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刘玉栋

                        解构刘玉栋

2003年岁尾，八一队客场打北京奥神队，我在广安门体育馆见到了久违的刘玉栋。宽宽的肩膀，浓密的青胡碴儿，略显呆板的眼神，从后面望去，膝关节发僵，步履有些蹒跚。脱下征衣的刘玉栋，全然不见“战神”的八面威风，只是一脸道不尽的沧桑，一身洗不净的风尘，还有那一抹挥不去的苍凉背影，令人顿生英雄迟暮的唏嘘叹惋。

眼前的刘玉栋，如果不是听了八一队队医的详细介绍，只怕没有人会相信他是个“准残废军人”。他的身体状况，已超过了一个运动员所能负担的极限，肩伤、腰伤、膝伤，踝关节扭伤、半月板撕裂、肌肉拉伤。。。。。。用一句相声的台词：只要是运动医院有这科，他就有这病。平时，刘玉栋连上四楼都费劲，让人无法想像这部“老爷车”一开到赛场上竟然是“无敌战车”。去年五月，刘玉栋做了一次膝盖手术，结果从中取出十快碎骨片，令大夫震惊不已。“老爷车”经此大修，终于退出了2003-04赛季。

刘玉栋早在2000年就已伤病缠身了，也就是说，我们看到的那几次惊心动魄、荡气回肠的“军沪总决赛”，刘玉栋恰恰是拖着羸病之躯一次又一次地演绎着他的神奇。这样的精神，这样的伟岸，直追当年的“铁人”王进喜。面对那惊世骇俗的十快碎骨片，我产生了这样的疑问：如果没有这些碎骨片，或者只有那么一两块，刘玉栋将成就怎样的伟大？

现实的悖论由此出现了。刘玉栋在身强体壮的年轻时代，虽说也是一员虎将，但远不如伤病缠身后那么神奇，而且，这种神奇绝非仅靠经验便能铸就。这是一个荒谬绝伦的现象：桑塔纳不如拖拉机，棒小伙不如病秧子。进入老弱病残时期的刘玉栋，其超级稳定的发挥、无所不在的准星以及屡屡上演的最后一投的奇迹，都是他身体所不能承受之重，如果不考虑带有唯心色彩的精神能量，实在无法解释刘玉栋“逆天行事”的奇观。

从王非到阿的江，八一队一直吹嘘自己是靠整体打球而不是依赖某个人。实际上，八一队尽管兵多将广，但没了刘玉栋的神奇绝难拿到总冠军，老刘是八一队绝对的核心，其地位甚至超过了当年的王治郅。在他本该因伤退役的时候，却一次次接受了队里的挽留，在刘玉栋心中，军人天职与军旅荣誉是两盏神圣不可侵犯的灯火，为了这种神圣，个人的牺牲便渺不足道了。正是在具有宗教意味的感召下，刘玉栋创造了不可思议的奇迹，这是体制化教育的绝佳样板。

在刘玉栋少时所接受的教育体系中，个人永远是渺小的，而为了一个神圣目标可以随意牺牲个人，所谓的集体永远是高高在上的，个人不过是任意搬弄的砖瓦。这种教育的核心是抹杀个性，它要把人变成一架机器，控制你的灵魂之余，还要你无偿奉献肉体。你必须努力劳作，不计所得；你必须下定决心，不怕牺牲；你不能我行我素，你不能有个人欲望，因为这与那个神圣目标无关，你的灵魂与肉体都不属于你自己，而要由目标来支配。一言以蔽之：听话！你要跟我走，做我的好孩子。这是毛泽东时代典型的政治功利主义教育，它的直接后果是培养了数不清的奴才与奴隶，造就了铁铸一般流毒无穷的潜意识。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教育是失败的，但使几亿人的头脑，成了一个人的跑马场，就那个专制时代而言，毛泽东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孟德斯鸠曾说过：任何一种忽视人的正常欲望的倾向都是危险的。刘玉栋这辈人，恰恰生活在这种浑浑噩噩的危险中，时至开放的今日，他们依然没有完全摆脱图坦卡蒙式的“咒语”。在刘玉栋的脑海里，肯定遗存着这样的“典型”：一手拿着课本，表示好好学习；一手托着五星红旗，表示天天向上；凡是有靡靡之音、男男女女的地方都要提高警惕，男的没有老婆，女的没有丈夫，这些都可能腐化人的心灵。吃的是草挤的是奶，晚上最好不睡觉，节假日最好不休息，甭管自己还是家里人有病最好不要管，工作要紧。洪水中漂来一段烂木头一定得跳河去捞，因为那是国家财产。

