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祭--对话袁世凯

辛亥祭--对话袁世凯

马悲鸣  林思云

马悲鸣：林思云，咱们给近代史翻案的文章做到现在，还没说过袁大头。此公当是无可置疑的坏蛋了吧？   

其人在历史上仅可与王莽相类比，当初“恭谦下士”，后来却是要自己当皇上。曹孟德、司马仲达欺负孤儿寡妇，狐媚以取天下，但毕竟不肯亲自谋篡，只愿当周文王。王莽、袁世凯比曹阿瞒、司马昭更甚。

林思云：现在我们一提到袁世凯，很多人都会浮现出一个开历史倒车、守旧顽固民心的国贼形象。其实历史上的袁世凯并不是那么单纯地一心想当皇帝的窃国大盗，可是后来的胜利者国共两党都是袁世凯的敌人，所以在国共两党的历史书中，不免对袁世凯有贬低丑化之嫌。比较典型的描述是：“袁世凯除了朝鲜以外从来没出过国门，对外国国情和世界潮流一所无知，他所知道的只是追求个人的荣华富贵”。

马悲鸣：袁世凯是国民党的敌人，可他死时共产党尚未成立，故不应该是共产党的死敌。共产党将其视为“窃国大盗”可能因为孙中山视其为死敌，而共产党与国民党争孙中山革命传统的传人地位，竟不顾其劝进筹安会六君子之首的杨度乃“我党”早期重要党员而起劲丑化袁世凯。

林思云：你说的有道理。不过历史上的袁世凯并不是只知道追求荣华富贵的跳梁小丑，尽管袁世凯没有什么宏大的主义或构想，但他是一个脚踏实地的实干家。近代中国许多重大改革，比如建新军、废科举、引进西洋式拼音注音文字等，都出自袁世凯之手。袁世凯不是孙中山那样怀有理想抱负的英雄型领袖人物，而是注重实际的官僚型领袖人物。当时的美国驻民国公使莱因逊评价袁世凯说：“他态度既礼貌又温和，谈吐巧妙而流畅，还经常加进一些幽默”。

尽管袁世凯不是一个有远大志向的人，但他却是一个很懂权谋策略的人，办事认真负责，很有一套。加之袁世凯运气极佳，就象美国电影《阿甘正传》中的主人公一样，好运也帮他平步青云。

袁世凯一八五九年生于河南项城。袁世凯的叔祖父袁甲三以督办团练起家，官至漕运总督；叔父袁保庆先在袁甲三军中带兵，后来官至江南盐巡道。袁世凯自幼过继给袁保庆为嗣子，受袁家习武的传统，袁世凯从小喜爱舞枪弄棒，不喜欢念书。在家人的催促下，袁世凯勉强参加了两次科举乡试，均未考中。于是袁世凯决心从军，一八八一年到山东袁保庆的结拜兄弟吴长庆军中出任下级军官。

马悲鸣：袁世凯不是科举出身，故其废科举时才不手软。

林思云：不久袁世凯好运来临。一八八二年朝鲜亲日本的独立党与亲清朝的事大党发生抗争，引发“壬午兵变”。当时朝鲜和中国有宗藩关系, 事大党向清廷求救，于是清廷派吴长庆前往朝鲜平息政变。袁世凯在吴长庆军中负责前敌营务,以整顿军纪和镇压兵变有功，被清廷奖授五品官衔。更有意思的是朝鲜国王不知怎么回事看上了袁世凯，请袁世凯留驻朝鲜主持和帮助朝鲜训练近代化的“新建陆军”。 

马悲鸣：当时朝鲜宫廷里的亲日派也向日本方面求助。袁世凯在仁川上陆之后，人不解衣，马不卸鞍，直扑平壤，先日军一步到达，致使日方无由干涉朝鲜内政。袁世凯十五个老婆中有一位朝鲜人，就是这时候娶的。

林思云：二年后袁世凯再次好运降临。一八八四年中法战争爆发，驻朝鲜吴长庆紧急调回国内，袁世凯升任清廷“驻扎朝鲜总理”，次年奖升三品官衔，但这不过也只相当一个厅级干部。一八九四年甲午战争爆发前夕，袁世凯化装逃回国。在后来的甲午战争中，由于袁世凯手下没有兵，只是负责筹拨粮饷，因此对清军的战败，袁世凯也没有责任。

