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秋未歇楚人悲

千秋未歇楚人悲

                               汪 康 哉

“楚人悲屈原，千岁意未歇”。每到端午节，看到龙舟，每每要想起苏轼的诗《屈原塔》中的这两句。龙舟竞渡里，有读不尽的楚人的悲哀。

楚人为屈原而悲，已经有两千多年了。

屈原因何而悲？

东汉楚辞学家王逸用了两个字来概括：“不遇”。

屈原学识渊博、品行高洁，还具有很出色的治国才能。司马迁就称赞他“其志洁，其行廉”，“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出则应对诸侯。”而且更有其过人之处，那就是忠心。这只要看一看他在《惜诵》中“专惟君而无他兮”（意思是，除了君王，他便一无所有）的表白，即可想见他对于君王的忠心已经是到了何等炉火纯青的程度。

然而，这位“德才兼备”的屈原，偏偏遇上了楚怀王、楚襄王这两个“壅君”。才做了几天“左徒”的官，小小地试了一下牛刀，便因受谗言之害，被疏远，被贬谪，被放逐，“美政”的政治理想化为泡影，眼睁睁看着君王成为秦国的阶下囚，郢都也被攻破，终致绝望，抱石沉汨罗江而死。太史公为他深感不平：“屈平疾王之不听也，谗谀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

屈原的一生就是一个悲字。他把他的悲盛在《离骚》里，盛在《天问》里，盛在《哀郢》里，盛在《怀沙》里，盛在他的牢骚歌系列里，还是盛不下，就盛到汨罗江里，年年月月，在楚国的大地上流淌。

屈原沉江后，楚人哀其不幸，年年在他沉江的这一天在江中划着龙船为它招魂，还在他沉江的地方和他的故乡秭归为他修建祠庙，让他的哀魂得到安息。

这哀屈原的龙舟在江上一年一度地划着，船上的鼓声一年一度捶打着岸边人们的心。有谁能读懂楚人的悲哀？

楚人之悲，何止是在悲屈原的“不遇”？

他问天问地、上下求索，求索得形容枯槁、颜色憔悴，还没有求索出一丁点结果来，就糊糊涂涂地跳进汨罗江。，不是更可悲吗？

为什么屈原的求索无果而终？这就不能不说到“忠君”二字。正如朱熹所说，“原之为人，其志行或过于中庸而不可以为法，然皆出于忠君爱国之诚心”（《楚辞集句》）。

由于忠君，他缺少（实际上是不敢有）对君王的怀疑精神。楚怀王和楚襄王，事实上都是刚愎自用、昏庸愚蠢，给人民造成深重苦难，最后葬送国家前途的历史罪人。而子兰、郑袖、上官，不过都是他们的影子。别看屈原扬言“上下求索”，对眼前的最高权力者却丝毫不敢“求索”，只能三缄其口，只有称其为“明君”、“美人”的份儿，十分憋得慌得时候，最多也就在背地里向那些影子吐吐口水（学名《离骚》或《楚辞》）。把国家衰败的一切原因都归结到奸臣当道，他自己倒是心理平衡了，可楚国也就完蛋了。

除了沉江，难道就没有另外的路可走？

楚人南宫有言：“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这说明以楚国的民心和人力，不仅完全可以与秦军抗衡，而且还有最终打败秦国、取而代之的可能。后来的历史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在秦末农民大起义中，项羽和刘邦的两支起义队伍就是推翻秦王朝的决定性的力量。如果不把振兴楚国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君王身上，而是丢掉幻想、甚至像搬绊脚石一样把他搬开，相信民众、依靠民众，以屈原的能力和威望，组织起一支民间抗秦队伍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甚至只需利用一下现成的社会力量，有记载称，发动过震惊楚国的郢都起义的楚人庄踽就数次请求屈原与他合作。如果屈原肯迈开这一步，楚国就完全有可能是另外一种命运。如果说，楚国人在他们的国家被灭亡之后尚且有力量推翻强大的秦王朝，那么当他们的国家还在的时候，为什么不可以把秦国打败，并进而统一中国呢？

由于忠君，屈原没有走出那一步，楚人也就失去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可悲啊！

其实，屈原即使没有这样的胆识，还是有许多路可走的，比如说，孔丘的道路，孟轲的道路，李斯的道路，吴起的道路，再不济，还可以走渔父的道路。这些道路，不管走哪条，都比“尸谏”这条甘愿糊糊涂涂作“壅君”楚王的殉葬品的末路有意义得多。

忠君使他盲目，使他不能在关键的时刻对人生的道路作出最佳选择，最终不仅挽救不了国家，还白白地陪上了自己其实还可以有更多作为的宝贵生命。

因此可以说，屈原的一生，全毁在这“忠君”二字上。而他却是至死也没有弄明白这一点的。这又该是怎样的可悲呀！

虽然屈原的生与死都是极为可悲的，但已经悲了两千多年了，君王的时代已经过去，那么，楚人的悲，那一年一度的江上龙舟，那龙舟上的锤得人心疼的鼓声，为什么还要没完没了地继续下去？

