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武器来源看共军的抗战

 从武器来源看共军的抗战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军队由5万人扩大到120万人及民兵近200万，考虑到其身处敌后既无内援又无外援，可说是历史罕见的大奇迹。而其武器装备来源也大有可探讨之处。 

       抗战时期中共军队武器有几大来源：        1、缴获日军        2、缴获伪军；        3、与国军摩擦所得；        4、国府友军接济补给；        5、收编民枪（含收集国军散失武器）；  

       6、自身军工补充。        在战争不同阶段以上来源比例又有大幅度涨消，而且各战略区情况也大有不同。下面试从战争不同阶段来探讨。 
　　 
       一、37年出兵至38年末战略展开期。部队发展到17万人，建立了人口达5000万的根据地。 

       共军出兵伊始武器装备几乎全部为内战期间所有，经过长征（含西征覆没）之后重武器基本丢光，但历经歼灭东北军2个师、胡宗南一部、东征山西等战役轻武器尽管品牌杂乱配置不全（如贺龙部步枪仅55支有刺刀），但基本够用。与国内军队相比弱于中央军、滇桂军，略强于川军。出征前没有得到国府大规模武器补充。共军出战之时正是日军挥军直进骄横无比而且正面有国军死打硬拼，所以共军发挥自己拿手好戏重兵游击于山岳地带，打了许多漂亮仗。其中不少是专打日军辎重部队（平型关、广阳、雁门关等）所以缴获自日军的武器装备着实不少。至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的一年零三个月，中共军（不含新四军）与日军作战1500次，歼灭日伪军5万余人，缴枪1.2万。考虑到这期间伪军较少较弱，可以认为对日军作战占其中较大比例。主力部队补充了不少日式装备，林彪就是因穿着日军大衣而被友军误击的。 

       这一阶段共军增加了10万余人，武器的主要来源是收编民枪及国军散失武器。37年7月至37年11月太原失陷，与日军作战100余次，歼敌1.1万人，自身损失6000人。此后主要是战略展开，收编民间武装、建立政权，其主要根据地晋冀等地原本就民风强悍、民枪众多，又经过国军与日军的大战，散失武器极多，共军放手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大批成建制收编民间武装并大力收集民枪，仅冀东暴动就有近20万人参加，其中精华均被吸收成军。其中新四军尤为突出，出兵地带均为国军与日军进行过主力会战之地（苏浙、鄂豫等地），叶飞部仅收集机枪就百挺以上，而五师成军之初基本是收捡武汉会战国军散失武器起家。茅山纪振岗一介商人也赠送陈毅步机枪数百。 

       本阶段国共同仇敌忾，无军队间摩擦。而且还从国府得到不少接济。八路军新四军都有相应军费，被服、弹药供应。武器供应有记载的只有120挺苏式机枪、6门平射炮。38年129师长乐村急袭战时就有使用苏式重机枪记录。友军接济在此时也最多，卫立煌、阎锡山、盛世才等均有记录。 

       本阶段国共摩擦、军工自给均可忽略，而与伪军作战可并入对日军作战中，故我们得出一个比例：本阶段增加的军队武器中缴获日军占到10%，国府友军接济占10%，其余为收编民枪及国军散失武器。 

       本期共军基本是拼红军的老底子，指挥员均为降级使用，如林彪、贺龙等早就有指挥集团军级作战的经历，甚至有红军师级军官充任营级的情况。故指挥能力强、战法灵活。基层士兵中有一半以上是身经百战的长征老底子，进入陕北后补充的俘虏和新兵在这种一帮一的比例下迅速成长，战力可比原红军主力。从初期几战来看，尽管武器装备不好但能够扬长避短，战技一流，担任山地游击任务胜任有余。从主力部队来看每名士兵配步枪一支，手榴弹2-3枚，子弹100-200发，每连军装备轻重机枪，团级单位装备有迫击炮。战斗中能充分发挥武器效力，尤其射击纪律极强，无乱开枪之例，白刃战坚决勇猛（在刺刀不足时能运用各种刀矛杀敌），在山地运动游击战中是一流的军队。彭德怀曾自信的认为如有20万机动部队，拥有国军配备，便可在华北以运动战为主的方式与日军对垒。太原失守后分兵建立根据地，一年里增加3倍，但此时的共军很注意部队的发展与战力相匹配，新编部队尽量多整训少打仗，先打弱敌、先打小仗，以老带新，所以至38年底单位部队战力无明显下降。但武器无明显改善，聂荣臻曾对此甚为担心。 

       二、39年初至40年末百团大战结束，发展壮大期。共军爆炸式发展，八路军达170个团40万人，新四军达10万人。武器来源与前阶段大有改变。本期日军攻势达到顶峰，注意力依然以正面战场为主，对后方占领区关注不够。国军也正是严防死守战意高昂之时，敢于在大战之余相机发动大型反击、如冬季攻势，大型会战与局部反击连绵不断。共军对日作战保持前期主动态势，尤以百团大战为顶峰。 

