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毓生谈殷海光

林毓生谈殷海光

　　黄晓峰

　　今年是台湾著名思想家殷海光先生诞辰九十周年、逝世四十周年。殷海光先生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台湾坚持自由民主的理想，反对蒋氏政权的专制统治，并且在台湾大学影响、感染了林毓生、张灏等一代学生。《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以“重校增补本”的形式去年年底由吉林出版集团再次出版，在林毓生先生看来，这正说明殷先生一生奋斗所显示的精神，至今仍有重大意义。他的精神展现于他追求的理想，以及他在追求这些理想时所秉持的，在公共领域中的情怀与人格。    

　　读您与殷海光先生的通信，我们知道殷先生当年在台湾受到很多政治压迫。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的政治环境是什么情况？  

　　林毓生：我在《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的序言中写到过：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开始，台湾内外局势逐渐和缓下来。蒋氏政权在这个时候为了保持自己的实力以及为了在国际上保持一点良好的形象，不得不谋求与当地居民较长久的相处之道。它一方面继续实施戒严，另一方面，则开放经济利益与有限度的政治利益给台湾世家大族与地方势力来换取他们的合作与支持，推行较有自由经济色调的政策来发展国民经济。另外，它也会制造出一点民主的形象，（相当不心甘情愿地）容忍一些特定对象、特定范围与特定出版物的有限度的言论自由。《自由中国》半月刊批评时政、鼓吹自由民主的被默许的言论尺度比其他刊物要大，台湾大学校园之内被准许的言论范围比政治大学和师范大学要宽。蒋氏政权的右派威权统治没有左派极权统治的道德优越感、乌托邦主义的冲动，以及大规模动员群众的能力，不会受此种优越感、冲动，以及能够动员群众为其效力的信心所驱使，发动更大的破坏运动。

　　因此，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台湾，社会与文化中的不少成分，虽然有因右派威权的高压与侵逼而被相当扭曲，但威权统治的破坏力并未像水银泻地似的无孔不入，所以社会和文化资源并没有完全被破坏、窒息。社会与文化中的一些成分仍可在政治力量未及的缝隙中自我发展。当然，世界上并无完全“理想型”的左派极权政治。即使在最极端的左派极权统治之下，社会与文化也不能说完全没有一点政治力量未及的缝隙。不过，相对于左派极权统治而言，右派威权统治之下的社会与文化，其自我发展的资源与空间确实是比较多一些。

　　从以上的描述中，读者不难想象，台湾大学的内部，只要不直接触及政治的敏感话题，师生之间确有一些传道授业的空间。1954年，我考进台大，那时傅校长斯年先生已经故世，校内却仍然感受到他坚守学术自由的流风余韵。无形中有一种氛围，让大家觉得搞政治的不正派，“三民主义”作为共同必修的政治课，不受欢迎，讲课的老师也自觉没有面子。例如，我上的那堂课的老师说，“三民主义”有不少欧洲思想的背景，他就讲了一学期的欧洲政治思想史，根本没讲 “三民主义”。校内确有国民党的党部，也有打小报告的“职业学生”。但，我上的那门“三民主义”课上，讲课方式与内容并未受到干涉。不过，大部分文学院的课程都相当枯燥、琐碎。但，也有非常吸引人的课程，如沈刚伯先生的英国史，殷海光先生的理则学（逻辑），等。

　　殷先生对您以及您那一代大学生的影响主要在哪些方面？    

　　林毓生：我在台湾大学读历史系本科。当时“教育部”规定文学院与法学院的学生都需上必修的逻辑课。历史系的学生，二年级的时候要上这门课。1955年暑假期间，殷先生从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归来，秋季开学给我们讲授这门课。

　　我们事先就知道殷先生是《自由中国》的灵魂人物。《自由中国》是由当时国民党比较开明的官员雷震担任主要编务，胡适之先生担任发行人。在国民党败退台湾的情况下，知识分子觉得自己应该发言。他们认为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主要是由于，官员贪腐无能、未能提出发展国民经济（包括解决农村贫穷问题）的方案，以及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从这些观察中，他们的总结是：必须推行宪政民主与自由经济，这是围绕在《自由中国》的自由知识分子的共识。殷先生在《自由中国》的贡献则是：以他那震撼人心的道德热情，论证专制的恶毒、倡导重振“五四”早期主张宪政民主的精神、阐明作为宪政民主主要内容的保障人的尊严的人权。换言之，在上世纪威权统治的年代，蒋氏政权使用了各种办法要把“五四”从人民记忆中抹去（包括所有留在大陆的作者的书都列为禁书），在那样禁锢的年代，民主宪政的理想之所以还能维持于不坠，实与海光先生──及他在《自由中国》志同道合的朋友们（包括张佛泉先生、夏道平先生、傅正先生等）发表的言论，具有密切的关系。

