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凶残的哲学（美元强势升值PK中国应对）

美元强势升值，中国如何应对

　　外汇市场上汇率波动本是市场的基本特性，但短时间内某一货币暴涨，暴跌就绝非简单的市场行为。过去一年，美元指数不断走强，势如破竹突破100大关，较年前的80上涨了25%，而兑换欧元创下2003年以来的新高，向一比一进军（3/13日跌破1.05：1），高盛还火上浇油，甚至预测未来两年美元/欧元汇率将达到0.8的历史新低。近日美元指数因美联储暗示近期不会加息而回落，但上涨的趋势并未改变。

　　一般财经媒体的解释是美元走强是因为美国经济复苏态势强劲，经济前景看好。在欧洲再次陷入衰退，失败的安倍经济学注定将日本带入第三个失去的十年，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其他金砖国家经济挣扎在衰退边缘，“风景美国独好”，美联储停止QE，还声称将加息，因此按照经济学教科书汇率的理论，以经济增长为基础的美元走强，是“水到渠成”。

　　但不要上当。

　　事实上，美国经济远非CNN吹嘘的那么好。失业率是降低了，但增加的就业岗位多是低工资的服务行业和临时工作，而且劳动参与人数减少，也让失业率的数字变得光彩。经济复苏主要是金融市场--股市复苏，兴旺。自从2009年3月以来，标普500股指实现了“六连增”翻了3倍，而科技板块（纳斯达克）接近突破2000年泡沫破灭时的历史新高5100点。但大多数美国人的收入在过去六年并没有增长，不少低收入家庭的收入还下降了。而反证美国经济并不如吹嘘的那么繁荣，是不断增长的美国政府债务。自从金融危机以来，政府债务从12万亿开始，年年增加，据估计2015年7月底美国政府（包括地方政府）债务总额将达21.7万亿美元，如果经济真正繁荣了，以个人收入和公司利润为主要来源的政府税收怎么可能不增加？债务增加，超过了GDP的130%，怎么可能无视债务危机？事实上，除政府债务外，目前困扰美国经济的将近1.3万亿美元的“学生贷款债务”，将近1万亿美元的“低信用购车贷款债务”都是美国经济的定时炸弹。

　　美联储加息也只是说说而已，全球油价等大宗商品价格下跌，消费者价格指数受此影响而走低，市场担忧的是通缩并非通胀，美联储实在没有要和自己过不去的理由—去加息增加政府的债务负担。事实上，QE结束后，美联储“口是行非”，继续放水。2015年1月底美联储的平衡表显示，在去年12月和今年一月两个月中增发货币/信贷$1867亿美元，债权总额达 $4.02万亿美元，这相比在8-11月间收回货币 $2446亿美元是大逆转，这表明市场预期美联储将很快加息纯属妄想。在全球央行滥发货币时，美联储实在无需逆流而为。2015年3月18日，在其政策决议中美联储更是清楚的暗示其在近期内不会加息。

　　更关键的问题是，传统经济学关于货币的定义早已过时，金本位废除后，货币不再是商品而成为了“信用”和“合同”，而当网络技术无限扩展了金融市场的时空，货币又成为“可以产生利润的交易对象”，因此一个国家的货币（美元）同这个国家的经济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在很大程度上，一个国家货币（美元）价格上涨了，是因为参与货币交易的人们“相信”其价格还会上涨，进而发生了凯恩斯所说的“选美游戏”。由于人性的弱点，对获益的贪婪和对受损的恐惧，再加羊群行为，使得外汇市场的交易很容易被某种力量所操控，去进行，实现某种阴谋。

