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资本主义危机的末世论洞见 ———论卢卡奇有关现代性的思想

对资本主义危机的末世论洞见
———论卢卡奇有关现代性的思想
张双利
卢卡奇一直被公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开创者。然而,对于这位开创者的思想,人们很长时间以来却停留于对它的狭隘理解,把它仅仅看作是对20世纪初的那场无产阶级革命的失败经验的应对,把它仅仅与第二国际和后来的第三国际的“官方马克思主义”相对立。这样一来,我们似乎就很难理解卢卡奇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与他在前马克思主义时期(以《心灵与形式》、《小说理论》等1918年以前的著作为代表)的思想之间有什么内在关联,进而也就很难去领会卢卡奇在20世纪的西方思想界所具有的重要地位。之所以如此,归根结底还是因为我们没有真正地把握住卢卡奇终其一生所关注的根本问题。纵观卢卡奇所写下的大量的著作,尤其是一些重要的思想自传性的文字,我们会发现他一生都在投身于同一项事业,那就是反对现存世界,后来他把它更明确地表达为反对资本主义世界。
卢卡奇对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的反对,在根本上就是对现代性的反对。由于自身的独特的生活经验以及他所成长于其中的20世纪初的欧洲思想环境的影响,卢卡奇早在20世纪初就已经对蕴含在现代世界中的深刻危机有了敏感的觉察。换句话说,当大多数人还沉醉于现代世界所带给他们的关于“进步”的信念的时候,卢卡奇已经对现代世界的生活的另一面有了强烈的感受。他的思想历程就是从这样的感受出发的,而这恰恰是对现代性的感受,是对现代性的危机的洞察。如果说坚守关于“进步”的信念的人所感受到的仅仅是现代性的光明的一面的话,卢卡奇的伟大则在于他看得更深,他与20世纪的最重要的思想家们一样,他“在回应着现代性的要素,这同样一些要素在关于西方的进步的一些主要的表达中被醒目地描述为工业主义、技术、大众民主、平等主义、科学、世俗主义、以及个人从传统价值中的解放等等”①,但他看到的却是黑暗的危机。在卢卡奇转向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之后,借助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他更精确地把它界定为资本主义的危机。
在反对资本主义世界的道路上,他一方面敏锐地看到,资本主义的逻辑正在把整个西方文明带向毁灭,正在把人类带向死亡。对于这个正在走向毁灭的世界,他在《心灵与形式》的早期文本中把它刻画为“被上帝所遗弃的世界”,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则把它进一步精确地把握为“物化的世界”。与此同时,他在自觉地转向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之后,也明确地指出摆在我们面前的还有一条通往未来的道路,那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除此之外,我们已绝无其他选择。因而,卢卡奇对于资本主义危机的洞见是一种充满着末世论情怀的洞见。它既不同于海德格尔等后来的存在主义者们,把异化看作是人的永恒的命运,也不是简单地相信资本主义阶段是一个必然会被超越的阶段。他用震撼心灵的文字在不断地警示人们,我们现在其实已经到了最后的关头,我们必须而且只能做出抉择:或者沉醉于这个物化的世界中,直至毁灭在无底的深渊;或者自觉地走上革命的道路,直至最后的解放。借用著名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柯拉科夫斯基在他的《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一书中的话,我们可以这样来概括卢卡奇对待现存资本主义世界的态度:彻底的毁灭或完全的重生!
