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枪队头子华尔：神话英雄还是臭名昭著

来源：书摘

近代上海是大胆的。

上海的买办官绅曾在1860年私自“商雇”了一支外籍雇佣军，自编是近代中国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华尔杨枪队”。

几乎所有的中国大陆的史学家们都把华尔视作美国的泼皮、无赖、流氓。相反，在美国人的眼里华尔是个令人迷醉的传奇式的美国英雄。有关他的书已经出了6部，其中由美国记者亚鹏德撰写的书名就叫《华尔传——从西方来的神》。

今天的人们也许很难相信，最先相处雇佣西洋人组织洋枪队这个主意的人，竟是近代上海大思想家知识分子王韬。是他向上海当政者献计:组织洋枪队，“以西人为领队官，教授火器，名曰洋枪队。”并说，“当今要务，首在平贼”，“用夷固非常道，不失为权宜之策。”

非常之世宜出“非常之道”。

1860年的上海确系岌岌可危。太平军势如破竹地席卷江浙地区，彻底摧毁江南大营后，继而东征，其矛头直指上海。在此形势下，由吴煦、杨坊主持于6月2日成立了花儿洋枪队。由此，一个美国的流浪汉藉以登上上海这座舞台，演出了一场美国式的神话。

弗雷德里克·唐森特·华尔，身高1.73米，一头印第安人厚密的黑发，深褐眼，大下颚，身材略瘦，肌肉异常发达。他1831年11月29日生于北大西洋西岸马萨诸塞州，其父弗·甘·华尔以掮客为业，拥有一艘15吨重的单桅快艇“活泼”号。华尔不到15岁就曾逃学去参加墨西哥战争，虽未能如愿，却反映了其独来独往牛仔式的冒险气质。1847年4月，他乘“汉弥尔顿”号飞剪船来华，不满16岁的他就已担任该船大副。

华尔的经历完全可以写一部马克·吐温式的历险小说，他在60年代前至少3次到过上海，期间，他闯过五洋四洲，抢劫过邮车，曾是美国政府通缉的流窜犯，参与贩运“猪仔”的勾当，加入过法军，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晋升为中尉。1860年4月20日，华尔再次来上海闯荡，干了几天的守夜人，显然，这并不是一个施展其伸手的差事。美国就，他便受雇于清方，在一艘中国舰船上充任大副，这艘船的船号对他这样的西方流浪汉来说简直是绝佳的嘲弄——“孔子”号。正是在这艘具有浓郁东方色彩的中国穿上，他迎来一生中最为辉煌的机遇，——天降大任于斯人也，6月初华尔寿命组建洋枪队，仅用了半月时间便组建完毕，即开赴火线作战。也只有上海这个“烂水手港、海盗滩、罪恶城”，才能产生这支雇佣军——每天停泊在黄浦江面的300艘外轮上，起码有6000名外国水手——7月中旬该洋枪队偷袭松江得逞，华尔随之成为上海滩的大人物，每一言行节能牵动视听。

19世纪60年代初的中国，基本上是个由冷兵器与火器并用让位于火器，而火器尚未成熟的军事时代。鸦片战争西方列强使用的舰船利炮和复枪都给战败的一方留下太深的印象。

还是在50年代初，清军乃至太平军购买和使用西洋式武装几乎是同步进行的。但双方都买其器未用其人，因而在“人”和“器”的统一上难以达到西洋军队那样的纯熟境界。新式的武器装备出自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但它绝不是孤立的，新式装备必然要军队实行新的编成，新的训练办法，新的管理办法，新的管理方法和新的战略战术，凡此种种都必然要带来一场新的军事革命。所以，最先由王韬提议雇佣西洋人组织洋枪队也就十分自然了，作为大思想家的敏锐洞察本来超越凡人的。也只有上海的买办官绅能够毫不犹豫地接过王韬的献议，商人出身的上海道台吴煦和当过怡和洋行买办的候补道杨坊，这些与洋人打惯了交道的实权人物，他们头脑中的实用主义远远超过了皇权思想，他们明知道咸丰皇帝是不能允许私招人组织军队的，但为了上海的安危，上海集团的切身利益，他们敢于一反习常的道德准则，斗胆一试。

没有上海势力就没有华尔和他的洋枪队。

最初的华尔洋枪队，雇欧美及东南亚籍的军事人员约200名，由欧美籍军事人员为军官，东南亚人（菲律宾水手）为士兵。到了1862年8月，洋枪队已被慈禧封为“常胜军”，领饷官兵6500余名，加上辅助人员超过12000名。充任军官者多为外籍军事人员，士兵者却尽为华人，华人亦偶尔有人充下级军官者。

从编制上来看，已拥有一个来复枪团，五个步兵团，几个狙击兵连，一支内河舰队，一支大型运输船队，一支工兵队，两个兵工厂，一个军医院。从装备上看，大部分士兵使用来复枪，发射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尖圆子弹。各种火炮37门，每门炮规定备200发炮弹，常备500发。华尔还拥有作战用的机动设备:野战桥、野战炮架、铁甲汽轮。稍有军事常识的人立刻能看出:这些，即便与本世纪前叶的中国红军装备相比，也是相当接近的了，更不必说这一切发生在19世纪60年代。