　　历史是一面镜子。过去30多年外汇市场上以美元为中心的汇率暴涨，暴跌，都引发了相关国家的经济兴衰。90年代中期，大有取代美国和西欧要成为世界经济霸主的日本，在与美元汇率急剧升值后陷入衰落，一蹶不振，延续至今。而在90年代末期，红红火火，跃跃欲腾飞的亚洲小龙们却因为其货币与美元的汇率贬值，而陷入经济和金融危机，从而终结了这些国家亚洲经济迅速发展的路径，步入经济萧条，甚至一些国家的政局也开始混乱。时任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对本国货币大贬值的后果愤然道：40年建立起来的经济体系，一下子就被搞垮了。事实的确如此，这场由国际金融大鳄蓄意挑起的攻击东南亚汇率战，使这些国家几十年的经济增长化为灰烬，国民失业、企业破产之景四处上演。

　　美元主导的“纸币本位”制，在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的推动下，让以掠夺市场和财富为目的，血与火的战争成为历史，“货币战争”以其貌似“公平”的方式，通过“市场”来实现无形地，更大规模的财富掠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美元牛奔的背后是一场针对中国的阴谋。

　　2014年底，中国帐目上的外汇储备总额是3.8万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是美元，于是不少媒体人，甚至是财经分析师，无不认为美元走强将至少增强中国的“美元购买力”，因此美元走强对中国经济利好。但这可能只是表象。根据《国际清算银行（The 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2015年最新的研究报告，自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的跨国银行和金融机构（包括IMF和世界银行等）给新兴市场国家的贷款大幅增加，总额达3。1万亿美元。大部分债务是以美元计算。中国是借贷增幅最大，借贷额最多的国家。从2012年至今，中国借贷总额增加了一倍多，达到1.1万亿美元，是世界上第七大借款国。同时，中国私人借贷（企业和个人）近年也迅速扩张2014年低超过了3600亿美元。加总起来约1.5万亿美元，其中绝大部分是美元，这样，由于美元升值增加的债务负担一半落到了中国身上。25%的美元升值，中国的债务就增加3750亿美元。

　　在另一方面，中国帐目上的3.8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并不全属中国，国外的1.2万亿的直接投资，以及这些投资增值（至少一倍），再加跨国公司，外国企业占出口的50%以上，因此他们对于中国外汇储备有至少65%以上的“所有权”，因此，美元走强增加中国债务，并不带来等同的“购买力”（持有美元的增值收益）增长。

　　然而，这仅仅是掏空中国的第一步。

　　多年以来，人民币同美元挂钩是人民币汇率形成的基础。过去一些年，受外贸出口顺差的压力，美国政要的压力，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从0.125升值到目前的0.162，将近24%。但因为美元与其他货币汇率贬值，因此人民币与其他主要国家货币汇率变动不大。在过去一年，美元指数暴涨，兑换欧元，日元，英镑等世界主要货币升值了25%左右，而人民币与美元挂钩，结果人民币对其他国家货币的汇率也相应升值。这样，在美国以外的世界市场，中国产品价格一年中就上涨了25%。在商品市场上，价格上涨，需求下降是不变的定律。

　　2014年中国出口总额是14.4万亿元，约占当年GDP的24%。如果世界市场进口中国商品的需求弹性是1，那么汇率推高的24%商品价格上涨，将减少中国出口3，2万亿元（假定美国进口没有被波及）。在经济增长已经面临巨大下行压力的情况下，出口减少3.2万亿元（5%的GDP)，是中国经济难以承受之重。在房租，工资刚性，坚挺走高的背景下，降低出口商品生产成本的空间很小，因而人民币贬值就成了“增强出口竞争力”，扭转出口下降局面的主要选择。

　　加入全球货币贬值的货币战争，本是“保家卫国”的壮举，但时下中国未必能毫无顾忌地参加这场以贬值为核心手段的货币战争。

　　在纸币本位制下，货币是以信心为基础的“信用”，“合同”，参加贬值的货币战对中国最大的负面冲击是“动摇信心”。近些年来，“相信”人民币会升值，试图从人民币升值过程中牟利，加上试图从中国金融市场（主要是房地产市场）牟利而通过各种渠道进入中国的“热钱”，估计有6，000-10，000亿美元，如果人民币贬值预期成为热钱持有者的共识，这些以利润为最大目的的热钱退出中国不可避免。此外，2014年底中国居民人民币储蓄总额将近50万亿元，由于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均，这些钱主要属于少数富人，这样，以牟利为目的的“金融资本”总额至少有1.5万亿美元。