一、       从伦理的道路到革命的道路
要领会卢卡奇关于现代性的思想,我们首先要对卢卡奇的思想历程有一个概要的把握。而在这当中,最重要的关节点就要属他在1918年向马克思主义立场的转变了。因为此次转变对于卢卡奇来说是标志性的,在这之前,他虽然已经明确,对于现存世界的反对是他的所有思考的依归,但却对反对这个世界的道路具体该怎样走迷惘不清;而在这之后,无论其暂时的理论重心转向哪里,他却自始至终地坚持走马克思主义的道路来解决现存世界的问题。因而本文在论述卢卡奇对现代性问题的思考时,首先必须简要交待他的这一重大转变的思想原因。其实,卢卡奇本人对此就曾经在多个文本中有过直接的说明。在《历史与阶级意识》的1967年新版序言中,他明确地说:“我的伦理观要求转向实践、行动,从而转向政治。这反过来又使我转向经济学,转向在理论上进行深入研究和最终转向马克思主义哲学。”②“我之所以决定积极投身于共产主义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伦理的考虑。”③可见,概括地说,卢卡奇的这一转变可以被理解为从伦理的道路转向革命的道路。
卢卡奇之所以把自己早年所走的道路称为伦理的道路,是因为他在这一时期的主要作品中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伦理的问题。虽然这一时期的著作大多是关于文学的,但透过对那些文学作品的论述,可以看到,卢卡奇所真正思考的问题是,我们该如何对待眼前这个充满着罪恶的世界?或者说,卢卡奇早期著作的出发点就是我们生存于其中的这个现存世界,而恰恰是这个世界被卢卡奇看作是“被上帝所遗弃了的世界”④。在《心灵与形式》、《小说理论》等著作中,卢卡奇对此都有明确的说明。其中,最典型的是他在《小说理论》中的表达,在该书的1962年版序言中,卢卡奇对此做了这样的总结:“《小说理论》中不用黑格尔的术语,而是套用费希特的话将现时代定性为‘无以复加的罪恶时代’。”⑤从这里出发,卢卡奇进一步去探求什么才是“应当”的状态,以及怎样才能达到“应当”的状态。在《心灵与形式》中,他更多地求助于真正的自我的伦理力量去拒斥和反对已然的现存世界,去追求应然的美好状态;在《小说理论》中,由于受到了黑格尔的影响,他开始把目光从对内在自我的关注转向对世界的关注,追求在世界中达到总体性。因而,他的整个青年时期都被已然与应然之间的无限距离困扰着,都一直在追求对这一永恒的伦理问题的解决。
但我们又看到,从《心灵与形式》到《小说理论》,卢卡奇在伦理的道路上的探索并未成功。在《心灵与形式》中,卢卡奇把走向应然的希望寄托在这样的个体身上:“他们不仅活着,而且已经在生命中彻底地实现了目的,达到了与本质的同一———但只与它相同一———超越了所有的个体的事情,选择了一条超出常态之上的道路。”⑥“他们的伦理必须把坚持到死亡当作绝对命令。”⑦要理解卢卡奇在这里所说的这样的个体,有一个很好的角度,那就是从他所说的那个伦理的等级制度的角度来理解。在《心灵与形式》中的《论精神的贫困》一文中,卢卡奇描述了一种伦理的等级制度,关于该制度,恩斯特·布洛赫在他晚年的一篇访谈中有直接说明:“这(指等级制度)是卢卡奇的概念,不是我的概念。这里所说的等级制度很像印度的等级制度。关键是在骑士意义上的道德的基础上重建它,例如:很多事情在骑士那里是禁止的,但在农民那里却是许可的。顺便说一句,这是一个天主教的观念。在天主教那里,困难和苦行在等级制度的顶端逐渐增加;是困难在增加而不是享受在增加。这就是等级制度的新的涵义。在资本主义社会,情况正好相反。农民们甚至不用服从各种禁令,因为他们在客观上已经被阻止去做自己想做的事,而那些庄园主和老板却被允许做所有的一切———奢侈品、通过剥削获得的暴利、剩余价值———一切都被装进了他们的口袋。在印度和天主教的社会乌托邦里,情况正好相反,卢卡奇就想追随这一传统。而且,还有很多事情在俗人那里是许可的但在僧人那里却是禁止的。在一定的意义上,僧人是基督教的贵族。这就是青年卢卡奇的想法。”⑧可见,卢卡奇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为数甚少的道德精英的身上。但我们只要稍加分析,就会发现这样的希望注定是要落空的:首先,如此的伦理的道路只能是对少数精英的恩赐,普通的大众根本不可能窥得生活的悲剧内涵,因而也永远不可能被从这个被上帝所遗弃了的世界中拯救出来。其次,即使是对这些处于等级制度的尖端的道德精英们而言,他们唯一能实现的也只是对这个世界的拒斥,而不是对它的包容和超越。也就是说,卢卡奇在这里企图从道德的自我出发,来打开一条通往未来的道路。但其结果却只能是停留于封闭的自我的内部,只能无奈地面对着自我与世界之间的无限的距离。而这恰恰是以费希特为代表的伦理主义道路的必然结局。即使是卢卡奇本人也渐渐地自觉到了这个问题,因而在《小说理论》中,他会把《心灵与形式》(尤其是其中的《悲剧的形而上学》一文)的思想的根本缺陷概括为“应当戕杀了生活”⑨。
