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上今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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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09-07-15
来源: 广州日报 2008-1-13
珠江,九曲十弯浩浩荡荡,滋养了广州的土地,养育了广州曾经的“水上人家”。

一条小船,记载着多少水上人家的故事。
1937年,广州约有水上居民11万人,到了半个世纪后的1987年,《广州日报》消息称,广州仍有水上居民约1.5万人。一叶小小的扁舟,装载着一个又一个水上人家的全部家当,漂泊在珠江的潮起潮落中。他们,就是曾经被称为“疍民”的水上居民。
而如今,你已经无法在广州再找到水上人家的身影,那袅袅的咸水歌正渐行渐远,而广州海珠区的东端,多了一个“渔民新村”……
从水上到陆地,他们走过了漫长的路,那些足印深深浅浅,却扎实安稳。
水上的前世今生
漂泊“疍家”人

渔民在保养自己的渔船。
曾经的珠江,是水上居民的天下。相传东晋末年,农民起义领袖卢循顺海南下,在今天的海珠区建立了“卢循城”。起义失败后,卢循投水自杀,他的部下也四散奔逃,其中有一部分乘船漂泊,成为水上人家,从此开始了打鱼、摆渡的生涯。因为他们是曾经反抗过朝廷的人,所以后来的统治者对他们“约法三章”:不准上岸居住,不准读书识字,不准与岸上人家通婚。为了求生存,他们学会了以船为家,靠水谋生。
一千多年来,他们习惯了水上生活,过年过节、结婚生子,全都在船上进行。一代传一代,后来的整个南部沿海、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都有他们的身影。他们很少上岸,很少与陆上的人往来走动。后来,陆上的人便把他们当成了外人,管他们叫“疍家”,意思是“住在船上的人”。
水上居民的祖先到底来自哪里,这是很多专家都无法解开的疑团。过去,水上居民大都不识字,他们整天忙于打鱼,小孩子们没有上学念书的机会。大部分的水上人家没有族谱,也没有关于他们祖先的记载。就这样,水上居民的来历成了一个谜。在老辈传下来的故事里,总是高兴的时候少,悲惨的事情多。
水上人常说:“出海三分命,上岸低头行。”水上人家的孩子从小就在船上帮忙打鱼,稍大一点成家立业,有了自己的船,夫妻两人打鱼养家。种田人赶上风调雨顺,还能有个好收成。可旧时渔民的生产工具很落后,辛辛苦苦打一辈子鱼,也仅能够维持温饱。
渔船上的独特风俗

存放在仓库里的虾笼。
水上人家都是居住在船上的,这些船也有一个形象的名字,叫连家船。小船不大,船尾用疍蓬围起来作卧室,遮风避雨。艇底有一个水舱,那是装鱼虾的地方。渔民们白天在甲板上工作,晴朗的夏夜,一家子人就在甲板上睡觉。
冬天到了,女人们用一块黑布或花格布把头包起来,包头布后面用一块叫“头布拱”的硬东西衬着,布上都绣着“狗牙花”。无论男人女人,水上居民都穿用薯莨汁浆洗的麻布衣服。麻布衣服虽然粗糙,但结实、耐用,染过薯莨汁,还可以抵挡水气的侵蚀。
旧时的水上居民也信神,他们信佛祖、妈祖和圣人公。按照老辈里传下的说法,佛祖掌握着家门和自身的命运,可以给渔民治病,并能左右收成好坏;妈祖知道四时气候,可以指示出海捕鱼的地点;圣人公则专门负责治鬼压妖。水上人家有一个传说:很久以前,渔民在河上捕鱼的时候,巧遇一位仙人要过河,渔民便撑船送他过去。仙人为感谢渔民,就教他们把石头掷入河中,然后下网,结果起网的时候果然有很多鱼。以后渔民们下网捕鱼之前,必先往水里扔一块石头,以求好兆头。
水上人家的女儿长大了,该谈婚论嫁了,家长会在船尾放上一盆花来表达招婿的愿望。还有一种更大胆的表白方式,就是对歌。水上人家所唱的叫咸水歌,年轻男女触景生情,随编随唱。如果唱到两情相悦,男孩子家就会请媒人去女孩子家说媒,一段姻缘就这么成了。说定了日子,两家人就要办婚事了,水上居民习惯用船去接新娘,接新娘的事大都由亲戚朋友代劳。迎亲的船半夜出发,早早就能把新娘接回来。新娘要抹干眼泪,才能由接亲人带她过船。娇小的新娘身着蓝衣和乌纱裙,不穿鞋,只穿一双袜子。过船时,接亲人要撑伞遮挡着新娘。跨过船来,新娘靠后站稳,迎亲的船在河中环绕个圈圈,然后才打道回府。

