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崛起,必以思想工具和思想能力建设为先

按：加了个副标题，为了更醒目些。文字也有些疏通，为了行文更顺畅些。

说“重新开始”，是就历史趋势而言。其实，生活中拨乱反正、纠偏修错随时随地都有，也是一种“重新开始”，不过范围有限、程度有限而已。

对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错误，刘少奇在毛权威许可的范围内，公开抵制过，也就是想争取一个新的开始。

对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建立“家天下”的作为，林彪在毛权威许可的范围内，公开抵制过，也是想争取一个新的开始。

到毛泽东撒手人间，邓小平否定“按既定方针办”，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实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一次成功的拨乱反正，“重新开始”----开始的不是非毛的时代，而是没有毛泽东的毛泽东时代。

今天，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方针造成贫富悬殊、官僚腐败、社会对立、稳定难求，又到了需要拨乱反正、“重新开始”的时候。然而，“按既定方针办”的幽灵又回荡在古老中国的上空。

由于执政者也是“先富起来”者，执政集团也是“先富起来”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既没有抛弃或限制既得利益的觉悟，更没有抛弃或限制既得利益的决心，因而也不会有拨乱反正、“重新开始”的追求。

是问题总要解决的。既然毛泽东的时代解决不了，没有毛泽东的毛泽东时代也解决不了，那中国就只有回到毛泽东的实践哲学失败的地方，真正“重新开始”历史的征程。

中国要想真正崛起，必以思想工具和思想能力建设为先

----从毛泽东先生实践哲学失败的地方重新开始

虚舟

一、

说中国古代没有思想工具，没有形式逻辑，并不是说中国人古代的思考或表达不讲逻辑。中国人古代的思考或表达也是讲形式逻辑的。不过，由于没有明确的形式逻辑知识，中国人古代对逻辑的把握，要靠在学习思考和表达的过程中，在进行思考和表达的过程中，潜心体会，逐渐掌握。就像中国古代没有语法工具，但说话、文章又合乎语法，而这一切全靠在说话、读书、作文的过程中由体会而掌握一样。

这样暗中摸索固然也可以掌握到语法和逻辑的规则，思考、说话、行文合乎语法和逻辑的要求，由于毕竟没有明确的语法和逻辑的知识系统让人遵循，这就造成学习和掌握的困难，结果是不少人读了很多书，也作了不少文，文章依然写不好，而即使文章写得很漂亮，思想能力依然很差。

一位台湾文化人接受访谈时说，“中国人思想的能力一直很差，我常觉得很悲哀”，确乎见道之言。十三亿人，占了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对推动世界变化的自由民主政体和生活、生产、实验的器用物品的发现、发明、创造了无建树，除了思想能力差，很难找出更准确的解释。

二、

造成中国人思想能力差的原因，当然很多。号称上下五千年的文明，自古以来不知道追求思想工具的锻造，没有经过思想工具的系统训练，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这一点，是中国文化跟西方文化的一个鲜明差别。

跟我们自古以来对逻辑的漠视形成强烈对比的是，西方，“继罗马人之后，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家把逻辑看做小孩在学过语法之后最先学习的一门课程”。“一旦小孩掌握了三段论推理的程序，人们就认为他的理智工具已经完备”。而一个成年人，则努力“掌握自己做出推论的能力，这是我们的各种能力中最后一种能力”。

由于形式逻辑是在已有知识中推断，不能得到新的知识，不能认识新的真理，如果强调得过了头，反倒会成为知识发展的桎梏。所以，英国人在把历史从中世纪推向现代的过程中，洛克为了完善经验主义哲学，就着重批判了三段论的局限性。虽说如此，形式逻辑训练思想能力的作用并没有被抹杀；如果不固步自封，承认认识的领域在扩大的事实，如果接受在新的经验的基础上，思想材料增添的新内容，形式逻辑就会如虎添翼，帮助人认识到新的知识，新的真理。英国就是这样进步的，美国就是这样进步的。

思想的工具这样重要，以至于做出以上论述的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开山人物皮尔斯动情的赞叹道，“一个人应当喜爱和尊重他所选择的逻辑方法，把它看作是他从整个世界中挑选出的新娘”。中国人没有这样的新娘，也不知道去追求这样的新娘。所以，在思想上，在思想能力上，中国人一直是没有达到成家立业水准的蒙童。

三、

中国人不重视思想工具，不重视思想能力的状况，从上个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开始，有了改观。

推翻满清王朝、结束了延续几千年的专制主义统治的中国，走上民主化的道路，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中国应该怎样走下去的历史命题，催生了新文化运动。习惯于在政治上解决问题的中国，转而向思想和思想能力寻求出路。有历史意义的事例是，百废待举的新中国请英国著名的大哲学家罗素、美国著名的大哲学家杜威来华讲学。很明显，四处碰壁的共和国的命运警醒国人，要走出新路，应该着重在改变根深蒂固的思想观念上，在改变贫困的思想方法上下功夫。

