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一战”关系因何遭到双重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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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一战”关系因何遭到双重遗忘2009年08月01日 12:08文学报【大 中 小】 【打印】 8位网友发表评论

中国与“一战”关系遭到双重遗忘

徐国琦:王德威教授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话:“没有晚清,何来‘五四’?”

刘涛:对,王老师有一本书《被压抑的现代性》,译成中文之后在国内引起较大争论。他认为“五四”压抑了晚清开始的现代性的诸多可能,经过“五四”运动,现代性的面向非但没有拓宽,反而缩小了,故他将目光放于晚清“世纪末”。

徐国琦:借用王德威教授的表达方式,也许我们可以说:“没有一战,何来五四?”

刘涛:我想我们首先应该区分两种“五四”,一是“五四运动”这个事件,二是被隐喻化的“五四”。

徐国琦:我提“没有一战,何来五四”是一个历史学的探索。毫无疑问,“五四”与“一战”相关,没有巴黎和会的刺激就未必有“五四运动”的发生。但是我们学界对“一战”的了解和研究少之又少,“一战”若不进入中国现代史的视野,我们不能完全理解“五四”。

刘涛:国外的研究情况我不甚了解,但是国内关于“一战”的讨论非常少。您可否具体谈一下“一战”被遗忘的表现?

徐国琦:中国与“一战”的关系,遭到了双重遗忘。一是在世界上被遗忘,在国外关于“一战”的研究著作汗牛充栋,但是中国与“一战”的问题几乎无人涉猎。二是被中国人自己遗忘,多年来中国学术界一直没有有关中国与“一战”关系的重头著作,因此对中国与“一战”的互动缺乏实质了解。

刘涛:将遭到双重遗忘的历史呈现出来,这非常有意义。您可否谈一下中国与“一战”的关系遭到双重遗忘的原因是什么?

徐国琦:主要是学术界对“一战”时期的中国缺乏实质性了解。很多人认为北洋政府积贫积弱,在国际体系中被边缘化,且国内政治结构不稳定,没有改变现状的动机和条件。一般认为弱国无外交。但是这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强国普遍不依靠外交方式,而弱国则会特别注重外交,因这是改善其生存环境和保护其利益的唯一手段。还有人认为,中国与“一战”事实上没有关系。这个观念也不对。因为中国是半殖民地国家,已被德国、英国等许多国家分割成许多不同的利益范围,无论如何中国注定会被动拖入战争,故中国主动参照更为有利。其实中国政府几度要求参战,但直至1917年8月才参战成功。

 

寻求怎样的国家认同

刘涛:历史的书写总会因为种种原因有所强调或有所遮掩。您认为“一战”对当时中国的意义何在?或者其时中国主动要求加入“一战”,其主要的动机何在?

徐国琦:“一战”的爆发,对当时的中国而言可谓一次重大“危机”。所谓“危机”包含双层涵义:一是“危”,即危险或挑战;二是“机”,即机会或机遇。若把握得好,中国则可能一举摆脱内外枷锁,以平等身份进入国际社会;把握得不好,则会坠入深渊。幸运的是,“一战”时期的中国有许多有利条件:一是急切寻找新的国家认同、加入国际潮流的浪潮在中国波涛汹涌;二是中国有一批学贯中西及对国际体系深刻认识的精英;三是对中国不利的现存的国际秩序因为“一战”的爆发正在崩溃。中国人急于改变传统孤立主义的世界观,“一战”被认为是中国加入世界新秩序的绝好机会。中国渴望加入世界,成为现代民族国家和强大的国家,这种国家主义的观念催生了中国的革命、内部革新以及国家转型。中国在“一战”期间的活力就在于处理国际事务过程中融合了政治上的民族主义、文化上的破坏偶像和外交上的国际主义路线。

刘涛:晚清、“一战”、“五四”皆有联系,背后都有建立民族国家的希望在。我们先不谈被隐喻的“五四”,只谈“五四事件”。“五四事件”亦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是1919年5月4日那天的学生运动,这没有争议;广义则可前推并后延,比如周策纵先生在《五四运动史》中定位为“1917年到19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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