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光:赴会受盘问小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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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8-01 | 杜光:赴会受盘问小记

废话一筐:

杜光先生网文集:http://www.chinaelections.org/scholar.asp?scholarID=90

 

杜光:赴会受盘问小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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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光,浙江温岭人,生于1928年5月4日,现年81岁。1946年上北大,1948年8月因受国民党政府特刑庭传讯、通缉,离校前往华北解放区,1958年初在中央党校工作时被划为右派,1979年改正后回中央党校,先后任理论研究室副主任、科研办公室主任兼图书馆馆长,1988年参与筹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会,任干事长兼《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双月刊主编。风波中,支持学生。1990年离休。近年来,致力于总结和分析历史的和现实的问题。从1995年开始写了一些征求意见稿,2003年起在网上发表政见,并开设自己的博客。至今已有近50余篇文章上网。

4月14日下午,我收到王雨墨发来的电子邮件,通知我文明论坛和2008年度网络公民颁奖大会确定在15日下午在西客站南的国风广场举行。在此之前,他给我打过电话,希望我作为颁奖的贵宾参加这个会议,会议的时间和地点,等确定后再正式告诉我。我去年曾经为2007年度的网络公民颁过奖,对这个活动有所了解,认为它是有助于发展网络文化、推进言论自由的文化活动,所以表示同意参加。但电子邮件又说到文明论坛,去年好象没有这样的议程。为了慎重起见,我在15日上午拟了一个发言提纲,题目叫《和谐社会与文明社会》。会上如果要我发言,我就谈一谈。

下午一点半,我从家里动身,坐出租车到了西客站的南面,好不容易找到国风广场。原来这是一个地下的环形建筑,站在地面看下去,仿佛是在电影里看到的古罗马的斗兽场。水泥铺地的广场中间,竖起一个红色的巨龙雕塑,周围两层,上层都是玻璃窗,下层是封闭着的。我找到广场的入口,走下去时才发现,上层是一个很大的环形回廊,下层是停车场。

我看了一下手表,这时是两点二十五分,离会议开始时间还有五分钟。我在回廊上走了一圈,找不到开会的地点,感到这里不像是一个开会的地方。更叫我诧异的是,回廊上冷冷清清,没有什么人,只是在离我三四十米的窗口站着几个人。我走过去问他们:“请问各位,今天下午在国风广场有个会,你们知道在什么地方开吗?”

其中一个人说:“什么会?我们不知道。”我说:“文明论坛和颁奖的会。”

另一个人问:“你是哪里的?”我说:“我是党校的。”他应了一声:“啊!党校的。哪个党校?市委党校?”我心里想,这个人怎么这么好奇,但也没有多想,便随口答应:“不是,是中央党校。”

这时,一个站在我旁边、腋下夹着皮包的人说:“你是中央党校来开会的?”我说:“是啊!”他说:“你跟我来吧!”我觉得挺奇怪:阿墨怎么搞的,开个会这么神秘。但没有多想,以为他是会议的服务人员,便跟着他走了。

路上他问:“你是怎么知道开会的?”我说:“是阿墨通过电子邮件告诉我的。”

他接着问:“你认识阿墨?”我说:“认识啊,我去年就参加过他们的颁奖大会,给获奖者颁奖。”“那你今年也是来颁奖的?是会议的嘉宾吧!”我说:“大概是吧!”

说着话已经走了小半个回廊,来到回廊外侧的一个房间门口。他推开门,我以为这就是会议室,但开了门一看,却是一个不大的房间,中间摆着一张长方形的会议桌,桌子旁边, 靠里坐着一个穿警服的中年人,好象是个警官。一个角落里坐着四个人,两个穿警服的男子,另两个一男一女,穿着便衣。

我一进门才知道上当了,很气愤,但也有点紧张,因为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同警察打交到,而且是在这样一种场合。我故作镇定,问道:“怎么啦?这个会议把你们警方也惊动了?你们不让开啦?”他们没有答理。穿警服的警官把手一挥,冷冷地说:“你坐吧。”我在他对面坐了下来,那个把我骗来的便衣在会议桌的一侧,靠着我的左边坐下。

我说:“你们把我带来做什么?”那警官没有回答我的问话,说:“把你的身份证拿出来。”我说:“做什么?我没有带身份证。”他说:“出门怎么不带身份证?我们要登记一下。”

我这天正好带着离休证,原来是想如果会后感觉还好,不觉得疲劳的话,准备坐公共汽车回家,有离休证可以免费优待。听他说要登记,一开始很反感,但后来一想,我是光明正大地跑来开会的,没有什么可以隐瞒的;如果拒绝登记,反倒好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似的。于是我说:“我带了离休证。”那警官说:“那你把离休证拿出来看看。”

我从上衣口袋里拿出离休证递给他。离休证是同旧的老年证放在一起,用透明的塑料纸包着的,透过塑料纸,可以看到老年证上的姓名、住址等。他在一个本子上抄下老年证上记载的内容,把它递给那个骗我进来、坐在我左侧的便衣。那便衣照抄老年证后,用手轻轻拍打着离休证,问我:“可以打开吗?”我说:“可以,你打开吧。”他撕下粘在塑料纸上的胶带纸,拿出离休证,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把离休证上的内容抄在本子上。接着把离休证交给穿警服的警官,他又在本子上抄了一遍,把离休证还给了我。在他们登记的时候,我对他们说:“今天的会是要讨论文明问题,给网络公民颁奖,是一个很好的会,你们为什么不让开?”他们只是埋头登记,不理我的茬。我接着说:“你们不让开会,又把我弄到这里来,究竟是什么意思?”那个警官说:“我们就是登记一下,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说:“既然把我弄来了,你们就应该告诉我,为什么禁止开这个会。”