也许是机缘不凑巧，英国卓有成效的经验主义，美国卓有成效的实用主义，在古老中国古老的土地上，昙花一现，热闹过后，随着哲学大师们的归去，既没有生根，更没有开花结果。国人仍没有找到自己急需的思想认识工具，国人仍不知道寻找自己急需的思想认识工具，国人仍然只能跟着感觉走，跟着天纵之圣走。

不过，影响倒也不是没有。这就是当年也许听过罗素、杜威两个大哲学家讲演----据说还做过记录员----的毛泽东先生创作的《实践论》。从贫困的传统哲学出生的毛泽东先生的哲学本也贫困，在贫困的哲学中，相传他又最为看重自己对既是认识来源，又是认识检验的的论述。而事实上，《实践论》也的确移花接木，糅合了英国经验主义与美国实用主义的精神。

问题是，强调实践的哲学虽然指导毛泽东先生取得夺取大陆政权的胜利，盛极一时；却没有能指导毛泽东先生领导中国走出一穷二白的传统中国的阴影，不仅中国和中国人的愚昧、贫穷、落后依旧，而且被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打倒、造成中国和中国人愚昧、贫穷、落后的政治制度和思想观念依旧。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历史的寓言，又一次得到现实的印证。为什么毛泽东先生贫困的实践哲学会半途而废、变质变味呢？

四、

毛泽东先生实践哲学的变质，源自他的哲学的贫困。在他遵循经验主义的原则正确分析“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时，轻视了“认识和实践”、“知和行”的主体问题。

人类现代认识论和古代认识论的一个基本分歧点是：古代由圣贤完成的认识，现代由普通人完成。在英国，就是把经验主义既当做认识真理的工具在使唤，又把经验主义当做真理在信仰，全体英国人一起在经验主义中前进。毛泽东先生虽然也曾是一位普通的北大旁听生，也曾是一位普通的北大图书管理员，也曾是一位普通的小学教师，但当他从小学教师摇身一变，成为“山大王”的时候，他就不普通了。他不再把真理当做真理来信仰，而只是把真理当做工具来使唤，认识真理、实践真理的主体，知和行的主体，都成了他毛泽东先生一个人。

如果说这一点在取得政权以前还不明显，他还需要别人为他火中取栗，那么，取得政权以后，享受胜利果实的时候，这一点便暴露无遗：“百家争鸣”过滤为只有两家，两家之中又只准无产阶级一家鸣，而无产阶级一家又是毛泽东先生当家，实际上是只有毛泽东先生一人在鸣。当他以大祭司的身架教导国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时候，其实他已经把阶级斗争、生产实践、科学实验这三大来源规定为一个：我毛泽东的思想，我毛泽东的著作，我毛泽东的话。国人的实践不是去认识真理，而是去认识毛泽东的思想、毛泽东的著作、毛泽东的话；国人的实践也不是检验由实践得到的真理的标准，而是毛泽东的思想、毛泽东的著作、毛泽东的话成为检验国人实践的标准。

五、

这种本末倒置，喧宾夺主，当然是对经验主义、实践哲学的公然背叛。结果，想当华盛顿的毛泽东先生最后成为现代版的秦始皇，其实，不过是一个造反成功的洪秀全。而造成他由成功变为失败的历史悲剧，也造成大陆中国人认识能力的萎缩和认识工具的又一次缺失。

至今，这种局面仍未改观。“摸着石头过河”，“摸”的主体仍然是头儿一个人，“过”的主体依然是全体国人，国人对如何“摸石头”、如何“过河”都没有发言权，一切全听在前面“摸石头”的头儿们安排；“以人为本”、“为民做主”，“以”“为”的主体依然是“党”而非“人”，是“官”而非“民”。因而，经验主义的实践真理依然只是使唤的工具，而不是遵从的真理。

反对华国锋“两个凡是”的时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自己，官商勾结、结构性腐败、权贵集团暴富，实践就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GDP、北京奥运、汶川救灾、外汇储备等等等等，这些建设成就都是实践检验出来的真理；道德沦丧、贫富对立、稳定难求这些明摆着的社会问题，则没有实践检验出来的真理。

实践的奴仆和奴仆的实践不彻底改变，国人只能跟着主旋律起舞、不能自由探讨，自主解决社会重大问题的局面一如既往，那么，而此伏彼起的社会冲突事件，也会一如既往，愈演愈烈；追求正义和均富的社会呼声，也会一如既往，愈喊愈高。如不迷途知返，深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

六、

世界历史上，希腊和罗马的崛起，有自己的思想认识工具----希腊哲学；英国崛起，有自己的思想认识工具----经验主义的归纳法；美国崛起，有自己的思想认识工具----实用主义的实践哲学。精神根深叶茂，政制生活与物质生产才能生机勃勃，一往无前。

中国要真正崛起，深入改革，化解矛盾，也必须精神优先，找到自己的思想认识工具，提高国人思想认识的能力，让中国精神根深叶茂。回到英国经验主义、美国实用主义传入中国的源头，从毛泽东先生失败的地方开始，重拾实践哲学，也许是一条并非捷径的捷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