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1载·朔南暨

发布时间：2009-06-15
来源： 广州日报 2007-12-9

暨南大学造型现代的图书馆。
这是一间命运多舛的大学。
它生逢乱世，从金陵古都的薛家巷一路走来，辗转至上海风景如画的小镇真如发展壮大。抗日的烽烟中，它不得不在福建建阳荒草弥漫的文庙里韬光养晦，又最终来到广州曾经荒无人烟的石牌村继往开来。
101年的时间里，它三落三起，五次搬迁。
101年之后的今天，回望来路，历史的尘埃湮没了它的足迹，可是却没有办法阻却它的声名，远播至世界的几乎每个角落。
因为，只要有华人和华侨的地方，就一定会有它的声音。“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出自《尚书 禹贡》）
它的名字叫暨南大学。
中国第一侨校
 
宏教泽而系侨情

暨南大学的第一个家，位于南京。
那是在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清政府不得不顺应时势，废科举，兴学堂，开海禁，改变侨务政策。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时任两江总督的端方上书光绪皇帝，请求允许“南洋各岛及檀香山、旧金山等处侨民”回南京读书，以“宏教泽而系侨情”。
经过筹备，校址被选在南京薛家巷妙相庵。该处地居南京城中央，鼓楼之南，唱经楼之北，西北紧邻金陵大学，闹中带静，颇可以进德修身。校舍虽为旧式，但景致清幽，诚得天独厚之“华侨学府”。
“暨南”二字，取《尚书·禹贡》“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之意。所谓“暨南学堂”，意为将中华民族的道德风范和文化教育传播到南洋等海外各地。
1907年3月23日，暨南学堂正式开学。首批学生21人，全部是爪哇归国的侨生，原籍大部分为广东。
1907年8月28日，巴达维亚中华会馆董事潘立斋、梁映堂又护送10名侨生到达南京学习。1908年5月，南洋各岛第三批46名侨生抵达南京。至此，由国家兴办的华侨教育事业迈开了艰难的一步。
1908年，新加坡华侨学生林邦彦被当地侨会选派到暨南学堂读书。

