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传媒 社会角色

[摘 要] 和谐社会的构建过程，就是各个社会成员恰当地扮演自己的社会角色的过程——这是社会学家对和谐社会的思考。而角色与互动的相依相生，互动与传播的紧密相连，使得角色扮演也必须以信息传播为基础。由此，社会角色与大众传播相联系，“角色”就不再仅仅是社会学的基本概念，也成为传播学的关键概念。而在和谐社会的构建中，“角色”更是为大众传播的有所作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空间。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大众传播通过对社会角色的作用而贡献于和谐社会仍是任重而道远，并重点论述大众传播必须改进的三个方面：即与时俱进、以人为本和关爱弱势群体。

[关键词] 大众传播 社会角色 和谐社会

“角色” (role)一词本是戏剧中的概念，指演员扮演的剧中人物。20世纪20至30年代，一些学者将它引进社会学，形成了基本的社会学理论——“角色理论”。作为一个抽象的概念，“社会角色”是指与人们的某种社会地位、身份相一致的一整套权利、义务的规范与行为模式，它是人们对特定身份的人的行为期望，它构成社会群体或组织的基础。[1]

只要是社会成员，都会承担一定的社会角色。当他具备了充当某种角色的条件，去担任这一角色，并按这一角色所要求的行为规范去活动时，他就在扮演社会角色。角色是互动的角色，角色是在互动中形成和扮演的。因此，“社会角色”不是指具体的个人，它总是存在于相对其他角色的关系之中，是个人与社会的结合点，也是社会关系网络上最小的纽结，它本质上反映一种社会关系。

对于我国目前的社会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景天魁的第一个判断，就是普遍的社会关系紧张。[2] 和谐社会的提出，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源于对这种紧张的社会关系的解决，对一种和谐的社会关系的追求——“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因此，建设和谐的角色关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

大众传播与社会角色

在西方，新闻学与传播学尤其是传播学一直是社会学的近亲。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许多大社会学家研究过新闻事业和传播问题，成为传播学研究的先驱，甚至被直接称为传播学奠基人。[3] 其中，美国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的奠基人米德，就因为其为美国传播学的孕育与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被称为美国传播学的鼻祖之一。[4]

米德创立的“符号互动论”固然影响深远，但他在表述社会组织或社会本质以及社会与个人之间确切的连接点时含糊不清。努力解决这一含糊问题的社会学探索之一，是开始将目光集中于“角色”这一概念，个体被看作是在一个大的社会位置网中扮演着与其位置相联系的角色。一种新的理论——角色理论逐渐发展起来了。帕克（Robert Park）则是最早以强调角色来发展米德思想的学者之一，他曾指出：“无论何时何地，每个人都有意无意地扮演着某种角色。”帕克强调，角色与社会的结构位置相联系，而自我则与社会结构位置规制下的角色扮演联系紧密。[5]

“符号互动论”与大众传播的联系已可谓是众所周知，那么“角色理论”及“角色”与大众传播究竟有什么样的关联，能为大众传播提供多大的可为空间呢？

事实上，“符号互动论”的大多数概念都是米德在建构“角色理论”与反对当时流行的实验主义过程中进行系统阐述的。[6] 因此，“角色理论”与“符号互动论”的联系是相当紧密的。

角色理论是一种以角色概念为核心的解释人类行为的研究取向，与符号互动论一样，是一种有代表性的关于社会互动的理论观点。互动/社会互动（interaction/social interaction）是指处在社会语境下的两个或多个参与者彼此进行的意义交换与协商。社会互动的主要焦点，在于符码与规则的制定者、使用者与建构者之间的传播与交换。所以，研究社会互动不仅应考虑现有的社会语境，而且应考虑所有那些被我们带入这种情景的因素。由此一来，诸如角色、规则、权力等问题也就与非语言传播、语言及符码等相关了。[7]

所以，在互动中形成并扮演的角色必然是以符号为媒介，以信息传播尤其为基础的.“角色”已经不仅仅是社会学概念，已经成为了传播学的关键概念。约翰·费斯克等编撰的《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一书就将“角色”这一概念收录其中。

具体而言，我们可以在在角色扮演的动态过程的三个阶段中[8]，体会大众传播与社会角色的关系：

（一）对角色的期望

对角色的期望主要指社会或他人对某一社会角色的期望。如人们期望医生不收红包，期望政府官员廉洁奉公，期望儿女成龙成凤，期望记者伸张正义，等等。对角色的期望不是指某个人对角色的期望，某个人对角色的期望很难成为社会成员扮演角色时遵循的角色规范。因此，对角色的期望必须在社会互动中生成，是社会成员对角色的期望互动的结果。

