坛的主题涵盖了管理学教育、企业创新、WTO、经济改革与社会信任、城乡协调发展、科技创新、可持续发展、奥运与品牌等多项内容，有诸多商界、政界和知识界的高层人士参与，与北大青年学子齐聚一堂，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
　　


第十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演讲嘉宾简介
　　
　　 成思危
　　
　　中国著名的学者型高层领导之一。现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华职业教育社理事长，中国软科学研究会理事长，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会理事长，中国台湾研究会会长，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南开大学兼职教授及博士生导师。1997－2004年间曾兼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主任。
　　
　　主要著作包括：《东亚金融危机的分析与启示》、《政府如何管理企业》、《软科学与改革》、《依靠科学技术振兴化学工业》等。
　　
　　
　　观点摘录：
　　
　　
　　“中国经济未来几年的发展，要注意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首先，转移农村劳动力。第二，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第三，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第四，发展虚拟经济，提高金融竞争力。”
　　
　　
　　“发展我国风险投资事业应实行三步走战略：首先是建立风险投资公司，为国内外投资者提供咨询与服务管理，主要包括评估并推荐风险投资项目，并受投资者的委托对项目进行管理；第二步是建立风险投资基金，并制定相应的法规及管理办法，从国内外吸收资金；第三步是建立包括二板市场在内的风险投资体系，健全风险投资投入、运营及撤出机制，并规范政府对风险投资的支持政策。”
　　
　　
　　“应该用法律的手段给予股民一个公平的投资环境，不能让他们的权益因为虚假信息、内部交易和恶意操纵市场等原因受到损伤。”
　　
　　
　　“教育本身有两个根本作用，第一就是培养有创新能力的人才，另外就是提高全民道德文化素质。”
　　
　　
　　“创新能力是当代国家和企业的核心能力，也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因素，必须让企业成为创新的主体。”
　　
　　
　　厉以宁
　　
　　
　　在中国经济改革之初，就提出用股份制改造中国经济的构想，包括用股份制改造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乡镇企业以及其他所有权不明晰的企业。这一理论和政策主张在中国经济改革实践中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因而得到理论界与政策制定者的广泛接受。他的许多理论与政策主张都对中国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主要著作有：《非均衡的中国经济》、《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中国经济改革与股份制》、《股份制与现代市场经济》、《经济学的伦理问题》、《环境经济学》等。现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曾任八届全国人大常委、八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中方委员等职。
　　
　　
　　观点摘录：
　　
　　
　　“除了农村问题外，当前我们在进一步改革中，实际上遇到了三个难题——政府职能转换、打破行业垄断和自主创新体制改革。”
　　
　　
　　“现在有人经常讲，行业准入是一道玻璃门。怎样打破这道玻璃门，这需要政府下决心，各级政府要坚决贯彻落实‘非公经济36条’，消除各种行业公平准入的障碍。”
　　
　　
　　“凡是民营经济发达的地方，下岗的人就少，民营经济发展慢的地方失业的人就多。民营经济除了直接雇用人才以外（直接就业），也创造了为其提供原材料、营销、交通运输等大量服务的就业岗位（间接就业）。”
　　
　　
　　“民营经济的发展与高科技企业紧密结合在一起，培养出不少新一代的民营企业家。……我们要以科技强国，不能忽略民营经济这一环。”
　　
　　
　　“要缓解社会矛盾，一方面应当不断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改善他们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居住、安全生产和生活的条件，另一方面需要实现司法公正、消除腐败、及时处理各种社会矛盾。”
　　
　　
　　吴敬琏
　　
　　
　　在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特殊而复杂的时期，在改革至今的各种争论中，他的思想主张一以贯之，逐渐进步。他提出，中国改革应当以建立市场经济为目标，缩小国有经济范围，发展私营经济；应当实现多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共同发展；应当建立法治，实行宪政民主。他的奔走与呼吁，对中国改革确立市场经济目标产生了重要影响。
