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泳:互联网是一场什么样的革命?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19/11/13 20:14:12
胡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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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泳:互联网是一场什么样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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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泳,中央电视台《经济信息联播》主编,兼任《对话》总策划。“数字论坛”成员,洞察数字社会的重要性并将其引入中国人生活的第一人。著有《网络为王》、《时代英雄》、《黑客:电脑时代的牛仔》、《另类空间》、《我们是丑人和Luser》、《海尔中国造》及《海尔MBA教程丛书》;译有《数字化生存》、《2.0版:数字化时代的生活设计》、《比特之城:空间·场所·信息高速公路》。其中,《数字化生存》被《新周刊》和《书城》评为改革开放20年来最有影响的20本书之一,《海尔中国造》被《经济观察报》评为“2002年影响中国商业界的20本书”之一。
科技时代
前苏联解体以后,撒切尔夫人有一句广为流传的名言:1917年11月7日在俄国发生的事情并不是一场革命,而是一场“宫廷政变”。
革命从来就不是一个静止的概念。革命的亲身感受者在革命的正在进行时态中所作出的判断与革命过后对其进行的历史观照也一定不同。托马斯·潘恩1791年在《人的权利》中写道:美国和法国的革命为政治学注入了崭新的因素。“从前被我们叫做革命的事件只不过意味着人事的更迭或地方环境的变迁。这些事件自然地起起落落,在其存在或宿命中不具备任何使其能够扩散到发生地以外的东西。但是我们现在从美国和法国的革命中,看到一种对事物自然秩序的革新,一套像真理和人的存在一样具有普遍意义的原则体系,它将道德与政治上的愉悦和国家的繁荣紧密结合起来。”
不到半个世纪,马志尼已开始怀疑法国革命的意义。他认为法国革命毋宁是一份总结,而不应当被当作一份纲领;毋宁是一个行将消失的时代的最后处方,而不代表新时代的开端。在19世纪,甚至在20世纪,革命者们所企图实现的不过是法国革命未能达到的目标。
他们谈论的都是政治上的革命,而政治上的革命今天已普遍被视为不合时宜的东西(即使有人不停地鼓吹颜色革命)。我们的时代是科技的时代,大家津津乐道的是另一种革命———科技革命。斯图尔特·布兰德说:“科技是今天唯一的新闻。每天翻开报纸杂志,读到的不外是来来去去的他说、她说,政治、经济、时装……都不停地在兜兜转转,翻来覆去,正是太阳底下无新事……人的天性是没有多大变化的,只有科技真的在变。”
但布兰德又如何能够断定,科技的变化不是“兜兜转转,翻来覆去”?“革命”(revolution)来源于天文学和几何学,其科学含义与它现在的流行义非常之不同。它的原义是“循环往复”,就像四季更替一样,或“时起时落”,就像潮水的涨退一样。因此,它在科学中意味着变动中的不变,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既是开始又是结束。然而,今天我们使用“革命”一词时,是在描述一种持续性、恒久性的终结,一种与过去彻底决裂的新秩序,一种旧有的、熟悉的事物与新生的、迥异的事物之间的断层。这个对我们的头脑和心灵影响如此深广的词是怎样经历词义的巨大变迁的,对历史学家来说将是一个饶有兴味的话题。不过,在争辩互联网是否带来一场革命时,我觉得“革命”的古义和今义或许对我们同样有启发作用。
一是,不管我们为互联网戴上多少桂冠,它也不过是另一场技术革命,与此前的革命遵循着同样的发展轨迹———像电的发明,或电报、电话、铁路的普及一样。历史的确重复自己,这就是说,我们在这次革命中的位置及将来的走向是可知的,就像天体运行自有其规律。
