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原创]中国人灵魂深处的价值观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19 20:2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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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灵魂深处的价值观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有其核心价值观。众所周知，儒家文化是在漫长的中国古典社会一直被奉为圭臬，似乎是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念。儒家的人生态度是积极用世的，讲究“经世济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应该说，“经世济民”就是古代精英的精神追求，但实际上，当官发财才是他们真正的人生理想。说白了，中国人内心深处就是崇拜权力，崇尚升官发财。这似乎是一个悖论，值得我们深刻反思。恩格斯1893年7月14日在致梅林的信中指出：“意识形态是由所谓的思想家有意识地、但是以虚假的意识完成的过程。推动他的真正动力是他所不知道的，否则这就不是意识形态的过程了。因此，他们想象出虚假的或表面的动力。”恩格斯这番话表明，在人们的集体意识或意识形态背后存在别的动机，它们是无意识的，但却是真正的心理的根本因素。
恩格斯还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写道：“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全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古人也好，今人也好，都是有意识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中国古代社会，尽管有儒家的道德标准存在，但是真正身体力行的人却屈指可数，历史上也曾出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诸葛亮、范仲淹等仕大夫，也曾涌现充满正气、“不爱钱、不怕死”的文天祥、岳飞等文臣武将，也曾有过包拯、海瑞和于成龙之类清官，可惜他们在历史的天空寥若晨星，而且昙花一现；绝大多数旧式官僚对那个标准缺乏诚意，他们以圣贤的话语装饰门面，却成天都在做收刮民脂的勾当，即使是看门的衙役，也要利用他那点权力向有求于他的人索取“介绍费”；像知府、县令这些人俸禄很低的官员，一个个活得非常滋润，家财万贯，良田豪宅，妻妾成群；读圣贤书只是为了考取功名，当官发财才是他们的真正意图。
为什么大家那么热衷于当官？因为在那个时代，是否做官以及官做得大小，是衡量一个人成就价值的主要标志。官做得越大，说明他的成就越大，他的人生价值就越高，他就越会受到人们的尊重。“经世济民”只是儒家精英的道德政治理想，普通的读书人，把读书做官看作光宗耀祖、封妻荫子的唯一途径。做官除了带来权势和声望，还带来财富。当了官，可以发财，发了财，还可以继续升官，官做得越大，财发得越多；当官发财，二者紧密联系，互为条件，相得益彰，相辅相成。
为什么做官容易发财，这是由中国古典社会形态所决定的。中国古典社会最显著特点是大一统的专制体制，国家权力和社会资源都掌握在统治集团（皇族和各级官员）手里，权力对社会生活各领域起支配性的作用。这意味着，权力的拥有者（官员）发财致富的概率远远大于平民百姓。很明显，最大的官当然是皇帝老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做了皇帝，老子就是天子，开口就是圣旨，天下臣民任我使唤，天下财富任我支配，天下美女任我享用。在以皇帝为核心的官僚机器中，那些大大小小的官员只是一个零部件，但在官员所管辖的地方或部门，他们是至高无上的“土皇帝”，可以代表皇帝行使国家权力和控制社会资源。“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是做官发财的生动写照；这里的“清知府”，不是指大清朝的知府，而是指相对清廉的知府，就是说当三年比较清廉的知府，也很容易获得十万雪花银。如果当得不清廉，获得的银子就更多了。
价值理念是一种无形无色的存在，它产生于特定的社会环境，却深深扎根人们的灵魂，甚至成为世代相传的文化基因。“千里做官为求财”、“当官不发财，请我也不来”，依然是中国人内心深处对在政府任职的世俗看法。许多官员因为具有双重人格，在公开的场合表现得非常马列，“人民、国家、社会主义、三个代表、群众利益”等话语时刻挂在嘴边，实际行动只考虑自己升官发财；不过广东佛岗县有一位姓廖的县长，曾经在县中学的开学典礼上，还是最直接而坦诚地说出了心里话：“你们（学生）为什么要读书？读书就是为当官发财。当官就要当大官，当个科长有什么意思？要当就当县长、市长、省长，发财就要发大财。”尽管这个廖县长后因受贿30万元被捕入狱，但是他的所作所为给当官发财的价值取向做了最好的诠释。何止廖某一人为当官发财而奋斗，时下各级官员中大量存在的贪污受贿、营私舞弊、买官卖官等腐败行为，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这方面的事例不胜枚举，仅媒体上公开曝光的就令人触目惊心；那些被查处的贪官，除了拥有大量的能说明由来的赃款，还有巨额钱财来历不明。