林思云：甲午战争后，清廷痛感旧式军队已无法适应现在战争，急需建立一只近代化的新式陆军。要建立近代化的新式军队，就要有懂得近代军事的将领。军机大臣荣禄忽然想到袁世凯曾在朝鲜帮助训练过朝鲜的新式陆军，有这方面的经验，于是推荐袁世凯负责到天津小站训练“新建陆军”，后改称“北洋常备军”。小站练兵是袁世凯一生事业的转折点，为他以后的飞黄腾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袁世凯主持练兵后，大刀扩斧地进行了改革，以德国和日本的模式建设新军。他招聘十几位德国军官担任教官，还积极向日本派送留学生学习军事。

马悲鸣：据后人说，新军被练得“只知有袁宫保，不知有大清国”。

林思云：也不尽然。袁世凯对新军的最大贡献就是打破了以往中国旧式军队以乡勇为基础的组织方式。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等，都是以各地乡勇的同乡血缘关系为组织纽带，军官的任命主要根据同乡血缘关系的亲密程度，与个人能力关系不大。而袁世凯的新军中废除了同乡血缘关系的纽带，彻底实行能力主义，使北洋军成为一支近似于西方国家军队的新式军队。

北洋军中最主要的将领，被称为“北洋三杰”的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都不是袁世凯的同乡同族（段祺瑞安徽人、冯国璋河北人、王士珍福建人），而是根据他们的能力被袁世凯选拔上来的。袁世凯还特别重用有留学经验的留洋生，段祺瑞、冯国璋都曾留学德国，年青的蔡鄂从日本留学归来后，被袁世凯破格提拔为云南总督。当时北洋军的高级将官中，三分之一以上都是留洋生。在建立新军时，袁世凯重用的主要是有新思想改革精神的年青人，年长保守的旧式人物一律不用。

马悲鸣：是否武大郎开店，只用比自己矮的人。

林思云：这倒也不是。袁世凯打破旧军队中任人唯亲的传统，贯彻任人唯贤的能力主义，这在当时十分为人称道。但袁世凯这种做法却没有为自己培养起一批忠诚于他个人的死党。后来袁世凯称帝时，支持袁称帝的大多是一些以前没有受过袁世凯多少恩惠和好处的文人墨客，比如杨度、孙毓筠、刘师培、严复等，而袁亲手重用提拔的北洋军将领们，却大部分表示反对。段祺瑞和冯国璋辞官抗议，蔡鄂更是起兵讨袁。这也应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古话。

马悲鸣：袁世凯不称帝，冯、段还有继任总统的希望。袁一称帝，就绝了冯、段的希望，反而成就了杨度等知识分子的劝进之功。后来马厂誓师扑灭张勋复辟的仍是老段。故曹汝霖言：段有三造共和之功。

不过在中国玩政治，还是得有效忠于自己的班底。孙中山看出了这一步，故其要求底下的人打手模，向他本人宣誓效忠。在用人以公还是以私这一点上，孙中山比袁世凯差远了。可最后却是孙胜袁败，证明了“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铁律。

林思云：一八九六年，康有为等发起的维新变法运动蓬勃开展，袁世凯是最早捐资加入强学会的一批人。一八九八年戊戌变法遭到西太后的强力反对后，康有为等人盟生武装政变的念头。当时新派人物中掌有重兵的只有袁世凯，谭嗣同秘找袁世凯，要求袁起兵，杀掉荣禄，禁闭西太后。袁世凯得知维新党人要起事后，立即奏报了西太后。因此很多人说袁世凯赞成维新是假装的，到了关键时刻就卖主求荣，向西太后告密，导致戊戌变法失败。

其实袁世凯赞成维新并不假，在维新期间他自己也在税制、外交方面向朝廷提交过多件改革意见书。不过袁世凯赞成和平的维新，并不赞成起兵杀人的流血维新，这其实就是政变。当谭嗣同找袁世凯，说康有为请他起兵杀荣禄禁太后时，袁世凯感到康有为等人已经改变了和平改良的道路，要搞武装政变，于是袁世凯就和他们分道扬镳了。

马悲鸣：袁世凯如果听了谭嗣同的话，至多就是印尼翁东中校的下场。袁世凯在日记中称谭嗣同乃嗜血残忍的轻进之徒，当是确评。我在《谭嗣同为什么不逃生》里讲到过这一点。谭嗣同之谋已经把袁世凯逼到非首告不能自免的绝地。