这个时候,又有一个便衣带进来一位妇女,戴着眼镜,大概也是来参加会议的。那便衣把她带到那个警官的旁边坐下。我听不见警官向她说什么,只见她掏出身份证,交给警官登记。于是,我就只能同带我来的便衣说话了。

那个便衣说:“这个会是他们自己决定不开的,为什么不开,我们也不知道。”我说:“他们自己怎么会决定不开了呢?究竟是你们不让开,还是他们自己决定不开,你们应该跟我讲清楚。”他说:“是他们自己决定不开的。”我说;“我不相信。”我再一次强调说:“这个会讨论文明问题,给网络公民颁奖,都是光明正大的好事,为什么不让开?”他低头不语。我想逼他承认是警方禁止开这个会,又说:“你们有什么理由查禁这个会?”

过了几秒钟,我背后转出一个便衣,朝着我说:“你是离退休干部,应该懂得这个道理。在这样的公共场合举行会议,应该事先申请,经过批准,才可以开会。没有批准怎么能开会呢?”我心里想:这就是说,你们承认会议是你们禁止的了。正想说话,突然一个念头窜上我的脑海:今天是4月15日,是胡耀邦去世20周年,这是今年最使当局头疼的日子之一,阿墨的会议选在这个日子,实在是太不巧了。这个会议很可能被当局认为是纪念胡耀邦的会,文明论坛只是一个打掩护的托词,这才引起警方的高度重视。

见我沉吟无言,那人又接着说:“我们这是按照规定办事,希望你能理解,支持我们的工作。”他的话说到这个份上,我也不好再说什么了;尤其是我已经悟出了问题的症结所在,就不愿意再在这个地方待下去了。我对那个骗我来的便衣说:“你登记完了,我可以走了吧。”他说:“好的,你走吧。”我站起身来,他也跟着站了起来,在我往外走时对我说了一句“你走好”,并且把我送到门口,说:“出口在那边。”我没有理睬他,头也不回,就迳自走了。

离开那个阴暗的地下室,走上地面,沐浴在灿烂的阳光里,心里有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感,但同时也觉得似乎很疲劳。扶着地面的铁栏杆朝下面望去,水泥场上站着三个便衣。这时我才想起,刚才应该问清楚他们是哪里的,是公安局的,还是派出所的?是哪个派出所的?他们既然这样把我登记起来,我就有权利知道他们是什么来路。但是,疲劳胜过了要走下去问个明白的冲动,赶紧回家休息已经成了我这时候的最主要的念头。

坐上出租车,闭着眼睛休息,心头却很不平静。这些掌握政治权力的人为什么会这么神经衰弱,一个十分正常的会议,也要派警力来压制。就算是纪念胡耀邦,又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要这样兴师动众?(后来和阿墨联系,证实了我的猜测。阿墨14日晚上就被带到派出所,到15日下午六点多钟才放了回来。在阿墨被羁押期间,警方再三问他会议内容是不是纪念胡耀邦)

胡耀邦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好的总书记,他那勤政爱民、清廉自守的优秀品德和良好作风,赢得了老百姓的爱戴,也为共产党赢得民心。他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奠定了稳固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迄今为止的所有领导人,无不沾润他的恩泽,承受他的政治遗产,但这些人却恩将仇报,抹杀他的功绩,否定他的贡献。他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中国共产党应该以他为荣,怎么连纪念他都要禁止呢?在今天,以胡耀邦为荣,还是以他为耻?是测验一个共产党员的良知和良心的最好标尺。在对待胡耀邦的问题上,如此是非不分,荣辱颠倒,还谈什么“八荣八耻”呢!

回到家里,我感到身心俱瘁,靠在沙发上休息。闭目沉思,不由得责怪自己思想太迟钝。这是一个多么好的教育警察的机会,我当时怎么没有想到!我应该对他们说:公安人员的职责是保护公共安全和公民权利,不能把应该保护的人看作是敌人,侵害他们的权利。你们经常把好人当坏人打击,却把坏人当好人来保护。全国各地每年好几万起群发性事件,被侵害的老百姓要向贪官污吏讨回公道,各地警方却都站在贪官污吏一边,镇压老百姓,为贪官污吏看家护院。你们当警察的,都是从老百姓中来的,应该为老百姓说话,保护老百姓,不应该给贪官污吏当走狗。我想,如果当时能对警察说这样一番话,我的两个多小时的时间和82元车钱就不算浪费了。可惜,我的思想太迟钝,到了家才想起这一点。我应该作好思想准备,今后再遇到这样的场合,就不会放过去了。

老话说,“吃一堑,长一智”,能够想到这一点,也算是“一智”吧。但我还是不希望再有这样的经历,毕竟,同警察打交道是一件不会愉快的事。
                                                2009年4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