二是,技术革命与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是无法分开的。信息革命所表现的并不仅仅是技术。这场革命是一场复杂的社会与技术的互动过程。技术革命吸引了人们的大部分注意力,与此同时,我们还在经历一场范围广得多的革命。要准确地解读信息革命对社会生活的所有影响还为时过早。但无疑它已构成对我们的生活方式的即时的或潜在的威胁。这种威胁可能波及到政府的治理方式,我们的价值系统,甚至是我们的家庭体系,我们的所有物,我们的工作。
技术革命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经济学家哈尔·瓦里安认为任何技术革命都要经历五个阶段:实验———资本化———管理———高度竞争———巩固。互联网终我们的一生来说,确实是崭新的东西,但同样的行为模式在此前其他技术的发展中一再出现,包括蒸汽机、电报、汽车、飞机莫不如是。
在实验阶段,企业家是第一批认识创新技术潜力的人。进入壁垒在一开始很低,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产业在车库和地下室中诞生的原因。一旦新技术的构建模块出现,一批批的发明家和企业家用不同的方法对这些模块进行多种组合,由此产生新的价值。比如,今天的网络企业家把芯片、软件和网络功能结合起来,找到了无数种创造新价值的途径。
有时主要的技术创新代表着一种新的商业模式。今天网络上的许多实验都围绕寻找正确的商业模式进行:订阅,网络广告,链接,捆绑,特许权经营,拍卖……投资商急切地等待着实验的结果。一些实验(也许大多数实验)肯定会以失败告终。像此前的新技术一样,会有大批的人在网上弄得血本无归。
从1904年到1908年,240余家企业进入汽车业,想为“不用马拉的车”寻找最好的“用户界面”。卡尔·本茨1885年推出的第一辆车有三个轮子,状如马蹄。今天我们在博物馆中看到这样的车会说:“多么有趣啊,那时的人竟把汽车造得同马车一样。”五十年后,我们的后代会看着微机说:“多么有趣啊,他们竟把计算机造得同打字机一样。”
企业家也许是技术实验背后的推动力量,但他们需要钱做事。对资金的渴求使金融家们加入了游戏。风险投资家总是第一批下注的人,而巨大的财富一定是由于赌对了才会快速聚集起来。赔钱过程也同样摆脱不了赌性。铁路的早期投资者发了大财,后来者从未做到完全收回他们的投资。
金融家提供了让企业家走出车库、到达大众市场的资本。然而为了实现大众市场所需的规模,产业的运营变得比创新更为重要。创新者必须了解什么时候走下前台,让“成年人”来掌控局面。这并非一件轻而易举之事。企业家最难作的决定之一是什么时候把自己一手创办的企业交给职业经理人。
许多新兴的互联网企业都仍然处在实验阶段,竭力界定自己的商业模式和市场范围。很少几家转入运营阶段,这一阶段的关键是建立一个能经受考验的运营系统,创造品牌,并造就忠诚的客户群。运营、市场营销、执行和联盟都至关重要。一些企业不可避免地陷入运营的困境。金融家抽出资本,这些企业在竞争中消失,或者可能被领先厂家吞并。至此,高度竞争的阶段开始了。
经济规模现在变成具有决定意义的竞争要素,它以多种形式出现。传统的供应方的经济规模仍然有用———企业越大,单位生产成本越低。但在许多主要的新产业中,需求方的经济规模更有意义———拥有的用户越多,企业产品就越有价值。这一效应最有力地体现在电信业(电话、网络)和那些互操作性和标准占重要地位的行业。在某些情况下,供方与需方的经济规模相结合,能够产生巨大的正反馈循环,领先企业因此既降低了成本,又提高了收益。
但假如事物走向反面,后果也是严重的。落后的企业注定更加落后,最终,只有少数几个赢家。为什么一些企业成功而另一些企业失败常常既依赖于精明的算计,也依赖于运气。
当高度竞争阶段过去的时候,赢家的工作变得日常化,产品形成了标准,品牌推广和市场营销活动正常进行。针对市场的竞争变成了在市场中的竞争。市场份额开始固定化,企业的策略专注于削弱对手的实力而不是发动全方位战争。公司领导发现他们有众多的课题需要处理:工人、律师、消费者权益保护分子、投资基金、股东、记者和政客都想就产业的发展发出自己的声音。
随着互联网商业的成熟,将来的市场结构也许是这样的:有几个大赢家,有几个大输家(不知该谁倒霉),还有大量的专注于特定市场的小企业。网络的力量体现在企业能否销售高度新异化的内容和服务。基础设施服务的基本提供者也许会吸引大部分人的注意力,但最主要的商业机会存在于为个人定制的服务和有高度精确度的媒介中。
社会革命
围绕互联网有成堆的夸夸其谈,它们部分地消解了互联网革命的力量,以至于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这场革命的意义。这并不奇怪。历史上的每一次重要的技术革命都伴随着大量的噪音,无论是电报、电话、电力还是铁路都被认为会在全球造就一个更加民主的社会,由此在地球上建立新的伊甸园。
