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祭--袁世凯及北洋军阀时期是中国最民主的时期

辛亥祭--袁世凯及北洋军阀时期是中国最民主的时期

袁世凯背了近百年的骂名。窃国大盗、卖主求荣、开历史倒车等等，都是些“顶级”的罪名，任何一项都可置人于死地。作者出生于六十年代末，所受的教育使之认为中国历史上最坏的人袁世凯与蒋介石并列第一名，这得益于前中共首席理论家陈伯达那充满意识形态思维的两本书：《窃国大盗袁世凯》、《人民公敌蒋介石》。甚至于袁世凯比蒋介石还要坏，毕竟蒋介石有一帮子僚属感恩戴德，而袁世凯却法统断嗣。

　　我很早就对这个五短身材、连秀才都没考上的河南人开始感兴趣。中原自宋室南渡后，就没有出过彪炳青史的一流的大人物，到了二十世纪初，出了个中华民国大总统，也算是“人起三代之衰”。初是骂和恨，那是教科书的功劳；继而是怀疑和无言，那是言论渐开的结果；随着新的史料和证据的出现，使我对袁慰廷又有了全新的认识。

　　袁世凯出生在人才凋弊的河南，豫中平原的一个农村。上过学，却连个秀才也未考中，投笔从戎。一八八一年入淮军吴长庆部，一八八二年随吴入朝，一八八五年回国。越明年，再赴朝鲜。一八九四年，任驻朝总理大臣。一八九五年，以道员衔（浙江温处道）赴天津练兵。一八九九年任山东巡抚。一九零一年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一九零七年入军机处，兼外务部尚书。一九零八年被罢退，隐居安阳。一九一一年出任总理大臣。一九一二年三月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一九一五年十二月自任中华帝国皇帝，改元洪宪。一九一六年三月廿二日宣布取消帝制。一九一六年六月六日逝世于北京，终年五十七岁。

　　袁世凯在晚清的政坛上翻云覆雨，权倾一时，先后被吴长庆、李鸿章、维新党人、光绪、荣禄等重要人物所青睐，手握重兵而没有受到狡诈多疑的西太后猜忌，不断予以擢升，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秉政相国，仅靠奸诈、贪墨是远远不够的。今日观袁世凯照片，目光灼灼逼人，谁人可比？

　　袁世凯个人政治品质在称帝前并无令人诟病的地方。在朝鲜的若干年虽然对朝鲜君臣飞扬跋扈，极不尊敬，但在国人眼里却是政绩卓著、可圈可点，被视为具有近代思想和知识的军届少壮派、政坛后起之秀，为多个政坛大老所青睐，亦为物议所推崇。维新变法前，他捐给强学会五千元，并多次表示自己的变法立场。庚子国变中巡抚山东，极力驱逐义和团出鲁，既保境安民，又屏障了东南，使东南互保得以顺利进行，为中华民族保存了些许元气。当时京畿等地的电线杆都为义和团指为“妖物”烧毁，朝廷中枢同全国各地的电报联系中断，全凭山东巡抚衙门的电报房中转各地的电报，一时间使济南成为各省同中央的联络站。我们可以假设一下，如果袁世凯不顾一切地按那拉氏的宣战诏书行事，对战争的结果并无太大的影响。当他率北洋六镇胁齐鲁大地卷入战争，势必使战争扩大，山东、两江、湖广成为义和团的天下，同后来的红卫兵运动不相上下，电杆、铁路等破坏殆尽，天下汹汹；八国增加兵员，更多的异国士兵从天津海岸登陆，持着自动化的武器向中国内地杀来，辛丑条约的赔款数额将大大增加，慈禧与光绪可能会落入联军之手，成为傀儡政府的首脑。不要设想欧美列强会废掉慈禧，还政光绪，继续戊戌年间的事业，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列强钳制慈禧对光绪的迫害，既有战略上的考虑，又有流亡海外的保皇党和本国民众舆论的压力，也有价值观的冲突。慈禧的“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彻底的卖国政策，列强那个不欢心？如果列强对慈禧恨之入骨，随时就可以换掉她；就是发生了慈禧支持下的义和团反洋运动，杀了不少的在华洋人，列强占领北京后完全可以追上并俘获慈禧，但他们没有这么做；列强战胜后也没有追究慈禧这个首恶的责任；可见他们对慈禧还是欣赏的。如果是那样，中国可就要真的亡了。

