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家让中国人穷上加穷

一、现象：顾家让中国人穷上加穷

中国人由于所在的国度，至今仍然没有摆脱农业文明对应下的熟人社会的格局，政治的力量过于集中和强大，社会自治的严重萎缩，因此，不得不顾家。家成了抵抗社会风险的港湾。也因此，中国人在经济上，将所有的金钱和资本倾注于自己的家，而不愿亦无力为社会、为他人付出一丁点，所以，中国人不得不自私。

家是一个远离“王法”的地方。而在各自的家中，由于有了血缘关系，所以就没有了对、错之分，一切都好说好商量，一切都可以和稀泥。因此，中国人在社会生活中，一直无法培养出独立的社会人格，故中国人在人格上是不健全的。我们受了委屈，采取的办法往往是“撒娇”，因为有家长的庇护；一旦这种庇护不成功，很多人的心理防线就会彻底崩溃，有的以至走上极端，因此，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撒娇：中国式自杀的原因》。

有一首流行歌曲叫《有钱没钱回家过年》，反映的就是中国人的共同心声。年头的南方雪灾让人产生了很多思考，对中国社会的深层次矛盾的思考。中国现在仍然是一个为世界“打工”的国家。“打工仔”、“打工妹”们之所以每年逢年过节花光积蓄，其错误就是顾家，或者一定要回家。中国人将所有的劳动所得都花费在自己的家中或者在回家的路上了。

没有民主政治的建立和完善，中国人对“国家”的态度就只能冷漠和不负责任，就只能将所有的时间和精力花费在建设自己的“私家花园”上，所以，“国家”分离成为了“国”——“家”，两者属于一种完全叛离的关系，以至“国”沦落成了“家”谋取私人利益的手段，所以成就了“家天下”的政治形态。 

二、分析：“家”是套在中国人身上最沉重的枷锁

在拥有发达、成熟文明的国家中，中国人是最依赖于家庭、家族的。很多著名学者早就注意到了这种现象。除了费孝通的“同心圆”理论外，德国大思想家韦伯把中国形容为“家族结构式的国家”。费正清在其名作《美国与中国》中这样论述中国社会的本质：“中国是家庭制度的坚强堡垒，并由此汲取了力量和染上了惰性。”

“中国家庭是自成一体的小天地，是个微型的邦国。从前，社会单元是家庭而不个人，家庭才是当地政治生活中负责的成分。在家庭生活中灌输的孝道和顺从，是培养一个人以后忠于统治者并顺从国家现政权的训练基地。”

根据上面的理论，以及本人的社会生活实践，本文必须得出的一个让人非常反感的结论是：“家”是套在中国人身上最沉重的枷锁。然而，有意思的是，很多学者却认为，亚洲“四小龙”崛起的文化因素是儒教的“家族伦理”。这种观点之所以形成，完全是避重就轻的结果，它忽视了资本主义在全球渗透的历史，以及资本自身的本性和“规律”。

这里必须交代一个话题：资本主义为什么能够在西方兴起，而不是在东方？答案很多，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还是上面提及的韦伯的观点。他认为新教的禁欲主义思想“必定成为我们称之为资本主义精神的生活态度普遍的发展。可以想象的最有力的杠杆。”

韦伯强调，新教伦理的思想“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在其形成阶段的发展了强有力的促进作用，这种促进作用源于新教宗教信仰的某些伦理要求与资本主义制度发展所需的经济动机模式之间的选择性亲和。”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本著作中，韦伯虽然强调了“思想在历史变革中所起的独立影响”，但是它并不否认“新教同样地受到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

就象一些学者所论证的那样，知识学、科学（技术）之所以产生于西方，乃历史的偶然，这种偶然造就了西方的独特文明。按照这种理论，儒教的“家族伦理”同样应该属于历史的偶然造就，它与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同样是不沾边的。亚洲“四小龙”之所以崛起，最终的动因仍然只能归结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移植。由于结合了它们自己的文化因素，才形成了资本主义的“四小龙”模式。