　　当时台大有老北大作风：大部分老师不点名。只有差劲的老师才点名，所以绝大多数的老师都不好意思点名。学生们自由上课。逻辑，纯就其自身性质而言，本是中性，并不涉及价值问题，也没有任何政治意涵。逻辑学者的学术研究与他的政治立场也无必然的关联。殷先生在他的课上常常拿生活上的具体实例来说明逻辑的规则，有时也拿官方的政策、文告来说明其不通（不合逻辑）之处。这样的方式，使他的课程变成让头脑不受专制散布的愚昧与虚伪所蒙骗的利器。殷先生讲课时，非常有条理，庄严而不拘谨，隽语如珠，灵光闪闪，偶杂含意深邃的幽默突梯（但从未为说笑话而幽默），在辞锋犀利的分析中夹带着道德的热情与对中国和世界的关怀。

　　生活在威权体制之下，大家都深感压抑。在这样的环境中，殷先生的课程，带来一股新鲜的空气，深具魅力，非常吸引人。尤其是他应台大学生社团之邀，做公开讲演时，讲演的大厅常常挤爆，走道上、讲坛上都坐满了人，窗台上也站着挤不进来的人。

　　殷先生与学生相处，一向坦诚相见、平等相待。他因不愿意和许多他看不惯的同事打招呼，所以不坐校车、步行回家。这样，每次总有学生陪他步行回家，并借机向他请教课上的问题，或就当时政坛上的事请教他的看法。

　　有一次课后，殷先生和五六个学生围坐在台湾大学文学院大门口的草地上，大家的谈话开始涉及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种种失误。我随口发表自己的见解道：“中国近几十年来，凡是发生大影响的人，无一不是糊涂虫！”殷先生听后很激动，站起来严肃地对我说：“毓生，我可以为你这句话写二十万字的注解！”老师与学生在心灵深处的共鸣，以及他以那样独特的方式表达对我的鼓励与期待，到今天我仍然感到“奇理斯玛的（charismatic）”震撼！今天回顾我五十多年前的那句话所蕴涵的意义，它似乎已经隐约地预示着我后来的研究方向：“以世界史上少见的，绝大的政治、思想·文化、社会三重秩序危机”来系统地阐释近现代中国不断出现的种种坎坷与灾难的现象。    

　　殷先生接受自由主义的思想是怎样一个过程？    

　　林毓生：殷先生原来是一个爱国青年，高中时代就翻译了查普曼（Champsman）和亨利（Henle）合著的《逻辑基本》（The Fundamental of Logic） （正中书局出版）。他与金岳霖先生通信，金先生写信鼓励他，让他到北京来非正式地参与金岳霖、张东荪、熊十力等人讨论哲学问题的圈子。抗战爆发后，殷先生考进西南联大。当时西南联大流行的风气是左翼思潮。殷先生是右翼，经常与左派争论，他认为大家应该团结起来，在蒋委员长的领导下，集中力量进行抗日战争。抗战后期，他响应蒋“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投笔从戎，加入青年军，到印度参加军事训练。不久，日本投降，他退伍，但不愿再返回昆明继续做研究生，便到重庆，暂住一位西南联大同学的家里。此时，国民党开大会，他在会场上散发自撰对国民党建言的小册子，对国民党当时的问题进行了严谨的分析。他对列宁主义的了解已经相当深，得到当时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梁寒操的赏识。后来，经同乡徐复观推荐，他加入国民党《中央日报》担任主笔。1948年他被推荐，受到蒋介石的接见，同时受到接见的还有一些国民党将领。那些将领在等待接见时正襟危坐，紧张得面无人色。殷先生觉得很可笑，这些奴才怎么能打仗？见了蒋介石之后，蒋没有与他谈国家大事，只是随便寒暄。殷先生很失望，对蒋的幻想完全破灭。

