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鸟在别处——（许巍访谈）》

　　《青鸟在别处——（许巍访谈）》
　　许巍以下简称许
　　陈寰中以下简称陈
　　■广州 陈寰中
　　音乐的发展无不铭刻社会精神、时代精神的深深烙印，个人的心路历程从表面上看或许仅是无关大众痛痒的凡人琐事，但在这样一个后工业化大时代，没有一种情绪能真正消隐时代附加的记号。当趋众者重塑了一个偶像并为之激动时，与其说发现了一个新鲜的异己还不如说从是别人身上找到了另一个自己。Kurt Cobain如是，John Lennon如是，现在，许巍也同样。
　　关于许巍，红星公司的宣传单上是这样介绍的：“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许巍和大多数流行音乐‘工作者’一样，过着四处奔波，走穴演出、歌厅驻唱、伴奏乐手之类的生活，这段动荡不安的经历成为许巍后来许多歌曲的主题和注释，无需仔细研究，我们便可注意到在许巍的歌词中反复使用了这样一些词语：茫然、孤独、绝望、忧伤、等待……，‘漂泊’是一个挥之不去的概念，它既是原因也是结果，那并不仅仅是许巍一个人的命运吧……。”
　　与大群急进的中国摇滚乐手相比，许巍显得落落寡合，《两天》的冷寂孤清似乎能击碎所有装蒜的激情，相比之下，同在一盘《红星一号》专辑中他写给田震的《执着》多少积极得有些滑稽。收录在合集《红星二号》里的《我思念的城市》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冷淡的概念，“路过的风”没能吹走“太厚的灰尘”，但它却真正抚触到了人心的最深处……《青鸟》飞远了，带走春天的希望。
　　陈：我记得以前哪一年《女友》杂志曾登过一篇讲你们乐队（编者注：许巍曾组过一支乐队“飞”）的文章，那是哪一年？
　　许：93年吧！
　　陈：我很偶然乱翻杂志时看到的。“飞”在西安是很老资格的摇滚乐队，你们是第一支乐队吧？
　　许：是。西安搞摇滚风气不是特别重。
　　陈：这在哪都一个样。
　　许：那时我写了一些歌，又把他们几个从南方叫回来，他们觉得还行，就组了个乐队。我在家92年开始写，写到93年，呆了一年多，写了五、六首歌。《执着》是第一首。
　　陈：听人说，“飞”时期的作品风格跟现在相差特别大吧？
　　许：特别大，两回事。
　　陈：专辑里的这些歌几乎都是你来北京后写的吧？
　　许：全都是。
　　陈：把以前都推翻了。
　　许：我不停在推，一个时期一个时期的东西，像《执着》给田震，还是原来的感觉。写《两天》又是另外一种状态。
　　陈：对《两天》满意吗？
　　许：我觉得后期制作、录音有一些问题。我当时刚来北京，95年吧，我们那儿一直没发，我到张炬那儿玩的时候，晚上聊天，他要听。他们那时录了很多磁带，有60多盘，他们每次排练都要录音，我觉得特别好。他一直想听《两天》，他说你那磁带怎么没带来啊，我说过两天一定给拿来，然而三天后他就死了，当时对我打击特别大。
　　陈：他最后听了吗？
　　许：没有啊！
　　陈：根本就没听过那首歌？
　　许：对呀！我说我这歌一定要送给他，希望他在另外的地方能听到。
　　陈：写的时候是在什么样一个情况下？
　　许：94年9月份吧，没离开西安，我10月份才来北京的，8月初的时候乐队解散，原因很多，没法说，那段生活真是特别难忘。我在西安那么多年，许多朋友，现在回忆起来，我们的思想其实从来没有在一条线上过，我特别的难受。生活在这个城市我觉得特别的难受，因为我在那个环境的生活就是走穴、不断地走穴，完了就唱歌厅，那种环境就是那样，大家都那样生活，那城市其实挺保守的。