　　
　　主要著作有：《经济改革问题探索》、《中国经济改革的整体设计》、《现代公司与企业改革》、《何处寻求大智慧》、《改革：我们正在过大关》、《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等。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名誉所长。
　　
　　
　　观点摘录：
　　
　　
　　“任何真正的改革都必定是市场取向的。”
　　
　　
　　“建立了市场经济并不意味着一了百了，现实迫使我们思考：市场经济是不是也有好坏之分，什么是坏的市场经济？什么是好的市场经济？”
　　
　　
　　“实行法治，即符合公认正义的法律（‘善法’）的统治，是发达市场经济共有的特征。法治不但具有值得追求的普世价值，而且是非人格化交换占统治地位的发达市场经济所必需的制度支撑，因而实行法治乃是实现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的必要条件。”
　　
　　
　　“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启动政治改革，但迄今为止离市场经济所要求的‘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还有相当大的距离。”
　　
　　
　　“目前应当……在以下方面着手进行改革：（1）解决长期存在的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实现党政分开；（2）在有法可依、司法独立和依法行政的基础上建立法治的基本框架；（3）实现党内民主的制度化；（4）逐步扩大公民的民主参与；（5）进行传媒改革，使言论自由和言论责任都得到保证。”
　　
　　
　　茅于轼
　　
　　
　　中国经济学界中以扶贫行动实践社会责任的代表人物。1979年，他提出择优分配原理，重新构造了整个微观经济学；1981年，他将择优分配原理推广到动态过程，用独特的方法得出了动态最优过程变分问题的解；1997年他提出人与人的等价关系，由此出发，对人权、自由、民主、道德等观念作出了科学的阐释，把它们定义为市场经济的基础。
　　
　　主要著作有：《择优分配原理——经济学和它的数理基础》、《生活中的经济学——对美国市场的考察》、《中国人的道德前景》、《谁妨碍了我们致富》、《寻求社会致富之道》、《道德、经济、制度》等。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他致力于经济学常识普及，从细微处入手，揭示生活中无处不在却又非常重大的问题，成为中国民间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
　　
　　
　　观点摘录：
　　
　　
　　“计划经济之所以不成功，从经济理论来看，根本的原因是它产生不出一个能真正标志稀缺性的正确价格系统。”
　　
　　
　　“市场制度都是近三四百年中才建立起来的。究其原因，是早先的人类社会不存在人与人平等以及在市场上自由选择的权利，人对财产的所有权与经常被拥有特权的分子所破坏。……现今世界上凡是人权比较被尊重的地方，市场制度都比较健全；人权被破坏的地方都没有市场制度。”
　　
　　
　　“人权是人人可以拥有但彼此不会冲突的权利，特权只能为少数人拥有，如果人人拥有就会产生冲突。人权用不着刻意追求，取消了特权，人权便自然来到。”
　　
　　
　　“一切改革，没有意识形态的变化都是不可能的……意识形态的改变，导致人们对是非的判断和价值观的形成，最终影响人的行动决策。”
　　
　　
　　“人类的理念总是试图用计划和科学去纠正市场制度中的各种问题，所以计划经济永远是有诱惑力的。50年以前我们就是顺着这思路逐步走上计划经济的，今后这种危险将长时间地反复出现。”
　　
　　
　　林毅夫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第一位从西方学成归国的经济学博士，目前国际经济学界最受瞩目的华人经济学家之一，也是国际经济学界公认的研究中国问题的权威学者之一。2007年11月1日，他应邀在英国剑桥大学马歇尔讲座发表题为《发展与转型：思潮、战略和自生能力》演讲，成为登上这个国际经济学界顶级讲坛的第一位中国学者。
　　
　　主要著作有：《制度、技术和中国农业发展》、《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充分信息与国有企业改革》、《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再论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等。现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全国政协委员、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华全国工商联合会副主席。
　　
　　
　　观点摘录：
　　
　　
　　“就现代经济（工业革命后的经济）而言，技术升级对于任何一个国家、社会而言都是经济长期增长的最重要动力。没有技术的不断变迁，经济必然停滞。”
　　
　　
　　“一国的要素禀赋是该国产业、技术选择的最重要限制。……对一国的发展而言，按照比较优势发展是最重要的经济原则。惟其如此，才能形成竞争优势，落后国家也才能充分利用比较优势。”
　　
　　
