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优雅色语到自戕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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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优雅色语到自戕的尊严(2006-04-24 10:49:04)   分类:学术探索  从优雅色语到自戕的尊严  从贾平凹开始,经过苏童和王小波,色语终究完成了它的第一个冲击序列。他们是色语的解放者,前赴后继地践踏出了肉身叙事的艰难道路。但色语似乎永远只是男性霸权统治的结果。女性作家的东方式性羞涩阻止她们指涉这个领域。但数年之后,这种情形便发生了彻底逆转。女权主义运动在中国获得了空前的回响,棉棉和虹影分别从男性作家手里夺回了性叙事的霸权,把它转换成一种独特的女性话语。她们像蛇一样,向中国文坛吐出了火红的嚣张的话语舌头。  虹影的优雅色语  侨居伦敦的虹影的长篇小说《K》1,无疑是一种“知识分子写作”的后果,它拥有诸多知识分子话语的外在标记:措词典雅、优美,弥漫着世界主义(欧洲主义)气质,风格在劳伦斯和纳博科夫之间,却又充满女性特有的风味。那些色语像柔软光滑的丝绸和洁白的象牙,在书页中散发着淡淡的香气。即使是狂热的做爱,也透露出知识分子的优雅趣味——  室内的盆火旺旺的,纱幔在飘飞,许多白鹤在燃着霞光的一片红色森林上掠过,成群的翅膀涌上来,把他们往上托跃。他几乎在烈焰似的感觉中醉过去。他突然觉得自己这一生的享受,都在这一刻用尽了。2 这种精致的充满隐喻的雅化的色语,与王小波的无耻的流氓语体形成了尖锐对比。这固然与男女主角的身份(诗人与教授)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却在于,优雅的色语将有助于女作家避免性写作时的道德尴尬。优雅的隐喻是一种布尔乔亚服饰,它使下半身的欲望变得柔和起来,仿佛盖上了一层曼妙的轻纱。这是令色语摆脱流氓化的重要写作策略。《K》的风格和伦敦、巴黎乃至整个欧洲的语境是如此的协调,正如王小波风格与中国语境十分合拍一样。
《K》是一种罕见的“他者”叙述。虹影试图从一个侨居者视角去讲述跨国恋情。这种视点转移造成了“K效应”。她从伦敦的方向眺望中国,看见了发生在床帷上的激越爱情;她从中国眺望伦敦,洞悉了那些发生在老牌殖民者首都的文学事变。虹影是双重的“他者”,跨骑在两个国度之间,超越了民族叙事的坚硬边界。这种文化跨骑为色语的国际化提供了保证。
 毫无疑问,虹影的《K》不是流氓主义小说,它是一种有关性爱和情欲的诗意回忆,像澳洲土著的回旋镖一样,从中国流氓主义思潮的边缘轻轻擦过,折回到欧洲的古典浪漫主义的怀抱。然而,尽管虹影的色语经过精致的雅化,它还是遭到了严厉的司法起诉。《K》被长春市法院宣判为淫秽的和诽谤的,被法官下令禁止在中国出版。这场诉讼意味着中国法院首次宣判一部小说“诽谤”,也是第一次宣判一部小说作品因“色语”而有罪。国家主义终于利用司法程序勒紧了色语的绞索。3  这场关于优雅书写的司法噩梦,对虹影而言是一种严重的打击。作为对《K》事件的一种应激性反应,才华横溢的虹影在2003年开始写作《上海王》,其风格发生了戏剧性的锐变。该小说是《K》的一次反题性书写,它旨在重塑江湖女艺人“筱丹桂”的坚硬形象,她出身妓院的底层丫鬟,最终却由于性感的姿色、优美的才艺和狠辣的手腕,成为掌控庞大的上海洪门帮会的“教母”。整部小说隐含着一种文学史上罕见的“母权主义”的古老信念,那就是以女人的性别身份去超越寻常意义的情色操作,征服流氓横行的险恶江湖,从而实现对男权世界的最高统治。这部小说是虹影小说走向流氓主义美学的标记。她的新偶像“筱丹桂”最终成了她自身的生命“镜像”。她在“自序”中所流露的无畏表情,正是她和那“镜像”合二为一的微妙征兆。  棉棉:话语的自戕  上海一方面是孕育小资的子宫,一方面也是滋养叛逆者的摇篮。与虹影遥相呼应的棉棉,甚至比前者更早地完成了这样的书写使命,即把女权叙事 和流氓主义合二为一,变成了一种叛逆与锐利的写作,并对90年代的中国文学、尤其是女性文学产生微妙影响。 棉棉写于1995年至 1999年的《糖》的世界,竟是如此的颓废和怪异不安。她说,“盲目始终带领着我们的血液。”沿着她的紊乱的叙事路线,我们可以看见梦游似的女人、一个都市女“愤青”的身份破碎的生涯:过客般的男人、永无休止的爱情、病态的暴力、离奇的死亡(凶杀)、吸毒、绝望的自杀。“生活以最快的速度向着黑暗滑去”,其中每个碎片里都散布着青春期旺盛的肉欲、致幻药式的迷惘、苦闷的冲突、以及黑色的死亡基调。有时候,从颓废的生活底部升起了罂粟花式的希望,但它随后便遭到了无情的蹂躏。小说还露出了一丝美国60年代黑人摇滚的味道。但它的基调却是上海化的,混合着殖民地情欲和60年代生人的浓烈的叛逆气息,即使在做爱时分也不例外——  当他突然把我拉向他的身体,我突然有了一种冷冷的感觉。他对我的脖子有特殊的兴趣,