　　到台湾后，殷先生转向自由主义，他在跟随金岳霖先生学习时，已对自由主义有所了解。抵台以后，当时他与劳思光等四五个人组织读书会，讨论国家的基本问题。一次，《中央日报》主笔们开会，国民党里顽固派王新命，还在谈万众一心、拥护党中央等陈腔滥调。当时殷先生听得脑筋都要炸了，马上站起来，走到窗户边，打开来呼吸一点新鲜空气。当天他就决定离开国民党，离开《中央日报》。他到台大找傅校长，跟傅说他是金岳霖的学生，曾在南京金陵女大担任过教逻辑的副教授，傅请他从讲师做起。他说，“讲师就讲师。”于是他进了台大。他在台大《文史哲学报》发表了一些有关逻辑和逻辑经验论的论文，按部就班升为副教授、教授。历任的台湾大学校长——包括傅及后来继任的钱思亮，以及文学院院长沈刚伯、哲学系系主任洪耀勋等──一直都尊重他的独立学者风格、尽量保护他。殷先生加入了《自由中国》编委会，《自由中国》本来是国民党败退到台湾以后，为了联络自由知识分子共谋反共的刊物。五十年代初期朝鲜战争爆发，美国从放弃台湾转为宣布第七舰队协防台湾并给予军事、经济援助以后，蒋氏政权从初到台湾时风雨飘摇的危局中稳定下来，便也从初到台湾时声言的要进行国民党改造并要与自由知识分子共谋国家大政的姿态中，返回到它在政治问题上独裁的老路。在这样的情势之下，以殷先生为代表的《自由中国》知识分子对于蒋氏政权的批评也就越来越严厉。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台湾的关务署署长周德伟（三十年代后期他曾在英国伦敦跟哈耶克学习过）是把哈耶克引进到中文世界的重要人物。周先生虽然是国民党政府的官员；但，他觉得在政府中做事没有什么光彩，反而觉得与自由知识分子来往比较清高。他找了几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殷海光先生、张佛泉先生等）在家里讨论学问、思想（这个非正式的聚会，秘密警察知道后，阻止其继续进行）。殷先生在周先生家里得见哈耶克的名著《通往奴役之路》，周先生建议他译成中文，后来殷先生的译文在《自由中国》连载。殷先生走向自由主义是一个成长的过程。殷先生对于哈耶克的繁复而深刻的理论，当时也许尚未完全掌握得彻底，但在大方向上，越来越受到哈耶克的启发。

　　殷先生的淑世精神，是经过西方自由主义转化的中国知识分子道德精神的重建。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看到了同胞的苦难与政治上和社会上的不公平、不合理的现象，必然感同身受，不能自已。他会尽一己之力以言论介入公共事务，希望能够指出诸多问题的解救之道。这种入世的使命感使他不消极、不气馁、不自怨自艾、不上山静思、也不玩世不恭（那样的表现当然也有；不过，那不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殷先生的精神特征是：在政治权力与社会及经济势力之前，保持着人格的独立与真诚。这种公共领域之内的道德完整性，是中国知识分子最主要的精神资源。

　　在殷先生的心灵中，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的道德精神产生了转化，因为他毕竟清醒地接受了西方自由主义的洗礼。所以他的道德精神更能超越一切藩篱（家族、地方、学校、党派、种族）的限制，更能接受理性的指引，以及更具有个人主义的特质。这里所说的个人主义是相对于集体主义而言的。它是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与无政府个人主义不同。它不反对国家的存在，毋宁主张国家需要存在与发展，国家的目的是在法治之下，如陈独秀在1914年所说，“保障人权，共谋幸福”。

　　殷先生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但他却反对“本能的爱国主义”。“本能的爱国主义”有极强的依赖性。“本能的爱国主义”坚信它要掌握民族发展的自主性，不再受帝国主义的侵凌与屈辱。然而，它除了能够对帝国主义各式各样的侵凌表达抗议精神以外，自己却提不出具体落实使中国强大与长治久安的方案与策略。它依赖要使国家强大的方案与策略的其他意识形态的支持。在支持的同时，其他意识形态，尤其是代表某种政治利益的意识形态，很容易对之操纵与利用，而“本能的爱国主义”所信赖的意识形态的建设国家的方案与策略，如果是错误的，反而造成伤害人民的后果。殷先生的爱国主义可称之为“反思的爱国主义”。他对声称可以使国家强大、为人民谋幸福的各种意识形态进行反思，认为主张落实宪政民主的自由主义，确能使中国永续发展、人民能够平等地获得有人的尊严的幸福生活。

　　殷先生在到台以后的岁月中，由于坚持理想所遭遇的政治迫害，与他面对这些严峻的迫害所展现的“威武不能屈”的嶙峋风骨，以及他对事理公正的态度与开放的心灵，对知识的追求所显示的真切，和对同胞与人类的爱和关怀，在在使我们感受到一位中国自由主义者于生活与理想之间求其一致的努力所释放出的人格素质。

　　殷先生根据自己对台湾民主进程的思考，提出过什么方案？    

　　林毓生：殷先生对蒋氏政权的批判很深刻，指出那是夹杂着传统中国帝王朝廷的专制，以及通商口岸帮会性的政治势力等等。它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完成与保障蒋介石一人独裁的“私性政治”。殷先生虽然对蒋氏政权完全失望，衡量戒严法牢牢控制下的台湾的客观境况，殷先生并不主张立即成立反对党。那样用鸡蛋砸石头，不会有什么结果。他主张从事宪政民主的基础建设工作。