　　以前最使袁受伤的就是出卖光绪皇帝一事，随着清史研究的深入，人们不得不承认袁世凯并未出卖光绪皇帝，而是当时袁的政敌的攻讦和普通人的误解和猜疑造成的。袁世凯是何等聪明睿智的人，做此等危及家族的事他会斟酌再三的。很多人不相信袁世凯的《戊戌日记》，因为他是“窃国大盗”。《戊戌日记》出笼这么多年，许多人都嗤之以鼻，认为是袁世凯为己申辩，不足一驳。但随着历史事实的发掘，人们从僵硬的历史教学中解放出来，认为他说的对。戊戌政变后，慈禧认为袁是“帝党”、“新党”人物，要杀他，幸经荣禄力救得免。话又说过来了，就算是袁世凯通过荣禄向慈禧告了密，又是多大的罪恶呢？慈禧当时是清王朝的实际统治者，国家的最高领导人，让他“围园杀后”，此是不忠！荣禄是袁世凯的恩人、顶头上司，让他杀荣禄，这是不义！作为一个有着远大前途的旧军人，让他做不仁不义的事，会干么？慈禧和荣禄在现代的主流话语权中是十恶不赦的误国罪人，但在当时却不是。慈禧有一帮子忠实的“后党”臣子拥护，荣禄是人们心目中的干员能吏，不是现在这个样子。戊戌政变后，有人向荣禄进言，认为袁世凯是“首鼠两端”的小人，应予株杀。荣禄坦然说：“袁乃我的人，无所谓首鼠两端”。（苏继祖《戊戌朝变记》）而“帝党”人数了了且职务不高，四十岁的康有为六品工部主事，廿五岁的梁启超以六品衔在办京师大学堂、译书局，卅三岁的谭嗣同是六品衔的军机章京，杨深秀是山东道监察御史，廿三岁的林旭、卅一岁的杨锐、卅九岁的刘光第是四品卿衔军机章京，卅一岁的康广仁是布衣，一群年轻的、没有人脉资源的中下级官员。

蒙在袁世凯身上的历史冤尘

惟一的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帝师”翁同和也在“百日维新”前夕被罢斥，一个连老师兼亲信都保不住的皇帝，有什么号召力？维新诏旨只有湖南巡抚陈宝箴（陈于一九零零年被念念不忘的慈禧赐死）一人响应就是明证。戊戌变法后，西太后要废光绪，立端郡王载漪的儿子溥儁作皇帝。端郡王载漪、庄亲王载勋、辅国公载澜、承恩公（同治的岳父）崇绮、军机大臣刚毅、理学大师、军机大臣徐桐、刑部尚书赵舒翘、礼部尚书启秀等极力怂恿，大肆活动。废立之事未获成功，是因为外国人反对，慈禧的头号亲信荣禄竟然也反对。毛泽东称赞过的并为人们所熟悉的著名封疆大吏张之洞也是一个铁杆“后党”，清末著名维新派湖南浏阳唐才常，早年与谭嗣同办时务学堂，编辑《湘学报》，宣传变法维新。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一九零九年在上海组织正气会，后改名为自立会，拥护光绪当政。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照会英国领事，把他从英租界抓来杀了。光绪死后，时任军机大臣的张秉承慈禧的旨意为光绪拟定谥号时，塞进了贬责光绪的意思。大臣一个个疏远光绪，连皇后也落井下石，带头孤立光绪，王照所写的《方家园杂咏记事诗》中记载：“隆裕自甲午以前即不礼皇上，虽年节亦无虚文，十五六年中从未该行”。由此可见，光绪皇帝在当时是多么的孤独，借袁世凯一百个胆子，他也不敢把自己的命运同一个傀儡君王捆绑在一起！