到了一战期间,卢卡奇写作《小说理论》的时候,他由于深受到黑格尔哲学的影响,就不再仅仅从道德的自我出发,去表达对现存世界的反对,而是努力寻求实现对整个生活的改造,即寻求建立新的总体性。关于黑格尔的哲学与《小说理论》的关系,卢卡奇也曾经做过简要的交代:“这是一种具有伦理色彩的现实悲观主义,但无论如何也不意味着从黑格尔向费希特的全面倒退,而毋宁说是黑格尔历史辩证法的克尔凯郭尔化。克尔凯郭尔对《小说理论》的作者一直起着关键的作用。”⑩据此,我们可以看到,在克尔凯郭尔的影响下,《小说理论》从黑格尔那里得到的更多是他的反资本主义的浪漫主义因素,而不是他对于现存世界的理性辩护。因而坚持对现代世界的反对与批判仍然是《小说理论》的根本立场。在这个根本立场之上,黑格尔的进一步影响就在于他明确地指出了解决问题的道路,即总体性的道路。简而言之,总体性的道路就是消除异化的道路,即消除我们与世界间的疏离与对抗,达到我们与世界的同一。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哥德曼才会说,海德格尔的“存在”其实与卢卡奇的“总体性”在意义上是相通的。   但《小说理论》最终也只能停留于对这条道路的向往,因为卢卡奇在现实的生活中找不到它的现实出发点。也就是说,我们能否走上总体性的道路,这不是理论本身能回答的问题,而只能由现实的生活来回答。可以说,《小说理论》基本上表达的是这样一种绝望的心境:已敏感地意识到正确的路应该是怎样的,却在现实生活中无论如何也找不到它。因而全书终结于这样一段迷惘的文字:“是我们真的将要离开这个绝对罪孽的时代,还是我们其实仅仅只有希望,除此之外我们没有关于新的时代的任何讯息:希望,作为一个将要来临的世界的征兆,它们是如此的脆弱,以至于现存世界中的任何微不足道的力量都能将它碾得粉碎。”
至此,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到一战时期,卢卡奇关于现代性的思想已发展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关节点:或者陷入永远的绝望,将这个罪恶的时代认作永恒的现实,将异化看作人的命运;或者找到现实的出路,勇敢地投身其中。恰好在这时,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只有俄国十月革命才真正打开了通向未来的窗口;沙皇的倒台,尤其是资本主义的崩溃,使我们见到曙光。……我们———终于!终于!———看到了人类摆脱战争和资本主义的道路。”   是十月革命让卢卡奇坚信,我们可以离开这个绝对罪孽的时代,可以摆脱“西方文明的奴役”   ,因为生活中已经生成了能打开总体性的道路的力量,那就是无产阶级。十月革命之所以会给卢卡奇带来如此震撼性的影响,是因为他没有把十月革命理解为一场简单的反对反动政府的革命,而是把它与对资本主义危机的解决直接联系了起来。正如布洛赫所言:“如果革命在法国爆发,它就不会对卢卡奇产生同样的影响。它将仅仅是脑子里的一件小事情。但是俄罗斯却是心中的一件大事情。”   因为,正是在俄罗斯这块土地上生长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一批卓越的思想家,又正是他们在对资本主义危机的洞见和对走向未来的道路的探求方面直接地影响了卢卡奇。
二、       物化与革命
卢卡奇在自觉地转向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之后,他的理论思考基本上就围绕着无产阶级革命道路这一主题展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奠基性著作《历史与阶级意识》就是对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集中阐述。
关于该书的主题,一直有一种颇为流行的肤浅见解,以为在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经验的刺激之下,该书的主旨就是通过批判错误的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而重新提出一套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在这种理解中,卢卡奇所一直深切关怀着的现代性的问题隐退了,摆在读者面前的似乎只有两种不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之间的对立。只要我们真正深入到《历史与阶级意识》的内在思路中去,就会发现这种解释是极其表面的。它既没有理解卢卡奇为什么要转向马克思主义,也没有体会到他在转向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之后,又为什么要对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进行批判。卢卡奇后来在该书的1967年新版序言中,对于人们所看到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与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理论对立的真正意义做了明确的提示:“《历史与阶级意识》的重大成就之一,在于使那曾被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的‘科学性’打入冷宫的总体范畴,重新恢复了它在马克思全部著作中一向占有的方法论的核心地位。”