在村口卖鱼。
后来,水上居民上岸来住了,可他们办喜事的时候还是不愿用轿子。即使两个亲家住在一起,互为邻居,可新娘出门后仍要坐上船,去水上绕一大圈后才嫁进公婆家。
差点成了少数民族
几十年过去了,几百上千年过去了,分开的日子太久远,水上居民和陆上居民各过各的日子,仿佛成了不同的两类人。清朝的时候,雍正皇帝下诏书说:“四民之外,另有一种,名曰疍户,即瑶蛮之类。”既然皇上都说疍民是少数民族,金口玉言,水上居民们也只好认命了。好在他们本来就是洒脱豁达的人,没有去计较这些名分。
关于水上人家的传说很多,也有一个传说讲到,宋朝灭亡后,汉人为反抗蒙古族的统治,把“大杀元番”的字条夹入月饼里面互相传递,约定到了八月十五吃月饼时,就一起杀蒙古人。当时,住在广东的一个蒙古人受到当地一汉族老百姓的保护,隐姓埋名躲过一劫,后来还与这家汉人的婢女结婚生子。明朝皇帝听到风声的时候,他们家已经传到第五代了,上上下下有一百多口人。按照当时的律例,是应当斩首的。可这些人的身上毕竟有汉族的血脉,而且时过境迁,过去的仇恨也渐渐淡了,于是皇帝便传旨,让他们去水上居住,不准上岸。
建国后,许多专家为此问题研考了许久,如果把他们当少数民族,可他们的姓氏都出自汉族的百家姓,他们说的也是和广州人一样的白话。而按后来关于他们是蒙古人后代的传说也是不通的,因为人们在南宋人周去非撰写的《岭外代答》中发现了这么一句话:“以舟为室,视水为陆,浮生江海者,疍也。”也就是说,早在南宋时期,疍民已经存在了,他们不可能是元末蒙古人的后裔。
1955年,中央派出调查组,对广东省内的水上居民进行了民族识别调查。调查组的专家走访了广东沿海和内河的水上人家,进行了全面的摸底,最后认定,所谓的疍民其实是汉族的一部分,是生活在水上的汉族人。
然而,这些拥有千年历史的水上居民到底源于何方?专家们并没有给出明确答案。也许,水上居民的来源之谜,早被这无言的珠水深藏心底了。
一个村庄的诞生
周总理让我们上岸定居
从1966年正式建村算起,海珠区新洲渔民新村只有41岁。对于一个人来说,他已经步入知天命之年。而对于一个村庄来说,却显出它不同寻常的年轻。
渔民新村里,一直流传着渔民当年帮助解放军的故事。今年四十多岁的麦莲妹听父亲讲过,解放广州的时候,解放军一路南下,来的很急。他们来到珠江边的时候,头发没有剪,衣服也很破烂。船上的渔民给他们水喝,还给他们东西吃。国民党逃兵炸毁海珠桥时,解放军也没有什么大船,是附近的渔民用小艇运送他们渡过了珠江。
今年已经66岁的渔民彭日雄说:“建国后,政府对渔民很照顾,我们的地位也高起来了。”市里很早就成立了一个珠江区,专门为水上居民服务。过去,渔民社会地位不高,上岸的时候经常受到恶霸地痞的欺负。建国后,渔民们终于有了平等的社会地位。
1956年,珠江上的渔民纷纷加入了公社。白云区渔业联社新洲渔业社是新洲渔村的前身,社员都是生活在海珠区东部的渔民。渔业社在新洲街设立了一个办公点。
“那时我们还都住在船上,条件好一点的住在岸边搭建的水棚里,还没有搬到岸上来住。”1948年出生的渔民邓志权回忆说。刚建国时,生活水平还不高,渔民也不单是打鱼,而是“农忙种田,渔忙打鱼。”邓志权小时候既帮家里打鱼,也去田里打短工。
成立渔业联社的时候,划分就严了。“只要有土地的,都不能算作渔民。”邓志权说。成立了渔业社,像邓志权这样的人都放弃了其他的工作,做起了专业渔民。
1954年六月,周总理视察广州。在紧凑的行程里,他专门去了黄沙、白鹅潭、沙面一带,了解水上居民的生活情况。
总理来的时候,渔民们的生活条件还很艰苦。渔村现任党支部书记彭成就那时还是一个孩子,在他的记忆里,以前的一条连家船就是水上居民一家人的栖身之所。整条船也就五六米长,一米多宽,上面要住五六个人,“晚上睡觉腿都伸不直。”
周总理当时就作出了指示,要让水上居民上岸定居。广州市依据总理的指示,制定了《珠江区水上居民转业安置计划》。当时国家刚刚建立,力量有限,上岸定居的事遇到了各种困难。彭日雄说:“1960年以后,国家的经济形势好转了,我们才搬到岸上来。”1964年开始,广州附近珠江上生活的渔民在政府组织下开始上岸定居。到1966年,有70%的广州水上居民都上岸定居了。
当时在广州一共有五个渔民新村,分别在新洲、沥滘、芳村、猎德和莲花山。“现在就只有我们和莲花山的渔民新村还在,”彭成就说,“猎德刚刚拆迁了,芳村和沥滘已经成为市区,不能算渔村了。”
渔民有了自己的村庄