钱财来历不明，这是典型的中国式说法。世界上哪有来历不明的事物，大到宇宙的诞生，小到物种的起源，都有明确的来历，只是因为时间久远和科技局限，我们才弄不清准确的来历。贪官来历不明的钱财从哪里来？显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从地上长出来的，更不是他自己劳动创造来的，而是他当官当出来的，是当官当来的副产品；假如无官无权，谁会悄悄地给他送红包？他怎么能顺手牵羊占便宜？！说白了，巨额钱财来历不明，其实就是做官带来的隐形好处，就是相对清廉的官员，即使他不刻意以权谋私，也会有红包源源不断地送上门，只要他一概笑纳，时间长了也会积累成巨大的金额。这就是“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真正秘诀。
对于一个社会来说，人们都想发财致富并不是坏事；对于一个来说，包括在政府任职的官员，想发财致富也不是坏事。官员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也有追求个人幸福的权利。问题是，任何人发财致富，都必须选择合理合法的方式；作为公务人员，官员如果滥用职权谋取私利，有悖于社会道德和法纪，这是法律制度所不允许的。目前我国官员的工资待遇还不高，但是相对工人和农民而言也不低，官员要追求更高的物质待遇，可以寻求正当的第二职业增加收入，或者辞去现有职务，另谋收入待遇更好的职业。这就要求官员提高自身素质，不仅仅在机关混得过去，还要有其他的谋生本领。大家知道，西方人对当官看得很淡，不管什么官员，很少以升官发财为第一要务，今天当部长就努力当好部长，明天当不成了，就去当经理、教授、顾问，不可能“在一棵树上吊死”；即使是总统这样的高位，选上去就好好地干，选不上就去干别的，没什么了不起。
然而，我们官员的官本位意识和国民对做官的崇拜，并没有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淡化。读书做官，现在仍然是许多读书人的梦想和追求。尽管舆论大肆宣传“行行出状元”、“职业不分高低”、“劳动最光荣”、“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撇开等级森严的官场不说，就是在工厂、大学等企事业单位，几乎都是以相应的官位来衡量其身价或待遇，如某某企业厂长相当于县处级，某某大学校长相当于地厅级，甚至远在深山的寺庙，和尚也有相应的级别；高级工程师被任命为科长，教授被任命为系主任，在人们眼里都被看作“提拔”了，只有当官了才算有地位。现实也确实如此，一个科长或系主任再怎么不学无术，不仅比没有官衔的高级工程师、高级工程师有脸面，而且还可以收获副产品（钱财）。正是因为如此，我们的国民把做官看得高于一切，一旦进入了官场，都热衷于“做官弄权”、“升官发财”。
中国人灵魂深处的价值观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有其核心价值观。众所周知，儒家文化是在漫长的中国古典社会一直被奉为圭臬，似乎是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念。儒家的人生态度是积极用世的，讲究“经世济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应该说，“经世济民”就是古代精英的精神追求，但实际上，当官发财才是他们真正的人生理想。说白了，中国人内心深处就是崇拜权力，崇尚升官发财。这似乎是一个悖论，值得我们深刻反思。恩格斯1893年7月14日在致梅林的信中指出：“意识形态是由所谓的思想家有意识地、但是以虚假的意识完成的过程。推动他的真正动力是他所不知道的，否则这就不是意识形态的过程了。因此，他们想象出虚假的或表面的动力。”恩格斯这番话表明，在人们的集体意识或意识形态背后存在别的动机，它们是无意识的，但却是真正的心理的根本因素。
恩格斯还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写道：“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全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古人也好，今人也好，都是有意识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中国古代社会，尽管有儒家的道德标准存在，但是真正身体力行的人却屈指可数，历史上也曾出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诸葛亮、范仲淹等仕大夫，也曾涌现充满正气、“不爱钱、不怕死”的文天祥、岳飞等文臣武将，也曾有过包拯、海瑞和于成龙之类清官，可惜他们在历史的天空寥若晨星，而且昙花一现；绝大多数旧式官僚对那个标准缺乏诚意，他们以圣贤的话语装饰门面，却成天都在做收刮民脂的勾当，即使是看门的衙役，也要利用他那点权力向有求于他的人索取“介绍费”；像知府、县令这些人俸禄很低的官员，一个个活得非常滋润，家财万贯，良田豪宅，妻妾成群；读圣贤书只是为了考取功名，当官发财才是他们的真正意图。