　　这些“金融资本”，由于是要牟利，因而在过去一些年中主要投资在中国的房市，股市等金融资产，流动在市场上作为企业和银行的“高利贷”，是增加金融市场和借贷市场流动性的重要源头，还是中国影子银行的主要资金来源。如果人民币对美元贬值趋势的预期形成，而且是大幅贬值，这些“金融资本”将会从中国流出。虽然政府对于外汇兑换，资本跨境有严格地控制，但“见缝插针”的资本也有自己的外出门道，2014年12月中国外汇占款下降近1200亿元就是一例。因此，如果“金融资本”因为贬值预期对人民币失去“信心”，大规模资本外流就会发生。

　　近万亿“金融资本”流出将会搞垮中国的房地产业和房产市场，是早有人提出，虽然不少人对此不以为然，但这却是逻辑的结果。因为金融资本逐利的本性，过去一些年，中国的房子，尤其是一线城市的房产和土地是世界上利润最高，风险最低的金融资产，而房地产业也是最大的暴利行业，因此大量的金融资本沉淀于房产和房地产行业。因此，如果金融资本要“出走”，当然要从此退出。金融市场上是贪婪和恐惧做主，刚需只是理论表述，不能阻止亿万资产从房市和房地产业的“仓皇出逃”。

　　过去10多年，中国经济是房地产经济，房地产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预计在20%左右，如果经济中这样的行业萧条，整个经济很难全身而退。接下来还会引发地方财政收支危机，2013年全国地方财政收入6万多亿，卖地收入4.1万亿，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超过70%。目前地方政府已是债务累累，突然间4。1万亿的收入没了，几十万元现存债务的利息偿还就成了大问题，无力偿还利息导致债务违约。中国银行业不仅提供了中国经济增长80%的融资，而且几乎包揽了100%的地方政府债务，如果地方政府债务违约，银行业因此陷入困境而引爆金融危机。金融行业是个完整的资本链，如何一节断裂必然造成整个金融业的危机，这就是一个欠债1000多亿的《雷曼兄弟》引发了百万亿资产美国金融业陷入危机的原因。

　　国家统计局公布2015年2月70个大中城市房价报告指出，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房价格下降的城市有69个，最大降幅为10.8%，二手住宅价格下降的城市也是69个，最大降幅为14.2%。但是并没有金融资本明显出逃的情况，因为中国股市开始火爆，半年上涨了70%，不断创下数年新高。中国股市为金融资本逐利开辟了新的空间，而日益开放，自由的中国股市更为金融资本再大捞一把后出走，提供了更大的回旋余地和机会。股市的流动性远比房市巨大，而各种让人眼花缭乱的金融衍生产品，又将金融的掠夺战争掩盖得更加隐秘，同时使得结果也愈加惨烈。

　　房市走低，股市火爆，是金融资本流动的结果，而中央银行为“稳定人民币汇率”的调控，不过是火上浇油而已。

　　如果人民币对美元贬值，加重企业债务是必然结果。这对于靠借贷生存的大多中国企业无疑是雪上加霜。债务增加必然危及生存，企业破产，老板跑路，通常是债务违约的后果。时下中国银行业不良贷款已呈全国性反弹，民间借贷，投资过剩，再叠加反腐因素，整体负债率大幅攀升，影子银行与社会集资盛行，整个金融生态乱象丛生。2013年全社会的融资额是17.29万亿，房地产行业融资超过了12.2万亿，占全社会融资额的70%，首当其冲被债务危机波及，企业债务危机必然引爆金融危机。

