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城纪事：广州“民初”开马路

□丁粟

今天广州的马路已是四通八达，高架路、高速公路纵横交错。但人们不应忘记，先辈们为我们这个古老城市的新生，所迈出的大胆而又艰难的那一步。因为直到民国初年，广州的城廓仍如中世纪的一座城市——

“秋城韵晚笛，危榭引清风。远气疑埋剑，惊禽似避弓……”这首叫《秋登广州城南楼》的五言诗，是梁武帝时一位叫“江总”的官所写的。南楼当然属市中心，可他的眼里的广州还是一片田园景色。二千多年里，广州城由小变大，也走过艰难曲折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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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抗日战争胜利的第一个元旦起，中国实行车马靠右行的规定。这是城市有了马路之后才有的必然动作———

1946年1月1日零时，天色浓黑，微风吹拂，人们早已睡在梦中，突然，广州城的上空响起刺耳的汽笛声，尖锐得像要撕破黑夜带来的梦境。孩子一下惊醒了，惶惑直坐起，本能地以为防空警报，安静的大人却马上劝他们：没事，睡吧，睡吧！孩子似乎意识到什么，又趴下睡了。原来，从抗日战争胜利的第一个元旦起，中国实行车马靠右行的规定，广州市电力处及消防总所，在零时鸣放汽笛5分钟，同时发动全市警察、青年学生，在市区12处马路口担任指导行人工作，事前，他们已在广东省立民众教育馆展览汽车模型，以及挂上汽车靠右行的图画，这都是城市有了马路之后才有的必然动作。如今，一个“甲子”过去了，让我们一起回顾广州初开马路那段不平静的经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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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游广州，到处是闸楼闸口，

晚上就各自关闭，真正是画地为牢———

广州又名羊城，既是城，就会有城墙。古代广州城墙内的面积，大致等于旧越秀区大小，今天考古工作者在北京路挖掘出古代不同时期的街道，在中山四路原儿童公园内发现了南越王公署等古迹，揭示这里自南越国以来的2000多年一直是羊城的核心地带。1907年德国出版的《广东省城内外全图》所注明的OLDCITY（老城）也大致是上述范围。城楼上有炮台，城墙5米厚，总长度为7.5公里，东南西北设有城门，城门有照墙遮蔽，前面设有关卡，守门兵弁居其旁，车马出入只能左右分行。虽然宽畅一些的街道上有马和马车行走，但人们只叫它们做街、里、坊、巷，都用闸楼闸口拦开。如今天最热闹的中山四、五路当年叫惠爱直街，今文明路当年叫文明里，翻开《广州城坊志》一书，都是“西湖街”、“米市街”、“西关”等名，并无“马路”一词。可以想象，当年游广州，到处是闸楼闸口，晚上就各自关闭，真正是画地为牢。“豪商大贾、珍物奇货亦于斯焉萃，往往轮相轧而蹄相摩也。”那时不像今天有完整的施工维修队伍，所以广州城历来都是时好时坏，早就有人哀叹：广州“近世以来，街衢残缺，砖石龃龉；每风雨连绵，则沮洳艰行。国家承平七十余年，未有能修治之者，岂非缺政欤？”到民国初期，这种状况仍然未有改变，广州城廊正如中世纪的一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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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倡建长堤，街上的人力车和马车逐渐取代轿子也是从这时候才开始的———

最早提议修筑道路的，是两广总督张之洞。张之洞是河北人，出生于1837年，是洋务运动后期的首领人物。在浙江、四川等地也管过政务、办过学等。1884年中法战争，张之洞主战，被派来广州。后来因朝廷议和，他只能感到“人微言轻，无术挽救”。他是有抱负的人，在广州建立“三君堂”（纪念虞翻、韩愈、苏轼），开办广东钱局、广雅书院和广雅书局等。

清光绪12年（1886年），张之洞看到广州交通闭塞，车来马往十分不便，建议在天字码头兴筑120丈的堤岸，但是筑堤工程花了17年时间，才完成了100丈，其效率是惊人的低。光绪29年（1903年），32岁的两广总督岑春煊（广西人，1861年~1933年）再度招商兴建长堤，也干了差不多十年，至1912年11月5日竣工。此堤东起川龙口，连接东门外东沙马路，西至西濠口直达黄沙，全长2000多丈。清末广州的另一条马路名叫东沙马路，光绪32年（1906年）3月动工，一年后完成。此路自东较场，经东明寺、牛王庙，到达沙河。长堤与东沙马路可算作广州马路建设之滥觞，街上的人力车和马车逐渐取代轿子也是从这时候才开始的。然而这两条道路都避开了城建马路最大的矛盾———拆城，它们地处沿江或郊外，不用拆城墙便可兴建，但城内不拆城墙是建不成马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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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城墙建马路，直到1918年，广州市只有

