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生态足记

老梁专栏

如果足球是一面白墙，实用主义者马德兴会涂满“到此一游”的字样；战略理论家周文渊多半要书写文本式的标语；诗人王俊肯定挥洒他那东拉西扯、半通不通的顺口溜儿；机会主义者董路和李响理直气壮地在中间画一个圈，盖上自己的印章；“五文弄墨”那几个洋场无赖式的文学青年，又是射精又是撒尿又是吐痰，还要甩上两把温情的鼻涕；魔幻现实主义者李承鹏则文雅得多，在墙上挂满了镜子，因为他是个自恋狂。

                        原生态足记

2002世界杯期间，全国足球记者据说已达七千之众。足协的朋友告诉我，七千足记有点夸张，长年跑足球或以足球为主线的记者大约四千三百多人。比起其它体育项目的记者，这依然是一个庞大的数字。

英国专业足球杂志《四四二》的总编希斯先生曾对中国同行说：“一个好的足球记者，首先是一个真正的球迷”。这句话在中国足球媒体的发展初期，被业内奉为圭臬，可是随着职业化的深入，以及越来越繁杂势力的介入，一些极为恶劣与讳莫如深的东西大量涌入足球领域，真正的球迷与足球记者之间的契合点越来越少。在中国，一个优秀的足球记者，必需兼容并包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并且能够与时俱进地见招拆招，才能在媒体与读者之间巧妙地赢得生存空间，进而攫取更大的个人利益。我们整天耳熟能详的大腕足记，还没有谁能出淤泥而不染，这足以使他们从真正的球迷自然过渡到别有用心、地地道道的伪球迷。真正的球迷看足球，就像看开屏的孔雀、笼中的猛虎，前者不见背面的肮脏，后者远离潜在的危险，距离产生了美，足球才可爱，而真实永远是丑陋的，所以要想充分享受足球的乐趣，必需与足球尤其是中国足球保持一定的距离。那些大腕足记做为伪球迷的悲哀，恰恰在于他们离真实太近了。

八十年代的足球报道，有句顺口溜儿：中国足球一肩挑，左有毕熙东，右有汪大昭。两位前辈凭借身居中央媒体的优势，加上一腔热血，在足球界名噪一时。彼时广东《足球报》的老总严俊君，慧眼识英，以当时每年几万元的天价，招拢二人写评论，造就了《足球报》“京华新村”版面的一度辉煌。老严当年的手笔很大气，不计篇幅字数，给两人家里安上传真机，有什么好稿子“一发弄过来”，这种信任关系足令现在的撰稿人艳羡不已。不过此一时彼一时，毕汪二位的文笔，时下看来已平平无奇。老汪的球评，去掉“足球”两个字，基本可以做《人民日报》的社论；而老毕的文章，动辄就要提到当年他与国家体委的交情，一个人如果总是靠回忆装门面，离老年痴呆也就不远了。

如今的大腕足记文笔早已强爹胜祖矣，做秀的本事也是花样翻新。如果足球是一面白墙，实用主义者马德兴会涂满“到此一游”的字样；战略理论家周文渊多半要书写文本式的标语；后现代诗人王俊肯定挥洒他那东拉西扯、半通不通的顺口溜儿；机会主义者董路和李响理直气壮地在中间画一个圈，盖上自己的印章；“五文弄墨”那几个洋场无赖式的文学青年，又是射精又是撒尿又是吐痰，还要甩上两把温情的鼻涕；魔幻现实主义者李承鹏则文雅得多，在墙上挂满了镜子，因为他是个自恋狂。

马德兴早年供职于《中国足球报》，因发表《中国足球十问》一文惹怒官方而遭革职，后投身《体坛周报》，以“吴京湘”字号隐姓埋名数年。吴，乃出生地江苏；京，乃伤心地北京；湘，乃再生地湖南。马德兴有句名言：报道中国足球，我要排老二，没人敢称老大。这话狂了点儿，但马德兴艰辛的付出令斯言底气十足。他为了挖新闻无所不用其极，跑路的辛苦，闭门羹的尴尬，趴墙头的紧张，替人扛包的劳累，他比侦察兵更仔细，比狗仔队更敬业，他出入各种场合熟门熟路，他与各路英毫熟头熟脸，因此赢得了“皇家马德兴”的美誉。那些嘲笑马德兴的同行，背地里无不钦服其吃苦精神。这方面马德兴有着优良传统，早在《中国足球报》时，马德兴常常在天交五更时奔赴废纸箱，把《中国体育报》国际部夜间接收后弃之不用的英文传真稿收集回家（彼时网络尚不发达），翻译成文发表。马德兴曾花费月余时间，将欧洲冠军联赛三十几支球队的资料整理汇编，正欲成书发表之时，欧足联的网站上提供了相同的内容，令马德兴苦功白费，好不沮丧。