       此时日军已开始重视扶持伪军。大力收揽土匪无赖及失意军人败类，以缴获自国军的武器予以武装，希图维持后方治安。但此类乌合之众与共军作战百战百负，共军也有意打这种缴获大代价少的仗，于是缴获伪军武器正是成为一大来源。 

       本期国共关系逐渐冷却、开始出现大规模摩擦。如山西十二月事变，新军33个团4万人枪正式并入共军编制，华中黄桥一役歼灭国军1.1万人，缴枪4千余，华北反击朱怀冰、鹿钟麟、阎锡山、张荫梧等都是万人规模以上的大战，缴获自然不少。有了摩擦所得自然就少了国府友军接济，但经费一项直至40年10月才停发。 

       收编民间武装一项较前期减少。原因是国军战线逐渐稳定，开始重视敌后建设，有意发展敌后武装，如忠义救国军等。原根据地潜力挖掘已尽。 

       本期共军有了较稳固的根据地，军工建设有发展，但受各种条件限制只能供应少部分弹药，武器类产量很少。 

       由此我们认为本期共军增加的30多万军队的武器来源中以缴获伪军、与国军摩擦所得、收编民枪为三大主项，当占到70%以上，缴获日军维持前期比例不变10%，考虑到百团大战的因素，本期与前期当是对日作战积极主动期。 

       本期共军扩展太快，除少数主力部队外，平均战力较前期有较大下降。高级指挥官在部队暴增、根据地扩大之下，百事缠身、难以专心治军，而下级官兵或伤亡或升职，此时各级干部任职范围已经远超红军时期，也是面临重新学习提高之时。新兵众多、干部缺乏，偏偏武器又没有改善，战斗力下降就不可避免了。于是就愈加强调游击战、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部队偷袭游击尚可，连初期那种带有运动战色彩的大型伏击突袭也少了，更别提攻坚战了。结果在百团大战中出现了近万主力攻不动日军不满千人防守的情况。武器装备长期没有改善也影响了共军的作战意志，在整个抗战期间共军有效使用的重武器只是迫击炮（击毙阿部规秀）步兵炮（有使用记录但无突出战绩），缴获的山野炮或掩埋或丢弃（如新四军在黄桥缴获了国军山野迫炮59门）竟无使用记录。当然这与共军没有弹药供应和专门人才有关，但也是过于强调游击与人民战争、盲目扩军的结果。即使在当时的条件下集中有限资源在各战略区编练一部精兵（以国军轻武器配备为标准）作为拳头使用，是可能也是必要的。 

       三、40年末至43年初。正面战场呈胶着之势，太平洋战事打响，日军充分认识到占领区治安的重要，经百团大战的警醒，下决心肃清后方，发动了惨绝人寰的治安肃正战。共军在日军的三光政策下损失惨重，军队、根据地面积、统辖人口均有50%的下降。这种情况下武器来源恐怕只能以吃老本为主，部分缴获远不能抵消损失，对日军作战呈被迫和被动之势。武器补充来源基本同于前期，与国军摩擦呈北消南长之势，一方面华北国军或投敌或被驱逐，与共军难以接触。在华中国共继续征战不断，国军韩德勤部被彻底袭破，山东也是共军建立优势。与国军摩擦所得、缴获伪军、收编民枪（仅华中地区至42年底便收集民枪10余万支）依然是三大主项，占到80%，国府彻底断绝接济，对日缴获、军工自给均有下降 

       本期共军损失巨大，冀中等平原地区陷落，转入贫瘠的山地坚持，武器装备因战事不顺更趋紧张。弹药补充连作战都不足，别提训练了。而没有200发以上的射击训练何谈合格的士兵，于是更加强调分散避战、形成恶性循环，作战主动性大减。本期对日军大队级部队的主动攻击可能是抗战期间最少的。 

