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大师”的桂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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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大师”的桂冠

(中国)《瞭望新闻周刊》   (2009-0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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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羡林老辞“国学大师”桂冠,不是谦虚,而是不认同

  文/李楯

  季羡林老,离我们而去,这本是很平常的事,98岁,非为不寿,以其在今天的地位和影响,全国广播、电视、报刊等媒体发消息,发文章,以示哀悼、追思,本也应该,但诸多文章仍喻之为“国学大师”,恐怕就有些问题了。

  季羡林老研究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其长项在佛典语言、中印文化关系史、佛教史、印度史、印度文学和比较文学等方面,称其为东方学家、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佛学家都可,称其为翻译家、作家也无不当,而称其为“国学大师”就不那么恰当了。

  先说“国学”,季羡林老自己就不承认自己是“国学大师”,说:虽读过经书、古文、诗词,也在宏观上讲过与国学有关的问题,但自己是“专治”国学之外的其他学术,而并非研究国学的人;说:“自己被戴上了(国学)这一顶桂冠,却是浑身起鸡皮疙瘩”;希望摘掉桂冠,显露“真面目”,还自己“一个自由自在身”。

  什么是国学?国学就是中国传统之学吗?我们不称先秦诸子是国学大师,不称许慎、董仲舒是国学大师,不称二徐、程、朱、陆、王等是国学大师,也不称戴震、二王、段玉裁等为国学大师,而以章太炎、孙诒让、刘师培、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吴宓、黄季刚等为国学大师,为什么?国学是在中国告别传统文明时代,面向一个开放的整体世界后出现的概念。国学相对的是西学,是接续传承,面对多元,使中国文明、制度能够与世界上其他文明、制度对等交流,共生共存的学问,一方面,它体现了中国固有文明深蕴于语言文字中的思维和认知、交流、表达方式,体现了中国人的“人之为‘人’”及人与人的交互关系的行为准则,另一方面,它又是使中国人相互认同,形成凝聚力,且对外开放、尊重别人和自己的不同,包容、吸纳他种文明的根基所在。国学不同于国门未开前书院的讲学,不同于欧洲以中国语言文字及典籍等为研究对象的汉学,不同于共和国时期的古汉语等专业,就在于它兼有文化传承和回应外部的两个方面;国学应使中国人在面对外部世界时既不妄自尊大,以己为是,也不失去根本,而能保持自我,与人共处、合作。

  在一个特殊的“与传统彻底决裂”的时代,国学的传统断绝了。国学原本是生活的学问,做人与做事的学问,这种传统一旦失去,不是靠简单地背背诗词典籍,用现代汉语翻译古文,就能复兴的。

  再说“大师”,前辈有句话——“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这是在过去的时代说的。今天,作为后学晚辈要说的是:大学,在今天的中国,既非大楼之谓也,也非大师之谓也,乃制度之谓也。大学,应是一个制度化的自由空间,没有了这种制度化的自由空间,就出不来大师,有大师,你也容不下。

  一个人要成为大师,须天赋、机缘、开悟、勤奋。其中,一些不是可以强求的——如外部的时代环境、具体的机缘等。再说,我们大学中的制度——在今天,你要去搞什么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别人一定会提出要取消你这个专业,因为你教出的学生在就业市场上不需要,你带的研究生也一定因为找不到“核心期刊”发论文而拿不到学位。

  在今天,像季羡林老当年做学生时数学只考了4分,能进清华吗?大学生能遇有像季羡林老当年遇陈寅恪、朱光潜那样的导师指引吗?像季羡林老那样清醒而有操守,坐冷板凳,认真学术,能应对大学对教授的评聘和每年的考核,以取得或保有教授职位吗?

  大学和大师是国家或一种文明的品性的显像,大学应有一种容纳各种不同的思想、探寻、证明、发现、试验、发明、创造、传授的制度化的自由空间,以改变今天的浮躁虚华,刻板教条和追逐功利。否则,在今天,要想像季羡林老那样一不搞两弹一星,二不为重大决策上条陈、备咨询,又不做趋时附势应景文章,搞些谁也不懂的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在大学中,能有容身之地吗?

  季羡林老身后的殊荣,应与国家总理自2003年后五次看望等不无关系,而使季羡林老这样的人能再现于大学的,却不能靠高官慧眼,而要靠大学制度。

  季羡林老辞“国学大师”桂冠,不是谦虚,而是不认同。前人有言:“身无半亩,心忧天下;书读万卷,神交古人。”今,季羡林老已作古,我与季羡林老今古相隔,而心能相通,故为之文。□

  李楯: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专家网络负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