上世纪60年代的旧房与后来新建的新房。
1964,政府选择海珠区东端兴建新洲渔民新村。
“当时这里是一段江堤,属于广州市畜牧场,”彭日雄回忆说。这段江堤位于石基村和广州渔轮厂之间,背面是一片滩涂,南对珠江,西枕黄埔涌,水路很方便。
渔民新村的建设采取国家、集体和个人相结合的办法。当时政府一共拨给2.6万元的工程款,由郊区水产科派了一个干部来监督建设。“干部工作很认真,每天早早跑过来盯着施工。”村民们已经记不起那个干部的名字了,只是记得他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
最开始渔村修建的都是单间平房,每间造价400多元,除去政府的补助,每户渔民要交250元建设费。那时人们还不富裕,城里工人一个月的工资也就二三十块钱,渔民的收入更少,一下子拿出250块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过政府也允许分期付款,有些人家分五年才把钱交齐。也有少数渔民省吃俭用攒下了一些钱,把建设费一次付清了。
房子盖完,交到村民手里的时候还很粗糙,是名副其实的砖房。“地上什么也没铺,墙壁也光秃秃的,”彭日雄回忆道。这些房子都是统一尺寸,6米长,3.4米宽。
当时还没有计划生育的政策,在彭日雄的记忆里,每个渔民家庭差不多都有四五个孩子,多的一家有8个孩子,加上爹妈要10口人。“人多屋小,村民只好在不高的屋里搭起了木板,让小孩子睡到上面。”
刚搬来的时候,村子里有200户人家,是百家姓,彭、陈、王、邓、吴等等都有,没有一个主要的姓氏,因为大家都是从不同地方聚集到一起的。比如姓彭的是从东山过来的,姓王的是从东江过来的。这些人中,以当时黄埔古港、二沙岛附近过来的渔民最多。
策划:赵  洁
撰文:金  叶
任朝亮
摄影:黎旭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