为什么本文强调“家”是套在中国人身上最沉重的枷锁呢？为了偷懒，特别引用本人以前的文章《孔子：天下第一顾家男人》论说如下：

在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哲学”中，宇宙天地万物的中心就是“家”，而“家”的中心就是“家长”。中国传统文化就是根据这个“原点”构筑起来的一个圆圈，小圆圈逐渐扩展为大圆圈。这种人身直至人格的依附关系，也就是人之为人的全部意义。因此，西方人往往对此颇不以为然，如著名哲学家罗素在访问中国后得出的结论为：“孝道以及对家庭的重视也许是儒家伦理学最薄弱的地方。它是儒家哲学体系惟一的严重违背常识的地方。”

罗素不愧是伟大的哲学家，他一眼就看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但他可能没有讲出全部道理。人身、人格是独一无二的东西，是每个人最宝贵的东西，应该是自由、独立的，但它的确也离不开家庭，因为血缘亲缘关系的存在。但依照现代科学来看，西方的“博爱”较之中国的“孝悌”更接近“人”的本质。“博爱”源自基督教教义，而“孝悌”则源自准宗教——“儒教”。两者都可以从现代科学中找到一些依据，但西方的“博爱”有世界性、客观性，并且更具“科学”精神。后现代哲学则更加强调“爱”的伦理学。广义的“爱”使得不同的文明可以达到和平相处的境界。但在儒家家族伦理的单向度的作用下，“爱”是不可能真正建立起来的。

然而，我们应该肯定孔子的人文理想和入世情怀。孔子之所以到处“推销”自己的思想，从根本上不是为了自己的“小家”。他像“丧家狗”那样，就是为了“大家”，为了世界大同，这也正是孔子的伟大之处！孔子的思想中包涵了一种早熟的、朴素的“科学精神”，因为，说到底，全人类无论是来源上还是现实中都离不开这个狭小的“地球村”，尽管历史上的孔子当时还不知道地球是圆的。

依照孔子“仁”的向外扩展，宇宙就是一个大家庭，人人都应该饮水思源，这样，天下就有道德了，人人都是君子了。因此，我们可以这样戏说，孔子是天下最想有个家的人！人人有家之后，理想就变得务实简单起来。这个最高理想也是最现实的追求就是修身，修身好了，就可以齐家治国平天下。（在这里，也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思维是高度模糊、混沌中求直觉的，它缺少知识根基和科学底蕴。）

不知不觉中，我必须提醒诸位：千万不要陷入到了儒家的圈套之中！因为，儒家讲修身，修身可以完成道德向善，树立个人的人格（魅力），而且修身之后一切功利都接踵而至。这不正是中国人的普遍心态吗？一旦掉进这个陷阱，我们就忘记了“人”的本质。“人”的本质是通过个体与群体的关系表现出来的。因此，美国汉学家郝大维、安乐哲认为，“人”是显示文化差别的试金石。

关于“人”在个体与群体的关系中是如何表现出本质的，美国思想家杜威有很精彩的描述，他认为，我们不是在社群中交往的个人，而是由于我们在社群中的交往而突显为个人；我们不是由于具有心智所以才相互交谈，而是我们相互交谈所以具有心智；我们不是由于具有心灵所以相互同情，而是由于我们彼此同情所以才构成热情互助的社群。

杜威这段话中出现的对比关系基本可以对应着概括中国、西方在文化心理、社会心理、个人心灵现象上的差异。如果我们认为从理论上很难讲得清楚，看看当今的社会现实就可以获得至少是感性的认知。我在《传统是怎样“毒害”中国社会的？》提到：我们认真对照中国、西方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心理，不难发现，我们自认为没有“智慧”传统的欧美人却能够在社会生活中充满爱心和人文关怀，而中国人普遍在现实中却格外工于心计，自私得让人绝望。在工业化、全球化的今天，中国人再次在心理上后退了，人心分离得更加疏远和冷漠。中国传统文化由于缺少“知识”的根基，其人文魅力和审美情趣在现实生活中因而大打折扣了。

孔子的“仁”、“孝”等，将中国人的心灵世界使劲往内挤压，这样人就失去了探索外部世界的勇气和激情，因此久而久之，中国人在生命现象上往往缺少生机和活力，显得退缩而猥琐，对外部世界变化显得麻木和冷漠。当代中国似乎仍然没有从这种千年不变之困局中解放出来。因此罗素在上面那句话后接着说：“家庭感情对公共精神产生不良影响，而老人的权威则加强了古老习惯的专横……在这方面，正如在某些其它方面一样，在文明已经到达了相当高的水平之后仍然保持旧习惯，这是中国所特有的。”

