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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上课的日子

从一九六六年夏天至翌年开春，因文革需要，我们呆在家里放足半年假。对中国学生来说，这是空前绝后的历史性长假，当然也是我们童年的幸福时光。

这段远离课室，远离书本，远离作业的岁月，我们除了凑凑文革的热闹，就是尽情玩耍，都快玩疯了。那年月的孩子，既无电视看，也无网上，甚至连单车也没得骑，却比现在的孩子要快活得多。

挖防空洞玩“过家家”。

那时毛主席“深挖洞”的指示尚未下达，院里的孩子受电影《地道战》启发，背着大人，偷偷在围墙边大榕树下，挖了个“地道”。说是“地道”，其实也就是半人高的洞，深入不足两米，有一个三四平方空间，仅此而已，却也足够精彩。小的六七岁，大的十一二，男孩女孩，各自从家里拿些糖果饼干，钻进洞，挤成一团，围着一支一闪一闪的烛，津津有味地细嚼慢咽，边吃边笑，互相问答些诸如“苏联飞机来了怎么办”，“谁的哥哥最厉害”，“小孩子是不是大人亲个嘴就能生出来”之类的问题。

有时我们也会分头到农田中，去偷一些瓜菜和豆角；下小河沟里，摸几条鱼虾和田螺。回到榕树下，就地砌个灶，用铁皮罐头盒，灌上水，架起柴来烧。没有油，只有少量从家中或食堂中偷来的酱油，放进去，煮得半生不熟，搅在一起，然后用细竹削成筷子，一人夹一筷子，分而食之，那滋味，比起现在到海鲜酒楼吃大餐，不知好多少倍。

与村里的孩子“打土仗”。

军队子弟有优越感，与农村孩子之间，总有打不完的架，除了看电影时有可能“近战”之外，大多是“远战”：隔三五十米，双方以土块，甚至石块，互相投掷，这很象现在示威者与警察对峙时投掷石块。只是，我们打起来，双方抱玩的态度，你投来，我掷去，直到天黑，大人叫自家孩子吃晚饭时，方才鸣金收兵。

虽说是玩，但几乎每次都有头破血流的机会。有一次我们打得正欢，父亲路过，把我拉出战团，我虽撤了，却不忍走远，而是在一边观战。不料，对方竟然派了两个人，悄悄摸到对面不远处，趁我不备，一阵拳头大的石块雨点般砸过来，没等我反应，鼻子上正中一招，顿时鼻血喷溅，哭声惊动了父亲，当他跑回来时，对方早就撤出战斗凯旋而归了。

一人受伤，团队之辱，有仇必报，于是有了再战的理由。大家策划，趁对方在村边一棵大树上砍枯枝拾柴草之际，偷袭之。这一仗打得真漂亮，对方三人，被我们雨点般的石块困在树上成了活靶，当其援兵赶来到时，那三个家伙已不知被我们击中了多少次了。

找蜗牛来“顶蟆”。

这是现在的孩子们想象不到，也不肯玩的游戏：两人各以双手捏紧一个指甲盖大小的“蟆”，以尖对尖地顶，破都为负，不破者为胜。

所谓“蟆”，其实是一种小型的蜗牛，有的质地异常坚硬，有的则一般，一触即破，破之后，水和肉从里面流出来，真的很脏，但那时我们却乐此不疲。

“顶蟆”只是游戏中的很小一部分，找“蟆”的时间要长得多。这种小蜗牛一般生长在田里、河边、草丛、山坡、废墟、垃圾堆里。你得花费很多时间去翻找，运气好的，寻得二三十只；运气不好，也就七八只。然后，大伙就捉对来顶，不用三两下，都顶破了，再去翻找。也有人找着极硬的，大伙就排着队，轮流跟他顶，顶不过，也会耍赖，不对准蜗牛的尖，而是顶它旁边薄弱部分，这就有架可打了。

找蟆顶蟆，身上手上，又脏又臭，回家被大人打骂，隔日又是这样，周而复始，大人也就见怪不怪，不再管了。有次我带宝贝儿子去郊游，找了两只蟆，与他顶，他没有兴趣，甚是可叹。

游泳的快乐和悲伤

那年月大人基本不管孩子，孩子们想怎么野就怎么野。现在想来，带给我最快乐的是游泳，带给我最悲伤的也是游泳。

那时游泳，哪有到游泳池去的？医院前面的河里，医院后面的池塘里，都是我们的“游泳池”。

我们还不太会游泳时，多是在院后的池塘里嬉水。池塘里漂着许多“水浮莲”，还有一种叫“花手绢”的热带鱼和小而坚硬的螃蟹，我们一帮小伙伴在池塘里边游边玩，好不快活。我们在浅处打水仗，混战成一团，待出水再看，个个泥鳅似的，脏得厉害。现在想来，池塘虽不算深，但也能没顶，却从未出过事，真是万幸。

稍会一点游泳了，我们就到院前的河去，那是珠江的一条支流，水是流动的，涨潮时宽不足百米，退潮时也就五十米宽，最初对我们来说，确实有些挑战意义。在池塘里我游两个圈没有问题，但到了河里，这么深的水流动着，游不过去，就会被冲走被淹死。犹豫了半天，我还是游过去了，很快，大家也都游过去了。

每次游泳，都是瞒着大人的，却很容易被大人发现，他们可以从我们的表情上看出，我们一定是做了他们不想我们做的事，然后用手指在我们胳膊上腿上一划，就会划出一条白印，然后免不了受一顿皮肉之苦。不过，我们受不了水的诱惑，下次仍去。

终有一次，医院一个副院长的小儿子被淹死了，各家的家长都以他来恐赫自己的孩子，大家这才有所收敛。

那个溺毙的伙伴叫李勇，时年七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