据他的回忆，那个时候，暨南学堂的老师都属“饱学之士”，有满清举人、贡生、秀才，还有日本留学生。教体育的老师也是从德国留学回来的。
有某位老举人任国文教师，上国文课的时候讲得口沫纷飞，遭受到印尼侨生的反对，几乎闹成罢课风潮。
学生的校服全用黑色，黑革履，黑呢帽，帽边镶金丝线。出门旅行，威风凛凛。当地的贫苦孩童常常跟随其后，口喊：“洋少爷，给我一个铜钿！”
早期的暨南学子年龄一般在十三四岁，远离家乡和父母，远涉重洋，负笈祖国，本来年龄幼小，生活自理能力不足，加之来到语言习惯和生活环境相当陌生的地方，当然会难以适应。因此，学堂采取“家庭学校制”，所有设备，均仿家庭之布置，管理学生，亦按各生之习惯，视其不良者，矫正之。师生的关系也像一家人一样亲切。
两江总督端方对侨生多方照顾，极为优待，规定侨生除了自备衣物和零用钱外，学费和食宿费一概豁免。每年另外发放冬夏两季制服。学堂还为侨生免费医病。
第一任堂长郑鸿年回忆当初的情景说：“侨生之来学者，如至家室，而吾亦以家人待之。居未安，授馆以安之；餐未适，治庖以适之。时或时气不节，土宜不调，延医以调之，选药以节之。”可见学校对待侨生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照顾。
没有“辫子”的学堂
端方当时曾向闽海关、粤海关和江海关申请拨助医药费一千两，理由是：“该堂学生名额增而医药各费自应与之俱增，且该生等生长南洋诸岛，性质与西人相近，遇有疾病，多延西医诊视，所费较多，核实计算，自本年起，每年需另添医药银一千两。”由此可见，端方对这些来就学的青年人关切的真情了。
学堂在教学上力行因材施教，区别对待。针对侨生各自特点及学业水平之差异，为其延聘教员补习功课。如不会讲国语的就补习国语，对不同层次的学生，分班授课。侨生学成后要回居住地发展，学校特别为其开设英语课程。在体育活动方面，由于侨生主要来自印尼，体格粗健，性情好动，并且家境宽裕，学堂为此专门修建篮球场、足球场、秋千架和铁环等运动设施，以利于其身心全面发展。
侨生年龄较小，在暨南学习的过程中，免不了顽皮和淘气。对此老师总是循循善诱，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1910年进入暨南学堂的陈维龙，是来自吉隆坡的侨生，在回国前，念过几年私塾和半年新学堂，经学很熟悉，英文、算术却很差。回国后又发现自己缺乏中国历史知识，为此，陈维龙特意向国文老师请教，老师回答说，“那很简单，你把《纲鉴易知录》看一看，就能应付裕如。”当时南京书店无存货，陈维龙赶紧向上海商务印书馆订了一套，“收到时把我吓昏了，原来它一套书一共有一百几十册。”
陈维龙英文不好，却又碰到一位留学日本的英文老师。他一直记得这位老师教的英文对话：
“请问先生贵姓？”(What is your honourable sirname？)
“敝姓陈。”(My humble sirname is Chen。)
让陈维龙印象最深的是一位教经学的江先生，背后被学生称为“江道德”。他最喜欢说“读圣贤书，所为何事？”为人确也规矩中正。遇有学生犯错，他并不责罚，反而约他们到家中喝茶，细声细气地讲道理给学生听，让他们记起自己的抱负和父母的期望。往往学生都“痛哭流涕，声明要痛改前非。”
暨南学堂的学生是没有了辫子的一群，全校学生都剪了发。当时有一名叫刘延复的学生尚保留了辫子不肯剪，后被同学强迫剪去，他伤心地放声大哭，并说其父将不承认彼为子矣。这是当年的一桩趣事。
1911年10月，武昌首义，各省纷纷响应。驻守南京的张勋领着“辫子军”攻进南京城后，曾运来大炮对着暨南学堂。学堂赶紧把学生送到上海避难，大部分侨生返回南洋，小部分参加了革命军，而暨南学堂也因此停办。
“末代状元”手书校训
民国初年，袁世凯窃据大总统宝座，由于惧怕革命党威胁其政权，担心“暨南都是些革命党”，因而对暨南复办一事态度消极。导致当时的大多数华侨青年或失学海外，或滞留内地，或流离失所。
当时教育界的知名人士和海外华侨强烈要求政府尽快恢复暨南学堂。不但暨南的侨生发出复校的要求，就连任职于交通部航政司的司长雪兰莪和华侨代表叶兆菘等人也于1912年联名具呈教育总长，他们认为，光绪末年开办的暨南学堂功不可没，“自丁未南京有暨南之设，侨情始与内地相洽，迄今五年，而荷政府之对待我侨民者与昔遂异：昔之不准立小学者今亦听我立小学矣；昔之不准设中学者，今且听我立中学矣。”
1917年，战事稍停。11月1日，教育部终于批准恢复暨南学堂，并委派江苏教育司司长黄炎培为筹办员。黄炎培邀请巴达维亚(今雅加达)中华学校校长赵正平共同筹划恢复暨南。
他们很快拟定了《暨南学校章程》和《暨南学校规复宣言并招生启》。“招生启”介绍了暨南学校创办的缘由：“今将原有之暨南学校重新恢复，扩充规模，改良办法，分设专科，并经营有利于华侨教育之各种事业，总以华侨子弟回国者得受适宜之教育，造成有用之青年，以增进华侨文明程度，发达华侨实业为宗旨。”
1918年3月1日，暨南学校补习科正式开课。学校正式更名为“国立暨南学校”。校长为赵正平。