　　陈：我觉得都差不多，保守的气息冲淡了，又会闻到腐烂的气息。乐队怎么会解散的？
　　许：当初“飞”乐队在西安的时候，你只要到西安一去，所有人都会告诉你，我们曾经被抓过。太有名了！就这种状态，你说我怎么办？每个人跟你想的都不一样，三点排练，五点才来，迷迷糊糊还不知道要干什么，要错钱去抽烟。这种生活状态你怎么去做音乐！没办法，人想不到那些，每个人脑子里就是钱钱钱，名利，绝对是那种，太现实了！
　　陈：那还怎么做音乐呀！
　　许：对呀！怎么做呢？特别的无聊！他们倒不是绝望，要真绝望你把你的想法投入到音乐中也行，但是没有人。在找的是通过音乐来给自己得到一些什么，说穿了就是名和利，没别的。乐队为什么解散，就是因为得不到这些，当时想着以为跟我在一块能成名，甚至他们的父母也跟我说：我儿子能跟你干嘛？跟你一样，成天窜来窜去的，你能给他们什么？给他们钱？给他们利？你不也没出名？你们什么时候才能出名？我说我没想过，没想过你还组乐队干嘛？很现实的这个问题，父母就是这样想的。完了他们走的时候我打电话给他们家，这些父母说得更明白：我儿子要挣钱，不能老跟你这样下去。太现实了！乐队当时在西安绝对是一杆大旗。我是不会再组乐队了，永远不会了，组了一次我就够了。来了北京我发觉周围也是这样的人，不过北京可能比西安好一些，咳！咱不谈这些。
　　陈：你现在离开西安两年多了，想不想家？
　　许：在西安时，我常想：我一定要离开这儿，我一定要离开这儿……我要到一个别的地方去，找一种自己幻想中的新生活。最后我来北京了，是的，我很喜欢北京，但我不知道现在还在期待什么，不知道，永远也找不着的东西。有时候回首看看原来的事，觉得那个地方对我来说其实挺重要的，因为在我这么多年的成长过程中，好多快乐创伤，所有那些我音乐中的东西都来自那儿。这种个人对城市的感情是我对其他城市从来没有过的，特别复杂，没法说。
　　陈：西安是个充满激情的城市。
　　许：写《我思念的城市》的来由其实很简单，就去年吧，我老是一个人，肩上背一个包，上街，一个人去转书店，一个人看电影，我倒不是为了看电影有什么好坏，我不怎么留意电影里的故事，我喜欢那画面响声。地铁站买张报纸，靠着大柱子上看，特舒服。有一天我走在长安街的时候吧，黄昏的时候，该去哪呢？我转了一下午，买了书什么的，站在街道口，突然感觉是在西安，特别强烈的感觉。我看着天空，那天空特蓝，我想着西安那种黄昏，感受特别深，我就那样在路边写的歌词，想了好多事。
　　陈：北京给人感觉挺怪的，很多初来北京的西安人都说，唉呀，北京怎么跟西安特别像，正东正西，特别直。但又有点不像，怎么呢？北京是一个容易让人浮躁的地方，当然一般人感觉没那么深。来北京我好像每次都感觉不太舒服，第一次来北京，一出火车站，一个大广场，北京，首都啊，难以言述的激动，过了两天就感到一种凝滞的沉重，非常不适，这次来也一样。真正深入这个城市，就会发觉有许多的问题，跟我们的生活一个样。而且还有许多虚假的东西让人失望。我一听到你的音乐，就非常的感动，那是一种很直接的情绪，很少人会这样表达，但其实每个人都能感觉到。
