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人远行,碑石显箴言(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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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人远行,碑石显箴言(上)

——凭吊陆学斌之墓

                                                         

黄山,在荣登联合国“世界文化、自然遗产名录”之后,名气更大了。这里有六十奇峰,其中夫子峰下的风景湖畔,建了座黄山龙裔公墓。200741,我和吴炳南、萧立功等友人得偶然机缘,有此一行。除了踏青之外,大家头脑中还想看望几座故人的墓位。我从到手的资料中,已证实老部长陆学斌的骨灰就安置在这里。显然,凭吊陆学斌之墓是我的首选。到达黄山甘棠古镇听取了一番介绍后,转车即到三口镇以南的目的地。三三两两的人散开了。墓管委会负责人吴传达先生应我之请,在他的指引下,让我很方便就找到了到了墓地第一平台东侧的陆学斌夫人吴铭之墓。我看到这墓地树立的碑石正面,刻有墓主二人姓名和生卒年月,即“父陆学斌,1913.4.17(阴历), 1996.5.2卒”并立“母吴铭,1921.5.5(阴历).1995.7.17卒”,下有立碑人即一连串子女家属名字。

我和吴炳南同志,各自把手中准备好的鲜花虔诚地呈献在陆学斌夫妇墓碑前,并随即立正,恭敬地进行了鞠躬。两人在行礼之后,围绕墓碑移动了数步,无意中发现墓碑背面还有铭文,顿时为那奇特的铭文所吸引——这就是陆学斌生前在干部会上说过,也是使陆罹罪的一句名言:“如果我们不尊重客观规律,客观规律就要发脾气的。”  

我想,和墓主不相识的年轻人看到这简短铭文,也会产生奇异感,但是难以知道这句铭文内涵的分量。这句铭文,它已经使我马上陷入纷乱的思绪。我暗自许下了心愿,要为老部长的往事写它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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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弄清陆学斌说这句名言的原委,我在“时间隧道”里,首先回顾到那特定的时代背景:那时候出现一种钻研学习的浓厚空气,交织在一种燃烧的激情时空里。

人民共和国在北京宣布成立,经过一段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实践后,最高领导人在195811月成都会议上,倡导领导干部要读两本书:1、斯大林《社会主义济济问题》,2、《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前者强调苏联在改变军事共产主义、新经济政策后,开始接触社会主义特有的经济问题,和认识商品经济客观规律的位置问题。后者论说实现共产主义,要认识工作过程的长期性。

具体说来,到了1959年。全国上下都在迎接新中国国成立10周年大庆。《人民日报》在这一年元旦社论《乘风破浪》中,郑重提出,1957年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事实充分证明了“东风压倒西风”。“要在15年左右的时间内在钢铁和其他重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准备再用20年到30年的时间在经济上并且超过美国,以便逐步地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这时,人们的激情在燃烧,抓总路线的速度、大跃进号角吹响了,敢想敢干、大胆实践的空气十分高涨。

以钢为纲,“钢铁元帅”升帐,砍树、砸锅,保证各地土法炼铁的同时,也出现了农村人民公社化,瞎指挥,共产风,浮夸风,一平二调。随之公共食堂出现不能保证口粮最低标准的状况。总之,忽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界限不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含混。违背价值客观规律,必然废除商品生产和等价交换,损害了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于是,一时间,基层实际混乱情况达到了难以收拾的地步。

关于陆学斌铭文提及“规律”一说,是泛指对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都要尊重。凡事要首先尊重普遍规律。因为它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它体现事物之间内在的必然的固有的联系及发展方向。陆学斌生前在这一年干部会上多次做报告说出这一话语,我以为,他这里这种着重是指如何对待社会科学方面的规律问题。他显然持有对待社会发展规律和重视劳动价值规律的正确态度。他决不是盲目维护为那种“以跃进口号充当必然的客观规律”(如“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成了“金科玉律”)的人。简单地说,我们不可以不顾一切地去蛮干;如果蛮干的话,就会碰钉子,就要付出惨重的代价。因此,我也认为,他的理念是抵制唯意志论或是一种叫权力意志决定论的观点。当然也就是在和主观主义的下达硬指标较劲。于是,他必然会得罪好大喜功的上峰,必然会被上峰简单地视为刮冷风的异类。