　　信用创造和债务积累本是一枚硬币的正反面，过去10多年中央银行增发货币和信用100多万亿元，与此同步，社会，主要是政府和企业同时也就积累了债务至少100多万亿，如果货币，信用市场有效运行，货币乘数（1除以基准金率）生效，社会的债务至少是500万亿，因此，有人估算中国债务是GDP的2.8倍（约150亿元）绝不过分。

　　信用创造是自从金本位制废除后各国，尤其是美国，西欧等发达国家经济扩张的基本动力，所以现代经济有“信用经济”之称，而央行“放水”之后，引导“水”的流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信用创造的后果。比如，自从1975年以来，美国信用创造总额超过了50万亿美元，但大部分流入股市和转化为政府债务。而中国过去10多年，央行创造的近15万亿美元的信用大多流入了以房地产为首的“实体经济”产业链 – 钢材，水泥，等等，还有中央政府主导的“铁公基”，地方政府主导的各种“民生工程”。当信用进入“实体经济”通常引发实体经济的爆发性扩张，过去10多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年增长率40-60%，甚至更高，最典型的例子是2010-2013的3年中，中国生产的水泥总量是美国1901-2000年百年的总和。中国的许多产业，太阳能晶片，钢铁，手机等等，产能可以一年翻番。爆发性扩张的后果是巨大的产能过剩，尤其是产业扩张是以外贸出口为基础，在出口滑坡时，产能过剩绝非结构调整可以消化。

　　产能过剩必然带来减产或破产，结果就是银行坏账。有一种简单的计算坏账的方法，就是假定其“不生产GDP”。2008年到2014年底，中国信用/货币净增加了75万亿元，而同期的GDP只净增了32万亿元，差额是43万亿元。根据历史类似情况判断，其中至少25%会成为银行坏账，因为发放的信用和货币不产生收益，约11万亿元。因此，如果中国爆发债务危机，在多米诺牌效应下对于中国金融体系的打击可能是毁灭性的。

　　攻击中国经济，致命一击是引爆债务危机。而金融资本出逃，就服务于这样的目的。

　　乐天派们看到了美元走强的阴谋，但错误地认为中国经济的大盘，基本面持续向好，在当前的汇率情况下，中国货币与财政政策都还有非常大的空间，可以抵御强势美元的冲击。而事实上中国货币与财政政策回旋余地很小。首先，中国当前经济的困境是源自马克思所论述的相对生产过剩，是巨大的现实生产能力和没有购买力的矛盾（内需和出口都是同样问题），因此刺激企业投资，加大政府投资都不可能带动可以持续的经济增长，只会加剧“产能过剩”。而在债务规模已经非常巨大，经济命脉被少数企业和个人控制的情况下，增加企业和政府投资对有效的，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作用甚微，甚至适得其反引爆生产过剩危机。“铁公基”的扩张可以解燃眉之急，但没有可持续性，而且埋下坏账的危机。

　　增发货币和信用扩张是玩了几十年的有效的经济调节手段，但这种货币扩张政策可以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有一个不可缺少的前提：满足社会消费的投资需求存在。在这种前提下，以透支未来为代价的信用创造，才能得到合理的回报，才能继续。如果没有需求，不带来未来的收益，创造的信用得不到应有的回报，这就是挥霍未来。在当前生产过剩，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现实下，信用扩张很难确保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因为为了实现经济增长，需要越来越大的信用扩张。在1990年代，信用扩张/货币发行净增量和GDP的净增量大约是1.3倍，但2008年到2014年，这个指数已经增加到2.3。对此，通俗的解释是1990年代增加一元的GDP，只要增发1.3元人民币，而过去几年需要增发2.3元。这表明货币政策的效率大大减弱，不可持续。

　　显而易见，如果美元走上一个超级大牛市，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 – 5年，10年持续走高（欧元对美元的牛市持续了近15年，增值了近70%），中国不可避免的面临着人民币与美元挂钩和脱钩的两难，化解两难的危局，需要智慧的应对。而智慧应对的着眼点是全中国人民的福祉，中华民族千秋万代的繁荣昌盛，而不是以GDP的增长率来表述政府的“政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