　　许：看不见的浮尘蒙着人脑中的思想，跟这个城市一样。我的内心一直在幻想，长那么大，一直在幻想，要没有幻想我不可以活到今天。我好多时候在想《两天》时的情绪，真让我觉得什么都没有意思。当然这跟年龄有关系。那时我口袋里没钱，最穷的时候，我在西安，每天问家里要两块钱出来排练，吃一碗面，排练完了骑车回去，走到羊肉泡馍馆子前，四块钱五块钱最便宜了，我每次经过那儿都发誓说等我有钱我天天要来这儿吃。但是现在不可能那样了，我能吃得起了。我曾经想有好多乐器，好几把吉他，都是特别好的吉他、音箱、鼓机，每天都抽万宝路，我觉得这是年轻人二十出头那种特别直接的想法，我觉得我就应该这样。我想过这种日子，每天拿起吉他想弹就弹，不为生活发愁，但我现在得到这些了，我依然是这样，还是很茫然，我不知道该得到什么，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陈：不能指望生活会改变我们什么。我以前也曾在一个小城市的小工厂里呆过，每天按部就班，每天上午七点十五分上班不能迟到一分钟，每天对着机器发呆，机器在转，好象也挺有节奏，我想我们的生活也就那样吧！希望会在哪里呢？这就是生活。但我觉得经历并不说明太多问题，我更愿意同各种各样的人聊天，可以从他们的生活经验中汲取感悟。我们的生活不会只有一个侧面，艺术家所指的“我”实际上就是“大众”，它可以是你的经历，也可以是我的经历，也可以是他的经历。
　　许：对，过去和现在其实没什么区别。咱就说最直接的，我当兵那阵一月15块钱，现在1500了，但现在在北京1500能干什么，出来一趟那么远，晚上打个车妈呀五十多，你想出来一趟就要一二百。但我不管那么多现实的问题，还一样做我自己的事。
　　我其实现在也算不上是一个明白人，来北京两年我觉得我变化太大了，性格上面。我见了很多外地乐手，我觉得跟我状态不一样，很多人来北京有闯江湖的感觉，背着琴流浪，完了要闯出一番事业，在江湖上立足，是那种感觉你知道吗？我觉得我不是那么想的，我觉得哪对我都一样，只要哪地方适合我，因为我知道我除了这我做不了别的，我就要把它做好，我又有许多想法，我就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其它的比如大环境什么的，我觉得不关我事。我不想这些。我不管谁好谁不好，我就把自己做好。其实崔健原来早就说过这种话，不应该是有这个圈的，大家都应该独立做自己的东西，不应该受别人的影响。其实他说的是对的，每个人带着一个独立的眼光看问题，看自己实际的生活，自己经历的事。
　　陈：意思应该是这样，但这个圈终归是存在的。
　　许：对，但是……这个话题是不是有点大了？其实我无形中也进入了这个圈子，大家都认为我是这圈子里的人。我这人性格其实挺内向的，很长时间不爱跟人打交道，出完这张唱片，也放松了一些。我常在各种场合遇上各种人，聊到许巍，噢握个手，没别的说。你也听过我这张专辑了，非常自我，我基本上的状态就是这样。反正现在生活比以前好多了。
　　陈：那你现在每天就住在公司里，也不经常出来，接受些外界的刺激？
　　许： 其实我偶尔也同朋友一道出来，但很多时候我是看看书，完了后看电影，VCD录像带影碟什么的。
　　陈：你对生活是不是有一种积极的心态？
　　许：我是。其实我有时挺颓废的，怎么说呢？我在新写的一篇词里说，当自己回首身后这些岁月的时候，没有留下什么，无所谓永恒。其实好多时候所谓坚强呀脆弱呀都是被迫的，好多东西造就了你这样。你经历的东西让你麻木无所谓，这麻木无所谓就造就了坚强。
　　陈：你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现在的音乐似乎离我们的生活很遥远，有很多外在的东西，最后大家都对它失去了兴趣，这似乎不应是音乐该做的。
　　许：对，商业加入了音乐的队伍，音乐成了跟股票什么的一样的事。