　　辛亥首义，袁世凯继孙中山这个临时大总统成了中华民国正式大总统，长期被人斥为“窃国”；既是“窃”，原先当有主人。是清政府？那袁世凯岂不是英雄？是孙中山的临时政府？可袁的大总统是以孙为代表的革命党有条件的拱手相让（就是相让也是一个临时大总统的空头衔，没有多少实质性的东西），是得到孙中山、黄兴等领导人和议会同意和批准的，何窃之有？袁又非革命党人，凭什么要将天大的功业送与孙中山。武昌起义后建立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是一个极为虚弱的草台班子，如果不是袁世凯养寇自重，未命北洋军全力出击，也早就玩完了。袁世凯劝清廷逊位，孙中山将总统让给他，是一项政治交易。清廷退位，孙中山也就不用以戴罪之身流亡海外洗盘子了，摇身一变成了开国元勋。袁世凯软硬兼施，顺利践约，隆裕代侄子宣统逊了位，成了没有国土的皇太后、皇帝，继续在紫禁城内享受优裕的生活。对待下了台的旧主子，袁是优礼有加，尊重如昔。爱新觉罗家族同五年后沙皇罗曼诺夫家族的命运大相径庭，沙皇尼古拉二世全家被残酷处决。俄罗斯是欧洲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罗曼诺夫王朝把俄罗斯从一个弱小、封闭、愚昧的国家拓展成一个横跨欧亚两大洲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有大功于俄罗斯。而中国是亚洲一个落后的中世纪国家，爱新觉罗家族早期有“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中期有残暴频繁的“文字狱”，晚期又大肆出卖国家主权领土利益，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的灾难，四万万同胞恨之入骨、皆曰可杀；可结局大相径庭，沙皇尼古拉二世全家被伟大的伊里奇批准枪决了，爱新觉罗家族被“窃国大盗”袁世凯保了下来；就凭这一点，袁世凯就是豪杰胸怀。

　　袁世凯在位期间，新闻自由，骂袁的也不少，袁都能泰然处之。章太炎用袁的大勋章作为扇坠在新华门大骂袁世凯，袁世凯也无可奈何，并未加害。北京兵变一直被栽在袁世凯头上，认为是袁世凯指使曹锟干的。经专家考证，此是偶发事件，袁世凯事先并不知情。宋教仁遇刺经研究证明，是赵秉钧怕丢掉总理宝座自为之，非袁世凯授意。袁世凯的大度还表现在对待并非嫡系的黎元洪身上：主动同黎元洪结成儿女亲家，被人说成是拉拢黎，但也未尝不是黎所愿，在袁家军密布的京师同袁结成亲戚，黎一下子安全多了。袁世凯称帝首先封黎为“武义亲王”。黎元洪拒不接受封号，不受王服，不受袁世凯亲笔书写的匾额，不受给“武义亲王”的赏赐，闭门不出。说来也奇怪，黎黄陂这个外表忠厚、性格软弱的“菩萨”在号称“屠人”的袁皇帝面前也端起了架子，袁世凯也只有听之任之，估计是黎元洪惦记着共和“储君”的位置。可爱的袁世凯在金匮石屋的“遗诏”里仍把黎元洪列为排序第一的继承人。

