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芳:宝贝,我送你回家(中国青年报 2009-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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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习生 杨洋摄

    两张照片上显然是一个人,一个看上去五六岁的男孩儿:只不过一个身穿绿色T恤衫,坐在沙发上,另一个换上了黄色外套,站在墙角里。

    但照片上的署名却不相同——分别是吴志坚和甘朝林。在过去的10多年里,这两个身份,却分别存在于人们的印象里。

    前者生活在福建仙游,是个父母眼中“懂事而又机灵”的大男生。今年22岁的吴志坚还喜欢打篮球。千里之外的重庆市江津,有关甘朝林的记忆停滞在16年前。那一年,林林在跟随父母打工的途中走失,从此再也没有音讯。

    这天下午,张志伟打开电脑,指着这两张照片唏嘘不已。其中一张快照已经有些模糊不清了,左下角还沾上了纯蓝色墨水。

    正是通过他所在的“宝贝回家寻子网”,两个听起来毫不相关的名字重叠成为一个人。今年6月16日,吴志坚在养母的陪同下,远赴重庆和亲生父母见面。

    这家民间网站成立于两年前,以帮助寻找失踪儿童为主旨。作为法律顾问,张志伟主要负责为失踪儿童家长做法律咨询。

    “寻找失踪儿童,不是公安局的事情吗?跟你一个律师有什么关系?”不少人问。

    “哎呀,要做的事情多了!假设你孩子丢了,第一步你会想到什么?”张志伟反问道,“报案对吗?可是公安局一般都不会立案,有些人会说孩子是不是出去玩了,你要不要再找找?过了明天再说,但往往就是这最初的24小时内,是打击人贩子最为关键的时刻,这时你该怎么办?”

    他是法官出身,深感警察和民众之间沟通不畅。很多家长对公安局不立案很不满,但根据法律条文,立案确实需要复杂的程序,而且,失踪类案件破案率很低,很多派出所不愿意为此破坏自己的业绩。另一方面,公安虽然再三强调大家不要静坐闹事,但很多例子似乎表明,不少家长正是由于不断上访问题才得到了重视。

    “对于这种事情,我一般都会极力劝阻!”张志伟很是严肃。

    “你不还是要借助公安局的力量寻找自己的孩子吗?既然这样就不要再和这个体制对抗了,对自己对别人都没有好处。”他一般这样劝说。

    为此,他给自己的定义是“中间人”。这位自称介于理性和感性之间的男人,一方面有过5年的基层刑事法官的经历,能够理解警察的做法,另一方面也愿意站在家长的立场上考虑问题。

    如今,公安部打拐办都会时不时地邀请张志伟在内的志愿者,共同探讨失踪儿童的问题。这些官员会在他的建议下,“潜伏”在“宝贝回家”的QQ群里,认真倾听家长们的心声。

    一个晚上,他刚刚登录QQ,就跳出来数十个对话框。各种各样的求助信息,从全国各地发来。除了失踪孩子的家长,还有一部分来自“宝贝回家”的两万名志愿者:“律师,我在街上看到一个老头儿,每天抱着不同的孩子乞讨,我该不该报警啊?”“我都给公安局的人下跪了,他们还是不立案,我该怎么办?”“我找孩子都找了3年了,一点结果都没有,我不知道还能支撑多久,现在想当杨佳的心都有了!”

    有时候,同样的问题家长会重复好几次,甚至在得到答复后不久,再来确定一遍。不过,张志伟都会不厌其烦地解释。这个目前还没有孩子的男人表示,自己也有父母,很能理解家长的痛苦。

    最令他难忘的是来自深圳的家长彭高峰。去年3月,一个穿着黑色夹克的男子趁彭高峰不注意,抱起3岁半的儿子彭文乐一路狂奔。后来的监控录像显示,当时孩子拼命挣扎,甚至挣脱到了地上,可惜没有一个行人关心,最后男子一把把乐乐抱起,消失在人海里。

    为了寻找儿子,彭高峰可谓想尽一切办法。他甚至在13家网站开通博客,希望以寻子日记的方式获得人们的关注。除此之外,在他经营的小商店上,还立起了“悬赏寻子”的醒目招牌,上面张贴着乐乐的照片,并宣称“寻亲子店,变卖家产,悬赏10万”。

    这种坚持让张志伟很是钦佩。坐在办公室里,这位律师坦言,不少父母在寻找了一段时间后,就选择了放弃。他听说过这样的例子,一个走失的孩子被警方解救后,在派出所里再度被拐卖。不过,他的父母在拿了笔赔偿金后,就让这件事情不了了之。

    还有一次,张志伟接到一个父亲的电话。对方痛哭流涕地说孩子丢了,说是只要孩子能回来,“搭上性命都无所谓”。结果第二天张志伟帮忙联系了当地警方,这个父亲却担心“动静太大了,领导会不会有意见”?

