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志斌: 中国银行改革指向何方？

上海－六月十七日星期五对中国银行界来说并非一个寻常日子，外界传出美国银行计划花25亿美元购入中国第三大国营银行建设银行9%的股份。建设银行一直有计划要在海外上市。
在掌声背后，大部份中国银行家都关注到中国经济面对的一大挑战。过去廿六年来，中国的本地生产总值就如子弹火车一样狂?，平均每年增长约9.5%。但对中国银行业而言，经济增长却代表问题愈来愈多：呆坏账数字愈来愈大，挪用资金问题十分严重，银行管理层渎职也十分突出。中国银行业可谓是泥足深陷，甚至让国家的持续发展投下了阴影。
但是，真正的改革似乎快将出现。中国社会明白到，一定要整治现时银行业的混乱情况。中国“四大”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突然开始改组，改革，清理门户，希望获得重生。在过去一直被牢牢看住的银行业推行开放和上市，说是银行革命实在一点也不夸张。在这场革命中，引进外资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步。
银行关乎经济改革
中国银行乱局的主因跟中国国企改革面对的问题其实是一致的。政府一向在国营企业胡作非为。无论是国企或银行，一直都是为政府而非市场服务。这个扭曲的结构导致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各项问题。即使战后亚洲若干国家经济起飞，中国数十年来一直仍十分贫穷，接连不断的政治事件，更让经济进一步恶化。
自一九七八年经济改革以来，个体经济让中国完全改观，国企也经历了重大改变。外来投资者的参与以及个体户的崛起，可谓是最重大的转变。个体户成为中国经济重要一环，跟国营企业和银行打交道愈趋频繁。经济繁荣让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深度都有所增加，但中国银行明显落后于形势。银行的经营状况并没有随著经济繁荣而改善，反之国家要不断注资，让其可以继续生存。
上述问题成因可以追溯到一九四九年中国建国之时。大约六十年来，国营银行从来没有像“真正”的银行般运作，即使在理论方面，银行也不是一盘独立的生意，更加不用对股东负责。银行就像一个政府的单位，所有主要领导都由中央政府委任。政府官员都可对银行职员指指点点。地方银行官员的任命，特别受到省级地方官员的影响。正因为政府对银行看得太牢，对银行领导有生杀大权，为了保住位子，银行领导一定要对官员言听计从。在这样的背景下，专业操守真是从何谈起。
但银行体系面对的问题不止于此。在1984年前，中国银行是没有西方的“商业信贷”的概念的。当时所有银行的资金都由政府分配。发放信贷前，银行分析的不是贷款人的偿还能力，只需按政府领导的指示把款项交给有关人等就成。就连追讨急债，也是政府的事。事实上，说所有大型的银行交易都是政府行为并不为过。
政府主导中国银行，让银行改革举步为艰。真正的银行改革会把银行从政府中区分出来，让他们享有真正的独立。自然，不是所有跟银行有关的政府官员都乐于看见改革成果。但是，一日银行体系不是独立地按商业模式运作，任何专业和优质的银行活动一日都难以出现。在这背景下，难怪呆坏账不断增加。很多年来，四大面对如此的可悲情况：每借出十元，只有八元可以收回。
银行需要改革实在十分清楚，绝对不可再拖。不幸的是，在中国社会，改革中最受影响的政府，却是唯一可以推动改革的一个机关。从改革进一步退两步，就可见中国面对的困局。
银行改革的历史
中国真正有意改革银行始于一九九九年，当年四大银行呆坏账比率高达39%，较韩国和泰国银行在一九九七至九八年亚洲金融风暴时面对的35%呆坏账还要严重。也难怪中国国内媒体称四大银行是“麻烦制造者”，他们所出的乱子实在大，四大银行掌控了中国70%的金融资产。
从一九九九年开始，中国开始为呆坏账进行撇账和注资。四大银行在第一次撇账中处理了一千七百亿元的呆坏账，同时注资三百五十亿。国家又向美国于一九八九年成立的重整信托公司取经，成立四家资产管理公司，为四大银行处置不良资产。虽然这四家公司一般只能挣回原本债务的20%，甚至更少，但这绝对是一个正面的发展。向四家资产管理公司购入不良资产的买家不止来自中国，美国花旗银行，UBS银行，香港上海汇丰银行也曾是买方，双方作出互惠的交易。所以说，纠正中国银行乱局是一门国际大生意。
在建制这一方，中央推出不少措施，希望可以减少所有层级的政府官员对银行的干扰。中国央行中国人民银行特别出台新的大分区管理制度，目的是摆脱地方政府对银行的干预，将人权、事权上收，实行垂直化管理，加强中央的信贷管理。
在2003年中国成立银监会，取代央行过去监管银行的角色。总体来说，银行改革大多受外国经验影响，其中又以借监美国的情况较多。
银监会的改革战略
中国银监会为银行改革订出三个新战略。一是要所有中国银行上市，特别是在海外股票市场。为了要市场对新的上市银行有信心，中国政府特别一再对四大银行注资。另外，银监会又对小型银行提出警告，一旦他们表现欠佳，就可能要倒闭。小型银行多由省或地方控制，这警告动作是要表明中央政府对银行改革的决心。