       四、43年至45年7月，恢复反攻期。共军借太平洋战事吃紧，日军渐成颓势之际，积极恢复发展，至44年已全面恢复并呈局部反攻之势。但日军的残酷使共军患上恐日症，消极避战，避免刺激日军。这种政策在相当一段时间被认为是正确的，以至各种文件、回忆录均不避讳。这阶段共军对日军作战次数、规模均大为减少，甚至将各战区主官调至延安整风。直到45年一号作战告一段落，日军国际国内已成必败之势，共军对日作战又重新积极起来。本阶段国军战事不顺、后方腐败，不少地方军阀、不坚定者纷纷投日，成建制者竟达60万之多。这部分军队对国军作战尚嫌不足，对共军却很是来劲，但毕竟失道在先、士气不振，被共军打的完败。共军也意识到这点，对伪军大打出手、文武齐下，既缴枪掠地又算是对日作战何乐而不为。山东动员10个团多歼伪军3000人以上的战例比比皆是。至44年争取伪军反正已逾10万人，45年更是近20万人，故缴获伪军武器成共军本阶段最大来源。此时共军虽对日避战但对国军却极其自信，粟裕竟率部跃进至国军重兵布防之地，以16000人的主力部队（装备应是共军翘楚，轻重机枪、迫击炮比例可与一般国军相比）与国军在天目山作集团军规模作战，而只勉强打了新四军唯一可称战役的车桥战役，歼日军500人，对日战事算是交差。（问题日军一号作战如入无人之境，国土人民惨遭蹂躏，而共军之小打小闹使日军放心调兵南下。毛泽东曾以戏虐口气于电报里谈起国军数百官太太被日军掳获，笔者不禁感慨万分，难道阶级仇真是大于民族恨吗？伟大如毛泽东竟也如此吗?难道国军不是中国军吗，难道国统区不是中国吗，难道官太太被日军淫辱共军就高兴了？窃以为这是共军抗战史中最为不堪之页。以当时共军实力，于日军席卷豫湘桂之时，以国家民族为重，断然出击200个团，其声势之夺人、其发心之浩荡，国内外有识之士箪食壶浆、四海归心，恐怕用不了三年就取了天下。可惜国共双方均以私利为重，视人民之苦难如无物，果然引出后来的诸多天灾人祸。）书归正传，此时共军争天下的能力与决心已昭然若揭，对国军作战信心极强。山东国军势力被彻底清除，山西阎锡山偏安一隅，河北河南国军有心无力。本期共军武器来源以缴获伪军第一，缴获国军次之，两项应占到70%。收编民枪一项，共军派军尾随日军进入一号作战新沦陷区，期望像以往一样，收编国军散失枪支。但所派军队数量有限，而国军竟迅速恢复战力，卷土重来，所以不管是豫西还是王震的359旅深入湖南都所获甚少。对日作战缴获比起百团大战前比例减少，军工自给较前期增加。 

       本期共军武器装备有所改善，如粟裕、叶飞部大举进击天目山国军重兵集团，几经交战胜多负少，要知道那是国军对日作战的野战部队，据粟裕回忆录称，所部轻重机枪、迫击炮配备齐全。可惜没有用到对日作战方面。山东共军讨逆之战动辄举兵数万，甚至能一次歼敌近万人，却依然对日军大队级兵力进行躲避，不是战力不够而是保存实力争天下的思想使然。 

       五、45年8月后，共军借势骤起、动若脱兔，掠地缴枪数量之大恐怕要超过以往8年之和，也算是为内战打了基础。但这阶段战果能否算入抗战恐怕大可商榷。 

       综上所述，共军抗战期间武器来源，得自日军不超过10%（不含45年8月后）以缴获伪军、缴获国军、收编民枪及国军散失武器为三大主项。其余军工自给、友方接济都是少数。 

       在这里我们发现一个有趣现象，其实共军武器大部得自国军。国军以弱敌强，败仗居多，据统计抗战期间每月损失步枪8368支，机枪650艇，迫击炮59门，以30%战损，其余散入民间或为日军缴获。散入民间者大部为共军所获，日军缴获后不屑自用，大部交给伪军，而共军8年歼灭伪军118万，虏获武器里国军武器自然不少。其次抗战八年国共磨擦不断，仅新四军就作战3200次，歼灭国军14万人，如果八路军倍于此数，就是说共军歼灭国军超过40万人，那末两项相加，歼灭伪军国军160万，所获武器装备60万共军有余（45年7月前）可以确定国军直接或间接武装了共军。 

       抗战期间共军在各个不同阶段、不同地区的战略思想受自身武器装备影响很大。在40年百团大战前，国共合作尚好，经费、弹药有一定保障，而且周围友军又常有接济，由国军在正面死打硬拼，日军以攻城略地为主无暇后顾，此时对日作战积极主动。甚至百团大战口号之一就是、保卫蒋介石。及至皖南事变之后国共正式破裂，日军又开始治安肃正，共军武器来源几乎全部依赖战争本身补充，无弹药练兵部队素质下降，无攻坚利器只能被日军拙劣的碉堡封锁线锁住。所以更加强调分散避战，只打弱敌，以保存实力为主，消极抗战。及至后期武器改善战力增强时也被政治利益所驱避免攻击日军，却敢于与国军野战部队作大规模硬战。 

       平心而论，共军抗战期间无论战略、政略还是战术思想都是符合自身状况及所处环境的。造成中后期消极抗日的根源中，国府不能一视同仁、积极整补共军有功部队也是一大因素。不论立场如何，恐怕谁也提供不出40年以后国府为共军提供过什莫援助。设想国府若每年能够提供共军两个师的装备及充足弹药，共军即便高层有保存实力之想，单是前线官兵和根据地人民就不会答应。同样如果共军每年得到如此补充而且像前期一样积极作战，恐怕日军治安肃正的力度也会同比翻番，如此让共军日军作殊死斗，不是更能配合正面作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