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经革命六十年，中国面对新门槛(转）

　　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这种状况才逐渐改变。其中最大的变因之一，就是凝固僵化的社会形态开始发生“分子裂变”，社会角色日益多元化，劳动分工日益复杂化。它所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个体能力和社会能量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释放；而其最终结果，就是成功打破了世代承袭的集体贫困之链。

　　不可否认的是，中国还有一部分人依旧贫困，而富有群体的生活方式更凸现了弱势群体的艰难处境。但是，在总体上，中国在贫困中循环往复的漫长历史已经终结，曾经挥之不去的生存危机感已不再是社会生活的核心内容。经过世世代代的努力，中国终于跨越了一道巨大的历史门槛。

主流文化的重心在转变

　　这一历史性巨变，既是对过去的总结，也是对未来的指引。仅以过去60年为例，几亿中国人足足耗费了30年时间，进行着一场轰轰烈烈但以失败而告终的政治试验：马克思主义信条被奉为治国理念，苏联式社会主义被当作楷模，虚无飘渺的乌托邦世界被当作现实生活的目标。结果，整个国家濒临破产，贫困之链再次加固。

　　此后30年，中国如梦初醒。意识形态的枷锁开始松脱，管理模式开始转型，国家形态逐步走向正常化。它所产生的结果，就是今日之现状：绝大部分人口告别了贫困，基本教育的普及使民智获得前所未有的开化，越来越多的人口正在向中产阶层攀升，国强民富的目标也变得越来越有希望。

　　中国依然处在深刻的变化之中。在基本的物质生存条件得到满足之后，人们的生存方式和生活态度也在发生根本性的转变，整个社会的每一个领域、每一个角落都面临着必须随之改变的命运。过去为求得基本生存而形成的某些行为规范、价值观念和思维模式，都有可能被冷落、被淘汰、被抛弃。中国未来的演变进程，将因此而充满种种未知因素。对执政者而言，关注、了解和把握这些变化，是继续管理这个国家的基本前提。

　　其中，最值得关注的变化之一，就是主导性文化的倾向在转变：过去是以克服物质匮乏的目标为重心，将来则是以增加和分享物质丰裕为重心；过去，整个社会都围绕着实现经济繁荣的目标运行，而未来社会的主体诉求是要建立自由表达的宽松体制，让人们有更多机会去挖掘物质繁荣所蕴含的各种可能性。最根本的变化就是人在变化归根结底，中国社会一切变化的本质，就是人在变化。再以过去60年为例：在前30年里，政治动荡、经济崩溃、社会失序、外交孤立，人民始终被生死存亡的危机感所包围；在后3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在经济、社会和外交上都呈现出欣欣向荣之势，也未曾出现过重大的生存危机，安全、稳定和繁荣已被新生代视为理所当然之事。

　　生存环境的不同，决定了生活态度的差异。在缺乏安全保障的环境里，人们不得不接受和顺从严苛的思想和行为规范，在自律和自我压抑中求大同、顾大局；而在安全无虞和物质殷实的环境里，人们大多不愿接受各种清规戒律的束缚，不轻信、不盲从形形色色的权威，张扬个性和独立思考的求异倾向会日益普遍。

　　这种差别所带来的结果，就是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多元化。每一个群体都自认为代表了社会和文化的灵魂，但都无法把自己的意志变成社会共识。这是中国转型时期最为突出的现象，更是当今和未来执政者必须正视和适应的政治现实。

　　在过去60年里，中国执政党完成了三件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一是用政治革命的手段建立和巩固了政权；二是用经济革命的手段使中国摆脱了贫困；三是为了扩大自己的代表性，而情愿和不情愿地容忍了非正统社会力量的成长，那就是对政治权威既进行“无害抵抗”又给予战术合作、对政治教条既保持冷漠距离又予以消极默认的年轻群体。这是过去的成功，更是未来的挑战。

面对更高的历史门槛

　　随着人口结构在不断变化，“中国人”的特征也在变化。今日中国人已经不同于过去，未来中国人又将是另一种“新人类”。他们在安全和繁荣环境中成长，已经或即将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整个国家的演变方向将掌握在他们手中。他们是现有体制的产物，更是现有体制的改变者。对执政者而言，与其试图让他们适应体制，还不如努力让体制适应他们。

　　中国人曾经因为面对生存威胁而产生了集体忧患意识，心甘情愿地维护既定的政治秩序，并且结成了命运共同体，不仅最终征服了贫困，而且正在向“全面小康”的目标接近。这一事实足以证明，虽然现有体制备受指摘，但毕竟还是可行的。

　　可是，中国已不再是过去的中国。为了对付贫困而结成的命运共同体正在分化，导致社会阶层和利益诉求日益复杂和多元。这种崭新的形势意味着，执政党既要满足不同基层的权益需求，又要确立一套符合新时代的新共识。

　　马斯洛（Abraham Maslow）在阐述“人类需求层次论”时说，人的需求是无止尽的，在拥有足够的面包之后，其他需求便接踵而至。当前中国社会的现状，大体也是如此。在基本的生存需求获得保障之后，人民需要更高层次的满足感，包括机会均等、社会公正和实现个人价值的自由。这显然是一道更高的历史门槛。以现有的政治和社会体制，中国是否还能跨越？

作者是《联合早报》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