我觉着他可能会拧断我的脖子。当我的衣服还没有完全被脱去,他的器官就一下子冲进了我的身体。我很痛。就这么一下,他就冲进了我的身体。我一动不动,痛直接窜向心脏,我痛呆了,没法动。他的发尖分为两部分坠在我左右晃动,这让我感觉有两个他同时在我身上运动,这两个他的头发在我身体左右晃动。非常非常长的时间,他妈的,我渐渐地找不到我的身体了。他再也没有吻我的胸,这让我失望,他发出的最后一声叫喊让我觉得很滑稽。……
 我19岁,他用疼痛埋葬了我,覆盖我的是一种陌生的物质,唐突而逼真。从我身体里流出的我什么也不是。我用热水安慰着身体,迷糊的镜中反映出一张迷糊的脸,他是个陌生人,我们在酒吧相识,我熟悉他眼中的波涛,我不知道他是谁。 这部充满色语的自传体小说始终在承受着一种普遍的误解——被当作一个类似卫慧小说《上海宝贝》的浮华文本。无疑,在对都市现代性的敏感上,棉棉和卫慧颇为相似,但卫慧宝贝的美丽是空洞的,她的酒吧是欲望演出的舞台,充满了小资式的谎言和矫情,而棉棉的酒吧是制造梦魇的洞穴。她在那里飞进飞出,犹如一头言语错乱的蝙蝠,从自白里泄露了内在的尖锐的苦痛。 棉棉的经历也许可以诠释这种苦痛的起源:她是某歌厅的DJ、风月场的妈妈生、一部影片中的演员、一本叫做《糖》的小说的作者以及顽强的吸毒者等等。这种身份的持续性变换构成了她的历史。她四进戒毒所的履历是一组疯狂的噩梦。这是都市反叛的精神根基,她的主人公在这个限度内成为流氓,也就是成为国家主义的性感的敌手。她的“糖”就是毒品,或者说,是滋养反叛信念的烈药,支撑着流氓话语的有力飞翔。
在棉棉的《糖》里涌现了一种内在的蔑视,对自我的身体、肉欲、情感、生命以及全部的“身份”。这种轻蔑来自对存在意义的绝望。但奇怪的是,其中的每一次对死亡的贪恋(自杀和他杀),看起来都像是对生命和尊严的刻骨铭心的颂扬,这使她的话语获得了一种非凡的自戕的气质,融合着自虐和施虐的巨痛与快感。这是国家都市叛徒的精神记号。“愤怒的青年”向自身出击了,他们的武器正是那些话语玻璃的碎片,脆弱、犀利、闪亮,像滴血的刀锋。但正是在这种话语的自戕中,流氓主义获得了一种反抗的巨大快意。
 女性的性别意识的觉醒,为单调的男权主义色语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空间。虹影和棉棉修改了贾平凹、莫言和陈忠实之类的乡村男人的色语语法,即女人在性生活中永远位于受虐的状态。棉棉的自虐和施虐表明,女人在虐恋方面已经获得了自主的权力。任何权力都无法跟这种权力抗衡——它是无限悲怆的,同时又散发着令人心碎的光辉。 (作者:朱大可,摘自《流氓的夜宴》,2003年) ------------------------
虹影:《K》,花山文艺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以后的新版更名为《英国情人》。这是一个经过出版社处理过的“洁本”,据说其中的一些性描述段落被删除,以致我无法获得必须的研究资讯。 
 2 引自《K》第八章,花山文艺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第119页。
 2002年12月11日,虹影在伦敦收到了长春中级法院透过中国驻英使馆的判决书,该判决书声称,“被告以原告的父母为原型撰写了小说《K》,其内容用淫秽的手法杜撰了许多不堪入目的情节,构成了对原告及家人的名誉和精神侵害。” 法庭要求虹影支付10万元惩款,加上原告的全部费用10万元,合并为20万元,法庭并要求被告在一家国家级报纸上发表公开道歉声明。这同时意味着该书将在中国遭到正式查禁。这是中国法院首次以法律形式判决一部小说“诽谤”,并且第一次以司法形式禁止一部非政治小说的发行。此间的观察家认为,小说是一种虚构性文体,宣称它具有影射和诽谤作用,通常缺乏基本的法理常识。但中国法院违反国际法通例,破天荒宣判一部小说为“淫秽”和“诽谤”,此举对中国文化发展,尤其是文学的发展,无疑具有严重的负面作用。长春审判开了一个恶劣的司法先例,即法庭可以不当地利用法律条文对文艺作品进行违宪审判。但2003年7月吉林省高等法院的判决,纠正了长春中院关于该小说“淫秽”的指控,但却继续支持原告的“诽谤”起诉,《K》被迫更名为《英国情人》——一个滥俗的名字。 本文题图:潘玉良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