　　当时的御用文人们编了一出丑化和诬蔑孙中山的“戏”，名叫《新安天会》。第一次看到此事时，真使我“佩服”极了，看来洪宪皇帝麾下也不是没有人才，居然想出了这样一个好主意。剧本编好了，谁来演主角？首选是谭鑫培，可是这位侍候过老佛爷的谭老板根本看不起袁大头，说什么也不干。后来又找到孙菊仙，孙也曾是朝廷的“供奉”，自有身价，同样看不起袁世凯，也坚决不演。两个“戏子”，给腐败的慈禧太后演了几十年的戏，却坚决拒演歌颂共和国总统的“政治戏”，丝毫不给将来的洪宪皇帝面子，真是令人不可思议。如果是在“文革”期间，什么人敢拒演《长征》、《东方红》、《红灯记》、《沙家浜》，我是真服了他！

　　“二十一条”的签定又是袁的一大罪状。可日本一开始提出的“二十一条”同后来签定的《中日新约》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版本，经过老袁的软磨硬抗、斗智斗勇，日本不得不降低要求，把危害中国最大的条款去除。袁大总统签定后愤恨难平，令将签约日定为“国耻日”，以志不忘此仇。在“二十一条”的谈判中，袁世凯始终坚持一个原则，日本人已经得到的，可以让步，日本人还没有得到的，锱铢必较。如满洲问题，袁世凯同曾叔度（时任国务院参议兼大总统府秘书）说：“满洲外的要求，我尽量全部驳回。满洲内的要求，多少答应几点，而这几点答应了，我有办法要他等于不答应。不但如此，我还要杀他个回马枪”！（曾叔度《我所经历的“二十一条”内幕》）

　　满洲在日俄战争后已是日本的口中之食，再让他吐出来是与虎谋皮。在谈判桌上，一个弱国能保住既有利益已是不易，不可能把已失去的再夺回来。那不是难为袁世凯吗？《中日新约》签订后，日本人大失所望，在国际上也大失面子。袁世凯被迫在修改后的“二十一条”上签字后，好多天神志为之不宁。他让丁佛言撰写了一本书，叫《中日交涉失败史》，印刷了五万册，密存山东模范监狱中。对左右说：“勾践不忘会稽之耻，最后终于打败了吴国，那些咄咄逼人的人终有肉袒牵羊之一日。到那时，此书就可问世啦”。一九一五年五月八日，他在北京政府高级官员全体出席的国务会议上讲话，表现得极为沉痛，他说：“…为权衡利害，而至不得已接受日本通牒之要求，是何等痛心，何等耻辱。无敌国外患国恒亡，经此大难以后，大家务必认此次接受日本要求为奇耻大辱，本卧薪尝胆之精神，做奋发有为之事业，举凡军事、政治、外交、财政力求刷新，预定计划，定年限，下决心，群策群力，期达目的，则朱使（英驻华公使朱尔典）所谓埋头十年与日本抬头相见，或可尚有希望。若事过境迁，因循忘耻，则不特今日屈服奇耻无报复之时，恐十年以后，中国之危险更甚于今日，亡国之痛，即在目前。我身负国民付托之重，决不为亡国之民。但国之兴，诸君与有责；国之亡，诸君亦与有责也”。

　　袁世凯死前为自己写下了一幅耐人寻味的挽联：

　　“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

　　从中可见袁世凯对日本的切齿痛恨。

当时的华夷之分同后来的五族共和有区别。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后第一件事就是祭明太祖，以示自己是朱明王朝的继承者。真形成那种局面，才是中华民族之大不幸。

　  清末民初，袁世凯在全体国民心目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孙中山还略逊一筹。他为新旧人物所接受，普遍认为袁世凯讲义气、重朋友、有担当、有魅力，是一个能够挽救中国的不二人选。他在朝鲜的上司，金石学家、文字学家、湖南巡抚吴大澄回国后对李鸿章盛赞袁世凯：“公向谓张幼樵（张佩纶，李鸿章的女婿）为天下奇才，我见天下才非幼樵，乃袁某也”。（沈祖宪、吴闿生《容庵弟子记》）李鸿章给这个老部下的评价是“血性忠诚，才识英敏，力持大局，独为其难”。还说：“环顾宇内者，无出袁世凯其右者”。