而目前，能将社会成员联系在一起的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大众传播。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大众传媒无处不在。在工业化社会中，传媒消费是压倒一切的活动，以时间来计量的工作只能排在第二位。Preston（2001：205）的调查显示，20世纪90年代末，美洲人（每天）看电视时间最长，约为230分钟，欧洲和亚洲分别约为200分钟和150分钟。人们普遍认为，孩子看电视的时间要多于做功课的时间。[9]

早在1948年，被称为传播学“四大先驱”之一的美国政治学家拉斯韦尔就在他的著作《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与功能》一文中提出了传播的三大功能：环境监视、社会协调、传承文化。

当下，大众传播已经成为人们最主要的信息来源，成为人与人、人与社会进行联系的主要手段。人们通过大众传播监视着周围的环境，协调着自身与社会的各种关系，享用着大众传播为人们提供的共同的文化参考架构（frame of reference）。大众传播议程设置的功能使得其虽然不能成功地告诉我们该如何想，当它能成功地告诉我们该想些什么。

在很大程度上，人们就是这样利用大众传播提供的信息、文化和环境，形成对其他社会角色的期望并通过大众传播了解社会、他人对自身扮演角色的期望。当贪污腐败的报道频频见诸报端，社会对政府官员奉公廉洁的期望越来越高。与此同时，近年来，我国政府越来越重视新闻发布会制度，政府官员越来越关注媒体，越来越重视通过大众传播了解人们对自己的期望。

（二）对角色的领悟。

对角色的领悟主要强调的是个人对自身所要扮演的角色的认识、理解。由于每个人的思想基础、道德水平、价值观念以及所处环境的不同，因而对同一角色的理解常有差别，甚至很不相同。虽然每个人的知识和积累等并不完全取决于大众传播，但大众传播正在成为人们获取知识的一个重要渠道，成为促成人的社会化的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对当今社会的道德及价值取向等正在产生越来越大的作用，也越来越多地影响着人们对角色的领悟。

大众传播对自我和个性的强调，使得新一代的年轻人对年轻人的角色领悟已经完全不同于他们的父辈。席卷中国的“超级女声”，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改变着青少年的价值取向。传播学家城庇·波特说道：“所有的电视都是教育的电视，唯一的差别是它在教什么。”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已不再是青少年的唯一价值目标。“条条大路通罗马，行行都能出状元”正是“超级女声”的价值观念。以人人都能唱出的歌声为选拔内容，比以学习成绩为内容的比赛更为有趣，更能激发参与热情。因而，“超级女声”成为青少年心中实现价值的另一种方式。[10]

（三）对角色的实践

对角色的实践是角色领悟的进一步发展，是在个人实际行动中表现出来的角色。人们对角色的实践并非总与社会对角色的期望、自身对角色的领悟相一致，其总要受到主观、客观的各种因素的影响。大众传播作为一种外部力量，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人们对角色的实践。如前段时间颇受关注的上海某女研究生闯红灯后对交通警察粗言相向的事件，就直接体现了大众传播对角色实践的影响。

遵守交通规则，是社会及他人对行人这一角色的期望。依该女研究生的学识及其后来的言语，我们可以确定她很清楚社会对行人的角色期望并也领悟到了这一角色期望。但在角色实践中，她却以多数人不遵守交通规则为借口拒绝遵守交通规则。在大众媒体的介入下，该女研究生的所作所为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强大的舆论谴责使得该女研究生最后决定为自己的行为向警察及所有观众道歉。可以说，正是大众传播改变了该女研究生对行人这一角色的实践。同时，在媒体对行人遵守交通规则现状进行跟踪调查的那段时期，很多行人都是因为媒体的作用而遵守交通规则，修正了自己对行人这一角色的实践。

大众传播的三点作为

如前所述，大众传播对角色的作用已是无可置疑，但却并非无可挑剔。许多批评家认为，女性在大众传播中的角色经常遭到贬抑。在媒介中，女性更多的时候是作为性对象、展览或喜欢某种品牌手纸的傀儡而出现，她们很少作为应当严肃对待的职业工作者或有生产价值的公民身份来看待。女性经常作为对别人、尤其是男性的创新做出消极反应的对象。这类角色为观众塑造了女性行为及其应当被对待的方式，这种现象不仅给女性带来了负面的效果，同样给男性带来了消极的影响。媒介同样是以负面的方式报道黑人、亚裔人、拉裔人、犹太人、残疾人以及无数其他群体的形象。[11]因此，大众传播要想通过对“角色”的作用在和谐社会的构建中有所作为，任重而道远。笔者认为，大众传播尤其要在以下三点有所作为：

