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力建:他改变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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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改变了世界 作者:信力建    发布时间:2009-07-23    点击数:25      

  二十世纪最后一件令世界震惊不已且最终深深影响着世界人民生活的大事莫过于苏联帝国的解体,它改变了冷战影响下东西方的经济文化道德,更为重要的是它为已经僵化的社会主义制度开辟了更新道路。
  说到戈尔巴乔夫的历史功绩,除了结束世界冷战,把世界从核战争的威胁中挽救出来而外,他最大的功绩就在于推进苏联国家自由和民主的进程中,在把国家从计划经济体制推向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同样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集中表现在他的“公开性”思想上,具体说来,有这几个方面。
  首先,公开性和民主化解除了苏联社会的舆论一律和舆论统制,结束了书报检查制,从而在苏联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言论自由和社会舆论。书报检查制度是苏维埃制度建立后对社会舆论和思想文化实行监督和控制的重要工具。它不仅剥夺了艺术家们的创作自由,更重要的是剥夺了苏联公民的言论自由,使原本应有合法权力表达的各种观点和意见受到压制,并呈现出举国上下全民思想一致的虚假现象。除了官方自说自话的刻板宣传外,社会舆论从此消失。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是以公开性和民主化拉开帷幕的1986年3月6日,戈尔巴乔夫在苏共27大闭幕式上讲话中列举了党的“加速”战略的各项目标和内容。其中的一项说:“争取加速,就是说要加强民主,坚定不移地发展人民的社会主义自治,扩大党和社会生活中的公开性,为发挥每个劳动者和每个集体的主动性与首创精神开辟广阔的天地。
  公开性一阵狂飙首先在思想文化界刮起。斯大林主义成了公开性的主要靶子。在公开性的条件下,苏联报刊被鼓励去填补历史的“空白点”。“星火”、“莫斯科新闻”等期刊开始刊登以前被视如禁忌的诸如苏联的持不同政见、社会主义建设的合理性和人道性等方面的文章。公开性的实行,使苏联人民第一次有可能真正地了解自己国家的真实历史。历史学家阿法纳西耶夫指出,重新考察苏联历史犹如“从一场持久的神话般的梦里觉醒过来”。随着苏联公民更多地了解他们的过去,“对许多苏联人来来说,事情很清楚,没有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历史象苏联历史那样被篡改。”
  但是公开性很快就显示了它的双刃剑的作用。正如麦肯齐和柯伦所指出的:“努力挖掘斯大林主义的根源导致了对列宁主义的批评”,“不知不觉地,戈尔巴乔夫打开了揭露性的潘朵拉盒子,这使整个苏联制度和意识形态都受到了被破坏的威胁。” 但是在公开性的条件下,自由的大门一经打开,其发展的势头几乎无法阻挡。人民的政治热情和积极性也空前高涨。电视和电台实况转播的重要会议和重要辩论的新闻在观众和听众中拥有很高的收视率。而戈尔巴乔夫也明确表示,“已经不能让我们的人民再过过去那种生活,他们的嘴也不会被封上。我们社会在民主化和公开性过程中获得的氧气是我们人民和我们每个人所必需的。”实行公开性和民主化的结果就是,解除了舆论统制和舆论一律,出现了苏联历史上从未见过的言论自由和社会舆论。就其实质来说,公开性引发了苏联历史上一场可与文艺复兴运动相媲美的真正的思想解放运动并且解除了苏联社会的政治禁锢。