    根据殷先生的判断，无论当时或未来，台湾如要实现宪政民主，就非极力推动民主的基础建设不可。健康而成熟的自由的民主，作为政治架构与内涵以及作为社会生活的模式，是需要基本的条件来支撑的。如果缺乏这些条件，自由的民主便无法正常地发展出来。殷先生认为，台湾的政策与其为了可行性不高的“反攻大陆”而设计，与其为了这个渺茫的目的而投入大部分资源，不如从事长治久安的基础建设。这种“真正该做的事”乃是“从具体的积极的建设行动中求民主之实现，这样才不致落空……必须全国人民以宪法为张本，善用民主方式……洗刷旧污的势力……民主运动需要教育与文化为基础”。    

　　殷先生在现在的台湾社会和思想界还有影响吗？    

　　林毓生：在台湾公共领域内，殷先生现在已经没有多大影响了。年轻一代，不少人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了。这是令人深感遗憾的事。台湾式的民主与法治，在制度与思想、文化层面，目前仍然是处于初步、极为不成熟的阶段。正如殷先生早已指出：健康的民主运作，需要许多条件来支撑。蒋氏政权消失以后，正是全民参与民主基础建设，以便奠立未来永续发展的基础的大好时机。可惜李登辉与陈水扁主政的二十年，由于他们的兴趣并不在此，所以并未领导大家从事这项重要的工作。殷先生念兹在兹的关怀，被时代的狂潮掩盖了，殷先生的理性声音，现在的台湾社会中，只有很少的人仍然听得到。

　　历史之所以走上岔路，可从下列几个方面予以具体说明：（1）李登辉所领导的，无视民主宪政基本原则，多次胡乱修宪而实行的现行“宪法”，内含许多扞格、形式主义谬误之处。（2）民进党主流的兴趣是：利用“总统”选举带来的政治操作空间，尽速取得政权，而不是从事深刻的民主改造。在这样的意图之下，党内选出的“总统”候选人，只考虑他是否会选举、能否赢得选举。至于他是否是一个有理想、有操守的人，并不在考虑之列。陈水扁当选以后，八年任内主要的精力并未花在“治国”与深化民主方面，而是以权谋私、贪污腐化，利欲熏心地重复上演他的性格中的根本意图。（3）李登辉、陈水扁加起来执政的时间是二十年。在这么长、可以完成不少民主基础建设的时间之内，他们从事的工作主要是操纵民粹民主来遂行台湾式国族主义。（至于他们是否像他们的追随者〔这种人的数目已在减少中〕所坚持的那样，真正诚恳地献身于“台独”诉求，抑或只是利用这样的诉求来获得权力——因为“台独”，事实上，是不可能的，此处暂不深论。）正如阿克顿公爵早已指出：“国族主义使民主无效，因为民主被一个被认为是更高的原则（国族主义）所取代。”职是之故，台湾最需要的民主基础建设工作反而被忽略了。

　　不过，二十多年来的台湾式民主的发展，好歹落实了言论自由，也没有政治犯了。相对于过去而言，这当然是应予肯定的效益。然而，由于民主的基础建设工作，尚待将来，目前的公民意识、公民德行与公民社会仍然相当贫弱，所以，民主的实际运作窒碍难行，包括比其他较有基础的民主社会更厉害的利益团体的争权夺利、国会通过的法律粗糙到可笑的程度，个人自由空间的扩大直接导致意见的分散，尽管可以自由表达，但很难产生共识。大众媒体的素质奇差，充斥着低俗的消费主义、耸动着人性低层的欲望，以及内卷式的自恋。

　　虽然殷先生的精神与思想遗产对于目前台湾的主流社会没有什么影响；但，台湾的小众社群仍然持续地纪念他，希望他的伟大精神能够细水长流，传递下去。他的学生之一，陈宏正先生，是成功的企业家。多年来坚持支持一切与殷先生有关的学术活动和纪念活动。他赞助《殷海光全集》的出版，以及所有的在台湾与大陆举办的有关殷先生的学术研讨会。他认为台湾社会亏欠殷先生太多，别人不做，他做，而且持续地做下去。

　　台北市政府已经法定“殷海光故居”为“古迹”。去年台大校长同意授权主要由陈先生支持的“纪念殷海光先生学术基金会”管理，“故居”现已对外开放，并举办多次有关自由主义的小型讲演会。虽然来听的人不多，基金会将坚持办下去。林正弘先生主编的《殷海光全集》重校增补再版，正由台大出版中心编印中，可望于今年年底全部出齐。今年是殷先生逝世四十周年，“殷海光基金会”主办、陈宏正与洪三雄两位先生赞助的“纪念研讨会”将于8月15日（提前）在台北举行，届时殷师母将与殷文丽和他的夫婿及孩子们一起与殷先生的门生故旧来参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