《体坛周报》的周文渊是上海人，以深刻而又理性的球评知名。但是，深刻时隐时现才有神秘感，总装大尾巴狼肯定招人烦。周文渊眼下已趋江郎才尽，那点套路都快臭了大街了。他的评论让我想起了丘吉尔的一段话：政治家要能预知将要发生的事情，如果没发生，还要说出一个可以交待的理由来。周文渊就经常干自己打自己嘴巴的事儿，而且总是厚着脸皮自圆其说。难得的是，周文渊一点也不觉着累，持续保持高产，占着茅坑拉稀。我估摸着他有这样的癖好：脱了袜子后，用手抠着脚趾间的污泥与皮屑，还要拿到鼻子底下闻上一闻。

王俊的另一雅号是“大仙”，他也确实有些装神弄鬼的本事。据说写过几年诗，所以他华而不实、空洞无物的球评很有些少男少女给捧臭脚。玩儿这套把戏的，大抵是在原来的道上混不下去了。像李玲玉改项操乐器，冯骥才去搞民间工艺，都是江郎才尽后的“第三产业”，以“大仙”的花活儿，“第三产业”大有潜力可挖。

至于董路和李响，他们取得成功的方式真是读书人的耻辱。董路之于国安，李响之于米卢，无论如何摆脱不掉“卖身”的烙印。有趣的是，董路对李响总有些酸溜溜的不忿，经常喋喋不休地为“清倌人”与“红倌人”的身份洗白，真是“信是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傍米卢，生男天天工体跑”。

与董李二位“善假于物焉”相比，“五文弄墨”还算是原创。龚晓跃领着几个弟兄，怎么说也把《南方体育》给弄起来了，虽说不死不活，哥几个总算有了个吐痰的盆子。只是“五文弄墨”所鼓吹的有趣，不是像他们标榜的“民众的乐趣”，而是他们个人认可的“情趣”，包括相当数量的低级趣味。“五文弄墨”互相吹捧，居然称自己改变了中国语文的发展轨迹，这是我近年来知晓的最骇人听闻的无耻澜言。有多大的脑袋，就戴多大的帽子，为什么非选择大得没边的绿帽子呢？

李承鹏算得上是一个翻江倒海的人物，他操作的《二十一世纪体育》虽然无疾而终，却在客观上促进了《足球报》与《体坛周报》的竞争力度，而且通过人员整合，最终把以《南方体育》为代表的“亚弱势群体”清理出主流媒体。浊世翩翩李公子，饱读诗书，一表人材，兼之有一双还珠格格式的大眼睛，在人渣遍地的足记中想不出名都难。李公子称每月必读两本新书，这是他文章“走位飘忽”的主因。只需把西洋文学之新潮文本与中国足球之实践相结合，一篇篇立意高远、神出鬼没的美文即告出炉。撮举一例：李公子某日心血来潮，从书架上抽出一本《杜拉斯文集》，随便翻至第387页，“夜啊，无边的黑暗，那是一种盲人的黑暗”，OK，李公子马上把这句话挪到抨击中国足球现状的文字中。呜乎，不知又砸晕了多少善男信女。

李公子活学活用、急用先学、学用结合、立竿见影，乃大腕足记进步之不二法则。电视台那几个哥们儿，便是活生生的正反例。黄健翔出道时多有激情啊，他用沙哑而富有磁性、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喊出的“球进了！比埃霍夫！”，不知倾倒了几多真真假假的球迷。而今激情不再，又没能及时充电，眼看着那点老本快吃完了。再瞧瞧人家刘建宏，出道时多理性啊，现在又修练出了新功夫，眼镜后面，经常闪动着泪光，偶尔一抹眼角的湿润，更是令人无语凝噎。很明显，刘建宏向前辈学习，把倪萍倪大姐煽情的套路“乾坤大挪移”，别说，还真好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