为什么大家那么热衷于当官？因为在那个时代，是否做官以及官做得大小，是衡量一个人成就价值的主要标志。官做得越大，说明他的成就越大，他的人生价值就越高，他就越会受到人们的尊重。“经世济民”只是儒家精英的道德政治理想，普通的读书人，把读书做官看作光宗耀祖、封妻荫子的唯一途径。做官除了带来权势和声望，还带来财富。当了官，可以发财，发了财，还可以继续升官，官做得越大，财发得越多；当官发财，二者紧密联系，互为条件，相得益彰，相辅相成。
为什么做官容易发财，这是由中国古典社会形态所决定的。中国古典社会最显著特点是大一统的专制体制，国家权力和社会资源都掌握在统治集团（皇族和各级官员）手里，权力对社会生活各领域起支配性的作用。这意味着，权力的拥有者（官员）发财致富的概率远远大于平民百姓。很明显，最大的官当然是皇帝老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做了皇帝，老子就是天子，开口就是圣旨，天下臣民任我使唤，天下财富任我支配，天下美女任我享用。在以皇帝为核心的官僚机器中，那些大大小小的官员只是一个零部件，但在官员所管辖的地方或部门，他们是至高无上的“土皇帝”，可以代表皇帝行使国家权力和控制社会资源。“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是做官发财的生动写照；这里的“清知府”，不是指大清朝的知府，而是指相对清廉的知府，就是说当三年比较清廉的知府，也很容易获得十万雪花银。如果当得不清廉，获得的银子就更多了。
价值理念是一种无形无色的存在，它产生于特定的社会环境，却深深扎根人们的灵魂，甚至成为世代相传的文化基因。“千里做官为求财”、“当官不发财，请我也不来”，依然是中国人内心深处对在政府任职的世俗看法。许多官员因为具有双重人格，在公开的场合表现得非常马列，“人民、国家、社会主义、三个代表、群众利益”等话语时刻挂在嘴边，实际行动只考虑自己升官发财；不过广东佛岗县有一位姓廖的县长，曾经在县中学的开学典礼上，还是最直接而坦诚地说出了心里话：“你们（学生）为什么要读书？读书就是为当官发财。当官就要当大官，当个科长有什么意思？要当就当县长、市长、省长，发财就要发大财。”尽管这个廖县长后因受贿30万元被捕入狱，但是他的所作所为给当官发财的价值取向做了最好的诠释。何止廖某一人为当官发财而奋斗，时下各级官员中大量存在的贪污受贿、营私舞弊、买官卖官等腐败行为，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这方面的事例不胜枚举，仅媒体上公开曝光的就令人触目惊心；那些被查处的贪官，除了拥有大量的能说明由来的赃款，还有巨额钱财来历不明。
钱财来历不明，这是典型的中国式说法。世界上哪有来历不明的事物，大到宇宙的诞生，小到物种的起源，都有明确的来历，只是因为时间久远和科技局限，我们才弄不清准确的来历。贪官来历不明的钱财从哪里来？显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从地上长出来的，更不是他自己劳动创造来的，而是他当官当出来的，是当官当来的副产品；假如无官无权，谁会悄悄地给他送红包？他怎么能顺手牵羊占便宜？！说白了，巨额钱财来历不明，其实就是做官带来的隐形好处，就是相对清廉的官员，即使他不刻意以权谋私，也会有红包源源不断地送上门，只要他一概笑纳，时间长了也会积累成巨大的金额。这就是“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真正秘诀。
对于一个社会来说，人们都想发财致富并不是坏事；对于一个来说，包括在政府任职的官员，想发财致富也不是坏事。官员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也有追求个人幸福的权利。问题是，任何人发财致富，都必须选择合理合法的方式；作为公务人员，官员如果滥用职权谋取私利，有悖于社会道德和法纪，这是法律制度所不允许的。目前我国官员的工资待遇还不高，但是相对工人和农民而言也不低，官员要追求更高的物质待遇，可以寻求正当的第二职业增加收入，或者辞去现有职务，另谋收入待遇更好的职业。这就要求官员提高自身素质，不仅仅在机关混得过去，还要有其他的谋生本领。大家知道，西方人对当官看得很淡，不管什么官员，很少以升官发财为第一要务，今天当部长就努力当好部长，明天当不成了，就去当经理、教授、顾问，不可能“在一棵树上吊死”；即使是总统这样的高位，选上去就好好地干，选不上就去干别的，没什么了不起。
然而，我们官员的官本位意识和国民对做官的崇拜，并没有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淡化。读书做官，现在仍然是许多读书人的梦想和追求。尽管舆论大肆宣传“行行出状元”、“职业不分高低”、“劳动最光荣”、“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撇开等级森严的官场不说，就是在工厂、大学等企事业单位，几乎都是以相应的官位来衡量其身价或待遇，如某某企业厂长相当于县处级，某某大学校长相当于地厅级，甚至远在深山的寺庙，和尚也有相应的级别；高级工程师被任命为科长，教授被任命为系主任，在人们眼里都被看作“提拔”了，只有当官了才算有地位。现实也确实如此，一个科长或系主任再怎么不学无术，不仅比没有官衔的高级工程师、高级工程师有脸面，而且还可以收获副产品（钱财）。正是因为如此，我们的国民把做官看得高于一切，一旦进入了官场，都热衷于“做官弄权”、“升官发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