儒家通过这种人格区分，而规制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差序等级格局，于是每个人的人格也就很难平等起来。这和西方是决然相反的，西方社会思想一直在朝争取人格平等的方向迈进。另外，中国人似乎非常喜欢“好人”与“坏人”的划分，各个地方、各类人群都有自己的一套说法。其实，人很难分出好坏，人往往是由外部环境决定的，也就是说作为“人”的存在，他（她）必须投入社会现实和社会实践中去，否则就不成其为“人”。

由于过分地、偏激地强调“仁”、“孝”等价值观，中国人的“修身”也是极不完整的。看到这些，就可以纠正我们对西方的偏见。这些偏见包括，西方人由于不注意修身，所以没有家庭观念，所以具有很强的“个人主义”色彩，等等，实在是大谬矣！

三、思考：中国人穷得只剩下“家”了！

中国人穷得只剩下“家”了！当我第一次在自己以前的文章中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我吓了自己一跳。后来，我的一位同班同学也肯定了我的这个说法，我才得意洋洋起来。我认为自己的看法是对的。限于篇幅，本文只做简单的例证。

——孙中山曾经写道：天下为公。但这与中国的传统是不相符的。中国政治的致命弱点就是“化公为私”。当“王”的目的，就是图谋天下，以便实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从此，“家天下”的政治铁律好象再也无法打破了。当代中国的户籍制度正是传统政治的延续，它限制了一项基本人权：迁徙自由，同时，它也将“乡土中国”的特色深深地烙印在了每个中国人的人格里面。

——贪污腐败是中国社会的一个毒瘤，非常普遍，因此对中国社会的性质有很强的说服力。但不知道大家是否注意到了，中国的贪污腐败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那就是，它与中国人的家庭观念密不可分。很多贪官都是为了自己的家族利益而贪。相对于他们的贪污数目来说，他们的生活其实并不怎么“腐化堕落”。为了家庭，很多人（甚至包括一些贪官在内）可以连饭都不吃。在火车上，我们经常可以遇到这样的人。电影《落叶归根》中几千里之外背死人回家安葬的例子，在现实中也是活生生地存在的。

——有人说中国社会就是一个“江湖社会”。而所谓的“江湖规矩”往往来自于儒教的“家族伦理”。如称呼地位比较高的人为“老大”、“一哥”等。与此同时，中国社会仍然是一个“熟人社会”，这导致了形成“法治社会”的阻力，人际关系仍然要靠“人情”和“面子”来维持。

——作为经济的最基本单位“企业”，在中国一直无法形成相对完善的、现代的“治理结构”，仍然是由于一直受害于儒教的“家族伦理”。除了国有的以外，中国比较好的民营企业往往是“家族企业”，它们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现代企业”。

——中国人之所以甘愿做“房奴”，同样是受害于儒教的“家族伦理”。很多人买房子并不是一种经济的、理性的行为，而只是为了维持一个适应传统文化心理的“家”的样子，有的则是完全为了子孙后代。房地产大亨王石都告诫普通百姓：40岁之前不要买房子。难道他真的不想赚钱了吗？不是。他说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奥秘和关键。我看，就凭他这句话，中国政府应该给他颁发“最有良心的企业家”的特别称号。

——由于将过多的精力和金钱投入到了家庭之中——过多的精力和金钱最终形成了经济学上的所谓“沉没成本（sank cost）”，所以，中国的资本市场才那么不发达和不健康，中国人的心态才那么狭隘和不开放，中国传统文化的积弊才那么不容易清除。

——最后，我必须指出的是，在当下中国，真正孝顺的人其实并不多。中国的老年人生活并不幸福。原因还是出在社会机制上。中国古代之所以强调，即使父亲杀人，儿子也要为父亲隐藏真相——此乃孔子所谓的“春秋大义”，原因在于那时的家庭就是一个人安全生活的最坚固的堡垒。但现在，中国社会已经受到了西方文明“四面楚歌”似的围攻，再迂腐地讲求孝道，已经没有那样的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了。老年人的生活必须依赖于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以及真正“和谐”的人文环境，单纯依靠自己的亲属，则艰难困苦是防不胜防的。但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却与社会公众的参与是密不可分的。这种要求却又跟儒家的宗法伦理系统发生着水火不相容的冲突。

中国的社会改造，不仅仅是家庭伦理的改造。你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