（一）与时俱进。对于角色，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诠释，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注解。角色的互动性，决定了无论是角色还是角色的扮演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必须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大众媒体应该深刻领会和谐社会的新要求——“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及时发现社会角色的新变化（既包括量的变化也包括质变化），并以人们喜闻乐见的方式表现出来，帮助人们更好的认识和理解和谐社会对各个角色的新期待，形成新的领悟，进行对角色的新实践。

和谐社会要求法、德并重。“诚信友爱”虽然在我国有着优良的传统，但在现代社会却仍是一种稀缺资源。就“爱”来说，我们的社会其实并不缺乏自爱、情爱、亲人之爱、熟人之爱，真正缺乏的是兼爱或博爱。博爱是人类理性的理想表达，它反映了人类对自己成员的尊重和认同，对处于危难和困境中的同类表现出的怜悯、同情和关心。[12]因此，博爱虽然由来已久，却成为了和谐社会需要强调的社会角色的新内容，大众传播中必须对此有所反映。

放眼我国的大众媒体，爱情、友情、亲情的话题可谓是乏善可陈，但有关博爱的内容却是凤毛麟角。对商业利益的追求，使得媒体日益趋于功利，热衷于娱乐化和低俗化的操作，而对于博爱——这一人类更高更深邃的情感和道德追求则显得没有耐性。以电视剧为例，受电视台追捧的多是男欢女爱的剧集，而弘扬博爱的主旋律则遭遇了电视台和观众的双重冷遇。因执导《昭君出塞》而闻名于电视圈的导演冷杉对此颇有微词，他指出，“好莱坞大片都很商业，但它们同时也弘扬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这应该就是中国电视剧的未来发展之路，“电视剧是一种很特殊的文化产品，它能影响很多人，因此绝不能让简单的商业规律来操控它，那不是正路”。[13]

因此，在和谐社会的新时期，大众传播必须与时俱进，小心使用自身的影响力，以负责任的态度推动人们对新角色的自觉扮演，并最终内化为一种理想的不自觉的角色。自觉的角色与不自觉的角色是根据人们承担社会角色时的心理状态所做的区分。所谓自觉的角色，指人们在承担某种角色时，明确意识到自己正承担着一定的权利、义务，意识到了周围的人都是自己所扮演的角色的观众，因而努力用自己的行动去感染周围的观众。而不自觉的角色，指人们在承担某一角色时，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充当这一角色，而只是按习惯性行为去做。[14]

一个人在刚刚充当某一角色时，往往容易表现为自觉的角色。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初期，全国上下对“和谐社会”的呼声不绝于耳，人们对一些新的社会角色或是增加了新内容的社会角色的扮演，就往往表现为一种自觉的角色。但是，如果没有他人在场、没有特定环境与任务、没有经常的自我提醒，人们就容易忽视自己的角色，不再遵守这一角色的行为规范。因此，大众媒介有能力也有责任在场，通过大众传播创造出适合的环境，明确社会对角色的期待，使人们可以长期地记住并扮演好自己在和谐社会中的角色。而一个人在长期充当某一角色后，就容易从自觉走向不自觉。自觉的角色与不自觉的角色，并不能简单的以好坏来划分，但当每个社会成员都可以习惯性地出色地扮演各自的角色时，就形成了一种较为理想的不自觉的角色扮演状态。这应是和谐社会所积极追求的。

（二）以人为本。“天地之性，人为贵”，以人为本是和谐社会的本质属性，社会角色的扮演必须坚持以人文本。所谓以人为本，其基本含义简要说就是：它是一种对人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主体作用与地位的肯定，强调人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主体作用与目的地位；它是一种价值取向，强调尊重人、解放人、依靠人和为了人；它是一种思维方式，就是在分析和解决一切问题时，既要坚持历史的尺度，也要坚持人的尺度。以人为本是一个关系概念。人主要处在四层基本关系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组织的关系。[15] 而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六个方面——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蕴含着以人为本的思想，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组织关系的总概括。