正是由于这一重大成就,它才对以后的思想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因为“黑格尔辩证法的复活狠狠打击了修正主义的传统。”而辩证法的传统的复活带来的则是革命的道路的复活。“《历史与阶级意识》代表了当时想要通过更新和发展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方法论来恢复马克思理论的革命本质的也许是最激进的尝试。”   通过这样的简单说明,我们已经能够很明白地看到卢卡奇批判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阐发一直被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所忽视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内涵,归根结底都是为了打开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前文的论述已告诉我们,他之所以选择革命的道路,就是为了解决现代世界的危机。可见,《历史与阶级意识》和卢卡奇此前的那些著作一样,都是对现代世界的危机的批判和对走出危机的道路的探求。
关于现代世界的危机,《历史与阶级意识》明确指出,资本主义世界是一个被彻底物化了的世界,因而也是一个正在走向毁灭深渊的世界。首先,《历史与阶级意识》把对现代世界的危机的探讨明确地放在了资本主义的框架之内。借助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商品拜物教问题的探讨,卢卡奇对现代世界危机的讨论也从商品出发。他一再强调,资本主义社会与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商品交换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成为社会进行物质代谢的支配形式:“一个商品形式占支配地位、对所有社会生活都有决定性影响的社会和一个商品形式只是短暂出现的社会之间的区别是一种质的区别。”   这里所说的决定性影响在文中被进一步地揭示为是对生活的全面物化。可见,卢卡奇不仅认定现代世界是资本主义世界,而且认为现代世界的危机导源于劳动产品成为商品这一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基本事实。
在此基础之上,卢卡奇进一步论证了物化现象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普遍必然现象。根据卢卡奇的分析,物化之所以会产生,是因为我们的劳动产品完全都采取了商品的形式。而劳动产品成为商品,首先就意味着它失去和我们的劳动的内在关联,成为可以通过比较而进行交换的同质的东西,或者更精确地说,成为完全同样的只有量的差异而没有质的差异的东西。这反过来又规定着我们的劳动。我们的劳动也必须成为合理机械化的,即成为被规定好的同样的劳动,任何创造性、任何个体的差异都被当作错误而加以排除。如此一来,劳动对我们来说不再意味着通过创造性的生命活动而确证人的存在,而是意味着把人下降为毫无差别的物来进行计算和安排。为了说明劳动的合理化所导致的对人的物化,卢卡奇在这里特别指出,这其实意味着“时间的空间化”:“这样,时间就失去了它的质的、可变的、流动的性质;它凝固成一个精确划定界限的、在量上可测定的、由在量上可测定的一些‘物’充满的连续统一体,即凝固成一个空间。”   这也就是说,劳动的合理化剥夺了我们通过对时间的体验而确证人的存在的生活,仅只把我们下降为可以用数字来测量的物。
卢卡奇特别强调,物化对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人来说是普遍的。其普遍性首先是指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人都难逃物化的命运,尤其是无产者和有产者都同属物化,即“工人的命运成为整个社会的普遍命运”。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只要商品成为满足需要的唯一形式,“合理机械化的和可计算性的原则必须遍及生活的全部表现形式”   。这也就是说,不仅工人的时间被资本家当作空间来计算,资本家本人的生命也被同样地加以计算。同时物化的普遍性也指我们的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被物化了。即,不仅仅是我们的物质劳动过程被物化,而且我们生活的其他各方面也都被物化了,这其中最隐匿的是意识的物化所谓意识的物化,是指我们只能停留于对眼前的这个世界的直观,只能通过直观达到关于它的一些直接性的认识,而无法深入下去,把握住真正的现实。在这里,最根本的是,我们所看到的将是只有物的世界,或只有纯粹的人与物的世界之间的无限对立,而无法体认到人与世界之间的相互生成。导致意识的物化的原因就是我们的活动本身失去了主动性,劳动被变成了与人相分离的“物”,因而我们根本不再可能去在活动中体认人与世界的关联。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对种种物化意识展开了具体而深入的批判透过这些批判,我们可以发现资本主义条件下被物化的人最终将难逃把现存世界认作是永恒的这一根本限制。人们或者像科学主义者们一样直接就把这个世界宣称为是一个有着永恒的规律的物的世界;或者像充分地阐发了纯粹的活动原则的德国古典哲学家们一样,虽然认为这个世界是由主体创造的,但这个主体由于只能局限在意识的内部进行创造,因而是不能创造现实的历史的。最终,或者承认现在是永恒的,或者承认历史已经终结。