　　孙中山会见袁世凯后，也对他赞不绝口。民国元年二月辞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致电袁世凯时说：“查世界历史，选举大总统，满场一致者只有华盛顿一人，公为再现。同人深幸公为世界之第二华盛顿，我中华民国第一华盛顿”。在接到袁世凯赞成共和的电文后，孙中山又说：“民国确立，维持北方各部统一，此实惟公一人是赖。语云：英雄造时势。盖谓是也。……新旧交替，万机待举，遗大投坚，非公莫办。”在一九一二年八月廿八日与《亚细亚日报》记者谈话中，当记者问：“先生既不欲重当政局，第二期总统恐难得其人”。孙中山则答道：“仍以现总统袁公为宜。依我所见，现在时局各方面皆要应付，袁公经验丰富，足以当此困境，故吾谓第二期总统非袁公不可。且袁公以练兵著名，假以事权，军事必有可观”。八月廿九日，孙中山致电黄兴说：“到京以后，项城接谈两次。关于实业各节，彼亦向有计划，大致不甚相远。至国防、外交，所见亦略同。以弟所见，项城实陷于可悲之境遇，绝无可疑之余地。张振武一案，实迫于黎之急电，不能不照办，中央处于危疑之境，非将顺无以副黎之望，则南北更难统一，致一时不察，竟以至此。自弟到此以来，大消北方之意见。兄当速到，则南方风潮亦止息，统一当有圆满之结果。千万先来此一行，然后赴湘”。在这里，孙中山既劝了黄兴，又为张振武被杀一事为袁作了辩护。他还说：“今日之中国，惟有交项城治理”。

　　孙中山如此，其他人呢？在武昌起义后，黎元洪致电袁世凯：“公果能归来乎？与吾徒共扶大义，将见四百兆之人，皆皈心于公，将来民国总统选举时，第一任中华共和大总统固然不难从容猎取也”。黄兴也表示：袁总统“实为今日第一人物”。

　  袁世凯还是个知人善任的好伯乐。“敢于用人，不念私仇，不限流品，不论资格而已”。（胡思敬《大盗窃国记》）后曾作过总统府秘书长的张一麟曾说：“其虚怀下士，有不可及者。其精力过人，两目奕奕有神，其未见者俱以为异。与人言，煦煦和易，人人皆如其意而去，故各方人士奔走于其门者，如过江之鲫。然所用无私人，族戚来求食者，悉以己俸食给月廪，不假事权。属吏苛有脏私，必严劾治罪。…其不用私人，不有私财，非当世贵人所能望其项背。使遇承平之世，岂菲卓卓贤长官哉”！不要以为张一麟是袁的部下，就认为张偏袒他，张说这番话的时候袁是北洋大臣、直隶总督，并且张后任国民参政会副议长，著名的爱国老人，在南方有着不小的影响。袁世凯的“煦煦和易”有一件小事可资证明。一次，袁世凯去拜会内务府大臣增崇（字寿臣）。增崇将小儿唤出来见礼，只见袁世凯闪电般地离开了座位，也照样抢前几步还礼，口中还连说：“不敢！不敢”！然后双手紧紧拉住小孩的手连说：“老弟好！老弟好”！问他看什么书，小孩说了几本书。袁世凯连忙说，“好，好。我明天就给送过来”。第三天中午，就看到门房的院子里摆着五个木板箱子（学富五车之意），里面各种各样的书应有尽有！门房说：“袁大爷差片给少爷送书”。“差片”就是让人持名片办事，以示郑重这件事。几十年后这小孩还牢记在心，回忆起来宛在眼前。