对社会角色的以人为本，就是要把人当作 “人”——这一角色集来对待，而不是当作某一个角色来对待。马克思强调，“人在本质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每一种社会关系都会催生一种社会角色。因此，人从来就不可能只扮演一种角色，而是扮演着多种社会角色。例如一个女歌星，她不仅是一个艺人，是歌迷的偶像，是媒体的报道对象，她也是母亲的女儿，儿女的母亲，是丈夫的妻子，是同学的朋友，是国家的公民，等等。因此，“以人为本”要求媒体，不能只按照歌星这一角色来要求该女歌星来配合其报道，把其私生活完全曝光在世人面前，也必须给她做女儿、做母亲、做妻子等其他角色的空间。

和谐社会对社会秩序的追求，使得在大众传播中不可避免地强调社会角色的规范性。如教师要 “燃烧自己，照亮别人”，学生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这样教师才能成为教师，学生才能成为学生，教学活动才能正常进行，社会的教育系统才能有序运行。但大众媒体对各种社会角色的规范往往是通过对人来反映的，因此，对某个社会角色的规范就很容易地等同于对人的规范。于是，人就被简单化，角色也被固定化，结果很可能是，人们虽然成功地扮演了某一角色，却不能合格地承担其他社会角色，人因此没有实现一个完整的人的全面解放和发展，使得社会在整体上仍是不能达到一种和谐。

当教师们把自己完全奉献给工作岗位时，他们在工作的角色扮演上是值得称道的，但他们对家庭的角色扮演却是明显不够的。很多学生，对学生这一角色的极端扮演，对学习成绩的极端追求，使他们的学生角色令人刮目相看，但他们却不是孝敬的儿女，有爱心的朋友，甚至不是一个朝气蓬勃的年轻人。

同时，大众传播对社会角色的规范性的强调，还会在有意无意中扼杀和谐社会所大力追求的人的活力和创造性。众所周知，对青少年学生角色的强调，已经使得他们的活力和创造性日渐下降，这已经引起了整个社会的警醒。而当下对青少年个性的过分宣扬，则从一个极端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因此，如何在规范性和创造性之间寻求平衡，是和谐社会对大众传播提出的新考验。

戴维·莫利认为，一些主体位置（如同一名男子，可能既是名生产工人、又是工会成员、社会民主党的支持者、消费者、种族主义者、房主、打老婆的人以及一名基督教徒，即一个人扮演的一些社会角色）在逻辑上处于同一水平线上的事实并不意味着它们在经验上必然全都是等同的。仍然可能的是，一些主体位置会比另一些更有影响力；而且实际上一些位置也许会依赖于另一些位置。因此，他不会过分在一种主体位置上走极端。[16]

总之，对社会角色的人文关怀必然要求我们的大众传媒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从一个整体的“人”出发，全方位、多方面地对社会角色进行反映，引导社会对角色的合理期待。社会角色是权利和义务的统一，在强调义务的同时，不能忽略了权利。和谐社会不仅主张“安定有序”，也追求“充满活力”，因此在强调社会角色的规范性和秩序性的同时，必须给其一定的自由度和空间。

（三）关爱弱势群体。按照国际社会学界、社会工作和社会政策界达成的基本共识，所谓社会弱势群体是指那些由于某些障碍及缺乏经济、政治和社会机会而在社会上处在不利地位的人群。有的学者根据改革20年来的利益损益对社会群体进行分类，指出我国各职业群体可分为四类：第一，特殊获利者群体，包括民营企业家、经理、工程承包人、经纪人、证券大户、歌星、影星、球星、以及外资、合资企业的管理层、技术层；第二，普通获利者群体，包括知识分子、干部、一般经营管理者、办事员、工人和农民；第三，利益相对受损群体，包括登记失业人员、下岗人员、待业人员；第四，社会底层群体；包括边远山区的特困人口、乞丐群体。其中第三、第四类基本为社会弱势群体。[17]

以上的分类，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弱势群体的职业角色。实际上，弱势群体也是一些社会角色的集合，职业角色只是其中的一种。弱势群体的存在，是每个社会都无法回避的社会现实，但弱势群体与强势群体、中间阶层由于角色利益上的冲突，也注定会发生角色冲突，导致社会的不和谐。所谓角色冲突，指在社会角色的扮演中，在角色之间或角色内部发生了矛盾、对立和抵触，妨碍了角色扮演的顺利进行。[18] 如在改革过程中，下岗职工因为面临着失业和生存的压力，对企业管理者有极大的反抗情绪。而没有解决的温饱问题的社会成员对于锦衣玉食的明星，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抵触。这些不满和反抗，如果不进行合理的疏导，必然严重破坏社会的正常秩序。