　　“思想、认识、社会思潮，是决定一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能否利用后发优势取得经济快速发展的最主要原因。如果一国对落后背后的真正原因（要素禀赋结构）有足够认识，并据此制定政策，就能够充分利用后发优势。”
　　
　　
　　“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政府是最重要的制度安排。每个国家公民的身份是先天给定、无法选择的，而政府拥有强制力，其政策正确与否决定了该国的制度安排是否有效率。”
　　
　　
　　“在转型过程中，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转型中国家，如果能够根据实际情况选择转型路径，则即使在非常弱的制度框架之下，也有可能取得经济的快速增长。”
　　
　　
　　樊纲
　　
　　
　　以研究宏观经济学、制度经济学暨“过渡经济学”见长。曾在国内一流经济学刊物上发表大量论文，对中国经济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他还主持了多项重大的经济科研项目——如中国的市场化指数评估，在国内外影响广泛，被认为是现代经济学在中国最出色的阐释者和运用者之一。
　　
　　主要著作包括：《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现代三大经济理论体系的比较与综合》、《市场机制与经济效率》、《渐进之路——对经济改革的经济学思考》、《中国渐进改革的政治经济学》、《樊纲集》、《走进风险的世界》等。现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观点摘录：
　　
　　
　　“腐败的定义是利用公权谋私利。……公权的问题都是过去计划经济带来的，要解决问题，首先就要进一步改革，包括国有企业民营化。”
　　
　　
　　“我们现在存在的一些问题，主要是因为我们的改革还没有到位，我们该改的很多东西还没有改，而不是因为改革造成这些问题。”
　　
　　
　　“国有资产的存在形态要改变，要从大量搞经营性的国有资产形态转变为非经营性的国有资产形态。只有实现了这个转换，才有真正的政府职能转换，才能从过去管企业、管经营性资产、管经营性企业中抽身出来，才能真正履行政府应该履行的职能。”
　　
　　
　　“要注意对在改革过程中收入水平下降的人群给以足够的重视，该补偿的要补偿，因为在改革阻力问题上，需要通过某种补偿来克服，否则改革将难以为继。”
　　
　　
　　“转轨问题和发展问题交织在一起，使中国的改革异常艰难。我们这些理论工作者所做的一切事情，写文章、做报告、出书，都是为了缩短这个过程，为了政府能够更加理性、科学，企业家和老百姓头脑更加清楚、思想更加解放。”
　　
　　
　　周其仁
　　
　　
　　关注现实问题，强调实证研究。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他对中国电信业改革的评述、对农村土地制度的评述，以及最近一年来对中国医疗改革的评析，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他所注重的“真实世界的经济学”，为人们认识和理解改革的必要性以及改革路径提供了清晰的视角，使他成为中国最重要的经济学家之一。
　　
　　主要著作有：《产权与制度变迁——中国改革的经验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收入是一连串事件》、《数网竞争》、《世事胜棋局》、《挑灯看剑》等。现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观点摘录：
　　
　　
　　“是普遍的自由，而不是少数特权或既得利益集团的自由，才铺垫了经济增长的可靠根基。”
　　
　　
　　“1978－2005年间，中国卫生总费用增加了77倍，其中个人的卫生开支增加了198倍，而同期医院、诊所、医生和护士数目的增加却分别只有1－2倍。这明显是供不应求的现象……类似的供需矛盾在其他领域也有过，怎么解决的呢？比较重要的一条经验就是把服务准入之门开大一些，动员社会资源来满足急速增长的需求。”
　　
　　
　　“计划经济的垄断实质上是国有经济的垄断。拿这个尺度来看，对我国电信业业已实现的改革进程——允许数家国有公司或国家绝对控股公司展开市场竞争——不可估价过高。”
　　
　　
　　“我们国家真正缺的并不是土地本身，而是有效利用土地资源的制度。农村建设用地转让的制度化试验，是推出的时候了。”
　　
　　
　　“中国体制改革选取的是所谓渐进策略，容易改的先改了，留下的都是难改的。……如果不加快改革，市场调节与行政权力调节混合在一起，权力寻租像败血症一样在体制里蔓延，中国经济就可能遭遇大麻烦。”
　　
　　
　　陈志武
　　
　　
　　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终身）教授。2001年以前，主要研究股票、债券、期货和期权市场。2001年之后，重点转向研究中国的经济改革与社会转型。从那时到现在，他对中国的金融市场、法治环境、产权改革等重要问题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文章，在学术、舆论界产生了巨大反响，使他成为中国经济学者中具有国际学术背景、同时关心现实问题的杰出典范。
　　
　　中文著作包括：《财富是怎样产生的》、《媒体、法律与市场》、《财富的逻辑》、《金融的逻辑》等。
　　
　　
　　观点摘录：
　　
　　