1959年庐山会议风向一转之后,上面确定开展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很快就推到下面来了。于是,他自然就成为当运动对象。陆因言罹祸,在劫难逃。不过,当时和以后有人都说,凭陆学斌那一、两句言论,算不了什么。因为在平常,上面也不是没说过陆学斌那类似的冷静话语。他只因碰上张恺帆的事有牵连,才得祸罢了。总之,这一年由于基层实际情况并不景气,上面又在搞运动,国庆10 周年的庆祝活动,当然也就相当低调了。

 

两名副职

此时,安徽省里两位主要领导正在庐山开会。陆学斌和张恺帆虽然也是省里领导机构的高级干部,不过他俩都是副职。张恺帆(1908-1991)是1926年投身革命、历任要职的老同志,在省委书记处是一名书记,省政府副省长。位置名次上都排在陆的前面。陆受张牵连的事实究竟是怎样呢,张恺帆当初正在基层检查工作,他和陆曾有过一次交谈工作意见的电话。日后,张对这一节有如下回忆:“我又挂了电话给陆学斌(省委候补书记、副省长),他问:‘情况如何?’我说:‘很严重,一言难尽,电话里不好说。我这里有几份材料要写,请你从省委宣传部给我派两个人来,……’陆同意从‘安徽日报派两名记者到无为。’我当时的想法是写一份报告,另写一份内参,如果省里讲不通,就把内参送到中央去,不管有多大风险,我是决心要把实际情况反映上去的。在电话里,我略说了无为实情后,陆学斌说了一句笑话:“无为还是无为吧。”陆又说:“大跃进、总路线,总不能不讲实事求是嘛!”这句话后来成了‘ 张陆连盟’的重要罪证——‘妄图修改总路线。’”(见《张恺帆回忆录》 安徽人民出版社 2004年第一版 366-367页)最后,张的报告是反映上去了,但却在会上作为反面人物被点了名。于是,张、陆以上这几句商量工作的话,后来竞成了“反党联盟”依据。

19597-10月,张、陆二位在省会合肥受到大会、小会揭发,批判,一些莫须有的罪名,都往他们头上加。陆学斌平时被人美称为“安徽的‘陆定一’”,现在却有人奚落他“自命为是‘陆定二’”。张和其他领导同志一起陪同彭大将军视察博物馆的公务一事,被挂上说成是有什么反党“勾当”。一时间,空气搞得很紧张。斗争并且株连到大批无为籍干部和群众。这两人到底有何共同“罪责”呢?张恺帆何罪之有?最高当局在23月间第二次郑州会议上已开始承认有共产风,表示要纠偏了。张深入基层检查工作,走访了不少农户,饥饿惨状不忍目睹。大跃进出现大饥荒,可不是小事。于是,他紧紧抓住威胁群众生存的口粮问题作为切入点,要求基层干部一定把最低标准的口粮发到群众手中,并及时解散公共食堂。再就是要求调拨粮食前来应急。在当地万人大会上,他批评县里干部:“你们是要面子,还是要农民吃饱肚子呀”的重话,也是铿锵有名,掷地有声!应该说,张是抓到点子上了。这真是一位在思想上与群众心连心,政治上丢开个人安危、大智大勇、敢于负责任的好干部。那时,留守机关的陆学斌,救“灾”心切,也认为人命关天,毫不含糊抽调记者给承当重任的战友和受苦乡亲以支持。从陆和张对话中也可以听出,陆也是以关心基层工作,把群众利益认作最高利益的好干部。我对陆那“无为还是无为吧”一语的看法是,话虽含蓄,却是从一句成语演化过来的。可以理解为,那地方的工作,还是应该因势利导,无为而治,使“无为”变“有为”。至于,后一句的话,他是对于各种方针、政策的贯彻,明确质疑“实事求是”态度。他是从正面警示“不能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啊!这话和他在此以前作报告时,把“规律”拟人化、形象化,来了个“发脾气”之说,前后意思是连贯的,一致的。总之,这也可以说,后者是前者的印证吧。        