互联网陷入同样的泡沫中是必然的。它带有一定的神秘性,它的内部运作鲜为人知,而且人们仍然在试图索解它的意义———它是什么,它将能做什么。因为我们对这些问题没有确定的答案,我们自然会自由地作出我们的解释,不管这些解释多么荒唐可笑。媒介由于它们抢新闻的本性,必然会放大所有的夸大之辞,资本市场的投机者们也唯恐事情不热闹,因为他们要制造故事和戏剧。我们所犯的错误当然是在阅读那些富于刺激性的头条新闻之后,在观察远离现实的股票市场之后,根据这些东西得出我们对网络的结论。我们很少能听到在噪音之中出现的更为理性的声音。
社会变化有其内在动力,必须认识到,互联网自身并不能够改变社会,决定变化力度的是,要看互联网在多大程度上被采纳、使用和组合进入社会结构之内。通过观察互联网在中国十几年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发现,互联网技术革命在社会的各个层面都引发了极为深远的变革。
一位山村猎人声称自己发现了已在人类视线中消失了20多年的华南虎的踪迹,历经八个月,最后他却被网民所猎,“拍虎英雄周正龙”的事迹成了笑柄;公众的矛头由“正龙造假”直指“官员护假”,网络打假风起云涌,官员“网络化生存”的时代开始来临。
拉萨事件,中国网民自发反击西方媒体的报道偏见;奥运火炬传递,从网上声讨、抵制法货到“红心中国”行动,网民们的爱国宣泄行为一再出新。《国际先驱导报》称,互联网创下了中国民族主义的三个“前所未有”:地域之广泛前所未有,观点之一致前所未有,效果之显著前所未有。
汶川地震,网络第一时间快速报道灾情,第一时间紧急组织救援,第一时间发起赈灾捐助,第一时间主张全国哀悼……在这场中国30年来最严重地震面前,中国互联网首次以更积极的姿态、更快速的反应、更全面的报道跻身主流媒体,网民不仅屡屡伸出援手帮助灾区人民,还对悲剧的发生提出了各种尖锐问题,成为一个富有担当精神和责任意识的群体。
贵州瓮安事件,网络舆论驱使主要领导干部第一时间到群众中间倾听呼声,并借助舆论监督,启动干部问责制,“瓮安模式”成为2008年政府处理突发事件中信息公开化的典范;巴东邓玉娇案,在媒体和网民的共同推动下,政府与基层某些无良官员“切割”,不再为了袒护少数人和小集团的利益,伤害党和政府的威望;来势汹汹的绿坝软件,在网民们的集体表达和行动之下,被迫推迟安装,网民权利的保护和扩展由此提上日程,一个共识开始形成:互联网管理不只是政府和行业内部的事,也是社会各种力量通力合作之事,需要寻求一种“共同管理”的新思路。
以上这些事情存在什么联系?这些社会变革的动力是群体性的,其主要驱动者是普通的公民,它们的发生发展实际上有着一个共同的根基: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我们的交流工具支持群体对话与群体行动。不论在何处,你都能看见中国人走到一起彼此分享,共同工作,或是发起某种公共行动。
聚集一群人并使之行动原本对资源有着极高的要求,这使得全世界范围内的群体努力都被置于一种制度的垄断之下。今天,全球分享与合作的工具终于交到了个体公民的手中。而当这样的工具被2亿多网民———其中绝大多数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所熟练使用时,它会给转型期的中国带来怎样的社会影响?
由于形成群体已经从困难变得极其简单,我们将要看到,还会涌现出来大量有关新的群体和新的群体行动的试验。可以肯定的是,互联网数字技术是被植入预先确定的社会和政治结构中的,在技术的动态趋势和保持现状的惯性作用之间存在很大的张力。如果技术的特性与现存范型相啮合,那么它就可能促进变革的发生;如果两者彼此不协,必有其一被迫调整自身。
伴随着互联网而来的是一种新的世界观。如果你倡导创新,就会对现状提出疑问。如果你为企业家戴上桂冠,就会轻视“组织人”。如果你使资本自由扩散,就会剥夺投资商的权力。如果你认为变革最有价值,就会对墨守成规深恶痛绝。如果你受够了鸦雀无声,就会喜欢众声喧哗。如果你沐浴过阳光的敞亮,就难以再行容忍一切见不得人的龌龊。
有一个比喻说得好:如果把互联网比作待剥的洋葱,所有有关网络的神话只不过是那薄薄的一层洋葱皮,里面的东西才会让你流下眼泪。
专题统筹/采写 本报评论记者亮棹 实习生高嘉晗
来源:南方都市报评论周刊      来源日期:2009-7-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