我国弱势群体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弱势群体形成主要是通过制度性歧视（如农民及农民工）、整体性淘汰（如城市失业工人）这样一些集体排斥的方式，即落入弱势地位并非个人原因，主要是社会原因。[19] 因此，应当侧重从社会支持等外部力量的角度考虑协调角色冲突、关爱弱势群体。“我们不能不承认的一个事实是，涉及弱势群体利益的时候，往往要靠政府和大众媒体为他们说话，他们自己的声音是很微弱的。说句老实话，如果政府和媒体都不为他们说话，她们自己很难具有有效地表达和追求自己利益的手段”。这对大众传播而言，既预示着机会也暗含着挑战。

著名传播学者麦奎尔指出：“传播既是基本的权力，那么权力的拥有与实践就必须建立在平等与多元的基础，特别是既有结构的弱势者其权力更应该得到尊重，让人民得以参与媒介的运作。”但客观现实是，由于经济上的根本弱势，使得弱势群体也成为大众传播中的“弱势阶层”，即缺乏参与传播活动的机会和手段，缺乏接近媒介的条件和能力，主要是被动地、无条件地接受来自大众媒介的信息的人群和那些几乎无法得到与自身利益相关的信息、也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的群体。[20]

因此，大众媒体对弱势群体的关爱，绝不是喊口号那么简单，必须有决心、有计划地落实在行动上。具体而言，一方面要加强对强势群体的控制；另一方面，要加大对弱势群体的扶持。

首先，角色是互动的角色，弱势群体的存在是以与强势群体的对比互动为基础的。强势群体与大众传播有天然的 “亲近性”。一方面，根据Schudson理论，强势群体能够运用有关传媒创作周期的知识，取得进入传媒的有力的入场券。另一方面，新闻价值也迎合了强势群体的口味。[21]

因此，如果媒体不对大众传播进行有意识的控制，结果只会是强者越强，弱者越弱。我国媒体关于奢侈品报道的铺天盖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而在2005年夏天，即使在众多媒体合奏一曲节约大合唱的背景下，当“携带着数十个‘顶级品牌’的‘品味生活展’亮相上海国际展览中心”时，仍发生了“各大媒体趋之若鹜”这一事实，很值得媒体反思。[22] 这样的报道必然引起弱势群体的极大反感，为我国和谐社会建设设置障碍。

其次，媒体必须对弱势群体进行有力且有利的关注。有力，强调媒体必须为弱势媒体留出一定比例的版面和时段，深入弱势群体内部，对其中的各种社会角色都给予充分的关怀，让他们有机会发出自己的声音，使社会更清晰地认识到弱势群体的处境和想法。有利，则是强调媒体不能以将弱势群体的脆弱和不幸作为一种稀缺资源，卖给受众。虽然弱势群体经济上的弱势使得他们无力成为媒体欲卖给广告商的目标受众，但弱势群体的弱势却使得他们具有了一定特殊性从而成为一些媒体的关注焦点。媒体对弱势群体的此种关注无疑是不道德的，是与和谐社会背道而驰的。媒体关爱弱势群体，应本着对有利于弱势群体的态度，促成社会对其社会角色的正确期待，为这些弱势群体领悟并积极地实践自身的社会角色创造有利的环境。

女性这一社会角色在大众传播中的弱势地位是很多社会学家和传播学者关注的热点。但与学者的热情呼吁相比，传媒的实际做法仍然显得冷漠。1995年9月，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在传媒对大会的报道方面，似乎对那些有实质性内容的事件依然关注太少了。取而代之的是，传媒更加关注其组织不善的地方和妇女组织在一些焦点问题上的争论，被传媒称为“争吵”。[23]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无论是学界还是业界，应该对我国少数民族给以更多的关注。在西方，种族问题一直是传播社会学的一个焦点问题。而我国，虽然没有突出的种族问题，但民族问题却不容忽视。少数民族因为多分布在边远地区，因此大部分属于弱势群体。即使是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回族，仍是大众传播的弱势阶层。城市中的回族虽然经济水平与汉族相差无几，但其“民族”的社会角色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正因如此，使得汉族和少数民族的“民族”角色没有充分互动，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结语