　　其实我平常很少想这些问题，想不到那么多，真的，大环境小环境什么的。有时也会和一些朋友聊起这些话，但想得特别少。崔健认为现在很多人没有责任感，我想不到那么多， 比如有时去Party，看到一些新乐队，要不喜欢我就走了，凭直觉，就这样。我只想把自己的音乐弄得真实些。有时别人提出这些问题可以使我们思维更清楚更敏锐，但我自己却很少主动想这些。我觉得我能出唱片、能签约、能把我的歌推出去，已经很幸福了，假如没有这个机会，我也就那样生活了。我发觉除了音乐我还真的做不了什么，我只觉得要做这个我就好好做，我喜欢这个，做别的也做不成，离开音乐我连饭都吃不
　　成，你说我去干嘛啊？
　　陈：能为着一个理想热忱去做就很好了！
　　许：努力吧！我就努力吧！咱们都做自己的事不就完了吗？别的没必要想那么多。我其实特别想做D.J.，在西安时我曾到陕西电台做了两个月的D.J.，介绍西方摇滚乐，挺好的。
　　陈：我也做过半年，感觉却不好。
　　许：我做D.J.应该挺不错的。
　　陈：我更喜欢平面的东西。对我影响挺大的东西竟然影响不了什么人，想着就让人泄气。平面的东西至少可以给人一个机会再认识。为什么圈内人比较讨厌媒体？就因为现在的媒体做得太差了。但我觉得职业跟职业之间其实并没有太大区别，做音乐的被乐评人操，乐评人也被音乐人操，这两方都有许多人缺乏责任心。听者是有耳朵的，好不好他们总会知道。乐评界和音乐圈都不真诚，久了都会被人看破。我说我们为何不做个真实的人呢？完全可以呀！为何要对音乐以外的东西那么感兴趣呢？做商人也要做个认真的商人，最有发言权的就是老百姓，不必刻意去……
　　许：倒不是刻意，王晓峰跟我谈过这个问题，他说你做音乐的，是，我们觉得你好，但老百姓知道吗？没人知道你，就知道《执着》。我很平和了，专辑就要发了，没期望太多，无所谓，我还能做第二张。
　　陈：我觉得老百姓真会很喜欢你的音乐，我有信心。
　　许：谢谢鼓励。
　　陈：别人很喜欢你的歌，这就是你的成功。
　　许：但是没人会对《两天》有什么大触动，很多人包括D.J.，公司送带给他们，他们只播《执着》。我是说没人会为你的音乐去触动，所以我根本就无所谓关心别人，你没有理由要求别人感动。《两天》是我最真实的东西，这是我认为从92年写《执着》到94年时最好的。但没有人去认识这一点。所以我要录它，不唱《执着》而让田震唱，跟我没关系了，我现在就这心态。那次我们开作品研讨会，那些作曲家说得也对你知道吗？“相信群众相信党”，相信党咱不说了，相信群众？我就不相信群众！你做好音乐没人爱听。窦唯的《黑梦》我觉得太好了，简直是中国摇滚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我就是这样认为的，但发行量咱们看，啧！当然这个问题不是我们做音乐的人谈的，但它很现实。
　　包括崔健也是，崔健是太有名了，但很多人说他们不喜欢他的歌，就不喜欢，你怎么说呢？这问题。
　　陈：老百姓的素质是需要提高，可这行业也被太多低素质的人把持着。传媒对音乐也不在乎了，你给他什么，他就往带仓里一塞，然后照文字念起来。
　　许：我当初特别喜欢崔健，当初许多人说崔健不好我特别生气，现在想想咳就那样，人就不喜欢你还能怎样。他们就喜欢你不喜欢的东西。你没办法的。比如他们说咱们听听张学友，我不爱听，但我在歌厅里唱歌时（我当初为了挣钱，我实在没办法生活，94年因为乐队没钱，我去了白宫干歌厅），我在上面唱我们乐队的歌《执着》什么的，我唱英文歌，没人听，谁听你呀！你是什么呀！来个张学友，我不会，我就是不会唱，可人家就是要听张学友听黎明不愿听你的，你怎么了。我觉得我的音乐就不属于这些人，
　　我当时特茫然。
　　陈：你的音乐是属于那些掏钱买磁带的人的，还是那句话：中国人的生活离音乐太遥远了。想到这还真让人绝望。接下来想想也没什么的，我们只要对得起自己的心灵就行。我们没必要对所有人负责。