马路6公里———

无论是政府，抑或市民，都已经感到城墙是个累赘。城区大了，走一段又碰到十米以上的高大城墙，一个小城门口经常堆满人流和排队的车马，如果天寒地冻，刮风下雨，更不厌其烦。所以，建马路就必须先拆掉城墙，是上下一致的呼声。1913年2月，广东首届省议会在大东门的清谘议局旧址召开，120名代表经过一番议论和探讨，通过了拆城墙修马路的决议。可是，那个时候国家动荡，岭南战争频仍，如国家有刺宋（教仁）案的发生，第二次反袁（世凯）斗争等，都引起一阵阵骚乱，加上市政府缺乏资金，只能动用在军阀混战中的残兵败卒，或正在服刑的囚犯去从事拆城墙和修马路，拆拆停停，城墙不断在拆，道路却停滞不前———1918年，广州市只有马路6公里。

谁都知道，修路这类公共事业要有专门机构、专人负责，但是广州没有。所以，到1918年10月22日，广州市政公所在育贤坊禺山关帝庙内（不久政公所迁到惠福路大佛寺内办公，这里办起广州第一个市场———禺山市场，即今文明路禺山市场）成立，才终于有了第一个市政工程管理机构。时任政公所总办的是广东省财政厅长杨永泰，有钱有权，当然顺理成章；协办是省警察厅长魏邦平，坐办是省财政厅官产处主任曹粲三（汝英）、会办是孙科。而建设经费，主要来自变卖旗产，就是满清时霸占的财产。会议还决定建立派出所，以便有些事可以让警察协办，也有个地方管理，方便老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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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知道，北京、西安等古老都市的马路都是笔直大道，为什么广州的又短又弯？

1919年，开始了大规模地拆城墙和修马路，如此兴师动众，麻烦固然不少。广州那时并没有严格的城市建设规划，人员流动也很大，清初尚可喜领兵杀入广州，屠杀了许多人，后来四乡的人又陆续进来，最早是用竹木建房，后来用砖瓦，但基本还是平房，建的位置更是天南地北到处都是。如今拆城墙，首先从易到难，先要拆掉靠城而建的房屋。当然，这也并不容易。人们知道，北京、西安等古老都市的马路都是笔直大道，为什么广州的又短又弯？重要的原因是，广州修路时的计划，被让有权有钱的人所左右，他们都不愿让马路捅崩了自己的“窝”，所以，市政当局在无法协调的情况下，只求通，不求直。

曹汝英当过两广大学的老师，出国到欧美考察多时，心中有了谱。他亲自作出测量和规划后，施工部门首先拆西门口的旧城基，并在城基上修路。沿线被指定拍卖的房子，如限期不迁，警察会前去强拆，有违抗的可以开枪。但习惯势力却难以改变。北洋政府的国务总理梁士诒是广东人，他电告莫荣新、杨永泰等，要求保留“梁千乘侯祠”，于是只好修改路线。拆一德路石室附近城墙时，石室不少房子靠近城墙，教堂神父已把领地内的房子拿去出租，每年收回租金，如大新街，玉子巷等每年就收300多两银子，所以极力反对，令工程被迫停顿。后政府允许教堂在核准地段多建楼房（不限高度），才算达成协议，工程得以继续。当然，有的也出于对文物保护的考虑。开辟文德路时，时任潮梅镇守使的刘志陆写信给魏邦平，要求保留府学东街的刘家祠。要躲避刘家祠，就要改变路线改拆孔庙（今市一宫内）的一部分。此举真是“就得姑来失嫂意”，令时任孔教会长的林泽丰大为紧张，致电北京的广东籍京官，要求杨、魏改路线，还扬言铸杨、魏二人铁像跪在广府学宫（今市一宫）门前示众。发过电报，还散发传单，引起了风波。后经市政公所公开答辩，并向北京的粤籍官绅解释所拆的只是靠近学宫的文昌宫（又名万寿宫），事态始告平息。过去的中华路（解放南路）不能直通珠江，因为有基督教青年会和法国人开的韬美医院挡着，不能拆，只能绕靖海路才出江边。而百姓也在考虑自己的利益，在兴建惠爱路（今中山路）时，市政公所下令五日内拆除西城门及惠爱七约铺户，时各铺户居民“闻斯恶耗，有如晴空下霹雳，种种忧愁情况，莫可名状。”（1919年9月5日广州《国华报》）居民开会，呈诉政府，请求延期拆迁，并未得准。有的市民在西瓜园附近贴出春联：“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拆城明日迁”。可见，由于各种利益的关系，形成巨大的阻力。但是，由于政府果断的决心，虽然也作了妥协，仍然向前推进。修路时，也考虑现代城市的消防需要，对一些路段拓宽处理。