最后,卢卡奇断定,资本主义世界只能逐步走向毁灭的深渊,永远不能达到对问题的自动解决。由于人被物化,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就成为了一个自动的合规律的物。虽然,就像很多坚持经济决定论立场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所认为的那样,资本主义社会在自身中蕴含着矛盾,但卢卡奇尖锐地指出,这些矛盾只是“纯粹的矛盾”,它们只能导致一次又一次的灾难(经济危机、战争等等),却不能自动地导致对自身危机的解决。尤其是,即使是工人们,也不会自动地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革命者,而是深处于承认和接受现实的物化意识的笼罩之下。随着一次又一次的灾难,我们只能被物化的力量越来越紧地钳制,我们只能被越来越近地逼向毁灭的深渊。
《历史与阶级意识》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它既论证了资本主义的世界在走向毁灭,无法自拔,又同时明确地指出了一条走向未来的光明道路。这就使它既与悲观的《小说理论》等早期著作完全不同,又与海德格尔等人的思想相区别。要理解《历史与阶级意识》所阐述的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最重要的是要理解这条道路的可能性不是由理论来论证的,而是由现实生活所生成的。通过对物化现象的批判,卢卡奇似乎只给读者提供了一幅完全黑暗的画面。我们既不能依靠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资本私人占有和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的自动爆发,也不能依靠工人的自发反抗来走出这个黑暗的世界。其实,这里的黑暗不是绝对的黑暗。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卢卡奇相信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仍然存活着一些还没有被黑暗所吞噬的因素,这就是在工人身上还存活着的“尚未枯萎的灵魂”。从这里出发,卢卡奇认为工人有可能逐渐形成阶级意识而走上“总体性”的道路。
所谓总体性,是与现代人的物化的生命状态相对而言的。相对于人在物化中所陷入的人与物相分裂的处境(在工人那里是被出卖为“物”的劳动与人格的分裂;在资产者那里是被规定为物的存在与抽象的理性主体之间的对立),总体性的道路要达到的是人与世界的统一。即在具体的总体中,我们能够真正与物相遇,并在这样的相遇中成就我们以及对象的存在;相对于人在物化中所必然陷入的历史的终结的处境(我们被作为零件融入那只能不断走向深渊的资本主义的自动的合规律的物的过程中),总体性的道路要达到的是历史的总体。在历史的总体中,展开的是我们与世界之间相互生成的过程。可见具体的总体与过程的总体其实是同一的。但卢卡奇在这里所讲的总体性的道路却不再是抽象的应当。《历史与阶级意识》一再强调,我们是从当下的直接的现实出发而走向总体性的。也就是说我们只能从工人身上还仅有的一些未被物化的精神出发,去反抗这个物化的世界。在反抗的过程中,不断形成阶级意识,激活资本主义社会中所蕴含着的人与物的矛盾,而该矛盾最后又必须在革命的实践中才能得到解决。因而,“无产阶级意识就是实践”的命题不仅指阶级意识的形成在革命中具有关键的意义,而且也强调我们只有在革命实践中才能形成阶级意识,并只有在革命实现中才能真正地实现阶级意识。
但《历史与阶级意识》也有着明显的矛盾。一方面,卢卡奇很明白,革命的现实出发点来自于生活本身,工人的“尚未枯萎的灵魂”是生活中仍然存活着的他者性的力量;但另一方面,他又借用了黑格尔的“同一的主体—客体”的逻辑来论证无产阶级的历史主体的地位。而这在实践中会给读者留下无产阶级意识仍然是一种“被赋予的”   意识的印象。正是由于存在着这样的问题,卢卡奇后来才会通过对辩证法问题的沉思而进一步展开对革命道路的思考。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关于资本主义的命运已经提出了非常明确的观点:或彻底物化或总体性的革命。这是一种末世论的洞见,它既看到了资本主义的末日,也预示了末日灾难之后的重生。但革命的道路必须是我们自觉选择的,因而命运最终又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历史与阶级意识》的确起到了焕发马克思的理论的革命本质的作用。也正因如此,《历史与阶级意识》才是划时代的,它开创了西方马克思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