林思云：袁世凯告发维新党准备造反一事，取得了西太后对他的信任和重用，不久升任工部右侍郎署理山东巡抚，这倒是袁世凯事先没有想到的。袁世凯告发维新党的原意不过是想与维新党划清界限，以免维新党造反出事累及他。

袁世凯当年也没有作总理大臣的野心，也是运气太好身不由己。

马悲鸣：你这个比喻很有意思。我原来只是觉得江泽民象汉文帝，忽然被从齐王的位上恭迎进京当上了皇帝，而其在倒吕之役中没有尺寸之功，只有血统。在屠灭诸吕时同样有血统的朱虚侯刘章却是立了大功的。但他事后却泰然离京就国。江泽民得国倒真有点象袁世凯，其人以非科举出身而任副部长级的工部侍郎，在大清一代确也是个异数。

林思云：袁世凯上任山东巡抚后不久，即发生了义和团事件，这对于袁世凯来说又是一次好运。袁世凯没有迎合西太后等保守派支持义和团“扶清灭洋”的号令，反而认定义和团是破坏国家稳定的“左道邪教”，在他管辖的山东境内严厉镇压义和团，与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的“东南互保”遥相呼应。袁世凯此举获得朝中改革派的一片赞赏，一跃成为朝中继李鸿章之后的第二号改革派旗手人物。

马悲鸣：义和团事件就是以老佛爷为首的保守派起用邪教杀洋人和二毛子，导致八国联军进北京。

林思云：义和团事件后，清廷中保守派势力大大衰退，改革派势力渐占上风。一九零一年李鸿章去世后，袁世凯接任李鸿章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成为清廷中权势最大的重臣。

马悲鸣：据说是李鸿章临终荐袁世凯自代。当时朝野也咸认袁为一时无两的海内第一干员。

林思云：袁世凯出任北洋大臣后，立即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实行所谓“新政”。袁世凯自己兼任电政大臣、铁路大臣及商约大臣等重职，在发展国家工矿企业、修筑铁路、创办巡警、废止科举、开办新式学堂等方面，都取得卓有成效的业绩。康有为等人在戊戌变法时提出的改革方案和设想，多数在袁世凯当政期间变成了现实。袁世凯的作为使他成为清末中国改革派的巨星，出任北洋大臣期间也成为他一生中最辉煌的季节，深受广大新思想知识分子和进步青年的爱戴。

马悲鸣：用马克思主义者的话说，又是反革命执行革命烈士的遗嘱了。如果说袁世凯深受广大新思想知识分子和进步青年的爱戴，后来怎么又死得身败名裂呢？

林思云：袁世凯的情况有点象俄国前总统叶利钦的情况。叶利钦在苏联末期任民选俄罗斯总统期间，是他最受人民爱戴的时节。等到他后来真的当上俄国总统后，反而威信一落千丈，开始遭俄国人民的责骂。袁世凯也是在当上中华民国大总统后，威信一落千丈，从改革的巨星变成独裁的皇帝。

马悲鸣：叶利钦当俄罗斯总统时，可以把责任推给更在他头上的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可一旦没了苏联总统，叶利钦就得自己顶缸。

林思云：当然袁世凯在大搞改革时，触动了不少人的利益，特别是满族贵族的利益，得罪了不少人。皇室亲贵不断上书弹劾袁世凯权高势重，任用私人，甚至预言袁世凯将步曹操、刘裕后尘。一九零六年，袁世凯被迫辞去各项兼差，其手下的北洋军也被转交军部直接管辖。一九零七年，袁世凯又被调离北洋大臣，转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其实权大为缩减。一九零八年光绪帝和西太后相继病逝后，宣统帝父醇亲王载沣出任摄政王。载沣想杀掉袁世凯，但又怕袁的部下起兵造反，所以只是罢免了袁世凯的一切职务，令袁回籍“养疴”。袁世凯走了，但袁提拔重用的许多部下依然身居实权要位，袁仍对清廷朝政有着重大的影响。

后世有些汉人，不知为什么对载沣没有杀掉袁世凯感到惋惜。其实在当时，袁世凯是替汉人说话的改革派人物，载沣则是替满人说话的保守派人物，载沣杀袁世凯，对汉人一点好处也没有，因为袁世凯是当时汉人中最有实力与满人对抗的关键人物。如果当时载沣真的杀了袁世凯，汉人推翻满人的统治说不定要推迟到几十年以后。