1921年，市政公所改为市政厅，同时设置工务局。1923年10月，市工务局开辟靖远、德兴、同文、永安、荣阳、十三行街时指出，这6条街地当冲要，商务繁盛，5500尺的街内共有800多个商铺，街道狭窄，交通不便，以致易生火患，历年每遭回禄，焚至百数十家，损失甚巨。街道视不同的情况拓展不同的宽度，如靖远街、同文街、德兴街等开辟为12米宽的马路，附近的同兴街、源昌街、晋源横街、永安街、德兴北街等拓阔后的宽度为7米多，正兴街、正兴大街及荣阳大街南段为6米，德兴街中段为5米，荣阳街北段为4米。街道阔了，防火救灾才有一定的保障。曹汝英还学习外国经验，在拆城的时候，留出了数处公园的空地，最大一块就是当今的人民公园。今天的老百姓在那里休息时，不要忘记这些先辈。

经过一段努力，广州城内最早修筑成的马路有永汉路、大德路、德宣路、大南路、文明路、越华路、一德路、泰康路、万福路以及太平、丰宁、长庚路（今人民路）等，广州城有了“马路”的称谓，有了马路与内街之分。7年后，即1928年，广州市共完成马路建设35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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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风水乘机改路名、成珠茶楼被“破心”要索赔……广州初

开马路故事多———

初步的成功使老百姓看到了曙光，现代城市的确给人们的生活带来许多好处。有了马路，车多了。早期，广州全市的“出租车”就是200辆人力手拉车，到1915年，马来西亚华侨已经可以在广州兴办“计程汽车”，成为广州最早的出租汽车，市政当局也计划加大马路的投资力度。1929年底，广州市工务所制订道路建设计划，名曰《工务之实施计划》。按此计划，1930年至1932年广州市将兴建96条马路，其中市内61条、郊区35条，马路的总长度增加到114公里，其中市内80公里，郊区34公里。

广州的马路是东西向多而南北线少，如由西门直街（今西门口一带）经陈家祠、西门口到荔湾南约，全长1750米，宽18米多。此路可连东华路而抵东山，是广州东西线最长的一条马路。但广州的地形水道是自北向南，东西向的马路不适应城内水渠的流向，应尽量开辟南北向的马路。最早被推行为试验路的东西、南北向各两条马路，东西向是：积金巷直出南岸河边、天官里至沙河马路。南北向是逢源街直出到仁威庙附近、河南刘王殿以南的马路。由于东西向的马路受阳光直射最多，若铺设沥青路面最易溶坏，故东西向铺设的是水泥路。

除开辟马路之外，广州还有120多条街道要拓宽，各街开拓的宽度也不尽相同，如太平路（今人民路）的状元坊是24尺，长寿路的长寿西街是16尺，永汉南路（今北京路）的东横街是20尺。

又有修马路时乘机改名的，1930年5月，原打铜街与太平街一带马路即将竣工，市民卫汉基向工务局呈报，虽打铜街各商店多以打铜为业，但因该街名冒犯火星，故自清道光年间以后火灾不断，众街坊请求更改街名。结果，定名为光复南路。

除了城内的马路外，还考虑向郊区发展，包括今天的东山竹丝岗、青菜岗（今建设六马路）等。政府在那里开辟新的住宅区，配套上新的马路，吸引人们到“郊外”居住。马路与人行道（时称人行路）的建筑费用，由两旁住户和商铺负责，以平均计算，铺面每尺征费9元，铺内每单位地征费60元。工务局在修筑马路时会编印出版一本《筑路征信录》，内有新马路（街道）的图纸、拆迁报告、工程费用及收支表和各种文件。拆迁费按该铺面价值三分之一发。未持有铺底登记证，但经营5年以上者，赔铺面价值百分之一。1930年，市工务局主持开辟河南二马路，刚好从漱珠岗的成珠茶楼中间穿过，茶楼被“破心横铲”，剩余两角，不值一文。为此，成珠主人梁毅向广州特别市政府告状申诉，要求赔偿5万多元。经市工务局局长程天固报告市政府，最后只赔偿5千元了事。

经过努力，广州终于有了现代城市的大马路。程天固看着新建成的马路，曾兴奋地说：“夫以目之所睹，足之所履，气息之所吸触，出入之所径途，昔之狭隘者，今之坦荡宽平；昔之污垢泥泞者，今则清洁舒适。由今视昔，其良窳相去大有径庭矣。”程氏的感叹与成珠茶楼的损失，都是民国年间广州马路开辟的真实写照。

（侯颖／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