    “我都豁出去了,他还这样!”张志伟无奈地摇了摇头。不过,他话锋一转:“等我一觉醒来,还是会帮助他们,因为他们太无助了!”

    还有一次,他接到知情人士的举报,说是广西一个农民买卖妇女儿童。向警方报案后,他们在这个农民家中发现了3个被拐卖者,其中一个是来自越南的妇女。

    但可惜的是,因为没有找到孩子的亲生父母,派出所最终还是把两个孩子送回了农民家中。他们的解释是,如果把孩子送进福利院,不仅手续复杂,而且福利院对孩子也很难像养父母那样细致耐心。此外,福利院还有一条涉外领养渠道。“万一被送到国外,他们就更难找到自己的父母了。”警察说。

    河南警方倒是抓住了一个人贩子,同样找不到孩子的家人,之后将其安置于福利院。直到当地一家记者,无意将访问福利院的照片上传到“宝贝回家”上时,才被孩子的父亲认出。这时,距离孩子丢失已经半年了。这也成为“宝贝回家”第一个成功的案例。

    在张志伟看来,这些悲剧的发生很大程度上归咎于制度的缺失。这位民法学的硕士研究生,决心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推动失踪儿童的法律制度建立健全。

    今年“两会”期间,他先后联系了两位人大代表,做出了有关失踪儿童的议案。他和另外一名志愿者,还趁着濮存昕签名售书的机会,交给他一份《关于中国失踪儿童问题的分析报告》。

    据说,公安部打拐办的负责人评价这份报告“很有思想”并且“很到位”。今年4月9日,公安部在全国范围内部署了打击拐卖儿童专项行动,其中不少建议源于张志伟的报告,诸如建立DNA数据库,发A级通缉令追捕人犯等。

    如今,张志伟又把工作的重点转移到流浪乞讨儿童身上。早在5年前,这位兰州铁路中级法院刑事厅的法官,曾经接触过这样一个案子。一个在当地火车站的流浪儿,在和另外一个小偷抢地盘的过程中,不慎用水果刀将其捅伤。由于医院没有及时治疗,小偷最终死亡。

    张志伟当时刚刚大学毕业。他建议法官对其从轻判决,因为“觉得那个人很可怜,从小就在这里流浪,基本上就靠乞讨和捡垃圾为生”。

    但他所建议的审判结果最终被上级法院驳回。对方奇怪地发现,由他起草的判决书“并不像一个法官写的,倒像是被告的辩护律师写的”。

    但他从此开始关注流浪乞讨儿童。在笔记本里,张志伟收藏了很多有关街头乞讨儿童的照片,每一张看起来都触目惊心:有的是一个乞丐长期用铁链拴着一个孩子进行乞讨,有的是孩子四肢悬空,全身用牙咬紧三脚架旋转不停,以此吸引路人进行施舍,还有的即使在冬天也在雪地里,一个人在垃圾堆里扒食。

    “下次看到这样的情况,你就可以报警!”张志伟建议。他随即举出了一连串的法律条文,表示即使是亲生父母这样做,只要是符合“利用他人乞讨”,就属于违法行为。

    在他的建议下,“宝贝回家”已经开展了数次解救流浪乞讨儿童的行动。不过他也承认,这其中属于拐卖儿童的比例并不高,大多数属于亲生父母把孩子租赁给别人的情况。据说,租赁方只需要一年给孩子的父母不到1000元的租金,就可以换来数倍乃至数十倍的收入。

    5月31日,“宝贝回家”的志愿者在北京王府井地区解救了一个乞讨儿童。但没过多久,志愿者又在西客站发现了这个孩子的身影。一经调查,原来是他的父母又把他给送来了。

    “这里面的社会问题太多了!”这个32岁的男人感叹道。

    这份工作并非一帆风顺。在“宝贝回家寻子网”上,一共记录了3000多条寻子信息,目前只解决了4条。剩下的人,最小的是去年3月出生的山东男孩许志伟,失踪那天他才两个月大。而年纪最大的生于1973年,今年已经36岁了。根据公安部公布的数字,我国每年失踪儿童的数量在2000~2500例。而联合国大湄公河反拐组织的记录显示,全球被拐卖人口大约250万,其中一半是儿童,亚太地区属于重灾区。据此,张志伟推断说,中国每年的实际数字应该有10万人。

    本来,这位律师可以坐在宽敞的办公室里,和自己的房地产商等客户谈谈股票的。而如今,这份志愿者工作占据了他差不多一半的工作时间。为此,他曾经向其他人抱怨,自己现在“穷得都要靠老婆养活了”。

    不过这也只是开玩笑,更多的时候,他愿意向人谈起自己的梦想:“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位从甘肃一个毫不知名的小县城来北京闯荡的男子汉,坚信自己能为改变社会作出属于自己的贡献。

    “我这叫小人物也有大梦想!”他不好意思地挠挠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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