　　许：我现在就这样，专辑做完了好多人去听，都说非常好，可我自己心里真的根本就没想过它要做什么。我知道这种东西很多人会不理解，在录音时已经有人说，这么好听的旋律为什么要做得这么躁？可能会失去很多听众，可我喜欢这样，因为我觉得它就是我。
　　陈：你平时喜欢听些什么呢？
　　许： 我以前很喜欢Nirvana，现在也听英国音乐。也不全是英国音乐，范围更多更广了。我其实真正听的还是60年代的东西。
　　陈：进入90年代的英国音乐和我们听的中国摇滚、港台歌曲没太大区别，时尚的意味占了太大份量。
　　许：我喜欢简单一点的东西，第二张专辑肯定不会像第一张专辑复杂。专辑中哪首歌你印象最深？
　　陈：没来得及细听，《树》还有一些印象。
　　许：我喜欢那首无词歌。
　　陈：王晓峰给你打8分呢！
　　许： 没想到。对我来说值6分最多了，从棚里出来我就已经不满意了，我更关注第二张专辑怎么做。
　　陈：有哪些幕后人员？
　　许：专辑的制作人是张亚东，他对我的帮助非常大，他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我们俩是特别好的朋友，彼此非常容易沟通。他其实喜欢的是电子音乐，他跟窦唯合得更好，他们俩属于同类型的。原来的制作人是曹钧，吉他手也是他，排练了一段时间后，发觉好多没法沟通的东西。后来就把曹钧换了，吉他贝司也都换了，唯一留一鼓手赵牧阳。换上张亚东，是因为我们俩接触了好长时间，特别能聊到一起，他特别能理解我，他说没别的，他被打动了，他愿意做我的东西。
　　陈：专辑出了你压力大不大？
　　许：没有，我没有任何压力，因为我根本不指望它什么。
　　陈：下一步呢？下一步怎么打算？
　　许：我还这样活，继续写呀！想写就写，没感觉就不写，还是那样。
　　陈：你现在融入了一个唱片工业，这个行业，你和它签了约，合约会规定你几年内必须出几张...
　　许：当初我签约时已经说过，就比如说两年要出两张专辑，但你不可能拿这个来规定我，你必须让我有感觉，他们说可以，所以我就签了。当然既然进入唱片业，你就得遵守它，你不是一个人在家写歌时，没有前途没有钱没有责任你只有这样的生活状态，签了公司要宣传，那就宣呗！这是工作，签名售带，我真不愿去这种地方，一帮人站在柜台前，排队等你签，多傻！我现在能理解这种生活了，这是我的工作，我必须做，我为了生存必须做，没办法，就这个现实，理想和现实太宽太遥远了！
　　陈：有一点我和王晓峰想法差不多，你这张专辑的情绪略微显得有些单一，尽管它很真实。我想你应该接触更多的人。
　　许：对！我现在的心态就是这样，更平和地去做音乐。我也不想在一种情绪下单一地走，出了专辑我一直在想这件事。但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这么生活，我总要把生活里的这些东西总结出来释放出来呀！
　　陈：那自是！好了，真的非常谢谢你和我长谈这么久。
　　许：不客气，很高兴和你聊。
　　采访完了，思虑良久，翻开红星传单， 有如下昭示：“《在别处》是许巍给我们的一份音乐宣言，它表明在这个技术至上的时代，真情依然是重要的和必需的----因为物质生活的丰富并不能改变精神日益苍白与情感渐趋贫乏的现实。”诚以为然。
　　这是许巍在很早前的一次访谈了，大概是在刚出完〈在别处〉吧！很不错的对话，彼此都很真诚！
　　1997年出版〈在别处〉以后的一次访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