　  袁氏当政的时候，革命如章太炎，守旧如王闿运，背信如刘师培，保皇如康有为，善变如梁启超，颓废如严复，有个人野心如杨度，这诸公无一不是文名震天下的狂放之士，性情各歧异，政见相抵牾，而袁世凯都能包容优待并为己所用，这种气派和手腕是后起者如段祺瑞、蒋介石之流望尘莫及的。史学大师湘潭王闿运，当袁世凯复辟邀他作劝进之举时，开出“王闿运”三字一字十万元的高价卖名，正处在登基前亢奋中的袁世凯大喜过望慷慨答应，并且电湖南都督汤芗铭先付十五万。未几洪宪帝制垮台，王闿运居然还惦记那未到手的十五万元，袁世凯竟又付完那剩下的一半“劝进费”。袁世凯手下有不少文人“能员”，还极力任用清朝派往美国留学的第一批留学生，为这些稀缺人才提供了广阔的施展才华的舞台。比如帮他兴办新式教育的严修，如帮他主持修建铁路的詹天佑、帮他打点海关的唐绍仪、梁如浩、梁敦彦，帮他创办巡警的曹嘉祥，这些人都是袁世凯一手提拔起来的中国现代化先驱。他出身卑微，也把许多与之出身相同的人提拔到重要岗位上去。袁世凯还记忆力惊人，对人名地名和别人的性情喜好天生敏感，任何人，哪怕和他只有一面之交，多年后袁世凯还能一见就叫出人家的名字，道出别人的籍贯郡望，甚至当年见面的某些细节。这等本事常常让与袁结识过的人心中暗暗吃惊，既感到受尊重，又觉得此人精明不可欺。他对自己倚重的各种关系人物的性情爱好也摸得熟透。从天津小站走出的穿着欧氏军服拖着长辫子的袁世凯的部下和部下的部下，在二十世纪前三十年的中国政坛上呼风唤雨，无人出其右。徐世昌、王世珍、冯国璋、陈光远、王占元、张怀芝、雷震春、田中玉、陆建章、段芝贵、曹锟、吴佩孚、段祺瑞、徐树铮、张作霖、唐继尧、陆荣廷、张勋、赵秉钧、张宗昌、张敬尧、孙传芳等等，一个个名震中外的人物都曾是袁世凯之左右。你可以说他们中间有臭名昭著的人物，但却不能否认他们是才智超群的，是当时统治中国的实力派。在以后的蒋介石政府中也有不少袁的部下，曾任副委员长的冯玉祥，曾任副总司令的张学良等。人们耳熟能详的赵博生、董振堂、吉鸿昌、赵登禹、佟麟阁、韩复榘、张自忠、方振武、宋哲元都是冯玉祥的部下，当袁世凯在世的时候，他们还是下级军官或士兵。可以说北洋系人才济济，群星荟萃。由于历史的局限，没有完成统一中国的重任，被赶出了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心。在二十世纪的前五十年，中国大地上形成了北洋系、国民党、共产党三个人才高地，民族精英被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三个旷代英才一网打尽。

　　袁世凯错就错在称帝上。登上总统宝座以后，以前那个机敏、干练、老谋深算的袁世凯开始晕乎了，动作开始变形。袁大半辈子为清廷臣子，是一个传统封建思想很深的人。同时，帝制在当时有着雄厚的群众基础，要推翻帝制的是一小撮有着海归背景的精英群体。认不清这一点，就难以理解当时发生的事情，就难以理解康有为的保皇党，张勋的辫子军，辜鸿铭的不剪辫子，杨度的筹安会，鲁迅的小说《阿Q正传》、《风波》、《药》。帝王理想是中国男人潜意识里最根深蒂固的胎记，袁世凯也不能免俗。皇帝梦象一根捆仙绳，把个雄才大略的袁项城牢牢地给捆住了。

