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转帖]李鸿章为何“只能干一代人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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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李鸿章为何“只能干一代人的事”(2009-05-25 11:20:00) 标签：股票 《走向共和》观感六：李鸿章为何“只能干一代人的事”
电视剧《走向共和》中，有一句台词影响很大。退休后的李鸿章对渴望立宪的梁启超，意味深长地说：
“一代人只能干一代人的事”。
言下之意，是承认民主、宪政不是西方所独有的，属于普世价值，但在中国，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去慢慢实现，当下这一代就别指望了。
许多人听到这句话，对李鸿章便多了几分同情，对这番道理多了很多认同。但实际上，对于这句看似精辟实则讨巧的话，恐怕多数人也是似懂非懂。
对于李鸿章，还是梁启超比《走向共和》的编剧认识得更深刻。李鸿章去世后，梁启超曾撰《李鸿章》一文，评价他：
“是为时势所造之英雄，非造时势之英雄也。”
至于不能“造时势”的原因则是：“有才气而无学识，有阅历而无血性。”
这个评价对于李鸿章应该是中肯的，不过更深层的原因，梁公此文中未有更多的剖析，这也就留给我们更多的空间去思考。
其实在晚清这样一个极权体制内，不能“造时势”恰恰是李鸿章存在的理由，怎么可能会容许一个有能力、有学识、有血性，足以“造时势”的人物居于那样的高位呢？要知道，专制集团对于可能危害自己统治地位的任何风吹草动，都是格外敏感，且毫不容情的。君不见，尊贵如光绪帝，一旦试图政治改革，都被慈禧太后囚禁至死么？
所以，极权体制内，选拔人才的首要标准就是忠心于统治集团，而不是才干杰出，“宁保大清不保中国”。而且，越有才干的人，越容易有“独立思想”，对于统治集团的忠诚就越靠不住。《走向共和》中，大臣瞿鸿禨在反腐失败后，就悟出做官的要诀是：“政治上永远正确。”反之，有“不正确”、“造时势”隐患的人，早就在一级级的官员遴选程序中，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给“逆淘汰”下去了。
清朝的制度，已经是皇权专制体制的巅峰。官员遴选的结果，自然是平庸者成为统治集团的中坚，其中最杰出者，也不过稍过于中人之材。“有才气而无学识”如李鸿章者，就已经是清廷能接受的底线了。
梁启超所说的“学识”“血性”，还包含着救国救民的理想主义精神。任公先生确是这般伟大的爱国者，但对于李鸿章大人，这个标准就是苛求了。哈耶克有一个结论叫做“最坏者当政”。他解释说：“要成为一个对极权主义国家的运行有用的助手……充当他们的工具的人就绝不能有自己的道德信念。他们首先必须无保留地委身于领导者本人;除此而外最要紧的是，他们应当完全没有原则，并且名副其实地做到不择手段。……由于有些需要做的工作本身就是坏的，是所有受到传统道德教育的人所不愿做的，因而愿意做坏事就成为升官得势的门径。”
几年前，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去世，司马璐先生悼念时如此评价：“他也犯过罪，在那个体制里，能到达那样的高位的人，都有过罪。”这说的也是类似的道理。
一个真正有着高尚品格，不甘同流合污的人物，是不可能在一个成熟的极权体制内长期存在，并爬上高位的。他们可以再民众面前标榜自己的理想，可以教导民众为了某种理想而奋斗，而他们自己的思想，是不会闪耀着理想主义的光芒的。顶多是少数人修炼还不到家，偶尔灵魂深处一闪念，但也会立刻扼杀住自己的理想和良知，依然按照符合集团利益的既定的规则来行事，否则很快就会被抛弃于体制外了。
而李鸿章，本身就是一个对“杀降”满不在乎，对承诺弃若敝屣，对说谎习以为常，对外交“打痞子腔”自得的人物，有何高尚、理想可言？
寄望于这样一个人，舍大清这个“小家”，为“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岂不是缘木求鱼？但是，李鸿章已经是高级领导人中最开明的一位了，梁启超要搞和平演变，搞不流血的宪政，就只能寄望于这一个人。这就是梁启超的可悲，也是中国的可悲，但却是大清体制的胜利。
再回头看李鸿章“一代人干一代人的事”，就有欺骗的意味在里面了。其实他知道，自己只应该做修修补补的事，做有益于本集团的事。危害本集团既得利益的事，他是不会做的。而下一代的李鸿章，自然还是会做这些事。否则，他就不是李鸿章，也就不可能出现在那个位置上了。