君不见，虽然屈原早已作古，但他的形象却已是今非昔比。遥想在葬身汨罗的日子里，他只不过是能赚得人们几声叹息的被同情者。在他身后几百年中，所有典籍甚至包括野史，都未对他作任何片纸只字的记载，以致使人怀疑是否确有其人，堪称默默无闻之至。可是，当司马迁把他写进一半是为了表白自己的《屈原贾生列传》，说了他一句“可与日月争光”，情况便起了根本的变化，他的形象便渐渐光辉起来，一跃而成为一个受景仰、被崇拜的大红大紫的偶像。

如果说，当屈原从司马迁的笔下闯入历史的视线之后的汉唐时期，还只是一个“忠直之臣、迁谪之客、狂狷之士”，在两宋洪兴祖和朱熹的《楚辞补注》与《楚辞集注》中还只是一个“忧国”之臣、“忠君爱国”之人，而到热衷造神的现当代，则全在“忠君”后面的“爱国”二字上做文章，把屈原捧上了无以复加的顶峰，终于打造成为“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诗歌之父”，成为“中华民族一面爱国主义精神的伟大旗帜”，成为“伟大的‘民族魂’、‘中华魂’”！

悲屈原的龙舟一年一度地在江上划着，船上的鼓声依旧捶打着岸边看客的心。鼓声里有一种新的更为沉重的悲哀。

那耀眼的桂冠，那眩目的光环，是曾经忠直、狂狷而迂阔的屈原吗？

从屈原牢骚歌系列看，说屈原有那么一点“爱国”的意思，也未尝不可。因为在他近20000字的牢骚歌中，虽然用了几乎百分之九十九的篇幅写君王的英明和自己的忠贞高洁，但“国”字也毕竟出现了四、五次，相关内容也占了百十来字。不过必须特别说明，这屈原所爱之“国”，并非整个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共同休养生息于其间的近1000万平方公里（大致相当于现在的中国幅员）的文化与地域空间，而不过是指2000多年前长江中游两岸一块很有限的、被称之为“楚国”的诸侯割据区域。而且这个“楚国”，同所有君主专制国家一样，不过是楚王的私家财产。这财产，有的部分是从别人手中夺过来的，在某些时候，当然也可以随意的让出部分或全部给别人。显然，爱这样的“国家”，其实质就是爱君王，是向君王敬献忠心。

屈原的“爱国”诗歌，用鲁迅先生的话来说，“亦多芳菲凄恻之音，而反抗挑战则终其篇未能见，感动后世，为力非强”（《摩罗诗力说》），不过是他“不得帮忙的不平”（《从帮忙到扯淡》）而已。

这样的“爱国”，能和现代的“爱国主义”这个概念扯到一起么？这样地“爱”着“国”的人，能作为“爱国主义的一面伟大旗帜”么？

也就是说，我们整个中华民族，必须以屈原为楷模，要像他一样“忠君爱国”，在君王面前跪着“爱国”，为爱君王而“爱国”？当君王不需要你“爱国”的时候，也许可以恩准你走的远远的，只要你有诗兴，甚至还可以哼一点牢骚歌之类，诉说一些“不得帮忙的不平”，但必须像屈原一样“婉顺”，恪守诗教的“好色而不淫，怨悱而不乱”的分寸;要是再想不通时，还可以得到一个成就美名的“负清白以死直”的机会——这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最高道德标准和最高精神境界么？

我们民族的诗歌如果只是重复或者“发扬”着屈原“牢骚歌”的这种诗歌，我们的“民族魂”、“中华魂”，如果是以屈原为标尺的这样一种“魂”，我们中华民族还有什么希望？！

焦大是《红楼梦》中贾府的一个对主子忠得一塌糊涂的家奴。鲁迅先生曾经在《言论自由的界限》一文中这样提到他：“其实是，焦大的骂，并非要打倒贾府，不过说主奴如此，贾府就是弄不下去了。然而得到的报酬是马粪。所以这焦大实在是贾府的屈原。”

从以“骂”（牢骚）尽忠和吃马粪（被逐、沉江）这些如出一辙的“九死其未悔”的人格及下场看，屈原，又何尝不是楚国的焦大？

为什么要把一个愚忠的“迁谪之客、狂狷之士”涂脂抹粉，树立成一面“中华民族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旗帜”？为什么要把一个“楚国的焦大”捧上神坛，硬要让他成为我们的“中华魂”、“民族魂”？这到底是愚不可及还是别有用心？

当真的成为那“旗”那“魂”之日，便是屈原彻底毁灭之时。因为他已经不是屈原，已经成为一个工具，成为一个以爱国之名行毁国之实的“爱国贼”了。如果屈原有灵，将会有怎样的感概？那浅浅的汨罗江，还能盛得下他的悲哀吗？

我想，楚人的悲哀，楚人的龙舟，龙舟上捶得人心疼的鼓声，怕真的是要没完没了吧？

2007，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