　　袁合法地做了大总统，又合法地做了终身大总统，并有权推荐继承人，同皇帝也差不多了。但他在一些帝制发烧友的鼓噪下，欣欣然坐到了热锅上，成了洪宪皇帝。真是“合六州四十三县之铁，不能为此错也”！袁世凯做不做皇帝自己内心也很矛盾，但周围的人连推带拉，把他弄到宝座上了。筹安会中的杨度是“旷代逸才”，严复刘师培是国学大师，名重士林。严复还是第一任北京大学校长，《天演论》的翻译者。孙毓筠、李燮和、胡瑛原是同盟会的骨干。这几个人是劝进队伍中的智囊团。一个友好而博学的美国宪法顾问古德诺教授受聘于袁政府，并写了一本书，叫《共和与君主论》。强调君主制优于共和制。民主自由的美国来的顾问也这么说，可见君主制确实好。那个一心做“曹丕”的准太子袁克定出了几万银元，处心积虑地办了一份《顺天时报》，来蒙他老子，创下了一个世界政治史上的奇闻。另外，中央大员、地方藩镇（当时有十九将军联名劝进）也纷纷表态支持称帝。全体国大代表一千九百九十三人全票通过，“一致赞成为君主立宪国体”。设身处地为老袁想想，做不做？

　  袁世凯称帝，给了孙黄最大的口实，一个边远省份的都督蔡松坡首先起了事，北洋系的大将都看老主子的笑话，不出力，袁世凯噬脐莫及。好像讨袁是因为袁做了皇帝，但是在当时反袁派的心目中，袁做不做皇帝都要讨。“二次革命”已讨过一次，不过打败了。“二次革命”是因宋教仁案引起的，当时黄兴就提出应依法向袁政府讨要公道，但孙中山不依，仓猝起事，一败再败，把国民党三个都督位子也打没了。不过，袁不做皇帝要推翻也不容易。袁当皇帝错了，还偏偏又短寿，只活了五十七岁，如果寿及古稀，情况又不一样啦。

　　当皇帝是亿兆民众的梦想。皇帝的权力不受限制，一言而为天下法，还可以传子传孙，世袭罔替。中国大多数男人心目中都有一个挥之不去“皇帝情结”，从呱呱坠地就一直在强化这个观念，古代小说、戏剧、传说、民间宗教、祖先崇拜等等都成了潜移默化的活教材。统治者在掌握了无限的权力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都会把自己塑造成一个皇帝--有皇冠的皇帝或无皇冠的皇帝。斯大林、蒋介石、毛泽东的权力不比皇帝小，蒋介石还父子相传。在号称有史以来最先进的社会制度下，还有朝鲜金家父子相继，古巴卡斯特罗昆仲共治。如果袁世凯知道这些情况，决不会称帝。他不称帝，就少了最大一桩罪，反对派也就师出无名了。他死了，他的部下又统治中国十年，继起的统治者都是他的死敌孙中山的信徒，袁世凯便陷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

　　后人每每叹息袁世凯一念之差没有成为中国的华盛顿。如果孙中山没有下野，也成不了华盛顿。孙中山骨子里也是惟我独尊，比袁世凯还不能容人。此说不是抑孙扬袁，可惜历史不能重复。比如民国初年，暗杀名记者黄远庸的著名案件。刺杀竟是中华革命党美洲支部指使，由后来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直接指挥，命令则出自中华革命党党首、中华民国的“国父”孙中山！却使袁世凯背了一个大大的“黑锅”，直到凶手临终前良心发现道出真相，才为已作古七十多年的袁世凯洗清了不白之冤。此事令我喟然长叹，沉吟良久！谁能相信温文尔雅的林子超先生会去指使杀人？！就这一案来看，孙中山对文人的肚量是比不上袁世凯的；袁氏此时已宣布洪宪帝制，以“中华帝国皇帝”之尊，尚能容得下黄远庸；孙中山在野之身，竟容不得一介报人。袁氏能得天下，毕竟有其过人之处。孙中山流亡国外十几年，一直高擎反清大旗，愈挫愈奋，为推翻清朝作了舆论、组织上的准备，成了反清一号人物。但武昌起义和同盟会没有关系，是文学社和共进会干的。武昌起义后，黎元洪和黄兴没有做总统的意思，而是虚位以待袁世凯。