体育运动的目的是健康，以健康为代价换来的任何荣誉都没有价值。我相信，如果让刘玉栋在总冠军与个人健康之间做选择，他一定会选择后者。可是当一个人的思维被某种理念潜移默化地控制后，往往身不由己，加上周围环境的推波助澜，更是所谓的“人在江湖”，刘玉栋便一步步地走向“准残废军人”。在这个过程中，刘玉栋无论主观还是客观都只能选择做一个顺民，他甚至没有想过叛逆。暴君需要顺民，暴君也造就了顺民，在唯力是视、等级森严的军队中更是如此。加谬说得好：革命总是先肯定叛逆来推出自己，然后再否定叛逆来肯定自己。十六大期间，刘玉栋作为代表出席，认认真真记录着他半懂不懂的领导讲话，这时，我只看到了一个符号，一个淹没在千千万万顺民中的符号，一种无言的悲哀，绕梁不绝。

在中国体育领域，漠视运动员生理乃至心理健康的个案比比皆是。八一队的“冰上女王”叶乔波，为了拿下中国首块冬奥会金牌，连拼了两届冬奥会，两获银牌未能如愿，还造成双腿轻度残疾，靠轮椅拐杖度日。其实，叶乔波很早就不想干了，一个女孩儿家，谁愿意把如花年华都耗在乏味的冰场上？可是，由于当时没有队员能顶上来，为了完成夺金指标，八一队软硬兼施，不准叶乔波退役。从人道主义的角度来讲，那两块银牌甚至是金牌与叶乔波的健康相比算得了什么？诚然，叶乔波与刘玉栋一样不幸，既生活在中国体育“金牌战略”的桎酷下，又受到军队冰冷生硬的管制，在过分强调统一一致的氛围下，是不会允许个性繁衍滋生的。

前不久，盛产世界冠军的中国乒乓球队暴出猛料，把谈恋爱的白杨、李楠、范瑛、侯英超开除出队。时至今日，恋爱居然还是一种罪？且不论只处罚非主力队员是否公平，单是这种强行介入个人生活的作法就足以看出几分法西斯集中营的味道，中国乒乓球队的管理方式之滞后、之野蛮乃整个中国体育的缩影，在大学生都可以结婚的今天，中国乒乓球队充当了粗暴干涉人权的活靶子。

在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下，中国体育尚有如此多底档次的丑陋，源于一些自觉不自觉的卫道士。羽毛球队那个李永波，自觉嗓子不错，常高歌一曲拿手的破歌《五星红旗》，其中有这么几句词：五星红旗，你是我的骄傲；五星红旗，我为你自豪；为你欢呼为你祝福，你的名字，比我生命更重要。每唱至此，李永波陶醉不已，宛若高潮。实际上，五星红旗只是代表国家的符号，它本身没有什么现实意义，都是人为赋予的象征，任何一个活生生的生命，都要比这个符号更重要。在中国，总是会有各种各样的卫道士创造和传唱各种各样的颂歌，不仅好笑，而且荒谬。最明显的例子是《东方红》，“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是人民的大救星”，这是典型的有神论；而另一首同样被执政党奉为圭臬的《国际歌》则唱道：“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这是典型的无神论，两首思想如此矛盾的歌曲，居然和谐地共同传唱了近五十年，这绝对是有中国特色的奇迹。而那首流传甚广、几成国乐的《走进新时代》，更是宣扬有神论与时俱进的“佳作”，三代领导人在卫道士的眼中，幻化成三座尊神。这些卫道士，已升级成为“革命工头”、“奴隶总管”，是一个个颇有才情的奴才。钱理群先生的妙论：奴隶做出了诗意，便是奴才。

说到底，刘玉栋的悲剧其实是体制化的悲剧。可是，当刘玉栋拖着病身看着眼前一座座奖杯、一张张奖状时，当他享受着用健康甚至生命换来的名声时，他未必认为这是一种悲剧，而这恰恰是最大的悲剧。他受制于体制，最终又迷恋于体制。经典影片《肖申克的救赎》中有一段经典论述：体制是这样的东西，开始你恨它骂它，然后你适应它，最终你依赖它离不开它。刘玉栋也曾多次在媒体面前表达他对军队的感恩戴德，我相信他的诚意，也理解他的简单纯朴。体制化的一个结果是，你只能用一种被统治者格式化了的方式发言，另类的方式，不是你不想，而是你不会。众多的顺民，在公共领域只能借助这种格式化来寻求表达的可能。

非典期间，我在电视里看到一位老父亲与在隔离状态中的女儿进行可视通话，他的女儿是护士长，因为治疗非典病人已经一周未回家。这位父亲颤栗的声音，一开头就直奔中央领导的最近讲话，要他女儿“坚定信心、敢于胜利”。我听到此话沮丧极了，因为无论这位父亲将来能否拥有一张平等的选票，他都注定是一个体制化的彻头彻尾的被统治者，一个被统治得淋漓尽致的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