不过载沣罢免袁世凯，也为满清自掘了灭亡的坟墓。本来汉人对满人政府搞君主立宪制还抱有幻想，改革派中枢袁世凯被免职，使人们对清廷改革的决心大失所望，转向赞成推翻清帝搞共和。袁世凯本来也是主张搞君主立宪的，还没有想造反。如果清廷仍然重用袁世凯推行君主立宪，清廷大致不会在武昌起义中被推翻的。但短视没有政治远见的载沣，根本不能理解西太后老是重用李鸿章、袁世凯等汉人大臣执掌朝政大权的真正用心，以为扳倒袁世凯满人就能重新挽回朝政大权，结果把本来忠于朝廷的袁世凯推向革命派，为清王朝划上了休止符。

马悲鸣：都是书生用事惹的祸，因为世人咸认光绪被囚瀛台是老袁戊戌告密的结果。故载沣一当摄政王，便欲杀袁世凯以为乃兄报仇。后来还是张之洞力谏，言新皇初立，不能先斩重臣，虽使袁世凯逃得一命，但也逼出了老袁的二心。而促成此结果的最初首因正是谭嗣同之谋。

林思云：武昌起义爆发时，袁世凯正在河南项城老家“养病”。摄政王载沣命清廷最精锐的北洋军前往镇压起义军，北洋军却是按兵不动，反而向朝廷提出重新起用袁世凯。载沣无奈，被迫派人到河南袁世凯老家去请袁世凯回朝。此时武昌的革命党人也派人到河南与袁世凯联络，言明只要袁赞成共和，就推举袁作大总统，南北两方都同时在向袁抛绣球。虽说袁世凯此时只是一个身无任何职位的退官老人，可他却决定着中国的前途和命运。

马悲鸣：诚所谓助楚则汉亡，助汉则楚亡。

林思云：经过一番考虑后，袁世凯向清廷提出他复出的六项条件：一、召开国会；二、成立责任内阁（总理最终决定权）；三、开放党禁；四、宽容革命党人；五、授予军事全权；六、充分供应军饷。袁世凯的六条是苛刻的，几乎就是十几年前戊戌变法的翻版，但此时清廷已无力再讨价还价，摄政王载沣屈辱地接受了袁世凯的全部要求。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十三日，袁世凯被任命为责任内阁的总理大臣，威风凛凛地返回了北京。袁返回北京的第一件事就是将刺杀摄政王未遂的汪精卫保释出狱，袁很欣赏汪精卫的勇识才干，想重用汪，但被汪拒绝。

马悲鸣：保汪不死的是肃亲王，而肃亲王自己的女儿金碧辉（川岛芳子）却被国民政府所杀。袁保释汪的意思虽然有向南方革命党示好的意思，也有向本欲杀他的摄政王示威的意思。但后来袁世凯还是洪宪登基了，仍不失为王莽一流。

林思云：关于袁世凯出任民国大总统的事，在上次的策马入林中已经说了一些，这里不再罗嗦。最后提几句袁世凯当皇帝的事。

积极鼓动袁世凯称帝的不仅有中国保守派，还有不少外国学者专家，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被称为“美国行政学之父”的霍普金斯大学校长古德诺。古德诺发表了《共和与君主论》一文，认为中国人知识程度太低，无研究政治之能力，只适合于君主制。孙中山虽然反对袁世凯称帝，倒是挺赞成古德诺的观点。孙中山在一次讲话中说：“不少中国人对古德诺劝袁世凯称帝感到惊讶。古德诺是来自共和国的学者，为什么不赞成共和，反而赞成帝制呢？但是我理解古德诺的心情。他是来自共和的国家，有共和的经验，所以才说这样的话。到了美国的移民，只要几年就能得到公民权，黑人刚被解放也得到公民权，美国吃尽了这些缺少知识人民的苦头。因此美国的学者们，一听说缺少知识的人民要搞共和，难免摇起头来”。

孙中山看来，美国似乎不该给缺少知识的黑人和移民公民权。现在有人讲这样的话会被批判为种族主义，但百年前人们的言论自由似乎更多一点，什么话都敢讲。

林思云：这些都是后话了，下次再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