　　革命党人在对待袁世凯的问题上也有不妥之处。孙中山当大总统，宪法规定采用美国式的总统制；换袁世凯当总统，却改成了法国式的内阁制，扩大内阁的权力限制总统。宋教仁还把赵秉钧发展成国民党员，挖墙脚挖到袁世凯的家里了。宋准备成立一个清一色的国民党内阁，自己当总理。一贯主张民主、自由、博爱的国民党对一党独大、独掌乾坤也是情有独钟。这些躁进的举措都深深地激怒了袁世凯及其部下，为两派的决裂和共和的消亡埋下了祸根。

　　近几年随着对近代史研究的深入，随着历史档案的逐步解密，对袁世凯的评价也有少许改变，发现“坏透了”的袁世凯也有许多可爱的地方，真实的历史逐渐显现出来，这是值得告慰袁大总统在天之灵的。中国传统的历史观把“好人”说得直如“圣人”，把“坏人”说得仿佛“魔鬼”，机械地把人分为“君子”与“小人”，这种简单的“两分法”其实是幼稚的学问，严重阻碍了我们对历史的研究，影响了我们对历史的真实认识。每当我们看到海外历史学家、汉学家对中国历史精辟而独到的见解，都不禁令人汗颜。为什么我们写不出那样的著作？路径依赖、传统思维在左右我们的行动。我认为袁世凯在新旧交替之际是一个具有独特影响、发挥独特作用得人物，有功有过，应客观公正对待，不可一概否定。否则，就不是唯物主义的历史观。

　  袁世凯死了，埋在了他魂牵梦绕的洹水岸边，在他几年前隐居此处时曾作了一首诗，《自题渔舟写真》：

　　百年心事总悠悠，壮志当时苦未酬。

　　野老胸中负兵甲，钓翁眼底小王侯。

　　思量天下无盘石，叹息神州持缺瓯。

　　散发天涯从此去，烟蓑雨笠一渔舟。

　　但我更喜欢的是他的 《登楼》诗：

　　楼小能容膝，檐高老树齐。

　　开轩平北斗，翻云太行低。

　　话虽粗俗， 意却纯真。

　  这里远离他的故乡项城有四百多公里。一生叱咤风云的他顶着“窃国大盗”屈辱的帽子孤独地躺在一个高大的坟冢下面，无可奈何地承受着世人的辱骂。他的子孙有的远走海外，有的悄无声息地生活在芸芸众生的角落里，默默地品尝乃父乃祖给他们留下的“政治遗产”。直到他的孙子袁家骝衣锦还乡，并充分表达了对现政权的合作态度，并成为庙堂上的座上宾，仍不能将“窃国大盗”的铭牌从袁林去掉。袁世凯死了，他执政时铸造的饰有他头像的质量优良的银元在解放初仍是市面上的硬通货，被人们心情复杂的叫做“袁大头”。当人们用拇指和食指卡着一个泛着亮光的小圆片凑在唇边用力吹一口气迅即划一道弧放在耳朵边仔细听那从幽深之处发出的微细的金属嗡嗡的颤动声而浮现在脸上的惬意的神情令人终生难忘，此时，他们会不会在心中痛骂“窃国大盗”？只有天知道！

　　让我们用皇次子袁克文劝谏其父的一首诗《感遇》作结：

　　乍着微棉强自胜， 阴晴向晚未分明。

　　南回寒雁掩孤月，西去骄风动九城，

　　驹隙留身旁一瞬，蛮声吹梦欲三更。

　　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

　　“莫到琼楼最上层”，多么恳切的话，是二皇子对父皇的话，可父皇并没有有任何表示，一任他风云逝去。我想，袁世凯在阴曹地府念得最多的当是这首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