(待续下篇)

          

 

 

 

斯人远行,碑石显箴言(下)

——凭吊陆学斌之墓

                                                         

 

“吾道不孤”

现在还是回到“规律”上来说事。当时基层农民,只会抓住看到的社会现象说:“这是平生头一回见到的大乱”。陆说的“规律”,是指客观规律,倾向性非常明确:是对无视必然的社会客观规律的现象,认为需要纠正混乱。在庐山会议上,一些高干也同时正视到社会陷入左倾危机,表示出自己期待“调整”的意见。陆学斌真是“吾道不孤”,还有位远在北京的顾准老同志,对此“规律”也与陆有类似思索。虽然,他们并不相识,对问题的表述上不尽一样,但理念上却完全一致。此事缘起是顾早在高级党校学习时,“人民日报”发表了“老大哥党内一位中央委员在党的大会上的发言。顾准觉察到文章是指“老大哥”的导师著作中,曾把“规律”说得虚实纷乱。它折射出那里存在经济优越感问题,也有道德规范式的学理问题。于是,顾断续记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是离开社会主义经济再生产理论(那实在是不折不扣的规律),与价值规律(这实在还是多方面起作用,而基本方面则是劳动报酬方面)的空东西、道德规范。”(《顾准日记》,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1月版,增订本,第7172页)“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阶段,则一切对当前经济问题的研究,都被‘钦定’的大批规律所淹没,所谓理论工作,就是这个规律那个规律如何应用,学风至于如此,再不改变,将与僧侣主义何异!”(同上日记,第46 )“这个思想体系,与以道德规范式的规律吹嘘,粉饰太平的理论来描绘社会主义经济,在哲学体系上是一贯的,这是独断主义式的唯心主义。”(同上日记,第73页)。顾又说道:“但历史自身一定是按照其自身的逻辑前进的,这是无可置疑的。”(同上日记,第46页页)顾希望自己能“看到在高涨的经济与文化建设中实现高度的文明,真正实现了人民群众对历史的决定作用。”(同上日记,第67页)。现在,我才迟迟看到顾所留下的这一“日记”话语被出版,真是感慨系之。

几年前,我也高兴地看到追求“两头真”的老同志张劲夫对他熟悉的顾准、张恺帆写出敬重的话语。我确信绝大部分干部,也会对包括陆学斌在内的当时一身正气讲真话的老人们都是赞赏的。历史已证明,他们才是社会的合格的公务员,也是人民大众贴心的公仆。事情的发展,到了1962年北京召开七千人大会后,上层统一了认识,根据广大干部意见和顺应民意,出现了尊重事实的严肃态度,终于对陆学斌问题和张恺帆问题先后也都已得到纠正。

回顾进入所谓迎接农村社会主义高潮开始,笔者也曾受命“贩卖”过苏式“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观点,即“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规律混乱的观点。我成了是鹦鹉学舌、理实分离的人。大跃进岁月中,当农村水利出现 “八亿八亿再八亿”浮夸数字,我也曾撰文叫好过。我在客观上,就是不长脑袋的瞎起哄,跟风添乱。这也是对人民不负责任的。今天面对尊重现实,有见识、敢负责的前辈们特立独行,真是汗颜之至!

