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相伯(1840-1939)

马相伯(1840-1939)


    近代教育家。又名建常。字良，晚号华封老人。江苏丹阳人。生于丹徒（今镇江）一个天主教徒的家庭。11岁进了法国人办的天主教会学校——徐家汇公学。他眼界大开，拼命学习拉丁文、法文、数学和天文学，各科成绩优异。1862年，入徐家汇天主教耶稣会小修院，受“神修”训练。1870年得神学博士，经教会授职为神甫，成为耶稣会教士。1872年任上海徐汇公学校长。1881年任清政府驻日公使馆参赞，旋改任驻神户领事。1898年，他以极大的热情投身维新运动。他曾到欧美游历，深感中国教育落后是国家落后的重要原因，归国后“决心想办新式的中国大学，和欧美大学教育并驾齐驱”。1903年，创办震旦学院。1905年，他决定摆脱洋人的挟制，另行筹建复旦公学，任校长，并兼任法文教授。 1907年，参加梁启超组织的政闻社。1909年，被选为江苏省谘议局议员。辛亥革命后，一度代理北京大学校长，在北京四年，历任政治会议、约法会议议员和参政院参政。“九·一八”事变后，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他屡次发表演说、通电、宣言，主张对内团结，对外抗战，被誉为爱国老人。1932年，参加宋庆龄、鲁迅等组织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逝于越南谅山。著作大部分编入《马相伯先生文集》。
    　　清光绪二年（1876年），因自筹白银2000两救济灾民，反遭教会幽禁“省过”，愤而脱离耶稣会还俗（但仍信仰天主教），从事外交和洋务活动，曾先后去日本、朝鲜、美国、法国和意大利等国。日本维新、高丽（朝鲜）守旧，在对照中使他深受启迪，认识到国家富强之术，在于提倡科学，兴办实业，屡屡上书朝廷献策，都似泥牛入海。光绪二十五年辞官回沪，住佘山，潜心于天文度数的研究和译著，并与弟建忠合著《马氏文通》，只署文名。他深感“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材为本；救才之道，尤宜以设立学堂为先”，决定毁家兴学。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八月），他遂将自己的全部家产——松江、青浦等地的三千亩田产，捐献给天主教江南司教收管，作为创办“中西大学堂”的基金，并立下“捐献家产兴学字据”。规定该产业供作中西大学建成后的学生助学金。光绪二十八初冬，南洋公学（今交通大学）发生“墨水瓶事件”，学生集体退学。蔡元培曾介绍部分学生向马相伯求学，他遂于次年（1903年）租用徐家汇老天文台余屋，以中西大学堂“的理念，创办震旦大学院（徐汇区第二中心小学是其旧址），自任院长，二月初三（3月1日）开学（“震旦”为梵文，“中国”之谓，含

　　“东方日出，前途无量”之意），由其创办的震旦学院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国立大学。梁启超曾著文祝贺：“今乃始见我祖国得一完备有条理之私立学校，吾欲狂喜。”他曾号召：“欲革命救国，必自研究近代科学始；欲研究近代科学，必自通其语言文字始。有欲通外国语言文字，以研究近代科学而为科学救国准备者，请归我”。亲编《拉丁文通》、《致知浅说》等教材亲自授课，实行学生自治。肄业于此的学生有于右任、邵力子、李青崖、徐郎西和张鼎丞等名人。前此，于右任因讽刺时政，遭清廷缉拿，潜逃至吴淞，马相伯闻讯，亲自驾舟接到校中进行掩护。光绪三十一年春，耶稣会欲变震旦为教会学校，以让马相伯“养病”为由，委任法国神父南从周（Perrin）为总教习，改变办学方针，另立规章，学生大哗，摘下校牌，全体退学。马相伯看到退学学生签名簿时，老泪纵横，决意站在学生一边，并得张謇、严复和袁希涛等名流的支持，在江湾另行筹建复旦公学（今复旦大学），于中秋节（1905年9月13日）正式开学。马相伯任校长兼法文教授，聘李登辉任教务长。光绪三十四年，由耶稣会接办的震旦大学拟迁址卢家湾，马相伯仍以办学为重，不计前嫌，捐现银4万元，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地基8处（当时价值10万多元），以购置吕班路（今重庆南路）土地100亩，建造新校舍（后来的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已与2005年7月18日与上海交通大学合并）。