按照原来暨南学校章程规定，学校是只招收华侨学生的。不过，后来爪哇三宝垄商会建议，暨南学校兼收若干内地学生，这样有利于侨生与国内学生相互学习，相互帮助，取长补短，共同进步。学校研究后，决定变通章程，并于1918年5月呈报北洋政府教育部：“凡国内高等小学毕业，其父兄或保护人现在南洋经营商业者，又师范科华侨学生有缺额，而国内学生有赴南洋为教师之志愿，且具有相当资格者，均得适用入学手续，准予入学试验。”
9月9日，暨南学校举行开学典礼，侨生70人，内地生40人。
暨南学校将“忠信笃敬”作为校训，并由清末状元张謇亲笔书写匾额，取意孔子的《论语》：“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
1923年，为了适应学生的增多，并创建大学部，暨南学校从南京迁到上海的真如。真如是宝山县下的小乡镇，离上海十余里地，有沪宁火车经过。
在这个风景如画的小乡镇，暨南迎来了自己最辉煌的“真如时代”。
辉煌的“真如时代”
由于身处郊区，真如较少受到大城市的污染，一片绿水环绕，鸡犬相闻的景象。
1925年10月，著名学者曹聚仁被聘到国立暨南学校大学部做教授。他从上海请来一名女佣，下车的时候，女佣还以为自己被拐卖到了什么地方。
同样是这名女佣，她的亲友们一直弄不清楚，“济南大学”为什么不在山东而在上海的乡间？曹聚仁对她们讲了好多回，“可又是《尚书》，又是《尧典》，又是什么‘朔南暨’，太不容易搅了。”
曹聚仁却很喜欢这里。他后来回忆：“那时的真如，可说是十足的乡村，环绕暨南四周围的村落，都是平房，和我自己家乡的农村差不多；因为海风大，绝少有楼房。散散落落，有几处园子，连带也有几座楼房，那都是上海大户人家的郊外别墅，假日消闲之地，并不出租的……当我们厌倦于上海尘嚣生活的时候，这是很好的环境。”
1927年6月，在赵正平和姜琦之后，郑洪年继任暨南校长。
在曹聚仁心目中，真正能体现暨南精神的正是姜琦、郑洪年两位校长主政的时期。“那便是侨生最多，富有青春活力朝气蓬勃的时期。”
郑洪年曾师从康有为，1927年起历任国民政府财政部、交通部、工商部、建设部次长等各种职务，对教育问题也非常重视，以教育救国为己任。1907年首次归国的21名侨生到达上海后，也是由郑洪年接到南京。
担任暨南学校校长后，郑洪年力主将商科改为商学院，并在此基础上增加农学院、文哲学院、自然科学院、社会科学院和艺术院五门，将暨南学校扩充为当时唯一的华侨大学——国立暨南大学。
郑洪年希望从质量上完善华侨之最高学府的创建，“使华侨子弟得享受世界高深的知识，与祖国优美的文化，以为他日参加祖国一切运动，及提高华侨地位之准备。”他主张“知行并进，实事求是”，将应用技术课程作为大学的必修课；强调华侨的需要，开设《南洋概况》为全校的必修课；还规定每个本科生要掌握两门外语，第一外语为英语，第二外语从法、日、德、荷兰、马来五种文字中选一种。国内生则必须从荷兰、马来文中选一种，以便毕业后派到南洋服务。
郑洪年曾说，“余任事之初，以集中人才为先图，其学有所长，德行足为学子表率者，无远近皆以礼先之。”在他主校期间，采取“兼容并包”的办学理念，聘请了当时许多知名的专家学者来校任教。鲁迅、蔡元培、马叙伦、胡适、郑振铎等都曾应邀到校讲演。夏丐尊、周谷城、周建人、曹聚仁、潘序伦、潘光旦、叶公超、梁实秋、许德珩、洪深、黄宾虹、陶冷月、孙大雨……这些响当当的人物都曾经站在真如时期的暨大讲台上，熠熠生辉。
那个时候的暨大学子，几乎没有几个不认识那个经常叼着烟斗，西装革履的叶公超。这个“新月派”的骄子不仅仪表堂堂、举止优雅，而且说得一口漂亮的京片子，英语也讲得极为传神，上课时滔滔不绝，倾倒学生无数，是当时的“明星教师”。
大名鼎鼎的梁实秋在暨南讲授“文艺批评”。他喜欢穿“花旗服”，脸上总是一团和气的神情，说话慢条斯理。以散文闻名于世的他，讲课时的遣词造句也是绝佳的散文味儿，说话文雅的同时不失豪迈与幽默。
洪深是30年代名噪一时的戏剧大师，在暨大，他教的不是自己最擅长的戏剧，而是必修的英语。但他教课仍然脱不了老本行，念起英语来抑扬顿挫，如同在念台词。不仅表情丰富，而且动作夸张，把一本正经的英语课上得像演戏一样趣味盎然。
有这么多的大师级人物，可以想见，当时在暨大教书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不要说一些虚有其表的教授站不住，就连一些名教授都不免吃亏。博学如夏丐尊先生也常常感到压力大，写下“命苦不如趁早死，家贫无奈做先生”的对联。据说这对联在当时极为有名，深有同感的人为数不少。
真如时的暨南大学，学生最多时已有1700多人。侨生占了学生总数的95％以上，“每逢假日，真如车站一眼看去，都是戴着形形色色的帽子、近于‘小黑炭’型的小伙子。”真如乡间的农民把暨南师生看作另外圈子中的人，学生被当成从海外回来的王子，“腰缠十万贯，骑鹤来上海”。“因此，他们的鸡也特别值钱，鸡蛋也比上海的贵。”曹聚仁在回忆录中说。
“一·二八”事变后，暨南大学的师生积极参加救亡图存的运动，引起了国民政府和社会各阶层人士的广泛关注。1934年1月23日，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以“视察教育和筹募基金”的名义，调郑洪年前往南洋。校长职务由沈鹏飞代理。
策划：赵  洁
撰文：金  叶
摄影：黎旭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