　　“中国的收入差距问题与其说是市场经济的问题，倒不如说是对政府资源配置权力、对管制权力的监督制衡和问责的问题。……如果停止市场化改革，中国过去的经验表明，那只会带来更长期、更广泛的不平等，让特权当道。”
　　
　　
　　“国家是唯一可合法使用暴力的机构、是唯一可改变法律的机构、是唯一可增加各类审批权、准入权的机构……国家一旦持股某企业，那家企业的特权就有了。”
　　
　　
　　“中国资本化的空间还很大，还可以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许多年的金融资本。只不过，土地还是国有，几乎所有大型企业也还是国有，这些会继续抑制中国资本化的深化。”
　　
　　
　　“中国的故事是：在不进行实质性政治改革的情况下，凭借其大量的廉价劳动力重点发展其制造业﹑建筑业等‘重型’行业，由于这些行业对新闻媒体和法治环境的依赖度低，所以到目前为止这种经济发展模式还可以成功。然而，这一‘重型’发展模式是不能持久的，今天的中国经济现实实际上已在挑战这一模式。”
　　
　　
　　“勤劳决定碗里是否有饭吃，而民主和法治决定生活品质，决定是否能付出更少的勤劳但照样能增加收入。”
　　
　　
　　钱颖一
　　
　　
　　转轨经济学和比较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先后在哈佛大学求学、在斯坦福大学和伯克利加州大学任教。他运用当代经济学的最新进展，研究中国经济转轨中的种种问题，丰富了转轨经济学和比较制度经济学的内容。他的研究成果已成为这一领域的重要文献，并使他成为国内外最受瞩目的中国经济学家之一。
　　
　　中文著作包括：《现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转轨经济中的公司治理结构》（与青木昌彦共同主编）和《走出误区：经济学家论说硅谷模式》（与肖梦共同主编）等。现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观点摘录：
　　
　　
　　“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发展并不是孤立的，它是当今世界范围内经济体制向市场转轨、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发展之中的一部分。”
　　
　　
　　“对于一个年增长率高达8%-9%的经济来说，时间的机会成本很高，也就是说，改革停顿的代价是非常大的。比如这几年来，我们的一些周边国家如印度的发展就非常快，这对我们都是压力。”
　　
　　
　　“建立以法治为基础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是我们下一个10年至20年的奋斗目标。外部条件如加入世贸组织和经济全球化，内部压力如经济缺乏活力、就业压力增大、腐败、收入分配不均等社会问题突出，都使得我们对实现这一目标充满紧迫感。”
　　
　　
　　“在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法治建设可以比较直接而且效用比较高地推动好的市场经济的建立。用法治来约束政府应该排在优先顺序上。”
　　
　　
　　“在今后的10年里中国能大体建成基于法治的市场和效率高而不腐败的政府，那么，中国就真的转轨成功了！”
　　
　　
　　张维迎
　　
　　
　　中国最早提出并系统论证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的经济学者；他的企业理论及有关企业改革的理论成果在国内外学术界、政府有关部门和企业界有广泛影响。他发表的有关中国经济改革和社会发展的观点经常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2006年3月，他发表题为《理性思考中国改革》的长文，将有关改革的反思讨论推向一个高潮。
　　
　　主要著作有：《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企业理论与中国企业改革》、《产权、政府与信誉》、《信息、信任与法律》、《大学的逻辑》、《产权、激励与公司治理》、《竞争力与企业成长》等。现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
　　
　　
　　观点摘录：
　　
　　
　　“中国的改革并没有一个连续不变的目标，更没有一个精心规划的蓝图。改革的过程通常是‘从易到难’循序渐进地展开，常常是走走停停，反反复复，表现出很强的试错性质。”
　　
　　
　　“在市场经济国家许多属于公民个人和企业从事正当的商业活动的的权利，在我们国家则被政府部门垄断，如开办企业，从事投资活动都得政府批准，个人和企业不得不通过‘行贿’的办法‘赎买’本应该属于自己的权利……政府改革，最核心的一点就是大幅度削减政府管理经济的权力，还民众以创业自由。”
　　
　　
　　“如果政府的政策朝令夕改，今天合法的事明天就不合法，今天归你的东西明天就不归你，那么，投资者、企业就会对未来缺乏信心……自然不会讲信誉。因而，规范市场一定要规范政府行为。没有规范的政府，就不会有规范的市场。”
　　
　　
　　“我们在评价一种变革和政策优劣时，必须考虑政策的可行性，把这项政策与可行的替代政策相比较，而不能把现实中根本不可行的理想目标作为反对一项政策的理由。”
　　
　　
　　“社会需要经济学家，是因为市场经济需要有人去捍卫。如果我们不需要市场经济，就不需要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