与“符号互动论”相比，“角色”——这一横跨社会学与传播学的关键概念，还没有引起我国传播学者足够重视。在西方，尽管这个术语常用于有关社会互动与传播的讨论及描述，但其分析问题的价值与解释力一直遭到质疑。因为它常常假定一种静态的、共识性的、过于决定性、过于简单化的社会关系的视野，因而既忽略个体，又忽略权力与不平等的结构。[24] 因此，我们在利用它不断地丰富和推动社会学及传播学发展的同时，必须对其进行不断地修正，这样，大众传播通过作用于社会角色进而贡献于和谐社会的现实目标才能实现。

注释：

[1] 郑杭生主编.《社会学概论新修》（第三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年1月，第107页

[2] 景天魁.《当前中国社会关系的观点与和谐社会建设》.http://www.soufun.com，2005年11月07日

[3] [美]柯克·约翰逊；展明辉，张金銮译.《电视与乡村社会变迁——对印度两村庄的民族志调查》.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8月，第7页

[4] 邵培仁.《米德:美国传播学的鼻祖》.《徐州师大学报》.2001年第2期

[5] 吴飞.《米德的<心灵、自我与社会>导读》.智维网，2005年3月11日

[6] [美]约翰·费斯克等编撰；李彬译注.《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第二版）.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年1月，第286页

[7] [美]约翰·费斯克等编撰；李彬译注.《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第二版）.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年1月，第141页

[8] 郑杭生主编.《社会学概论新修》（第三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年1月，第116-117页

[9] 塞伦·麦克莱著；曾静平译.《传媒社会学》.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第1页

[10]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青少年文化现象与热点问题监测研究”课题组.《特别关注：“超女”现象折射当代青少年的心理问题——关于“超级女声”热潮的分析报告（二）》.人民网,2005年09月23日

[11] 阿瑟·阿萨·伯杰著; 李德刚、何玉译.《媒介分析技巧》（第二版）.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8月,第129页

[12] 史传林.《诚信友爱是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础》.www.qddx.gov.cn ,2006年4月26日

[13] 李丽.《宁静“灵魂演法”当场惹哭导演》.http://ent.sina.com.cn,2006年05月25日

[14] 郑杭生主编.《社会学概论新修》（第三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年1月，第110-111页

[15] 韩庆祥.《论以人为本》.《前线》, 2006年1月6日

[16] [英]戴维·莫利著；史安斌主译.《电视、受众与文化研究》.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年1月，第153页

[17] 郑杭生,李迎生.《社会分化、弱势群体与政策选择》.中国网,2003年1月20日

[18] 郑杭生主编.《社会学概论新修》（第三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年1月，第119页

[19] 郑杭生主编.《社会学概论新修》（第三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年1月，第241页

[20] 段京肃.《社会发展中的阶层分化与媒介的控制权和使用权》.见:陈培爱主编.《新闻春秋：第三届世界华文传媒与华夏文明传播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4年8月,第147页-150页

[21] 塞伦·麦克莱著；曾静平译.《传媒社会学》.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第61页

[22] 朽木.《人民时评：冷看媒体的“奢侈品时代”狂欢》.人民网，2005年8月11日

[23] 塞伦·麦克莱著；曾静平译.《传媒社会学》.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第30页

[24] [美]约翰·费斯克等编撰；李彬译注.《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第二版）.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年1月，第246页

参考文献：

1. [美]约翰·费斯克等编撰；李彬译注.《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第二版）.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年1月

2. 塞伦·麦克莱著；曾静平译.《传媒社会学》.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年11月

3. 郑杭生主编.《社会学概论新修》（第三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年1月

4. [英]戴维·莫利著；史安斌主译.《电视、受众与文化研究》.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年1月

5. [美]柯克·约翰逊；展明辉，张金銮译.《电视与乡村社会变迁——对印度两村庄的民族志调查》.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8月

6. 阿瑟·阿萨·伯杰著;李德刚、何玉译,《媒介分析技巧》（第二版）.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8月

7. 陈培爱主编.《新闻春秋：第三届世界华文传媒与华夏文明传播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4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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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熊澄宇 选编/导读.《西方新闻传播学经典名著选读》.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3月

10. 培仁著.《传播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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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陈力丹．《精神交往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观》.北京：开明出版社，1993年

13. [瑞典]理查德·斯威瑞伯格；安佳 译.《经济学与社会学——研究范围的重新界定：与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对话》.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3年12月

14. 郑杭生、李强等.《社会运行导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6月

15. [美]威廉·A·哈维兰著; 瞿铁鹏,张钰译.《文化人类学》（第十版）.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6年1月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