从纯军事观点看，在如此短暂时间内造就了如此一支近代化程度军队的人，如果不是军事天才，也绝不可能是一个“欺世盗名的无赖汉”。华尔——这个中外史学上颇有争议的美国人，究竟给19世纪60年代以后中国军事革命带来何种信息？

华尔带兵，全盘西化，用当时上海人的话说是“纯用夷法”。华尔坚持用英语发号施令。开始时只得请翻译，曾因翻译错误发生混乱，于是在该军开班教中国兵弁英语。有的英语词汇干脆用音译，口令“一二一”叫“温杜温”，连长叫“美治”。时长日久，中国并懂得不少美式英文口语。对士兵华尔自有一套驾驭之法。他选拔中国兵时不要吸食鸦片者，选拔的方式也特别:先是直愣愣定住对方，冷不防猛打猛踢，吓不退的才予录用。他吸收被俘的太平军当兵，并且给士兵发高薪，洋兵每月最高时可领350两，华兵最低8元、9元，是清军士兵的5倍。他把香槟酒一箱箱往营房里运，异常慷慨地请不下开怀痛饮。打仗勇猛者有奖，而且是重奖。华尔为自己这支军队擅定的军旗为红绿亮色，营房内不时传出美国联邦军的军号。营房生活为:上午8点集合，10点正操练到吃午饭，下午自由活动，晚上7点在点一次名。

华尔在中美洲等不发达地区军事冒险积累了丰富的军事经验，他对轮船、火炮等军事技术的掌握，均有益于他在上海地区指挥作战。他在训练中从不马虎，“一切不惮烦琐”，作战中身先士卒，并懂得作战心理学，在战场上注意保持以为镇定自若的指挥官形象。他懂得诸兵种之间的协调配置，火力配系，尤其在江河湖汊水网稻田地区的作战特点，以及保持机动能力和后勤供给的重要性，因而他既有内河舰队，运输船队，又有工兵、野战桥和医院，再也不是单一的冲锋退却。他尤其注意战场信息，战前他爱自己去侦察，且尽量仔细，他雇用了几百名中国摊子和一些外国间谍为自己搞情报，故实战时取胜的机会增大，这样反过来促使麾下官兵对他产生信赖感，使他在官兵心目中更是如若神明。

美国作家亚鹏德在《华尔传》中指出:“常胜军虽然人数上比庞大的清军和太平军要少许多倍，它的战斗力五一是那时全中国最强大的。”华尔与他的后任戈登每战必胜，使得外国人声威大为增大。外国常胜军逐退太平军保全了上海，不仅使大商埠经济更为繁荣，而且对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带来巨大的冲击。

但是，外国领事们眼中，华尔与洋枪队所创下的战例，偷袭松江之战，天马山大捷，以500洋枪兵大败10万太平军的神话……这都不是顶重要的，重要的是，这支中外混合的新军，形成了一股连英法联军都为之打怵的战斗力，惧怕其会有一天成为自己真正的对手。为此，在沪的英俊三次逮捕华尔，甚至要判其死刑，皆被吴煦等人保护下来，为使其不受英美的法律制裁，清政府特批华尔加入中国国籍。

上海器重华尔和戈登（华尔的后任），是因为他们在创建中国第一支近代化军队的尝试中，实际已缩短了东西方之间的距离。新的装备，新的编成，新的训练管理办法，以及新的战术战法，这使得军队中95%的中国成员具备了与西洋军队不相上下的战斗力。再加上华尔与戈登都很精明，十分注意自己与雇主之间的关系，常能恰当地表现出自己“对雇主的。”这便投合了上海势力“以夷制贼”的战略。当然，这并不是说，他们对这支雇佣军不存戒心。一旦攻下天京，李鸿章便用巨资将戈登的“常胜军”遣散了。为此，李鸿章很有些“过河拆桥”。

撇开华尔与戈登洋枪队镇压人民革命的反动性和勾结外国侵略力量的买办性之外，他们显然是一座引进和传授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尤其是军事技术的桥梁。这一点，收益最大的是李鸿章。后者十分认真地把洋枪队的“人”与“器”的统一运用到其麾下的淮军中。在选购军火、聘请教练、观摩战法、习造军火等方面，李氏淮军都从洋枪队的军事时间中获益匪浅。它最终为李鸿章的开班洋务，创立新军起到了先声作用。

同样重要的是，华尔、戈登在上海滩刮起的旋风，开始深刻地冲击着中国人自先秦以来便形成的以道德立国而不以兵立国，以仁义育化天下而不以武力强制天下的军事文化心态。

而中美史学界不同评价的华尔，在其事业达到顶峰时期，就偶然地被一颗太平洋的枪弹击中，运回上海救治的途中，于1862年9月21日凌晨3时死在了一条名叫“勇敢”号的军舰上。当时，该舰正航行在茫茫东海的甬沪航道上。

华尔年终31岁。

包括这船名的巧合，都在美国公众的眼睛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华尔神话”，当时美国总统便是鼎鼎大名的林肯，林肯称赞华尔是“美国的杰出公民”。

同样，中国的史学家们，也完全不买这位美国建国200多年来最出名的总统的帐，照样将华尔打入那些历史上最为臭名昭著的人群中去——不同的民族有着自己对历史的不平评判标准。

但是，有一点是双方都认可的。没有上海，就没有后来的华尔，世界无论哪一个地方的人们再提及华尔，都必然地将他与中国联系在一起，他的的确确是“中国上海”的华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