 

走不归路

我是1953年调进省委宣传部的。老部长和大部分同志都住在小东门坐北朝南民居院落里。我还记得陆学斌住临街的一大套间,房间门前是过道。我和一些有家属的同志以及单身汉都住在后院。住后院的同志每天上班,必定会走过他的门前。他的房门往往是开着,我常能听到他那爽朗的说话声音,节奏很快,一口绍兴腔。有时还夹杂哈哈笑声。那是一种思维敏捷,思想活跃的声音。以后从平房搬进新大楼办公,在会议室听他谈工作,到小礼堂听他做报告,进一步熟悉他是善于深入浅出地来阐明他理解的重要理论。他在做报告前总能摸清工作干部的各种想法,有针对性地来用生动活泼语言交流。因此,会场空气非常活跃。他的音容笑貌给人印象非常深刻。

我后来知道,陆学斌是浙江杭州湾附近慈溪人。他是位1938年入党的老同志。当时他25岁。他在党组织的指引下,穿过封锁线,步行到皖南山区。他经过黄山东麓山路,沿着麻川,又穿过青弋江,奔向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在军部教导总队学习、工作一段时间后,因形势变化,他奉命转移到皖中。他曾被分配到无为县抗日民主政府任秘书、县长。因此,无为,也可算是他的第二故乡。

抗日战争胜利后,他任过皖西区党委四地委书记。也在部队做过密切联系群众的民运工作。1949年春,皖北、皖南先后解放。他先在皖北区党委担任宣传部部长,一度兼任合肥人民广播电台(后改称:皖北人民广播电台)台长。皖南、北合并后,在省委宣传部任副部长、部长。以后升任省委常委、副省长。不久,又提升成候补书记。

他在安徽,和许多干部和知识分子结下深厚情谊。他信任、关怀、支持知识分子,能在工作中和他们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甚至对一些业余文学作者也能热情接待,多做鼓励。在他的鼓励下,有的业余作者增加信心,随后写出高水平的作品。陆学斌求真务实,必然要说真话。他是重视群众利益的好干部,他在50 年代后期出现的社会动荡中,仍然能够不改初衷,保持求真本色。陆在被错误批判的问题得到纠正后,被分配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领导岗位上去了,许多同志谈起都很怀念他。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陆学斌离休下来。我们一些老同志高兴听说陆学斌从天山回到合肥来休养,都想去看他。我第一次是随文化系统几位同志一道去他居所看望他。他身体已显得虚弱,床边放着拐杖。他要起床,我们未同意。他说到新疆是有收获的。他说:“我懂得了民族政策的重要,我们就是要正确贯彻民族政策。急当地民族之急,想他们所想。我们主观上要办好事,最后得看好的效果。”他又说到:“清朝有两位从内地到过新疆的历史名人。纪昀,林则徐他们是清朝乾隆、道光不同时间的人。他们分别在乌鲁木齐(原先称迪化)、伊宁(原先称伊犁)呆过,一位协助军务,一位协助垦务,三年左右都被皇帝召回,才离开了那里。”陆说,当地同志已给他介绍过那写《阅微草堂笔记》纪昀的住所,因此他看到过该住所的内外环境。当地群众还都不断说起他们办过的好事。我们从陆的谈话中,发觉陆的视野还是很开阔,谈收获能显得时空交错,跨度较大。我第二次是随先后离开宣传部的两位同志一道去看望他。此时,他已缠绵病榻,有多时了。他只简单和站在前面的老同志说上了几句,对我只是点点头,似乎不大认识了。我心里感到酸楚。不久,我听到他终于老成凋谢,与世长辞。于是,我赶往殡仪馆,为陆学斌同志送别。这是最后一面了。

想不到他的骨灰冢和名言石碑竟落在皖南黄山高地。我想,按他的开阔思维和豪放性格,这里也可能只是他的一个驿站吧。他登高望远,可能在看着层峦叠嶂之间的新四军军部旧址,也许视线又已经穿过云海在向往着连接海洋的钱塘大潮呢。●

2007-10-08——12-15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