  其次,政治体制改革在公开性条件下导致非正式组织和团体的大量涌现(其中有许多在后来转变为各种政党),加上苏维埃代表差额选举制(尽管是有限的)和苏共在苏联社会中领导作用的丧失,造成了实行多党制的形势和条件。公开性和民主化在相当程度上推动了政治改革并使之走到了经济改革的前面。政治体制改革引起了苏联社会极其重要的变化。第一,由于公开性和民主化,在苏联社会出现了许多以前不可思议的各种非正式的组织和团体。各种政治派别的领导人开始登上政治舞台。非社会主义的和民族爱国主义的力量也非常活跃。众多的非正式组织中有许多提出了自己的政治纲领并且开始按照政党形式进行活动。它们成为后来俄罗斯政党制的基础。第二,1989年在苏联历史上第一次实行了人民代表部分差额选举并且使苏维埃的作用发生了显著的变化。1989年春天,苏联以部分差额制的方法选举了出席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选举的气氛是热烈的,并且出现了助选的刊物、集会和电视辩论等这些苏联人尚未见识过的新事物。在公开性的条件下,特别是由于反对派人士的当选,苏维埃的作用有所提高,它已不再是以前那样的可以随意使用的橡皮图章。1989年5-6月,苏联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并且选出了新的最高苏维埃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构。最高苏维埃对总理雷日科夫所提名的8名部长表示了反对意见。它还决定建立一个委员会来监督克格勃的活动。新的最高苏维埃所采取的一些措施初步显示了它作为苏联议会的作用。最后,由于戈尔巴乔夫接受了他开始时所反对的多党制思想,1990年3月的苏联第三次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决议,删去了宪法中规定苏共领导作用的第六条。至此,苏共在苏联社会中的领导和指导地位实际上已经丧失。非正式组织和团体的出现并转变成政党,差额代表选举制的实行,苏共失去宪法保障的领导作用,正是这三个因素的综合为后来俄罗斯实现政党制和议会制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再次,公开性和民主化使得苏联历史上大量的冤假错案得以审理,政治犯被释放,持不同政见者被恢复国籍,司法领域确立了“无罪推定原则”,所有这些都成为建立法制社会的重要因素。1988年6月,戈尔巴乔夫在苏共第19次代表会议上指出,“简单地说,法制国家的主要标志是要切实保证法律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无论是国家机关公职人员、劳动集体、党组织或社会组织,还是个人,都必须服从法律。公民对自己的全民国家负责,同样,国家政权也要对公民负责。公民的权力应当得到切实的保护,不受政权及其代表的专横行为的侵犯。”他还提出了保证严格遵守司法工作中的“当事人的辩论原则和平等原则、公开性、排除成见和起诉的倾向性、坚决实行无罪推定的原则”。他还指出,“为了更有力地维护公民的权力”,“让律师更加积极地参与审理刑事和民事案件”,是非常合理的鉴于到斯大林时期曾经发生过许多无法无天的镇压暴行,“无罪推定原则”的实行具有特别深远的意义,它是建立法制社会的先决条件之一。
  目前,俄罗斯人民对这位改革先驱者的评价众说纷纭,毁之者骂之为历史罪魁,誉之者赞其为民主功臣。只不过,十年前前者似乎人多一些,十年后后者似乎在人数上呈现愈来愈多的迹象。据说前不久连普京都给他写了生日感谢信。这应该不会仅仅是出于现任总统对上上一位前任总统的个人答谢之情吧?如果那样收信人应该是叶利钦而非于普京个人政治仕途毫无提携之情的戈氏。在俄罗斯人民的确有人还在叨念着过去的日子,但那至多算是一个人出于对过去经历过的岁月习惯性回忆,恐怕跟现在面对老婆烹制的一桌子好菜,依然不免怀念老妈在世所炒的那盘韭菜莴笋的意思差不了多少。如果有人一定要说这是现在俄罗斯人民无比痛惜前苏联模式的消失而恨不得回到过去的明证,那也应该表示理解。因为在我国自古至今对于那些有着现实影响的政治人物的历史讣告甚少是由历史亲笔所写,绝大多数都是由当权者代为捉刀。秦史汉写,隋史唐写,自然毁多誉少;汉史汉写,清史清写,自然誉多毁少。

                    文章来源:作者博客--凤凰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