第二个战略也十分重要，它就是新的问责措施。一旦出现内部问题，上两级的负责人都承担责任。假如此项措施操作时跟最初构想时一样，则它对银行体制来说无疑是一大震憾，银行内部以高层不法行为见称，数以千计的银行高层已因腐败问题被捕，包括前中银香港负责人刘金宝。
第三个战略就是让包括中国四大在内的所有银行跟境外银行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同时让外资入股中国银行。中国打开大门，外资在中国银行业的参与自然更多。在此问题上，世贸组织可谓是幕后黑手：世贸规定，中国必须在2007年前让外资全面进入中国银行业。所以，中国要整顿国内银行业，可谓是时日无多。就像其它行业一样，眼见外国的狼就快到来，中国的羊就愈走愈快。
境外参与
中国银监会的举措，让数家境外投资者和银行可以成为中国国内银行的主要股东。汇丰最近购入第五大银行交通银行19.9%的股权，而交行也在香港上市。汇丰将派员加入交行董事局，也可以有两位汇丰人员成为交行副总裁。如果是小型银行，政府甚至容许境外投资者成为大股东，在深圳上市的小型银行深圳发展银行就是如此。深圳发展银行现时的大股东是美国新桥投资集团 (Newbridge Capital LLC)。该集团自去年年底开始改组银行，新任主席和首席营运官都是美国具有丰富经验的银行家。
外国管理经验可以有助改善中国银行体制的情况，对未来进步而言，可能是一个务实的方法。让境外参与一事，也可说明在中国，没有现代的管理制度，问责制度，明确的物权制度，中国要建立现代银行体制是如何困难。
借助国际知识和经验可以加快中国金融业现代化，在其它很多经济的方面也是如此。向外借监的新思维实在是很有意思。毕竟，在发展中国家渐出现现代银行体系可谓是大势所趋。没有国家一开始就有全面现代化的体制。美国也经历过三十年代大萧条，之后也引进了一连串金融改革。
很多国家，包括亚洲国家，都通过开放政策取得成功。在韩国的例子，政府在一九九七到九八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容许外资进入和成立资产管理机构，一直被广泛视为是其渡过难关的关键。
必须指出，藉开放取得成功并不是易事。日本银行体制自一九九一年泡沫经济爆破开始，即尝试改变日本银行及其企业客户互相控股的问题，日本也曾努力引进外国人材，容许外国人参与金融业，也尝试跟国际制度接轨，这些改变有某些正面效果，但日本是否如韩国般成功，甚至日本经济能否像中国现时一样强劲增长，都仍属未知之数。
境外入股背后
虽然中国政府视银行乱局为一大负担，但很多外国投资者和银行却视为一大商机。在美国银行入股建行的例子，情况似乎十分乐观。从美国银行的角度，中国经济增长较美国更快（虽然短期内美国仍是最大经济实体），这已是一大优势。此外，中国银行有中国人的个人存款，而中国的储蓄率之高也是冠绝全球。中国储蓄每年激增，美国储蓄年年下降。买入像建行的中国一家大银行意味著可以很快就可利用中国庞大的存款。
建行是中国第三大银行，有14,500支行，服务一亿三千六百万零售客户和国家主要企业。在2004年建行存款约占全中国的总存款量的13%，建行也拥有四千七百二十亿元的资产。美国银行不止参与投资，它也计划派出五十名银行家协助管理建行，特别是风险控制的业务。
美国银行和建行的合作几乎肯定是外资在华活动即将增加的先兆。其余三大银行：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相信也随时会有境外伙伴。其余三大要找境外伙伴的一大原因是他们都欲尽快海外上市。但是，各大银行还有大量内部改组和改善的工作有待完成。数十年来累积了不少大问题，要提升到现代的理想水平和现代化还需要作出更多的努力。
未来的教训
向外开放，包括资产投资和刻意引进外国最佳经验，是要解决银行乱局所不可感缺的。加大开放力度会有助更快引进现代专业管理。海外管理人员可协助中国银行提高透明度，问责性和减低风险，最终会增加金融机构的国际竞争力。
对银行大员而言，最大的教训是，假如政府制度跟银行制度混淆不清，银行都为政府服务，银行问题迟早会变成政府问题。堕入这个困局让国家承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和本应可以避免的痛楚。真正的银行必须设法借出十元，收回十元，还要收到利息。所谓真正银行的定义，说出来其实十分简单。
但是，要做到这点，却是一点也不容易。一定要有周全的配套：清晰和贯彻始终的政府章程；清晰的产权定义；具问责性的管理层，缺一不可。中国必须继续努力，没有捷径可言。把银行非政治化长远来说会带来巨大利益：独立的银行会把资金借给最需要的企业而不是关系最好的企业，这对中国经济，让中国赶上全球经济水平，绝对是件好事。
本文作者顾志斌（George Zhibin Gu）是一位大陆的商业顾问，撰写了China‘s Global Reach: Markets, Multinationals and Globalization一书（已由Haworth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