　　1906年，马相伯赴日，在日本学会成立典礼上发表演说勉励留学生：“爱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爱国。”张之洞将此语引为至言，誉他为“中国第一位演说家。”

　　辛亥革命前后，曾在东京任《政闻社》总务员，在南京任都督府外交司司长并代理都督，在北京曾代理北京大学校长，任北京政府政治会议议员、参政院参政、平政院平政等职。在这期间，曾与章太炎、梁启超等发起创办“函夏考文苑”，与英华（字敛之。后为辅仁大学校长）创办辅仁社（即后来的辅仁大学）和培根女校。民国3年（1914年），马相伯子君远病故，学生们鉴于马公毁家兴字，家无余资，遂筹集万元为其寡媳、幼孙作教养费，马相伯却托人将该款移作启明女子中学（今第四中学）教育经费。袁世凯称帝后，他痛加抨击，认为“天下之大盗，莫大于君主”。民国6年（1917年）南归，隐居徐家汇土山湾（后名其居所为绿野堂、乐善堂），著书谈道，不问世事。

　　1925年，罗马教廷在中国创办北京公教大学，次年改称辅仁大学。马相伯参与其事，贡献良多。他寄语辅仁大学：“齐驱欧美，或更驾而上之。”

　　九·一八事变时，马相伯已届91高龄。他深感国难深重，为救亡呼号奔走，发表《为日祸告国人书》，主张“立息内争，共御外侮”。他亲自挥毫作榜书、对联义卖，共得10万元，全部支援抗日义勇军。他先后发起组织江苏国难会、不忍人会、中国国难救济会和全国各界救国会等爱国救亡团体，被公认为救国领袖、爱国老人。在他家里召开救国会第二次执委会时，他特地写了“耻莫大于亡国，战虽死亦犹生”联语，与与会者共勉。

　　虽年近百岁，马相伯仍一次又一次进行抗日广播演说，一次又一次参与组织民主集会。正如他的弟子、国民党元老邵力子所言：“相伯先生的精神，正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 相伯先生所以能享大年，中国所以永存于世界，都在此。”面对此殊荣，马相伯却有些落寞。寿辰之后不久，胡愈之来访，交谈中马相伯沉痛地说：“我是一只狗，只会叫，叫了一百年，还没有把中国叫醒。”胡愈之听后，感慨欷歔，无言以对。

　　自1932年11月起，他连续四个月发表了12次国难广播演说。

　　民国26年（1937年）11月上海沦陷，日本侵略军逼近南京，冯玉祥、李宗仁劝马相伯移居桂林风洞山。次年，应于右任请，入滇、蜀，道经越南谅山，因病留居。民国28年是他百岁诞辰，4月6日全国各地和有关团体都举行遥祝百龄典礼。国民政府对他颁发褒奖令，中共中央特致贺电，称他为“国家之光，人类之瑞”。他给上海复旦同学会的亲笔信有“国无宁日，民不聊生，老朽何为，流离异域。正愧无德无功，每嫌多寿多辱！”语。他以前方将士浴血抗战劳苦为念，把各方赠与的寿仪移作犒慰伤兵之用。他在病重时，忧国忧时之情更深。他说：“我只是一只狗，只会叫，叫了一百年，还没有把中国叫醒！”10月20日，他得知湘

   北大捷，兴奋异常，夜不能寝，病势加剧，11月4日溘然长逝。噩耗传出，举国哀悼。

　　当年风靡照片中国的《良友》画报，历来凭借时髦的封面女郎吸引读者，却在马相伯百岁大寿那一期，以他的照面做了封面。此刻，这位老人俨然已成为这个国家的象征。

　　马相伯逝世后，其弟子于右任敬挽：“光荣归上帝，生死护中华。”成为一代名联。

　　马相伯的一幅照片似乎更加有名：1936年，沈钧儒、邹韬奋等“七君子”入狱，马相伯多方营救。次年七人获释后，前往看望马相伯，合影留念。沈钧儒在照片上题书“唯公马首是瞻。”

　　这张照片被收入包括中学教科书在内的大小历史著作，为很多中国人所熟悉。照片上，马相伯在众人的簇拥下，端坐正中，尽显人瑞之相。

　　1952年，陈毅市长派员陪同马相伯亲属去越南谅山迎回灵柩，安葬于当时新泾区（今长宁区境内）息焉公墓。“文化大革命”中被毁，1984年4月6日，迁葬于宋庆龄陵园内。其著作大部被编入《马相伯先生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