想起柏杨先生说的：爷爷跟父亲说，中国就靠你们这一代了；后来父亲跟自己说：中国就靠你们这一代了；再后来自己对儿子说：中国就靠你们这一代了……
“一代人只能干一代人的事”，实际上，却成了体制内人物不思进取的借口，有识之士守株待兔的幻想，整个民族安于现状的理由。这一点，就是《走向共和》这部电视剧的不足了。
电视剧《走向共和》中，有一句台词影响很大。退休后的李鸿章对渴望立宪的梁启超，意味深长地说：
“一代人只能干一代人的事”。
言下之意，是承认民主、宪政不是西方所独有的，属于普世价值，但在中国，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去慢慢实现，当下这一代就别指望了。
许多人听到这句话，对李鸿章便多了几分同情，对这番道理多了很多认同。但实际上，对于这句看似精辟实则讨巧的话，恐怕多数人也是似懂非懂。
对于李鸿章，还是梁启超比《走向共和》的编剧认识得更深刻。李鸿章去世后，梁启超曾撰《李鸿章》一文，评价他：
“是为时势所造之英雄，非造时势之英雄也。”
至于不能“造时势”的原因则是：“有才气而无学识，有阅历而无血性。”
这个评价对于李鸿章应该是中肯的，不过更深层的原因，梁公此文中未有更多的剖析，这也就留给我们更多的空间去思考。
其实在晚清这样一个极权体制内，不能“造时势”恰恰是李鸿章存在的理由，怎么可能会容许一个有能力、有学识、有血性，足以“造时势”的人物居于那样的高位呢？要知道，专制集团对于可能危害自己统治地位的任何风吹草动，都是格外敏感，且毫不容情的。君不见，尊贵如光绪帝，一旦试图政治改革，都被慈禧太后囚禁至死么？
所以，极权体制内，选拔人才的首要标准就是忠心于统治集团，而不是才干杰出，“宁保大清不保中国”。而且，越有才干的人，越容易有“独立思想”，对于统治集团的忠诚就越靠不住。《走向共和》中，大臣瞿鸿禨在反腐失败后，就悟出做官的要诀是：“政治上永远正确。”反之，有“不正确”、“造时势”隐患的人，早就在一级级的官员遴选程序中，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给“逆淘汰”下去了。
清朝的制度，已经是皇权专制体制的巅峰。官员遴选的结果，自然是平庸者成为统治集团的中坚，其中最杰出者，也不过稍过于中人之材。“有才气而无学识”如李鸿章者，就已经是清廷能接受的底线了。
梁启超所说的“学识”“血性”，还包含着救国救民的理想主义精神。任公先生确是这般伟大的爱国者，但对于李鸿章大人，这个标准就是苛求了。哈耶克有一个结论叫做“最坏者当政”。他解释说：“要成为一个对极权主义国家的运行有用的助手……充当他们的工具的人就绝不能有自己的道德信念。他们首先必须无保留地委身于领导者本人;除此而外最要紧的是，他们应当完全没有原则，并且名副其实地做到不择手段。……由于有些需要做的工作本身就是坏的，是所有受到传统道德教育的人所不愿做的，因而愿意做坏事就成为升官得势的门径。”
几年前，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去世，司马璐先生悼念时如此评价：“他也犯过罪，在那个体制里，能到达那样的高位的人，都有过罪。”这说的也是类似的道理。
一个真正有着高尚品格，不甘同流合污的人物，是不可能在一个成熟的极权体制内长期存在，并爬上高位的。他们可以再民众面前标榜自己的理想，可以教导民众为了某种理想而奋斗，而他们自己的思想，是不会闪耀着理想主义的光芒的。顶多是少数人修炼还不到家，偶尔灵魂深处一闪念，但也会立刻扼杀住自己的理想和良知，依然按照符合集团利益的既定的规则来行事，否则很快就会被抛弃于体制外了。
而李鸿章，本身就是一个对“杀降”满不在乎，对承诺弃若敝屣，对说谎习以为常，对外交“打痞子腔”自得的人物，有何高尚、理想可言？
寄望于这样一个人，舍大清这个“小家”，为“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岂不是缘木求鱼？但是，李鸿章已经是高级领导人中最开明的一位了，梁启超要搞和平演变，搞不流血的宪政，就只能寄望于这一个人。这就是梁启超的可悲，也是中国的可悲，但却是大清体制的胜利。
再回头看李鸿章“一代人干一代人的事”，就有欺骗的意味在里面了。其实他知道，自己只应该做修修补补的事，做有益于本集团的事。危害本集团既得利益的事，他是不会做的。而下一代的李鸿章，自然还是会做这些事。否则，他就不是李鸿章，也就不可能出现在那个位置上了。
想起柏杨先生说的：爷爷跟父亲说，中国就靠你们这一代了；后来父亲跟自己说：中国就靠你们这一代了；再后来自己对儿子说：中国就靠你们这一代了……
“一代人只能干一代人的事”，实际上，却成了体制内人物不思进取的借口，有识之士守株待兔的幻想，整个民族安于现状的理由。这一点，就是《走向共和》这部电视剧的不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